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首发 | 回望“十三五”: 国内信息行为研究的特点、不足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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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琳^1,2 张建伟^1,2 王姗姗^2,3 章小童^1,2 张泰瑞^1,2 李安祎^1,2

(1.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天津, 300071; 2. 南开大学信息行为科学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3. 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093)

摘 要

本文基于对“十三五”期间发表的497篇信息行为相关论文开展的内容分析,揭示这一期间信息行为研究的特点、不足和问题。研究发现,“十三五”期间我国信息行为研究关注的用户群体更广泛,研究的环境和情境得到了延伸和拓展,关注的信息行为类型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健康信息相关研究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融合具体场景的案例研究日益引起重视及跨学科借鉴与融合的趋势更加凸显。此外,本文也指出了该时期我国信息行为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宏观层面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行为问题的关切不够,缺乏新技术环境下的前瞻性、预测性研究,缺乏扎实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创新,对研究方法多样性、规范性和局限性的认识不足。最后,本文讨论了“十四五”期间及未来信息行为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十三五”信息行为研究 信息搜寻行为 信息搜索与交互行为 健康信息行为 信息分享行为

1  引 言  

“十三五”规划纲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确定了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质量总体改善及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征程上，以信息、技术和人及其关系为其核心研究任务的情报学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围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如何影响用户与信息系统交互及信息有效获取的信息行为研究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存在哪些不足和问题？“十四五”期间该如何推进？等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信息行为研究是情报学特有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情报学领域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该领域一方面关注用户如何获取、传播、利用信息等与信息相关的行为特征、模式，并寻求提出新的理论，指导信息行为相关的社会实践，促进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提升人们生活的幸福感、满足感；另一方面，信息行为研究有助于改进和完善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的开发和设计，提升信息服务水平。因而，开展信息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信息资源极大丰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信息行为研究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2020年是我国“十三五”（2016—2020年）收官之年，本文拟分析“十三五”期间国内信息行为研究取得的进展，总结已有成果，明晰存在的问题，为“十四五”期间更好地开展信息行为研究，推动信息行为研究与社会实践更紧密的结合，提升与扩大信息行为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做出贡献。

总体来看，“十三五”期间我国用户信息行为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学术会议、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活跃，如“用户信息行为研究的新环境、新方法、新方向”（2017年12月，南京）、“交互与信息行为研究学术研讨会”（2019年5月，天津）、以“信息行为与人机交互”为主题的2020年ASIS&T亚太地区会议（2020年12月，武汉）等学术会议相继召开，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和学生参会，凸显了信息行为研究在我国日益得到重视。2020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正式批复成立信息行为研究专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已于2021年7月在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由此迎来了信息行为研究的新阶段。

部分学者曾对我国信息行为研究进行过综述^[1-2]，识别了研究的热点主题，总结了研究现状，但缺少系统性、较全面的分析。为此，本文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针对“十三五”期间我国信息行为研究进行分析，揭示研究呈现的特点，包括学者们关注的主题、用户群体、研究方法等，评述我国“十三五”期间信息行为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为“十四五”期间的信息行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  

在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快速变革的背景下，学者们不断地拓展了信息行为研究的边界^[3]。传统上，LIS领域的学者更多地探讨用户的信息搜寻行为、信息搜索行为、信息检索与交互行为等。近年来，受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塑造的网络社会环境的影响，用户信息行为类型更加多样、复杂，学者们也开始关注诸如中辍行为、用户隐私设置、信息偶遇、信息规避、信息倦怠等行为。因而，本文将试图涵盖不同类型的信息行为研究。

2.1 分析样本

参照CSSCI（2019—2020年）来源期刊目录，选择“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目中被收录的20种学术期刊，从CNKI中检索了从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发表的信息行为相关论文，共617篇。在分析的过程中，剔除了研究内容偏离用户信息行为的文献，最终获得497篇论文，形成本研究的分析样本。文献类型分布详见表1。

表1 文献类型分布

表1显示，研究论文占比高达81.9%，已成为最主要的论文发表形式。由此可见“十三五”期间针对各类信息行为开展的研究形成了该领域研究的主流。

2.2 编码分析

为识别“十三五”期间我国信息行为研究的基本特点，研究小组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样本文献进行了编码。编码框架包括研究主题、研究用户群体、研究方法、采用的理论模型及研究发现或结果。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本文通过表2的编码框架分析样本论文，梳理和总结“十三五”期间的研究进展与存在的问题。

表2 文献编码框架

3  信息行为研究的特点  

如图1所示，“信息搜索行为”占比10.84%、交互信息行为”占比10.61%，“信息搜寻行为”占比为10.16%，“健康信息行为”占比13.77%，“信息分享行为”占比12.19%，综合性信息行为研究占比14.22%。这几个主题可谓“十三五”期间信息行为研究的主要领域，总占比达到了71.79%。“十三五”期间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除传统信息行为研究外，信息采纳意愿、倦怠行为、知识付费意愿等也引起了关注。

图1 “十三五”期间信息行为研究主题分布

37.06%的研究没有进一步聚焦其研究的用户群体，除大学生（31.46%）、科研人员（11.54%）外，老年人（5.94%）、农民（3.85%）、旅行者（1.4%）和不同身份、职业的群体也得到了关注，如图2所示。

图2 “十三五”期间信息行为研究用户群体分布与占比

表3展示了研究论文采用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的分布。在407篇研究论文中，问卷调查（47.4%）、实验法（16%）、访谈法（14.5%）、网络爬虫（12.5%）是学者们常用的数据收集方法，随着技术的发展，眼动追踪（1.5%）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针对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学者们多采用结构方差模型（59.1%）对数据进行分析，参数/非参数检验（44.6%）和编码分析（23.1%）是实验法常用的数据分析方法；针对网络爬虫获取的数据，学者们多使用数据挖掘的方法，包括聚类、使用算法对大规模数据进行提取及自然语言处理（主要是分词技术，统计词频）等进行分析，占比51%。

表3 研究论文采用的数据收集、分析方法分布

学者们在研究中使用或借鉴了相关学科理论、模型作为开展信息行为研究的基础，实现了跨学科理论的移植和借鉴。本文针对分析文献中明确使用或借鉴的理论、模型进行了统计。本文将“理论的使用与借鉴”界定为：文献中对理论、模型有充分的介绍，并基于理论、模型的指导开展研究设计，如基于某种理论提出了研究假设。因此，对于仅仅是引用但没有将引用的理论纳入研究设计的不列入本文的统计范围。表4中理论、模型的术语名称均来自于被分析的文献。

表4 “十三五”期间信息行为研究使用或借鉴的理论、模型及频次

如表4所示，使用或借鉴最多的理论、模型是技术接受模型、信息系统成功模型、计划行为理论等。可见，信息行为研究领域产生的理论反而利用率不高。

归纳起来，“十三五”期间信息行为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1)关注了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十三五”期间，学者们面向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开展了相关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以学生和科研人员为主要研究人群的固有模式，更多地关注涵盖各种身份、职业、年龄等的网络用户群体，老年人、农民等相对弱势的群体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不断延伸的用户群体，拓展了信息行为的研究领域，使该领域的研究更紧密地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不断改善不同用户群体信息行为能力的重要推动力量。

(2)拓展和延伸了研究的环境和情境。“十三五”期间，信息行为研究的情境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一方面，更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持的情境成为研究的新视域，如虚拟社区、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学术交流平台、电商网站等。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成为最受关注的用户信息行为研究情境。这与社交媒体在“十三五”期间的飞跃发展密切相关，学者们也积极地将信息行为与这一情境相结合，揭示用户在社交媒体情境中的信息搜寻、分享、转发、规避、倦怠、焦虑等行为和心理特征，为社交媒体信息管理、信息组织和用户管理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基础。

(3)关注的信息行为类型更加丰富和多元化。长期以来，信息搜寻行为是信息行为研究的最主要的行为类型。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户表现出多样化的信息行为，包括信息分享行为、信息采纳行为、系统持续使用行为、各种消极信息行为，包括倦怠、规避、中辍、停用等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多元化的信息行为类型探讨拓展了传统信息行为研究的边界，丰富了信息行为研究的内容。

(4)除传统的信息搜寻行为研究领域，健康信息相关研究已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十三五”期间，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保障公民的健康生活。在“大健康”观念的推动下，健康信息相关研究成为信息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也由此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关注健康信息的质量、公民健康信息素养、老年人、病患及弱势群体健康信息需求和行为等，为提升网络健康信息质量，改善公民健康信息素养，以及提升和完善公民健康信息服务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5)融合具体场景的案例研究日益引起重视。信息行为是人类在不同环境和情境下普遍存在的行为。然而，传统的信息行为研究关注图书馆、信息检索系统等环境中的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对象局限于学生和科研工作者。十三五期间，随着ICTs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学者们将研究触角延伸至不同的场景，比如银行，某款APP，某个在线健康平台等，并且结合这些场景的特点开展信息行为研究。此类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改善特定情境中的信息服务，提升用户的信息行为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6)跨学科借鉴与融合进一步深化。移植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用于构建信息行为理论模型和开展相关研究是信息行为研究领域的传统研究路径。“十三五”期间，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信息系统领域的理论被用于信息行为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推动了跨学科领域的理论借鉴与移植，同时也使不同领域和视角的信息行为研究进一步融合，如信息系统行为研究、消费者信息行为研究等，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跨领域信息行为研究的形成。

4  不同领域的研究进展  

限于篇幅，本文选择几个重点领域，包括信息搜寻、信息搜索与交互信息行为、健康信息行为及信息分享行为研究，阐述“十三五”期间信息行为研究的进展。

4.1 信息搜寻行为研究

信息搜寻行为是传统的信息行为研究领域，该领域着重探究用户发现和获取不同信息资源的方式和特征^[4]。“十三五”期间，我国学者开展了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信息搜寻行为研究，包括大学生、科研人员、农民工及其他弱势群体。分析表明，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当代大学生依旧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群体之一（占比达31.46%），大学生的团队信息搜寻行为^[5]、觅食理论下的信息搜寻行为^[6]、健康信息行为^[7]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移动O2O大学生用户信息需求受到多种因素的显著影响^[8]。各种身份、职业、年龄等的网络用户群体，包括老年人、农民工、残障人士、城市蚁族等相对弱势的群体获得了更多关注，占比达10.84%。

“十三五”期间，学者们针对农民的日常信息搜寻行为、在线信息获取行为、返乡创业信息需求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研究表明，农民日常生活信息需求意识较强，但搜寻频次较低^[9]，信息获取的主观能动性差，信息需求集中表现在教育、文化娱乐、医疗、招聘、返乡创业等方面^[10-11]。此外，虽然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农民信息获取的渠道，但农民利用的信息源较为单一。桂学文等^[12]发现农民倾向利用大众媒介和人际媒介获取信息，这些渠道具有互动指导性强、通俗易懂等特征；常颖等^[13]则发现搜索引擎是农民工在线获取信息的最主要信息源，但表现出了在线信息评估能力不高，多浏览商业性网站，忽略政府网站的特点。然而，当前研究对农民职业身份关注欠缺，尽管石志恒等^[14]针对农民的农业信息消费能力开展了研究，发现农民主要通过农业节目获取农业信息，使用电脑频率相对较低，但针对农民如何获取农业信息、养殖信息的探讨欠缺，而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提升农民利用信息技术高效获取农业信息的能力值得进一步探讨。

老年人作为ICTs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受长辈向晚辈学习这一“后喻文化”反哺形态的影响，他们逐渐失去了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尤其是在信息获取方面^[15]。老年人如何利用新技术开展信息搜寻受到关注。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增强认知能力、降低孤独感^[16]，但受自身信息素养能力偏低和对互联网产品使用不熟悉的限制，老年人并不能快速适应和熟练使用互联网产品，甚至产生抵制行为^[17-18]。此外，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行为受到关注，获取健康信息是老年人的主要信息需求，他们认为健康信息搜寻的意义主要在于疾病防控、享受生活、关爱家人和减轻子女负担，且网络渠道已成为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19]。然而，老年人对信息技术的使用技能存在极大差异，加上网络健康信息质量良莠不齐，极大地阻碍了他们对健康信息的获取^[20]。

此外，残障人士^[21]、城市蚁族^[22]、自助旅行者^[23]、视障用户^[24]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搜寻行为也引发关注。

4.2 信息搜索与交互信息行为研究

“十三五”期间的研究多侧重分析用户认知、情感、心理等因素与信息搜索行为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25]。研究表明，用户认知风格的不同会极大地影响他们的搜索策略和检索特征：在健康信息搜索中，认知风格对用户的查询修改、目标页操作等搜索策略存在显著影响^[26]；不同认知风格的用户在检索时长、检索调整等特征上同样存在差异^[27]。此外，情感作为中介因素，具有调节作用，用户搜索任务复杂度的增加会导致其情感正负的转变^[28]，且任务的难度同样与用户的焦虑、沮丧、愤怒情绪呈显著正相关^[29]，但用户不同的情感表达则会进一步影响用户的信息搜索行为^[30]。不仅如此，学者们也借鉴了心理学相关理论：基于大五人格特征的研究发现，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可以预测大学生的信息检索策略^[31]；人格特质影响用户健康信息搜索行为的完成时间、搜索策略等^[32]。此外，在“搜索即学习”研究框架下，一些研究探讨了情感、时间、任务等对探索式信息搜索的影响。张浩等^[33]构建探索式搜索行为模型，从系统视角分析探索式搜索系统的特点和功能；结合情感负荷理论，夏立新等^[34]发现，用户兴趣程度影响搜索时长，搜索时长对学习效果产生显著影响；李月琳等^[35]关注了探索式搜索任务属性与信息搜索行为的关系，为基于任务的个性化信息检索研究提供了参考。部分学者也从认知视角探讨了“搜索即学习”情境下的信息搜索行为，如宋筱璇^[36]等基于认知学设计实验，分析了用户的信息源策略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上述研究表明，“十三五”期间学者们对信息搜索及交互信息行为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研究目标也更为明确。

信息检索和交互的研究凸显了信息行为研究领域的人文与技术交相辉映的特点。首先，在理论层面，多位学者综述了信息检索与用户任务难度^[37]、停止规则^[38]、检索式行为^[39]、信息组织之间^[40]的相关研究；李月琳等^[41-42]构建了数字图书馆交互评估模型，强调了用户与系统交互在数字图书馆整体运行中的核心作用，并进一步把交互检索评估上升到了知识服务平台评估。吴丹等^[43]构建了基于眼动的交互式信息检索模型，阐述了利用眼动追踪开展交互信息检索研究的趋势。可见，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不断推进了信息检索理论研究。此外，进一步拓宽了信息检索研究的场景，如游戏化检索^[44]、图像检索^[45]、移动视觉搜索等^[46]。

移动通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发展重塑了用户的信息环境，移动情境下的信息搜索问题成为了“十三五”期间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在移动情境下，用户对移动互联网的使用表现出明显的碎片化和泛在化特点，语音识别、图像检索打破了传统的信息搜索方式，对移动应用的使用趋于固化^[47]，这也导致用户在移动情境下表现出了有别于传统情境下的信息搜索行为特征。如吴丹等^[48-49]发现，大学生用户在移动情境下的信息搜索行为表现出了搜索途径、搜索策略更加多样化的特征，搜索的查询式和查询会话更短，用户愿意在手机上执行更加复杂的搜索任务，在搜索特征上具有明显的跨应用特征。其次，移动搜索情境下，学者们结合不同情境因素探讨了用户跨设备、跨屏、跨应用搜索行为。研究表明，用户对地理位置、时间、设备适用性和心理状态的自我效能感是诱发其进行跨设备搜索的动因^[50]。陈明红等^[51]的研究则发现时间限制、空间限制和任务复杂度会影响用户跨设备搜索的结果匹配度；用户在跨设备搜索后,其视觉注意力会分散和下降^[52]。用户跨屏行为是跨设备研究中的特例，胡蓉^[53-54]构建了移动搜索情境下的跨屏行为概念框架，并在进一步研究中揭示了“跨屏服务裂痕”对跨屏服务链的影响，提出关注跨屏服务中的人机交互问题。

可穿戴设备打破了用户原有的交互情境，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吴丹等^[55]对可穿戴设备情境下的用户信息搜索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实时接触性、持续运行性、智能交互性、环境感知性正向促进了用户信息搜索行为的产生。此外，学者们也关注了移动视觉搜索对交互信息检索的影响^[56]，如方浩等^[57]发现信息密度、图文结构、文字粗细对交互具有显著影响，上文下图、低密度、细体组合更有利于视觉搜索效率的提升。学者们对移动情境下的信息搜索行为的广泛研究体现了信息行为领域对新技术的密切关注，并积极探索了新环境下如何更好地保障用户信息的有效获取和利用的相关问题。

4.3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58]，随后，政府相关部门相继颁布了“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以及“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等政策文件，国民健康问题愈发得以重视^[59-60]。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健康信息，探讨与健康信息相关的信息行为，为完善公民健康信息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在线健康医疗平台，成为健康信息用户重要的信息源。学者们针对不同用户人群展开了健康信息需求、健康信息搜寻特征和模式等研究，主要涉及的人群包括青年人、老年人和一些特殊人群（如备孕女性）等。如杨小溪等^[61]研究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信息需求，识别出了内在需求转变为有意识需求的五种触发路径。同时，学者们针对不同特征、不同性别、不同区域（城市或乡村）青年人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特征和模式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7,62]。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同样取得了进展，赵栋祥等^[19]识别出了两种老年人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模式：积极主动型和前瞻能动型；徐孝婷等^[63]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构建了老年人的健康信息需求模型，并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模型进行了解读。上述模型的构建为提升不同用户群体健康信息的有效获取提供了理论指导。

影响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因素是学者们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年龄、健康状况、健康关注度等个体特征对不同信息系统环境下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64-65]，健康信息需求情境、健康素养水平会影响用户健康信息搜寻时对信息媒介的选择^[66]，信息技术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用户个体自我效能、信息的准确性、相关性、感知隐私风险、平台信任、社会容忍度等对用户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搜寻行为有重要影响^[67-68]。此外，在健康信息搜寻过程中用户产生的焦虑现象、信息规避行为也引发了关注^[69-70]。

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用户健康信息素养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之间的关系。健康信息素养一方面影响着用户健康信息行为，对用户信息交互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同时也影响着用户的搜索任务满意度^[71]；另一方面也受信息搜寻行为的反向作用，用户频繁的健康信息搜寻能有效提高用户搜寻健康信息及评价、理解与使用健康信息的能力，从而提高用户的健康信息素养，且良好的健康信息搜寻习惯可以帮助用户有效提高健康信息搜寻能力^[72]。此外，健康信息素养还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性别、年龄（年级）、生源地（户籍）、家庭年收入、健康信息关注度、浏览频率、批判思维对其健康信息甄别能力具有一定的影响^[73-74]；中青年用户可以通过学习伪健康信息特征列表来有效提高其健康信息甄别能力^[75]，城乡居民的健康信息素养可通过不同的健康信息获取渠道获得改善^[76]。

上述研究为提升不同用户群体健康信息的有效获取提供了理论指导，但如何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科普知识加以推广，却往往不被学者们重视。此外，在健康信息研究领域，健康信息技术接受与信息采纳行为、健康知识共享、交流与传播行为、健康信息与服务质量研究及个人健康信息管理也是“十三五”期间研究的关注点。

4.4 信息分享行为研究

学术界重点关注了虚拟社区中的信息分享行为。一方面，部分学者通过文献回顾梳理出用户信息分享行为研究框架^[77]，对影响因素进行了整合与划分^[78]，也有部分学者通过扎根理论归纳出相关因素^[79]，并总结信息分享模式^[80]，从理论角度揭示信息分享行为的基本特征，探究了虚拟社区情境下影响用户信息分享行为的因素。研究表明，常见的虚拟社区可分为关系型虚拟社区和兴趣型虚拟社区^[81-82]，不同类型虚拟社区有其独有的关系与特征，影响用户信息分享行为的因素具有显著差别，甚至同一类型社区中不同角色用户在信息分享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也不相同^[83]。一些研究通过个体和群体两个角度探究影响因素，发现个体自身特征会影响其内容创造与分享^[84]，个体态度和主观感知会影响信息分享意图^[85]；个体内在的认知与情绪会显著影响用户的分享意愿^[86]，外在的报酬^[87]和信息类型^[88]等因素也影响了用户的信息分享行为；而群体内的互动与协同同样影响用户的信息分享意愿，如王晰巍等^[89]发现影响用户情境信息分享意图和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感知协同性”、“感知集聚性”和“感知互动性”。其次，用户在信息分享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共享氛围、交互体验和价值感知会促使其持续性分享信息^[90]。

5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尽管“十三五”期间信息行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同样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

(1)信息行为研究虽体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但关注的问题都比较微观，缺乏对宏观层面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行为问题的关切和深入研究。ICTs的广泛应用为海量的信息存储和便捷的信息获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和教育质量不均衡的国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民众的信息行为特征和信息获取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获取有用信息的能力，进而影响了他们不断提升个人素质和改善自身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能力。因而，揭示这些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据此提出改进的策略，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有力武器。然而，“十三五”期间的信息行为研究却很少关注这些问题。再者，对弱势群体的信息行为研究的关注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毋庸置疑，在有效信息获取方面，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农民等无疑是最需要帮助的，虽然“十三五”期间在这些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学者们最关注的用户群体依然是大学生和科研工作者，两者相加的总占比达43%，而老年人、农民和残疾人总占比仅为10.49%。可见，信息行为研究领域如欲形成更大的影响力，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学者们对研究的关注点急待拓宽，深入到社会的更多层面，更加关注国计民生，以提出更贴合社会发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的建议和实施策略。

(2)缺乏对新技术环境下用户信息行为的前瞻性、预测性研究。受信息行为研究传统研究范式的影响，用户信息行为特征、模式和模型构建受到重视，研究的结果和发现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用户广泛使用了某种新技术并形成了“信息使用环境”（Information use environment）^[91]之后，如社交媒体等，研究者才介入此类环境开展相关研究以揭示用户的信息行为特征和模式。此类研究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用户在一定的技术支撑条件下形成的环境中如何搜寻、分享、获取信息等，以便为他们提供更优质的信息服务，同时为提升和改善相应的技术平台的开发和设计提供启示。然而，这样的研究范式，研究者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比较易于操作和完成的同时，其缺陷也显而易见，即我们通常不能预知用户的信息行为特征而为技术环境的改善提出更具前瞻性的建议，这无疑是当前信息行为研究的短板，即我们的研究往往只能“尾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能前瞻性地引领技术的发展。可见，一定程度上，我们的信息行为研究与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是脱节的，甚至是脱钩的。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做更多深入的思考和探究，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服务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3)一些研究缺乏扎实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创新。学术研究的重要目的是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的实现通常基于已有的理论基础。因而，在开展学术研究的过程中，“理论基础”和“理论创新”可以称之为一对“孪生兄弟”。分析发现，一方面，一些研究欠缺扎实的理论构建，如从已有相关文献中批判、总结、提炼和构建理论模型或框架，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引用相对成熟的理论作为其研究基础也有相当的局限。就后者而言，分析的样本中理论、模型的借鉴同质化现象严重。据统计，相比于其他理论，“技术接受模型”及其相关模型是最常被采用的。虽然技术接受模型自提出以来被学者们广泛使用并不断延伸和发展，然而，经过多年的研究和阐释之后，其进一步的理论深化及拓展的空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基于该模型开展的研究，如缺乏新的理论解释，其研究结果的新颖性和创新性也将相应地受到局限。另一个问题是一些研究借鉴理论或理论模型时常停留在对其观点的简单理解和直接迁移上，未能结合不同环境对理论进行合理的阐释和深入解读，从而无法进一步发展理论并提升其层次和内涵，导致研究缺乏理论创新。此外，一些研究仅止于研究结果的表面揭示，缺乏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考也是导致理论创新缺乏的重要原因。

(4)缺乏对研究方法多样性、规范性和局限性的认识。分析结果表明，“十三五”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47.4%的研究论文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实验法占16%，基于深度访谈的研究仅占14.5%，14.2%的论文为“数据驱动型”的行为研究，即基于网络爬取的数据或日志数据分析完成的研究。可见，当前的研究中，研究方法使用较为单一，部分研究方法的使用高度集中，对研究方法多样性的认识相对欠缺。此外，不同的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的优点和局限性，如何结合多种研究方法，如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有效利用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势，充分认识其劣势与不足，提高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是信息行为研究领域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分析表明，采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比例偏低，有可能导致我们无法深入用户的内心深处，了解其对某种现象和问题的深入思考，从而导致信息行为研究的结果缺乏深层次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解释。再有，针对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结构方程模型这一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率高达59.1%，可见结构方程模型已成使用问卷调查完成的研究中主流的数据分析方法。然而，一些研究往往止步假设检验结果的报告，而忽略了对研究结果的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从而错失提升研究的理论深度即彰显其理论价值的机会，导致研究的创新性不足。

6  结 语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总结过往以引领未来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本文通过分析497篇“十三五”期间发表的信息行为相关论文，总结了信息行为研究领域的进展及其特点，可以看到，“十三五”期间的信息行为研究，在推动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普遍提高、改善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十三五”时期的信息行为研究关注了更广泛的用户群体、拓展和延伸了研究的环境和情境、关注的信息行为类型更加多元化、面向健康中国战略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融合工作场景特征的案例研究引起了重视及跨学科的借鉴与融合进一步深化。针对信息行为研究的重点领域展开综述，梳理了信息行为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信息搜寻行为、信息搜索与交互信息行为、健康信息行为及信息分享行为的相关研究。同时，阐述了当前信息行为研究的问题与不足，如对宏观层面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的关切不够、缺乏前瞻性和预测性研究、缺乏扎实的理论构建及理论创新，多种研究方法，包括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依然欠缺。

为此，“十四五”期间的信息行为研究需在以下几方面寻求突破：

（1）更突出面向社会现实发展问题的研究导向。“十四五”期间，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以提质增效为根本目标，信息行为研究如何在这一社会发展的滚滚洪流中找到自已的定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突破以往过于关注高校和科研用户、过于关注信息行为微观层面的问题的局限，将研究视野拓宽到更广泛的人群、更宏观的社会层面，关注整体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给予这类相关问题更多的研究关注，切实地帮助不同类型的用户，尤其是弱势群体、边缘人群改善他们的信息行为模式，提升其有效获取信息的能力，使信息行为研究能真正体现其服务社会的能力，这也是扩大信息行为研究社会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2）推动信息行为研究与科学技术发展需要相结合，强化“技术视野，人文情怀”的研究路径，通过开展更具前瞻性和预测性的信息行为研究，为科技创新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贡献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科技创新的现实需求。

（3）更突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交叉验证及三角互证，提升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长期以来，信息行为研究的小样本导致了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受到质疑，成为该领域研究的诟病。为此，近年来数据驱动的信息行为研究成为解决这一缺陷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仅依靠大样本数据，缺乏与用户的直接接触，也是难以真正揭示用户的信息行为特征的，尤其是导致某类行为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及行为形成的机制。因而，倡导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使用，避免单一方法带来的研究结果无从验证的弊端，应该成为推动更可靠、更有效的信息行为研究的新路径。

（4）注重行为大数据分析为信息行为研究提供的机遇和挑战。随着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技术的蓬勃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用户行为数据，为更深入、更全面地揭示用户在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特征和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基础。然而，如何开发利用这些数据，更好地揭示用户的信息行为特征和模式，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提升信息服务质量和水平，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命质量也成为了信息行为研究领域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一方面来源于需不断提升的数据挖掘技术，另一方面也来源于数据伦理原则的规约和有效的行为分析。

总之，“十四五”规划期间的信息行为研究，应进一步拓宽研究的用户群体、更关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更关注科技发展对信息行为研究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推动更有效和更可靠的信息行为研究，抓住行为大数据分析带来的机遇的同时，有效应对其挑战，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分析样本只包括国内学者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的论文，国内学者在海外发表的论文并未纳入分析。因而，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此外，并未做深入的计量分析，也无法全面刻画“十三五”期间信息行为研究的特点。未来的研究将继续追踪信息行为研究的发展，弥补这些局限性，更全面地揭示我国信息行为研究的现状、特点，以更好地指导信息行为研究领域的发展。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李月琳(通讯作者),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信息行为、交互信息检索、健康信息学、数字图书馆与信息系统评估、信息公开质量, Email: [e-mail]; 

张建伟,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信息行为, 个性化推荐, 信息检索与评估; 

王姗姗, 博士, 研究方向为健康信息素养、健康信息行为、信息检索与评估; 

章小童,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交互信息检索、信息行为、健康信息学、情报理论与方法; 

张泰瑞,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信息行为, 信息公开质量; 

李安祎,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信息行为, 信息公开质量。

*原文将在《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2年第1期刊发，目前已经在知网首发，首发地址：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2.1812.g2.20211129.1358.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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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格式

李月琳, 张建伟, 王姗姗, 等. 回望“十三五”:国内信息行为研究的特点、不足与展望[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2(1).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2.1812.g2.20211129.1358.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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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王阿凤

审核 | 于阿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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