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为数不多的女性，本应追逐诺奖却隐姓埋名直到去世

古往今来，能够被世人尊称为“先生”的女性不多。但有这样一位先生，她是参与我国原子弹研制工作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为了国防事业，她甚至隐姓埋名30年，去世后依旧少有人提起。

她与邓稼先、“三钱”齐名，一生荣誉无数。她本应该且有能力去追逐诺贝尔奖，但却在辉煌时隐姓埋名，一生都生活在“两弹元勋”的光芒下。她的故事被写入小学课本，名字却鲜有人知。她就是“中国的居里夫人”——王承书。

王承书

动荡年代里坚持自我的独立女性

1912年，在中国新旧社会交替的年代，一个女孩在上海的一户书香家庭呱呱坠地。其父按照诗、书、礼、易的次序，给这个排行第二的女儿取名为王承书。

名字虽这么取，父母教女却颇为封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要她们做孝女、贤妻、良母。但她父亲一辈子或许都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这个女儿会走上一条伟大科学家的道路。

自小就生活在文化气息浓厚的环境里，王承书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数学天赋。“二小姐，算账那叫一个又快又准。”是家人的口头禅。

王承书（中）1937年夏在何园的老照片

在王承书的学生时代，中国在当时正处于巨大的变动当中。资本主义性质的科学文化开始传入中国，这样从未体验的科学信息强烈吸引着王承书。她非常清楚地知道，饱受战乱侵袭的中国，需要科学的支撑。

深受先进思想影响的王承书，在17岁那年找到了自己的毕生挚爱——物理学，并萌发出了用物理学助力祖国崛起的想法。如此的胸怀与格局令这个刚刚17岁的少女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有了梦想便有了动力。1930年，王承书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燕京大学物理系，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几乎没有女子就读的物理系，是物理系前后三个年级中唯一的女生，并获得了全校最高的“斐托斐”名誉学位。而后，她又用两年时间读完研究生。

1939年，在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见证下，王承书同燕大校友、刚从英国归来的西南联大教授张文裕结为夫妻，从此开启了一段共同为祖国物理事业而打拼的奋斗史。

张文裕王承书夫妇一起工作

彼时的中国虽然在向现代社会迈进，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维仍根深蒂固。可王承书是何等独立自尊的女子，偏要向旧传统挑战。她得知美国密歇根大学有一笔奖学金，专门提供给亚洲有志留学的女青年，但规定不给已婚妇女。她却说：“为什么已婚不行？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是靠已婚与未婚来裁定的。”

不服气的王承书给奖学金委员会写了信，坦陈了自己的情况，也表明了决心，最终获得了录取通知书。她也因此成功打破了世俗对女子的偏见，成为当时独立女性的标杆。

心怀祖国拒绝诺贝尔奖

在王承书之前，美国密歇根大学从来没有接收过已婚妇女做学生，但由于王承书实在是太优秀了，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教授破例把她录取。

留美期间，王承书与其导师乌伦贝克合作完成了多篇有关稀薄气体动力学方面的重要论文，在稀薄气体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1951年，她和导师创建了以他们姓氏命名的“WCU(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全世界，这个极有价值的公式，至今仍被科学界沿用。她证明的麦克斯韦气体线性化的本征函数是索南多项式已经成为现代动理学理论的经典内容。

而当大家知道这个伟大的研究成果是来自一名中国的年轻女孩时，所有人都在直呼“不可思议”，甚至连国际权威都评价她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作为一位女性，王承书在美国生活得很艰苦——遭遇过歧视，面临过拮据，却从未弯过脊梁。博士论文答辩时，王承书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导师认为不对，连说3次“No”。她对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有信心，也镇定地回答了3次“Yes”，接着做了详细的阐述，最终获得导师的赞同。

所以，1980年的时候，乌伦贝克曾经在美国发表文章，文章中对王承书的评价很高，认为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并且乌伦贝克认为，王承书的前途无可限量，如果在美国继续工作研究下去，假以时日，将会有极大的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

虽然诺贝尔奖对于王承书来说是一件很具有吸引力的事情，但是另一件事对王承书的吸引力更大！那就是回国效力！

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上升起，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旅居国外的科学家。已届不惑之年的王承书夫妇已得一子，更是归心似箭。

然而王承书和钱学森一样，回国的过程都不是十分顺利。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当时的美国盛行，美国国会发布命令，禁止在美从事或学习理工农医的中国人回国。毕竟像王承书夫妇这样的人才，美国人宁愿将这些人杀了，也不想将他们拱手让与中国。

正如一位美国教授所说“你们回去后就是潜在的原子弹制造者。”但王承书夫妇回国矢志不渝，面对美国的威逼利诱，没有丝毫的动摇，甚至在这段时间将自己认为回国祖国能用到的研究材料与刊物分成了数百份邮寄回了祖国。

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

直到1954年，美国政府才在国际舆论的强压之下，不得不逐步解除禁令。王承书夫妇一边把书刊打包悄悄邮寄回国，一边锲而不舍地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驳回来，又递交上去；再驳回来，再递交上去……终于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位诺贝尔奖潜在竞争者，而中国，却多了一个心怀祖国的勇士。 

30年后的1986年，74岁的王承书回想起当初回国的那段经历，感慨万分地说：“当初，我回国的唯一原因，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30年了，至今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的选择没有错，我的事业在祖国。”

为国隐姓埋名三十年

回国不久，王承书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回国前我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

作为最早一批从美国归来的杰出科学家之一，王承书被选中从事极为尖端的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这可是连她都没有接触过的国内空白。尽管她早在美国留学和任教期间，就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但一步跨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科学领域，肯定是一种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

1956年，王承书已经42岁了，她的专业已经定型，改变专业，就意味着从零开始、从头再来。从她原先的统计物理学、热力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转向世界上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的同位素分离研究，看似还在圈里，实则两重天地。转，还是不转？行，还是不行？愿，还是不愿？王承书面临着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中最关键的选择。

1958年，王承书服从组织安排，从事热核聚变理论工作。从此，王承书的名字与中国原子能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她告别了曾付出巨大努力而进入的统计物理领域，开始新的跋涉。

1971年摄于北京友谊宾馆，左起：邓稼先、王承书、杨振宁、张文裕

不久后她被派到苏联进修，回国时得到一本介绍美国受控热核聚变的书，就用火车上的七天七夜将资料译成中文，回国后又翻译了《热核聚变导论》。她不仅弄清了世界上热核聚变的理论基础、方法和现状，还参与了我国最初三个等离子体实验装置设计和建造工作。 

在王承书指导和带领下，我国第一批热核领域理论人才破土发芽，大多数人成为我国热核聚变的科研骨干。

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多年以后，在铀同位素分离技术进入关键阶段的1961年末，钱三强找到王承书，询问她是否愿意转行研究同位素的分离提纯，隐姓埋名的开展科研工作。王承书斩钉截铁地将荣誉抛于脑后，说：“我愿意”。从此，王承书悄然地从物理学界消失。

当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一切的援华项目，包括核武器的研究。当时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刚刚建成，苏联专家带走了所有的技术资料，并留下一句话——“你们的这个厂看来只能卖废铜烂铁了。”

王承书和504厂的战友们

1962年，她告别了家人和自己年幼的孩子，独自一人悄悄来到504厂进行科研项目。 放眼整个504厂，她是唯一一名女性科学家。 王承书说：“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消费。在我这一生中，事业占据了我整个生命的，为此我失去了一个女人应给予这个家庭的一切，但是，我并不后悔。”

在504厂，王承书忘我工作，埋头攻坚，抢时间、抢任务、抢进度。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是铀—235原子弹。王承书用实际证明了我们造出的不是废铜烂铁，而是可以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卫国重器。

到70年代后期，王承书又推动了离心法工业应用的研究。1973年，她又倡议开展激光分离法研究，这两种方法都列入“七五”国家重点科研攻关计划，王承书担任两个项目的专家组组长。明白做事，让王承书成为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

两袖清风淡泊名利

曾经有人问王承书得过多少成果奖？她说我没有得过奖。她当然不会没有得奖，她曾参与或主持过的科研获奖项目有几十项。她都谢绝署名，更不用说那些饱含她的心血而由学生承担的项目的获奖数了。

她一贯反对那种做导师或领导工作的人，不失时机分享别人劳动成果的做法。她说“我就要做人梯，让年轻同志从我肩膀上走过去。我把我的学生培养起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许多她带过的学生几乎都记得她第一次批改论文的情景，有的还保留着原件作纪念。她对批改是那样的认真、严格，从基本概念、数据计算、逻辑推导到用字、语法、标点都不轻易放过。

1989年底，她已达77岁高龄，患有眼疾。为了看一篇学生的论文，先是耐心地把四、五页英文稿一笔笔描深，然后再用放大镜阅读。直到临终前，她一直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带博士生，那本每个学生占一页的影集是她心爱的珍藏本。

她不仅仅把视线局限在铀同位素分离领域，而且盼望更多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同丈夫生前就约定，不要给自己的孩子留钱财，然而对“希望工程”却情有独钟。丈夫去世后，她先将在丈夫名下的十余万元捐给“希望工程”，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迎县建立起一座“文裕小学”。在她临终前一年半，得到病危通知，她又留下遗嘱，将自己毕生积蓄的近十万元，捐给“希望工程”。

学生们从她那里听到最多的教导是：你们要注意培养下一代。他们说从她那里除了学到治学的本领，还得到人生的启迪。一本由她主持编写的著作出版，学生们一致同意以“一谦”作为笔名，她一直不知道是因她“一贯谦虚”而得名。

尽管如此，她临终的遗言仍然说“虚度八十春秋，回国已三十六年，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

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生前身后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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