论文荐读 2019年第3期 | 融合与跨越：近10年来新媒体研究的多维视域

题图来自图虫创意网

融合与跨越：

近10年来新媒体研究的多维视域

杜智涛1   张丹丹1  柏小林2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北京,100089;

 2.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北京,100871)

摘要

基于对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检索，利用共词分析方法，建立了国内外新媒体相关研究的关键词共词矩阵及其相关矩阵、相异矩阵；通过聚类和多维尺度分析，将国内研究划分为“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及其社会影响、新媒体与互联网+、社会化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新媒体的媒介形态”五个类团，国外研究划分为社交媒体、数字媒体与政治传播、媒介融合、新媒体分析与应用四个类团；运用战略坐标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类团研究的成熟度与向心度，并对各类团的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揭示出当前新媒体研究学科跨越、知识融合的特点。

关键词

新媒体  社交媒体  互联网+  媒体融合  共词分析  文献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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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社会结构、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及公共治理、政治生态、经济发展、信息安全等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变革,其研究成为很多领域和学科关注的焦点。关于新媒体的定义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新媒体定义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1];熊澄宇指出新媒体是个相对概念,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是指在计算机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2];匡文波认为新媒体涵盖了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未来的互动式数字电视三种形式[3]; 彭兰从概念演变、基本特征及使用情境三个方面提出了界定新媒体的三个依据[4];Pool认为数字技术导致传播形态的融合,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趋势,新媒体技术是大约25种传播 设备的简称[5]。此外,很多学者认为对新媒体的定义应超越技术形态,从技术、人、社会的互动来定义。如 Lievrouw 等在《新媒体手册》序言中指出,新媒体是传播技术及其相关的社会情景,是延伸人们传播能力的设备装置与实践形成的社会组织与惯例[6];Jones在《新媒体百科全书》导言中指出,新媒体的定义应当从历史、技术和社会进行综合性理解[7];陈卫星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信息生产方式,更是围绕着它所依托的介质和载体所产生的组织性、 结构 性 的 活 动, 重新构建社会性的生产关系[8];谢新洲提出构建多层次新媒体研究框架的设想,指出新媒体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是通过数字技术、通信技术和多样化输入输出设备构成的媒介形态、信息服务平台[9]。新媒体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极强的可扩展性,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定义,其研究也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本文对近10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以对新媒体的研究视域与发展趋势进行一个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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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研究的总体趋势

以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中、外文数据源,中文检索词为新媒体、新兴媒体、网络媒体、数字媒体、移动媒体、手机媒体、自媒体、智媒体、 网络传播、 媒介融合(媒体融合)、社交媒体、社会化媒体、社交网络、流媒体、新媒体传播、微博、微信等;英文检索词为 new media、mobile media、digital media、emerging media、wireless multimedia、media fusion、 media convergence、intellectual media、network media、social media、webcast、computer communication、twitter、facebook、whatsapp 等, 时间段为2008年至2018年, 得到中文文献12186篇、英文文献 5689 篇。由于新媒体这个概念较为宽泛,为此,本研究限于新媒体的媒体属性和社会属性,而较少涉及新媒体技术。因此,尽管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算法等关键词会包含在新媒体研究的文献中,但由于这些关键词更多存在于计算机技术与信息工程等技术类文献中,因此,并未直接将这些词列为检索词, 而是将这些关键词进行了替代,如将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等词用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手机 媒体替代;此外将这些关键词在部分人文社科类期刊库中进行了复检,筛选出相关文献汇总至总文献中,并筛除了大量纯技术工程类文献。选择以2008年进行文献梳理,是因为该 年是移动媒体快速普及的一年,如iphone手机 使智能手机快速普及、App生态系统逐步成熟、SNS网站的普及使社交媒体迅速崛起、 Twitter这种微文本传播模式异军突起、3G 产业全面发展,这一切使得新媒体以一种新的泛在形态被重新定义,一种具有高度社会嵌入性的媒介形态正颠覆着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人们的社会交往模式和受众行为模式。近10年来,新媒体以一种全新的形态重新编织着媒介历史。

由图1和图2可见,国、内外关于新媒体的研究逐年递增,研究热点依次出现。如国内研究中微博在2009年末到2010年初成为热点,相关论文呈爆发趋势;社交媒体的研究在2010年出现,微信在2012年至2013年间成为研究热点;“中央厨房”的研究在2012年出现; 伴随着《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 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互联网+”在2015年前后成为热点。国外 Twitter及社交媒体的研究分别在2009年形成热点,相对于国内的微博、社交媒体的研究要早一年左右;与新媒体相关的大数据研究在国外2010年形成热点,比国内早一年左右;智媒体研究在国外是2013年 形成热点,而在国内是2016年开始出现。

图1 国内新媒体研究的发展趋势

图2  国外新媒体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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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研究视域

新媒体研究正在突破学科界限,吸引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的关注,同时这些研究之间也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视域与主题。将检索得到的中外文文献中涉及的关键词分别进行整理,剔除重复关键词,并将同类关键词进行人工合并,如媒介融合与媒体融合合并为媒体融合,互联网和网络合并为互联网,传播策略和 对策合并为传播略,Social Network、Online Social Networks和 Social Networking合并为 Social Networks,Adolescents 和 Young people合并为Youth等,合并后的关键词及词频见表1和表2。 

表1  国内相关研究关键词词频表

表2  国外相关研究关键词词频表

利用 SATI软件将上述关键词建立共词矩阵,矩阵中单元格中的数据代表两个不同关键词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的次数。利用 SPSS22.0 软件将共词矩阵转换为Spearman相关矩阵,消除由词频差异所带来的影响。相关系数矩阵中,由于选择不同统计方法可能会因为零值的干扰造成较大的分析误差,因此用1减去相关矩阵中各单元数据构造相异矩阵,用以表征关键词间的差异化程度。

3.1 新媒体研究的类团划分

采用SPSS22.0系统聚类法和多维尺度分析两种方法将相异系数矩阵进行关键词聚类①,这两种方法均显示国内、国外研究分别划分为5个类团和4个类团,且由这两种分类方法得到各类团的关键词也基本相同。多维尺度分析得到的各类团见图3和图4。

 图3  国内新媒体研究的五个类团

图4  国外新媒体研究的四个类团

类团命名参考各类团中关键词的粘合力数值。粘合力是用于衡量类团内各主题词对聚类成团的贡献程度,对于n 个关键词的类团,关键词Ai(i≤n) 对类团内另一关键词Bj来说,其粘合力为:

表3中,类团一的关键词及对应文献着重于手机媒体及微博、微信等新的传播模式对社会发展、舆论形成、思想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影响,命名为“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及其社会影响”;类团二“大数据”粘合力最高,但其对应文献主要是大数据及互联网在行业与产业中的作用,其内容与“互联网+”类似,因此命名 为“新媒体与互联网+”;类团三中的社交网络、社交网站、社交媒体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均同义于社会化媒体;类团四的内容重点在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问题;类团五的关键词大体指向新媒体的媒介形态及其构成要素。

表3  国内相关研究各类团关键词及命名

表4中,类团一的关键词粘合力值最大的为社会化媒体、社交网络、Facebook等;类 团二着重数字媒体、政治参与等内容;类团三着重媒介融合、移动媒体等内容;类团四的内容着重网络新媒体的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以及应用等。

表4  国外相关研究各类团关键词及命名

3.2 各类团的向心度与成熟度

运用战略坐标图描述各类团的向心度与成熟度。战略坐标图中,X轴为向心度,表示领域间相互影响的强度;Y轴为密度,表示某一领域内部联系的强度。X、Y轴把一个二维空间划分为四个象限,第一象限表示研究主题处于核心位置、研究内容较为成熟;第二象限表示研究较为成熟,但处于边缘位置;第三象限表示研究处于边缘位置,且不成熟;第四象限表示研究处于核心位置,但尚不成熟。 

国内研究中(如图5),类团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和类团二“新媒体与互联网+” 位于第一象限,向心度和密度都较大,说明它们与其他类团有较强的关系,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是较受关注的热点,研究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研究主题也已经趋向成熟;类团一 “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及其社会影响”位于第三象限,说明该类团内部结构松散,研究尚不成 熟,与其他类团联系也不太紧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类团三“社会化媒体”和类团五“新媒体的媒介形态”位于第四象限,说明它们受到诸多学科和研究者的关注,是热点研究问题,研究态势活跃,但研究尚不成熟,理论体系不够稳定,容易与其他主题交叉、融合,演化成新的研究主题,特别是“社会化媒体”这一主题,热度更高且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

图5  国内相关研究的战略坐标图

国外研究中( 见图 6), 类团一“Social media” 处于第一象限,说明这一研究在国外既是热点,也比较成熟;类团三“Media convergence”位于第三象限,说明国外对媒介融合这 一研究还不成熟,也不是热点研究主题;类团二“Digital media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和类团四“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位于第四象限,表示这两个主题的研究尽管是研究热点,但尚不成熟。

图6  国外相关研究的战略坐标图

综上所述,“社会化媒体”在国内和国外均是研究热点,但国外这一研究相对较为成熟,形成了一套稳定的研究体系,并成为其他研究的基础与中心;国内这一研究尚不成熟,不处于核心位置,也不是其他跨学研究的基础。通过测量关键词矩阵的中间中心度也可以看到这一现象②。国外研究中,关键词 Social networks、Social media的中间中心度最高(39.81);其接近中心度均最小(36),说明这些研究处于核心位置③。而国内研究中,关键词“社交媒体、社会化媒体、社交网络、社交网站”的中间中心度值分别排在所有关键词的第6位、第12位、第 29位、第46位;接近中心度值分别排在所有关键词的第6位、第17位、第25位、第46位。由此可见,国内社会化媒体方面的研究还有极大的空间。 

同时,“媒介融合”在国内是研究热点,但在国外却相反。国内研究中,关键词“媒体融合”的中间中心度值最高(35.933),接近中心度值最小(99);而国外研究中,关键词 Convergence (融合)的中间中心度非常小(0.563),排在所有关键词的倒数第四位, 而接近中心度非常大 (59),排在倒数第13位。可见,在国内,媒体融合相关研究是其他研究主题的中心与基础,而在国外,媒体融合相关研究并不是核心,其他主题的研究对其依赖也不大。尽管“媒介融合”这个概念最早由国外引入,但国外媒介融合实践的底层驱动多是由于资本、技术与业务因素,实现逻辑相对清晰;而国内媒介融合囿于传统媒体的体制约束,实现逻辑较为复杂,面临的体制机制困境更多,地域与行业的发展不均衡,这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会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技术、业务层面,都会引发较为深入的反思。实践中的问题往往能催生理论研究的勃兴,这是国内学者对媒介融合这一主题抱有广泛、持久研究兴趣的原因。

 此外,通过对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平均距离与聚类系数的分析,可进一步探讨新媒体研究的学科交流状况。网络平均距离是网络中任意两个关键词大约经过几个关键词产生共现,平均距离与节点之间信息沟通的容易度成反比,距离越小,则网络节点之间的信息交流程度越大。网络聚集系数表示网络连接的紧密程度,该值越大反映出网络凝聚力越强。通过对关键词网络的计算,可知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关键词网络平均距离都较小, 分别为 1.391、 1.473,说明通过一到两个关键词就能与其他的关键词产生联系,而国内外关键词网络的凝聚度都较大,分别为0.804、0.764,说明国内外关于新媒体的各研究主题充分连接、交叉与融合, 同时具有一定的集中性。平均距离小而聚类系数大,说明国内外关于新媒体的研究网络符合小世界特征。小世界的网络结构具有较快的信息传递速度,有利于信息交流沟通,且只需少量的连接改变,即可对网络性能产生巨大的变革。可见,新媒体研究网络极其便于信息交流与学科碰撞,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基于这一方向形成交叉与融合的态势,而每一次信息沟通、学科交叉与观点碰撞,都有可能促进该领域的研究产生巨大的新突破,这显示了新媒体研究正处于学科交叉、议题跨越和知识融合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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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团的主要研究内容

4.1 国内新媒体研究的主要内容

4.1.1 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及其社会影响

新媒体的发展使信息传播渠道、传播模式、传播效果发生了巨大变革,信息传播的智能化、泛在化、精准化与个性化成为新的趋势。国内一些研究者对这些变化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从传播的“传递观”到“社会互动观”的研究范式转型[10]。从传播者、接受者、传播秩序的角度来看,新媒体互动的信息传播模式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新特征,包括传播主体的模糊化、网络化等特征[11];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发布、传播和接收者无法再被严格区分,信息传播不再有时空限制,这都显示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本质区别[12]。有研究者基于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媒介,分别提出了六度传播模式[13]、议题升级模式[14]、“三明治型”模式(即信息技术网络、社交网络、信息流三层结构)[15]等一系列新的传播模式。孙玮指出,微信呈现出的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新的传播模式[16];彭兰研究了微信“红包”这种新的传播模式,认为它在社会资本积累上发挥着特殊作用[17];巴志超等建立了微信群内部的会话网络结构及关键节点的测量模型[18]。 

新的传播模式对社会舆论与政治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魏超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舆情的复杂特性及舆论引导模式[19];卢嘉等认为新媒体环境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界消解使得理智与情感不再对立,个人情感和公共利益都可以成为社会动员的手段[20];吴瑛等研究了微博反腐现象认为,尽管中国的网络反腐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反腐话语多数关注官员个人而非制度,政治参与的质量与深度不足[21]; 梁虹认为新媒体技术通过对时空及本地概念的 改写,构建了新的文化形态和新型文化身份,但文化差异和潜在的文化冲突并未消失[22];邹军探讨了全球互联网治理从个人到全球共治的过程[23];谢新洲等认为应发挥新媒体在凝聚共识中的主渠道和主战场作用,坚持党管媒体,尊重网民主体性,重视“圈子”传播,提升媒介素养和改善国际舆论环境[24]。 

新媒体对隐私保护与信息安全的影响也成为学者们的关注重点,徐艺心认为数据流动、信息公开与隐私保护、信息安全存在着矛盾性和竞争关系,前两者的加强必然会增加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风险,而后两者又会限制数据流动与信息公开[25];王雪芬等认为传统的隐私关注测量量表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交媒体环境,应更多地聚焦在社交媒体情境化特征中所涌现出的隐私问题[26];殷乐等探讨了隐私观念的变化及在隐私观念变化中媒介的作用、隐私保护的实现路径等问题[27]。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新媒体对学习方式及学校教育的影响,如杜智涛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网络社区中用户知识贡献与获取行为的影响因素[28];毕红梅等指出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观念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功能,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应当转变观念、转变话语、提升素养[29]。

4.1.2 新媒体与“互联网+”

2015年以来,伴随着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进,国内学界对“新媒体与互联网+”的研究骤然增多,其主要研究视角多是新媒体对传统产业的影响,以及“互联网+”带给新媒体的挑战与思考。 

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应用到媒体行业,为媒体融合提供了新渠道,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传媒行业的新发展。他们认为“互联网+”是推动媒体进行新一轮转型的外在动力和必要途径,它提供了新媒体跨界运营和产业发展的新模式[30];孟威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升级换代,它意味着优化内容生产、创新媒体形态、重构供需关系等[31];杨蕾等指出“互联网+ 传媒”运营模式要从“痛点定位、价值创造、用户体验、传播机制”四个要素入手[32]。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应用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张鸿飞等提出“互联网+”时代传媒产业生态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传媒产业外向“崩溃”,产业边界不断外扩,逐渐形成泛媒体化[33]。除了“互联网+”对企业带来的变化,政府如何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进行政务服务的优化升级也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者主要从政务与新媒体结合的 路 径、“互联网+”时代如何进行危机公关、完善新媒体治理体系等角度进行了探究[34]。

4.1.3 社会化媒体

很多学者将社会化媒体与社交媒体、社交网络作为同义用词,由于相关研究的内容、边界类似,这里并不做特别区分。关于社会化媒体的内涵,田丽等梳理了这一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脉络,分析了其互动性、用户贡献内容、关系网络特性、平台性等特征[35]。 

关于社会化媒体的功能,学者主要从信息传播、社会化媒体营销等角度进行了研究。韦路等基于社交网络研究了全球的信息传播格局[36];王贤文等研究了社交网络中学术论文的传播机制[37];赵剑华等研究了舆论信息如何借助社会化媒体进行发酵和传播[38];朱明洋等基于媒体功能与用户特征划分出不同类型的社会化媒体营销形式,并揭示了其在营销目标与内容形式上的显著差异[39];崔瑜等指出社会化媒体营销融合线上和线下、虚拟和现实,整合多样化媒体介质,为受众带来了独特的品牌体验,实现了更高的内容性和互动性,收获更为精准的传播效果[40];傅慧芬等将社交媒体内容营销的信息分为产品、娱乐、社交互动、品牌互动以及自我实现五类[41]。 

在使用上,一些学者研究了社交媒体在行业中的应用,如刘璇分析了图书馆社交媒体应用的优势、案例及问题[42],此外,社交媒体在旅游、新闻等领域的应用也都有学者进行研究。也有学者研究了普通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如李纲等构建了社交网站用户个人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模型,指出信任、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均是个人信息披露态度的强预测因子[43];还有学者从使用动机、使用行为、改善机制等视角,研究了大学生、城市新移民及科研人员等不同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44-46],以及用户持续使用社交媒体行为的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等[47]。 

在社会影响上,吴信东等基于用户的交互行为研究了社交媒体的影响力[48];葛红宁等研究了用户使用社交网站行为对其获得潜在社会资本的影响[49];牛更枫等探讨了社交网站对自尊的影响[50];还有学者探讨了社交媒体对不同群体产生的特定影响,包括女性群体的身体意象失调、青少年的抑郁、自我认同、老年人健康等[51-53]。

4.1.4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

关于媒体融合(或媒介融合)的研究集中在概念及内涵的界定、现状、策略、途径等方面。史安斌等指出社交媒体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既为重塑新闻业开拓了新路径,也带来了传播权力的转移,技术寡头成为控制公共生活和媒介生态的决定性力量,并使互联网公共领域呈现出“再封建化”的趋势,从而吞噬整个新闻行业[54];陈映认为,可以从技术、经济、组织及制度四个维度来分析和理解媒介融合的概念和层次[55];蔡雯等提出媒介融合的核心包括媒介内容的融合、媒介渠道的融合及媒介终端的融合[56];谢新洲从我国媒体融合的具体实践模式出发,提出了媒体融合的评判标准,分析了当前我国媒体融合工作存在形式大于内容、量变多于质变的问题[57];胡正荣提出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方式,即打造融合媒体技术体系, 适应用户的变化,以产品为导向,通过流程再造和组织重构,建立融合的机制体制[58];还有学者提出,媒体融合的方向是打造数字化媒体、全媒体[59],杨晓燕等从盈利模式、受众、内容、数字化产业链四个方面提出了全媒体时代纸媒数字化转型的策略选择[60]。 

同时,对于媒体融合所带来的人才需求,一些学者对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做了具体的阐释,他们认为应建立互联网思维,融通多元化信息,向全媒体新闻人才转型,并提出了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改革创新问题[61-62]。 

近10年来,基于互联网新媒体各种形态的融合仍在继续推进,研究热度持续保持,但对于媒体融合、三网融合、产业融合等相关问题,研究者仍存在不少分歧。

4.1.5 新媒体的媒介形态

当前,人们对新媒体形态的探讨从未停止。任何媒介形态的变迁都离不开技术的驱动,随着大数据、云 计 算、人 工 智 能、物 联 网、VR/AR 等技术普及,新媒体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李青青认为手机从单纯的通讯技术到移动新媒体的演变,是媒介形态的创新,形成了移动新媒体这一新的媒体形态[63]。同时,微信公众号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人最普遍使用的一种“媒体”,但它与传统媒体有着本质的不同,邓秀军等通过分析微信公众号推文,认为这些推文通过阅读、点赞、转发与评论,被不断解构与重构着,已经 不能称其为新闻,而只能称之为信息[64]。智能 化是当前媒体的重要特征,最有代表性的是推 荐算法的应用机制,一些学者研究了推荐算法背后的新闻价值观[65],探讨了推荐算法对用户新闻内容选择上带来的消费主义倾向[66],以及对人所形成的“信息茧房”[67],导致人的扭曲和异化[68]。 

陆地等从VR技术的不断完善,看到了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网络媒介具有替代性,而且具有超越其他任何传统媒介功能的可能性[69];喻国明认为直播技术增加了社会流动性,打破了围观与参与表达的界限,将成为最具革命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70];李泰安指出区块链技术将在版权保护、信息脱媒、新闻打假等方面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并将在网络从非结构化数据到结构化数据的演进中重构网络舆论环境[71]。 

随着媒介形态的不断演进,社会文化及媒介文化也催生出相应的新形态,包括弹幕文化、“丧”文化、二次元文化、粉丝文化等,对社会变革产生着深远影响[72-73]。有学者指出,这种新媒体文化现象是由于 Web3.0时代媒体传播的去中心化消解了主流文化的生产中心导致的,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不能无视其消极的一面[74]。

4.2 国外新媒体研究的主要内容

4.2.1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

与国内一样,社交媒体在国外也是一个研究热点,主要涉及社交媒体的营销、社交媒体的知识传播、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社交媒体的隐私问题等方面。 

有效沟通的策略是关于社交媒体营销中研究最多的问题[75]。社交媒体在鼓励消费者购买方面的重要作用也被很多学者关注[76],Ducange等认为,社交媒体中隐藏着大量有价值的数据,挖掘和分析这些数据对营销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77];Reto等从范围、文化、结构、治理四个维度提出了社交媒体营销的策略[78]。 

社交媒体在教育、知识传播及创新方面的作用也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Vlieghe等探讨了社会阅读和社交媒体在扫盲教育中的实施[79];Kaewkitipong等研究了社交媒体作为知识分享工具的用途[80];Sternberg等以Twitter为例研究了社交媒体在医学专业知识传播上的作用[81];Lauckner等研究了社交媒体在传播癌症教育信息上的作用[82];还有学者提出国家卫生当局可利用这些技术提供可靠和高质量的卫生信息[83]。 

与国内研究者的关注点一致,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也是国外研究者研究的热点。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交媒体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对学习态度、交友态度的影响、在学习活动中的用处、对青少年行为习惯的影响等方面[84-86]。 

社交媒体的隐私问题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学者们从道德、法律、个人安全等多个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87-88]。Veghes等认为,用户必须知道他们的个人信息是如何被处理的,谁可以查看他们在社交网络中发布的数据及他们如何保护他们所发布的信息[89];Bartsch等提出用户需要具备在线隐私素养,培养其对社交网站更谨慎的隐私行为[90]。

4.2.2  数字媒体与政治传播 

(Digital media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近年来,新媒体在国外政治大选中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很多学者开始着眼于研究数字媒体与政治参与这一话题。Dimitrova等研究发现数字媒体的使用与政治参与存在着积极的关系[91]; Aldrich等比较了数字选民动员模式和传统的拉票方式的传播和影响,发现虽然离线形式在调动投票率方面仍然最有效,但在线信息对于参与竞选活动来说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 对于年轻人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上[92];Owen也通过研究发现新媒体使得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竞选活动[93];Kirk等研究发现数字媒体的使用增加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效能感,并改变了政治媒体环境[94];在数字媒体的使用与传统政治参与形式的态度上,Bimber等认为政治利益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政治利益较低的人来说,数字媒体的使用与传统政治参与形式是一致的[95];还有学者认为,国家在宏观层面上的数字化水平和个人层面上的网络使用都是政治参与形式的决定因素[96]。除了竞选之外,公 共部门越来越多地利用新媒体作为与公民交流和互动的手段,大力提升电子政务在网上服务方面的发展,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97-98]。

4.2.3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

新媒体为传统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肥沃的试验田”,为更多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Abdulrahman认为新媒体是未来的媒介,媒体融合是媒体发展的重要趋势[99];Freire认为新媒体不再是传统媒体那样的单一形式,而是一种新型的视听化、复合化的形式,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平台、社会支持平台和后媒体时代的内容平台[100]。随着新媒体技术在全球的普及,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传媒变迁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Fosu和 Pfefferbaum 等研究发现,加纳和尼日利亚等新兴民主国家媒体融合的“新”现象为广大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话语提供了平台,这些国家媒介融合的实践,对维持其国家民主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01-102]。 

国外学者非常重视媒介融合给记者带来的改变,记者不仅需要写作和表达故事,还需要进行摄影和编辑,一些记者尽管在传统媒体工作,但也会涉及到博客、网页、客户端或在多家媒体上进行交流。Nayak基于这一视角探讨了新闻聚合的重要性和新闻机构面对未来的变化方式[103]。

4.2.4 新媒体的分析与应用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由于新媒体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较强,大数据、数据挖掘、复杂网络分析、语义分析等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媒体的研究中,这些研究拓展了新媒体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视域。Arsenault指出媒体所带来的新的权力中心不是基于内容的控制,而是基于数据的控制[104];Nuernbergk等通过内容分析和网络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选举中的应用[105];Micu等通过抓取网络大数据,使用自然语言工具包和 TextBlob进行情感分析,解释了基于社交媒体的客户行为,探讨了销售策略的改进[106];Lipizzi等提出了社交媒体信息流的分析和可视化方法[107];Petrovic等运用网络信息流抓取、聚类算法等技术研究了以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和以新闻专线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内容、时效等方面的区别[108];Moeller等运用数据挖掘方法探讨了公众如何对新闻报道作出反应[109];Wells等介绍了一种将 Facebook的新闻内容与传统调查方法相结合的“大数据”测量方法[110];Bond等通过在美国国会选举期间向6100万 Facebook用户提供政治动员信息的随机对照的大规模实验,研究了影响数百万人政治表达、信息获取和现实 世 界 投 票 行 为 的 因 素[111];Verbeke 等对 Twitter的大数据分析,从社会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学科联系视角,提出了利用多学科方法加强媒体研究的思路[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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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媒体研究作为一个交叉性的研究领域,吸引了国内外不同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形成了诸多的研究主题。国内研究形成了五个主题类团;国外研究形成了四个主题类团。国内与国外关于新媒体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差异:一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内多是理论描述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规模小,突破性研究不多;国外多用到调查统计、计量模型、数据挖掘等方法,研究更有深度。二是国外的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和问题更加全面,研究视域更 多元、方法更严谨、结论更客观;而国内在研究视野、研究的严谨性和规范性上与国外仍有一定差距。三是国内对新媒体与政治的研究多是基于对权利合理性的话语阐释,对策话语泛滥[113],这样很难促进真正的知识增长与理论体系建构;相对而言,国外的研究较为深入,也更具实用价值。 

总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近10年来关于新媒体的研究,经历了从解构到建构、从形式到实质、从领域跨越到学科融合、从工具论到社会论的过程,传统研究领域不断突破,新研究视角不断地被提出。智媒体、融媒体、全媒体、流媒体等新的形态、新的概念和新的话语体系不断拓展着新媒体研究的内涵和边界。正是由于这种拓展,使得新媒体的内涵与边界并不清晰。新媒体研究并没有沿着既有的知识传播路径和学术交流网络展开,而多是研究者基于个人的兴趣和对这一热点话题的捕捉后进行的探索性研究。因此,有学者指出,与其说是新媒体研究知识的扩散,不如说是“热度”的扩散,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研究的知识共同体尚未真正形成[114]。 

新媒体研究处于学科交叉的“十字路口”,在这里实现了知识的跨越与融合,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交汇在这里,带来不同的研究方法、范式与思维模式,然后沿着各自路径带走新的议题和新的视野。在此交汇中,新媒体如何不被淹没在其他学科之中,其自身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学科体系能否得到建构,是学界亟待探讨的问题。未来新媒体的研究趋势与重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本体论上确定新媒体概念体系与内容边界,明确新媒体的“元概念”、“衍生概念”及各概念的范畴及关联,建构新媒体的方法论纲。二是厘清新媒体的媒介属性、社交属性、技术属性、资源属性等,探讨新媒体超越媒体、技术与工具,重构社会生态、人类文明、时空尺度的本质属性。三是剖析新媒体的时空构成、符号表征与文化体系等,探讨新媒体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功能及体现的价值规范;在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上,探讨新媒体的社会嵌入机制。四是探讨由新媒体所构建的社会生态体系结构与演化。这些都将成为新媒体研究的重要议题。

作者简介

杜智涛,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网络传播

张丹丹,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网络传播

柏小林,女,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网络传播

注释

① 多维尺度分析通过 SPSS-ALSCAL进行,距离设为“数据为距离数据”,度量标准用区间 Euclidean距离,度量水平选择二维尺度分析。

② 为简化计算,将共词矩阵中的数值转化为0、1二分变量,采用 UCINET6软件计算。

③ 网络的中间中心度测量某节点多大程度上位于其他节点对的中间位置,起到桥接的角色。中间中心度越大,表明该节点越多地占据资源和信息流通的关键位置,其他点对其依赖性越强。接近中心度指网络中某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的接近程度,其值越小,说明该关键词离中心越近,占据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原文载于《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9年第3期19-32页，欢迎个人转发，公众号转载请联系后台。

制版编辑 | 王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