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3年第6期 |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运行演化与平衡调控

图源 | Internet

金波　杨鹏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上海，200444

 摘 要 

 Abstract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入推进与大数据浪潮的双重背景下，档案数据治理成为档案界理论前沿与实践热点。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引，从生态学视角探索分析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内涵属性与知识体系，从而丰富和创新档案数据治理理论，推动档案学与生态系统、治理理论交叉渗透，开辟学科新的增长点。在归纳梳理档案数据治理研究状况与发展态势的基础上，诠释分析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定义特征，揭示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结构要素、演化机理与运行障碍。围绕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健康和谐发展，探索构筑多向度、立体化、系统性的平衡调控路径，推动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协调运行、有序演进、能级跃升，促进档案数据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

档案数据　档案数据治理　治理生态　运行演化　平衡调控

引用格式

金波，杨鹏.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运行演化与平衡调控[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3,13(6):62-71.

0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文化等数字业态广泛普及，人类社会产生积累的数据数量、种类和规模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全方位扩张，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价值日益凸显。从结绳记事、简牍载道、纸卷书写再到现在的数字原生，大数据浪潮从源头上改变了档案信息的存在运行方式，加速推动档案载体形态从传统纸质“模拟态”向“数字态”“数据态”质变，档案数据大量形成、急剧增长，成为档案管理新对象。与此同时，由于档案数据体量大、来源广、类型多、结构杂，数据失真、数据污染、数据异构、数据壁垒、数据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开展档案数据治理势在必行。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1]。档案数据治理是一项涉及政策、法规、技术、人文、伦理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从生态层面总体审视与整体把握治理目标、治理要素、治理模式等内容，探索构建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理论框架与调控机制，推动档案数据治理体系系统化、主体联动化、资源集成化、手段智慧化，促进档案数据生态系统健康运行与有序演进。

02

档案数据治理研究论域的兴起

档案数据是具备档案属性的数据记录，既涵盖档案数据化后的存量历史数据，也包括电子政务、社交媒体、智能终端、地理空间等产生的实时原生数据。据统计，2020年底，全国3341个国家综合档案馆的档案数据已经达到了21479T^[2]。国家治理时代，档案事业必然由传统的管理型模式向现代的治理型模式迭代发展。随着档案数据海量增长，档案数据质量控制、整合集成、权益保障等管理瓶颈日益凸显，亟需强化档案数据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推动档案数据管理走向档案数据治理。

2.1　档案数据治理缘起背景

当前，档案数据治理已成为档案界理论研究前沿和实践探索热点，其形成发展有特定的理论土壤和实践情境。

在理论层面，档案学与数据科学加速融合渗透，向数据密集型学科范式转型。在大数据及数据科学的强势渗透下，推动人类科学研究由实验科学为主的“第一范式”、理论推演为主的“第二范式”、计算模拟为主的“第三范式”向基于数据挖掘分析为主的“第四范式”即数据密集型学科范式转变^[3]。在此背景下，以“数据-信息-知识-智慧”这一信息链为核心研究内容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加速向数据科学共同体靠拢，档案学不可避免地融入数据管理浪潮与数据科学沃土中，档案数据理论知识体系正在演化成型。数据治理是数据科学研究解决的重要议题，档案数据治理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数据范式下档案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从而推动档案学与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和思维空间。

在实践层面，档案工作对接国家治理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档案事业数智化转型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未来五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4]。国家治理背景下，档案管理加速迈向档案治理。随着数智技术加快应用、电子文件单套制深入推进、传统档案数据化处理转换、数字档案馆建设全面推广，档案工作资源对象、收管模式、业务流程深刻变革，档案资源数字化、数据化转型迈上新台阶。与此同时，档案部门作为国家数据信息资源的重要保管利用部门，是国家大数据治理战略的重要成员。《“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推动档案全面纳入国家大数据战略”^[5]。为此，档案部门积极对接大数据、数字政府、智慧社会等国家重大战略，持续深化档案数智化转型，明确数据具有的“档案属性”，强化数据收管存用能力，延伸档案工作职能场域，提升档案部门在国家大数据治理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助力档案治理高质量发展。

2.2　档案数据治理研究状况

针对档案数据这一前沿论域，以中国知网文献资源库为来源，以“主题”=“档案数据治理”为检索字段，时间截止至2022年12月31日，共得到期刊论文99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按研究内容进行分类总结，归纳如下：

一是档案数据治理环境研究。治理环境是治理活动有序开展所依赖的条件背景，是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重要构成，例如金波等^[6]、杨茜茜^[7]对档案数据治理的数据环境、政策环境、技术环境等进行了探索分析。二是档案数据治理体系研究。治理体系涉及档案数据治理的主体、结构、框架等方面，是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骨骼架构，例如常大伟等^[8]、杨智勇等^[9]探究了档案数据治理体系的维度要素等内容。三是档案数据治理路径研究。治理路径是档案数据治理的行动方案、实施策略，是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具体执行路线，例如刘越男^[10]、周林兴等^[11]从生态治理、安全治理、质量治理等视角探索档案数据治理方式。

综上，档案数据治理这一新题域兴起发轫于大数据时代档案数据的管理困境，学界围绕档案数据治理动因、治理体系等展开“立题式”探索，档案数据治理的理论土壤与学术雏形不断巩固生成。与此同时，档案数据治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整体性思考与综合性探究，亟需“破题争鸣”与“解题点睛”。为此，需要立足档案与数据协同视角，以生态论与治理论为指引，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渗透研究，探索完善档案数据治理理论体系，优化档案数据治理生态。

2.3　档案数据治理境域深化

大数据时代，档案数据治理正处于理论发酵与实践深耕的成长发育期，研究空间与发展前景广阔。今后，需要聚焦档案数据治理主题，深入解析档案数据治理内涵，推动档案数据治理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更好地助力档案事业数智化转型发展。

档案数据治理理论深化。档案数据治理理论体系的丰富完善是档案数据治理活动有效开展的重要依据。为此，应围绕档案数据治理基本概念、内在关联、运行规律等“元问题”展开深层次审视和多维度追溯，对档案数据治理的内涵、特征、功能等进行全方位揭示。广泛借鉴生态学、社会学、数据科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深入分析档案数据治理的构成要素，探索创建档案数据治理理论知识体系，形成档案数据治理研究范式。

档案数据治理实践创新。档案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在强化理论研究的同时，更应关注现实需求、解决实际问题。为此，需要洞察档案事业发展脉动与改革趋向，深入探索实践活动中蕴含的客观规律、基本原理、典型案例，及时总结、提炼和升华档案数据治理中形成的先进经验与成功做法，凝练成可指导档案数据治理实践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路线，为档案部门科学开展档案数据治理提供经验借鉴和决策支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合。

03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内涵诠释

3.1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定义

当前，在档案数据治理过程中，整体规划薄弱、资源统筹有限、主体联动不足、技术应用欠缺，不适应、不协调、不匹配等生态现象普遍存在，制约档案数据治理能级提升。为此，应立足档案数据管理实践与发展动态，结合档案数据本体质性与运行规律，借鉴生态学理论知识，从生态系统视角探索分析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环境、生态因子、生态平衡等重要问题，创建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理论体系，推动档案学、数据科学、生态学、社会学的交叉渗透融合。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是指在大数据时空范围内档案数据治理行为与其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复合体。在宏观体系层面，档案数据治理生态是一项从生态文明视野出发，面向档案数据治理环境、治理资源、治理能力等提出的全局性、系统性、综合性价值观，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方略、治理思维与治理理论；在中观组织层面，档案数据治理生态旨在推动档案部门、档案形成单位、数据管理部门、信息技术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构造去中心、扁平化、网络化的治理组织形态，提升档案数据治理运行效率；在微观方法层面，围绕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平衡与健康发展，创新档案数据治理应用场景与方法模式，促进档案数据治理有序开展、平稳运行、持续演化。

3.2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特征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基于档案数据生态系统的独特性以及档案事业、档案工作的专业性，从生态论和治理论双重视角审视档案事业数据化转型过程，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一是治理理念的人本普惠性。档案工作因人产生、受人控制、以人为本、为人服务。人是档案数据治理生态中最活跃，最具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关键生态因子。因此，在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培育发展过程中，应秉持尊重人、关心人、依靠人的价值理念，重视档案用户需求、注重人文情感关怀、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推动档案数据治理的人性化、均等化和普惠化。二是治理体系的系统全局性。档案数据治理生态是社会治理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坚持战略系统思维，综合考量、整体施策、共同发力，强化档案数据资源整合集成与平台融合对接，打造档案数据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的整体大循环格局。三是治理主体的开放包容性。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强调拓宽主体参与渠道，吸纳信息技术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推动治理的开放包容性、平等透明性、协同共享性。四是治理手段的智慧精准性。通过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加强档案数据深度挖掘、语义关联与智能开发，搭建集中统一的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平台，塑造动态感知、精准滴灌、科学决策、主动服务、智能研判的新型治理形态，推动档案数据治理全流程的智慧化、高效化、便捷化。

04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运行演化

目前，档案数据治理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关于档案数据治理的生态环境、生态结构、生态要素、生态规律等内容亟需破解。就此，以“主体-客体-本体”为结构框架，解析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构成要素；以“动力→过程→进阶”为逻辑思路，探究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演化机理；以“资源-组织-技术-伦理”为运行体系，揭示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发展存在的矛盾障碍，从而系统探索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结构要素、运行机理、发展困境与演化态势，为开展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平衡调控奠定理论基础。

4.1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结构要素

档案数据治理作为一项体系性很强的实践工程与创新活动，需要深入分析和阐释其结构形态与构成要素。从整体结构上看，档案数据治理生态是由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本体三大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系统，形成彼此交融、联通发散的网状立体格局，反映出档案数据治理活动的多元性、全面性、关联性、协调性，如图1所示。

图1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结构示意图

治理主体是档案数据治理生态涉及到的能动对象，是各种治理要素辨物居方、适得其所的决策者、调配者、行动者。档案数据治理主体多元化，包括档案部门、档案形成单位、数据管理机构等。档案数据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打造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整体性治理大格局，营造共商共策、共建共享、群防群治、群策群力的共治生态。

治理客体也就是档案数据治理的环境条件，包括政策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治理环境对档案数据治理具有影响、制约、催化等作用，需要适应环境变化，不断调整治理方略、方针和方法，持续优化治理生态环境，形成健康有序的治理态势、氛围与文化。

治理本体也就是档案数据资源本身。档案数据资源是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形成、演化、运行和发展的基石，发挥着“水之源”“木之本”“塔之基”的重要作用。为此，需要树立“全景观”“大档案观”，推动档案存量数据化、增量电子化与资源结构化，应归尽归、应收尽收、应管尽管，建设数量丰富、质量达标、结构有序的档案数据资源仓储，确保档案数据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安全可用。

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本体三者之间关联密切、协同一体。其中，治理主体是能动要素，发挥着营建客体和控制本体的重要功能。治理客体是支撑要素，科学的战略政策、先进的算力算法、旺盛的社会需求、智能的馆库平台对档案数据价值潜能释放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治理本体是核心要素，档案资源是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核心生态因子，档案数据资源的数量规模、结构质量、特色程度均会直接影响档案数据治理的水平和效能。

4.2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演化机理

机理是指系统运行的基本原理^[12]。“物无妄然，必由其理”。从本质上理清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兴起、发展、运作的缘由和道理，对于构建科学合理、功能完善的档案数据治理机制十分必要。为此，从运动观和演化律两方面探索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演化机理，洞察档案数据治理内在的、本质的运作规则和运行过程。

在运动观方面，档案数据治理生态遵从“动力→过程→进阶”这一逻辑路线和传导机理。档案数据治理是在大数据时代浪潮、科学技术发展、社会信息需求变化、档案事业变革等内外因素的驱动下得以兴起，呈现出资源规模急剧扩展、理论方法体系持续优化、多元协同格局加速形成等发展态势，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得以向更高层次、更加成熟的治理生态能级进阶。与此同时，在档案数据治理运行过程中，会存在一系列竞争与合作、平衡与失衡、无序与有序、失范与规范等矛盾症结，阻碍生态系统正常交流和良性运行，需要探求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平衡调控机制，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技术、经济和伦理等调控手段，维护系统平稳、有序、持续运行，推动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向新的更高生态位跃升。

在演化律方面，档案数据治理作为一项科学性、综合性、体系性很强的活动，其治理过程必然是在遵循档案事业基本原理与档案数据运行特征的基础上，集客观规律性、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科学性于一体，从而将内外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治理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步提升。档案数据治理作为类似生命体的有机活动，在治理生态构造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需要坚持辩证统一的社会发展规律，遵循从开拓期到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生态系统演替进化规律，恪守档案数据资源建设发展规律，秉持“管理→治理→善治”的治理运行规律，科学创建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理论知识体系与学术创新体系，推动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健康发展与持续演化。

4.3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运行障碍

当下，各类新兴技术飞速发展，档案事业数智化转型加快，档案数据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日益深化具化，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加速演化形成。与此同时，限于观念牵掣、制度缺陷、技术障碍和人才短板等诸多困境，档案数据治理面临着一系列瓶颈难题，造成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失衡失序失稳，这是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平衡调控的重要内容。

在资源生态层面，档案数据资源面临着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的双重困境。档案部门限于意识不足、行动迟滞、技术薄弱和能力有限，存在“不想收、不敢收、不会收”现象，大量具有保存价值的数据处于分散、游离、失存、失控、失序状态，未能及时完整归档，档案数据资源总体规模不足。此外，档案数据来源广、类型多、结构杂，数据失真、数据污染、数据离散、数据孤岛、数据异构、数据结构化程度低等质量问题日益突出，直接影响档案数据的真实可用性与权威凭证性。

在组织生态层面，档案数据在各种平台和系统中大量形成，被分散保管在各个部门和各个机构中，存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沟通不畅等问题，亟待明确各方权责、协调各方利益、促进多元协作。尤其是随着地方数据管理部门、国家数据局等相继设立，档案部门与新型数据管理部门的协作分工机制亟待建立。此外，在档案事业“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下，档案工作呈现出“条块分割”的特征，各自为政、信息孤岛、系统烟囱、重复建设、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明显，阻碍跨区域、跨部门、跨业务档案数据互联互通与共建共享。

在技术生态层面，档案数据治理的融合发展、可持续发展、智能化发展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数智化技术在档案部门中的应用还不够全面、深入、广泛和成熟，技术盲从、系统平台漏洞、设备故障失效、病毒传播侵袭、网络黑客攻击等技术安全风险仍然存在，技术法规标准不足、技术专业人才匮乏、技术自主程度薄弱等问题亟需解决。

在伦理生态层面，伦理作为一种客观的人伦秩序，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相处时所应遵循的规范、准则、道理。在档案数据运行管理中，技术理性挑战人文感性、隐私泄露威胁人格权益、数据鸿沟掣肘人权平等、信息风险破坏人伦规范等伦理问题日益突出，数据失真、数据失信、数据失读、数据失用等现象普遍存在，制约数据资源深度开发与价值释放，档案数据伦理秩序亟待重塑。

05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平衡调控路径

5.1　生态引领，厚植治理底色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档案事业健康发展与档案数据治理可持续发展需要秉持的基本原则。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平衡调控要坚持生态文明原则，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内涵，厚植生态底色，提升治理成色。

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导向，打造安全第一、绿色低耗、持续优化、动态发展的档案数据治理机制。一是坚守生态安全意识，安全是档案工作的第一要务和生命底线，需要打造人防物防技防于一体的档案数据安全治理体系，确保档案数据实体与信息安全。二是倡导绿色低碳节能，节约档案数据治理成本与损耗，构建程序简约、要素集成、效能便捷的运行机制。如2022年法国国家档案馆成为全球首个储存DNA文件的公共机构，DNA具有成为理想存储介质的主要特征，包括稳定持久（可保持数十万年）、高度浓缩（数十亿份文件在一个微胶囊中），而且不消耗物质能量，预示着数据存储领域将迎来一场真正的革命^[13]。三是坚持动态调整优化，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档案数据治理机制的逻辑架构、运作方式与实施路径，保障治理生态因子的协调有序性。

5.2　统筹设计，擘画治理谱系

档案数据治理涉及范围大、涵盖主体多、牵涉内容广，需要立足时代发展潮流与数字化变革大局，强化问题导向、政策导向、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完善档案数据治理生态体系。

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前行的回音和创新突破的入口，无论学科发展还是研究实践，问题都是其首要环节和基础要素^[14]。为此，应增强问题意识，拓展问题域和治理域。针对档案数据这一新生事物带来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情境，如档案数据管理问题、质量问题、权属问题、伦理问题、算法问题等难题，根据这些问题所处的时空场景开展具象性、靶向性、针对性治理，及时分析处理和解决消除问题。

政策导向。国家法规标准、档案事业战略规划等政策制度是档案数据治理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档案部门需要积极对接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融入国家大数据治理战略，加强档案数据治理顶层设计与宏观规划，从管理、资源、技术、系统、业务等层面构建内容完备、结构合理、行之有效的档案数据法规标准体系，为档案数据治理提供科学的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如2022年，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正式发布《2023—2025年数据战略》，通过有针对性的举措发展数据文化并改进当前收集、共享、管理数据的方式。该战略旨在补充原《国家档案馆2030年战略》中的信息和数据治理框架，强调将数据作为战略资产，挖掘数据潜力^[15]。

目标导向。目标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能够指引组织发展方向。目标导向是指高层管理者和低层管理者共同参与确定组织目标，根据目标对每个人的期望来定义每个个体主要职责^[16]。在档案数据治理过程中，需要通过科学的调研分析与民主论证，制定可衡量、可操作、可执行的档案数据治理使命愿景和行动目标，勾勒治理蓝图，强化目标实施过程控制与目标结果评价，明确档案数据治理行动路线和实施策略，实现“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需求导向。档案数据治理的最终目的就是满足用户档案需求。因此，档案数据治理应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从共性服务向个性服务、从表层服务向深层服务、从单一服务向多维服务转变，把档案馆打造成“思想库”“文化库”“知识库”“智库”。借助数据挖掘、数据关联、数据分析等技术方法，对用户行为信息进行多维度融合抽取，绘制全面立体的用户画像，实时准确预测和获取社会信息需求热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档案信息文化需求。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开发了一种在国家档案馆网站上聚合和显示社交媒体的工具，这个工具跟踪了大量国家档案馆社交媒体的网络大数据，从而了解用户最感兴趣的档案主题，使用这些主题建立过滤类别，让用户可以进行个性化订阅，并在国家档案馆网站上创建一个旗舰档案要闻，用户可从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档案故事报道^[17]。

5.3　多维融合，激发治理活性

档案数据治理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交叉性与复杂性，档案数据治理生态的建构需要多维融合、多方参与、多元共享。围绕档案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利用全生命周期塑造开放包容、协同合作、连贯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格局，激发档案数据治理的活力与动能。

多元主体协合。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18]。档案数据治理涉及主体多元，需要广泛吸纳社会力量，优化权力配置与资源整合，打造档案部门“元治”、档案形成单位“协治”、数据管理机构“辅治”、信息技术企业“助治”、社会公众“参治”的档案数据多元共治机制，助推档案社会化发展。如2022年12月，互联网档案馆上线COVID-19网络档案，记录了疫情对社区、企业、医疗保健和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这些档案来源于政府、学术机构、医疗机构、企业和社区等多元主体，以及不同类型的档案馆等^[19]。

数据流通聚合。由于“条块分割”管理体制限制、软硬件系统不兼容、技术标准差异等因素，档案数据资源分散异构突出，“信息烟囱”与“数据壁垒”林立。数据只有通过集成汇聚，发现数据内在的相关性、关联性，才能充分发挥大数据的整体效用和价值潜能。为此，需要强化跨部门、跨业务、跨层级合作能力，借助数据关联、知识图谱、虚拟视图等方法，通过逻辑方式或物理方式将分散保管的档案数据资源相互集成汇聚为有序化、结构化、系统化的有机整体，推动档案数据关联共享和跨界流通，提供集成式、一站式、便捷式的档案数据服务，将数据孤岛、信息碎片变成知识群岛、智慧海洋。如浙江省档案馆建设全省档案数据共享中心，加大各档案馆民生档案、开放档案、声像档案、编研成果、档案展览、镇馆之宝等档案的数据汇集力度，目前已汇集各类数据909万条、全文数据621万件，着力打破馆与馆间的数据壁垒，有效解决档案数据安全保密和开放共享的现实矛盾^[20]。

业务流程整合。数据从其形成产生到永久保存或适时销毁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运动过程，需要围绕数据全生命周期开展全程管理，以确保数据的语义关联性、要素连续性、结构完整性、价值时效性与质量合规性。为此，档案部门需要强化前端控制与全程监管，将传统的后端接收归档功能转变为各个业务环节的“形成即归档、归档即使用”，推动文档一体化与馆室一体化，确保数据运行全流程的整合连贯、融合畅通。如海南省在社保业务数据档案管理中，坚持业务管理与档案管理同步规划、业务数据与电子档案同步生成，在前端，从电子档案的形成开始就要按照业务需求和管理规范确定归档文件及其格式；在中端，配合经办部门和内控部门做好材料传递和事中控制；在后端，对系统自动处理结果进行查验，确保档案的真实、完整、安全、可用，并通过在线抽检，加强事后监督^[21]。

平台系统联合。网络环境下，档案数据的运行流转主要依托各种业务平台与信息系统，档案数据治理的关键内容就是各类应用系统的整合对接、功能开发、升级完善。为此，需要强化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架构，保障系统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对接性、关联性、耦合性、互通性，推动办公自动化系统、数据业务系统、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的对接嵌套，实现电子数据资源的及时捕获、自动检测和智能归档。此外，还要着重推动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档案数据管理平台的无缝融合、衔接配套，打造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档案数据共享利用平台，创建国家档案数据资源仓储，弥合数据鸿沟，释放档案数据红利。2022年7月6日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依托互联网，为社会公众提供档案查询利用的跨区域、跨层级的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利用“一网通办”^[22]。

5.4　双向赋能，增强治理韧度

1973年，生态学家霍林将“韧性”概念引入生态学研究中，将生态韧性界定为生态系统吸收外界影响或冲击并保持自身系统功能的能力^[23]。治理韧度也就是在面对外界各种环境因素扰动冲击时，系统所能保持自身功能特性的抗逆、因应、恢复和反哺能力。“赋能”即赋予能量，驱动事物发生正向、积极的改变。在档案数据治理生态运行演化过程中，一方面应通过制度赋能、技术赋能等外在赋能，提升治理延展性、抵抗力和张弛度；另一方面，通过开展档案数据治理，发挥档案数据价值，推动档案工作赋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档案数据治理品质与效度。

由外向内赋能，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政策制度、智能技术、敏捷算法、高端智库等，强化档案数据治理监管评估、技术优选、算法应用、人才引育，增强档案数据治理的系统应变能力、安全稳固能力、风险应急能力、创新变革能力，为档案数据治理提供强劲引擎。如云南国家税务局借助前沿先进技术赋能档案管理，通过引进AI、RPA、OCR等技术，构建电子征管档案智能采集与智能审核体系，通过运用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技术，实现档案数据自动聚类归档，确保归档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数据间有机联系，实现线上数据的一体化管理^[24]。

由内向外赋能，释放档案数据价值潜能。对接国家大数据治理战略，围绕“存量数据化、增量电子化、利用智慧化”目标，增强档案数据收管存用能力。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对档案数据进行量化处理、聚类分类、挖掘关联、语义重组、计算分析等，充分萃取档案数据丰富的决策资政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红色育人价值与知识传播价值，发挥档案数据倍增赋能效应。如连云港市档案馆按照专题档案的标准建立“好人档案”全宗群，并进行规范化整理，建立专题数据库，为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群众提供档案数据共享服务^[25]。

5.5　软硬兼施，彰显治理巧力

一国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将“软实力”与“硬实力”巧妙结合便是“巧实力”^[26]。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平衡目标的实现，既要依托法制权威的“刚性”硬治理，也需要文化伦理的“柔性”软治理，在刚柔并济、软硬兼施、松弛有度中，发挥“巧治”效能，提升治理的理性与感性、力度与温度。

一方面，硬实力是巧实力的基础，硬调控是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平衡的重要支撑，主要包括法律规则和管理制度，发挥着导向、约束、制衡、规范等重要作用。为此，应加强档案数据管理、资源、系统、安全等方面的法规制度标准建设，用制度铁笼合理规制档案数据生态系统运行过程，提升治理正当性、必要性与规范性；另一方面，与硬实力相对的是软实力，软实力指文化力、榜样力、理念和理想等力量的巧妙发挥^[27]。与数据管理高度强调发挥强制性“硬手段”的作用不同，数据治理还同时注重发挥“软手段”的作用^[28]。档案馆作为文化事业机构，在实施档案数据治理中，不仅需要法律制度、刚性指标的硬调控，也要重视人文关怀、文化道德、伦理约束、公序良俗等非理性元素的融入，将法治、德治、自治巧妙结合，从刚性稳控管理模式向柔性调适治理模式转变，塑造厚重包容的治理文化，彰显档案馆的人文底蕴与人本价值。

5.6　动态调适，塑造治理稳态

生态平衡最终体现在生态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也可称为稳态。稳态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生理学家坎农于1926年提出来的，他建议用“稳态”一词来表达内环境及其稳定的维持^[29]。档案数据治理稳态就是保持相对恒定又动态可变的状态，其核心是生态因子稳健、生态结构合理、生态能级跃迁。面对信息环境的日新月异，档案数据治理生态会通过“以稳应变，以变维稳”的调节过程，在“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反复运动过程中，破除旧平衡，构建新平衡，推动再平衡，达到动态稳定状态。

遵从动态平衡原理，以稳应变。变化是宇宙间一切事物最根本的属性，随着网络环境的持续变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需求的丰富多元、档案事业的与时俱进，档案数据治理生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矛盾运动中演变。为此，在维护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平衡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有效的调控，不断增强其抵抗干扰、振荡、侵袭、破坏的能力，不断完善其结构功能，使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在特定时空范围内保持相对稳定有序的空间、资源和功能生态位，不会轻易发生较大变动，给档案数据治理带来威胁。如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档案馆自2012年开始，每年通过全量备份的方式，将重要档案数据备份至温州市档案馆和绍兴市档案馆，并在2019年将重要档案数据备份至贵阳市白云区档案馆，确保档案安全万无一失^[30]。

秉持螺旋上升原理，以变维稳。平衡是相对的，失衡是绝对的。生态失衡一方面会引发生态风险、生态病症，导致档案数据治理出现混乱、失序；另一方面，也可能推动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发育、演替和进化。因此，在保持档案数据治理生态总体健康和谐的基础上，应实施积极的调控措施，适时打破制约档案数据治理发展的瓶颈，保持螺旋上升的活性平衡和进阶态势，推动档案数据治理组织关系协调有序、结构功能优化合理、运行过程平稳顺畅，促进档案数据治理生态向新的更高生态位或生态能级跃迁。如近年来，湖南省湘潭市档案局把目光从纸质档案转向数字资源，从馆库存储转向数据仓库，从资料查阅转向数字资讯，主动应对数字技术和数据时代的挑战，探索政府职能从“管档案”向“管数据”拓展^[31]，建立湘潭市档案数据中心，开辟档案与数据协同管理的新思路，助力档案数据治理能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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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3-02-15）

作者简介

金波（通讯作者），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档案信息化、档案数据治理等，Email：[e-mail]；

杨鹏，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档案数据治理。

*原文载于《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3年第6期，欢迎个人转发，公众号转载请联系后台。

* 引用格式

金波，杨鹏. 档案数据治理生态运行演化与平衡调控[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3,13(6):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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