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五大顶级学术期刊上取得“大满贯”，发表SCI近400余篇，却因工作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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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被媒体称为“勇于上前线的院士”。他率领团队在病毒科学研究领域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向国际医学科学界发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他就是我国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领域的顶尖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
SARS、MERS、H5N1、H7N9、埃博拉……近年来，随着各种新生突发病原接踵而至，奋战在抗病毒一线的高福也逐渐为公众所熟知。
高福院士
留在非洲的秘密
2014年3月开始，一场以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为中心的埃博拉病毒疫情迅速在整个西非蔓延开来，近三万人感染，一万多人死亡。
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派出首批63名工作人员，组成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出征塞拉利昂。抱着与埃博拉斗争到底的决心，高福应征前往一线。
出发前一晚，高福回家时才说，已经报名去塞拉利昂。此行出远门，高福叮嘱家人，不要告诉年迈的父母。第二天一早，他和家人告别，从北京前往西非，和另外62人组成的P3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奔赴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这支63人的团队，因为不可预计的危险，他们中甚至有人在出发前写好了遗书。
就在他们出发的同时，由于担心感染，美欧和日本的援助组织却正在撤走大批医务人员及志愿者。此行多少有了些壮烈的意味。
身处埃博拉疫区一线，每天都在经历生死考验。刚到西非不久，高福就发了五天烧。“我的专业知识告诉我，我并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不过我还是自觉在宾馆里自我隔离了一个星期。”这件事，四年后他才敢首次向大众披露。
现在谈起这段鲜为人知的插曲，高福的口吻很轻松。但在人人自危的疫情一线，面对着致命病毒的肆虐，对心理素质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高福院士与英国专家Tim Brooks在非洲实验室中进行指导工作
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历经生死考验，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得到了国际的高度认可。工作期间，高福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行走在塞拉利昂大地上》的现场工作纪实文章，并随后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关于埃博拉病毒基因进化课题重大研究成果的论文。
在高福看来，中国科学家为攻克埃博拉病毒所做的贡献相当大。中国科学家对美国、加拿大研究的埃博拉病毒抗体进行改造，生产出的埃博拉病毒抗体已经给英国护士所使用。此外，中国研究团队对塞拉利昂埃博拉病毒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对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以及埃博拉病毒的变异和进化分析，多次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上。
中国给我更广阔的舞台
以高福的家庭背景来说，他能走上科研道路实在不易。高福出生在山西省应县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木匠，母亲是家庭妇女，父母要供养6个孩子，十分辛苦。
如果30多年前，高福没有选择生命科学，或许今天会成为一名赫赫有名的企业家。高中毕业后，高福曾有机会获得一份银行工作。对于家境贫寒的高福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从中学开始，高福就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想继续读书考大学，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数十年竭尽全力的拼搏中，在失败与成功的交织中，高福一步步走上了少年时梦想过的科研之路。
1979年的高考，化学题目非常难。高福看到卷子，几乎丧失信心，还趴在桌上睡了几分钟。后来他调整好心态继续做题，“没交白卷，拿了四五十分，不然考不上大学”。他没有考上第一志愿，而是被调剂到山西农业大学兽医专业。
和高福一起进入大学的同学，大多是些成绩出众，心气很高的学生，其中有不少人原本是冲着清华、北大去参加高考的。因此，来到这所刚刚合并组建的大学后，一些人便产生了心理落差。有人破罐子破摔，有人只想着混个文凭，但还有为数不多的第三类人，更加发奋地学习，要实现更高的理想。
高福不想做兽医，想做科研。从大一下学期起，他立下了新的目标：“改投传染病学专业，考研究生离开。”终于在1983年考上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小县城长大的高福，18岁前没有接触过英语，英语成了阻碍他考研的绊脚石。所以，在学习本专业和传染病学、微生物学的同时，高福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攻克英语。为了提高词汇量，他甚至背过词典。
30岁那年，他迎来了人生的新起点，得到公派出国的机会，赴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士、做科研，一呆十年。不过，他并未因此驻足，之后的3年他申请到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而后又在牛津大学任教。
2001年，他在牛津大学谋到职位，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分子免疫学和分子病毒学。在英国做博士后期间，高福就已经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封面文章。回国前，他已经有了6个人的实验室，有了自己的学生，发展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就在这时，高福做了个决定——回国开拓科研新天地。2004年，高福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同时也成为中科院直接从国外公开招聘的研究所所长之一，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
在牛津和哈佛两大世界名校积累了13年之后，2004年，高福收拾好行囊，卸下教职，结束了13年的海外游学生活，偕妻子和儿女举家回国。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海归”科学家有一种特有的刻板印象。许多人物传记中也常写，他们“放弃了国外优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带着一腔爱国热情，毅然回到祖国”。但高福却并没有把自己当成这种人。对他而言，回中科院工作，是因为这里能为他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
在五大顶级学术期刊上取得“大满贯”
回到国内，高福和他的科研团队便开始面对一波又一波突如其来的新病毒，争分夺秒地和新病毒抢时间，一次次阻击新病毒的袭击，为民众建立起牢固的防疫屏障。
高福的课题组主要研究重要病原，尤其是病毒突破种间屏障跨种传播的机制，分析新生突发病原是怎么从感染一个物种跨到感染另一个物种。“我们解答的是why(为什么感染病毒)和how(如何感染病毒)的问题。”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接下来的预防控制就好办了。
高福带领的研究团队最早弄清了禽流感病毒“H5N1型”异种间的感染机制。而在非典、禽流感“H7N9”与新型病毒领域，也屡获新突破。2013年，高福研究团队揭示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如何侵入细胞的机制；2014年，高福研究团队在埃博拉病毒入侵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为应对埃博拉病毒疫情及防控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2015年4月，韩国暴发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而早在2012年，中东首次出现这个病毒时，高福团队就已经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并很快发现了遏制病毒的抗体。
高福院士在实验室内指导学生做实验
为了深入研究病毒抵抗病毒，高福和他的同事们总是出现在病毒最凶猛的前线：“我们是专门研究传染病的，如果连我们都害怕，那还怎么谈战胜病毒？”
支撑一线抗病毒工作业绩的，是高福出色的科研成果。这些年，他的研究成果两次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近400余篇。在外人眼中，高福已经是在《科学》《自然》《细胞》《新英格兰医学》《柳叶刀》五大顶级学术期刊上取得“大满贯”的为数不多中国科学家之一，几乎可以说已经“功成名就”。
但在高福看来，科学，是用无数次的失败换来的一次成功。“比如说，别人只看见我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却不知道我已经被拒绝过99次了。”高福说，失败了就找出原因继续前行，只有这种心态才能搞好科研。
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高福还同时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等多个职务，同时还做博士生导师。众多职务头衔于一身，高福要经常在不同角色之间转换。
高福的梦想许没有就此止步。与H5N1、SARS、H7N9、MERS、埃博拉病毒等重大新发、突发病毒一次次周旋的经历告诉他，防患于未然永远都是传染病防控的“黄金准则”。
在他看来，对于突发新发传染病，只要防空得当，人们并不需要恐慌，关键在于你不能等，宁可相信狼来了，你要等了，那个时候就晚了，我们的防护必须在狼尾巴一露的时候，就赶快上。
科学家也要会“编”故事
在接受国科大记者采访时，高福表示，和大多数低调的科学家不同，他不惧怕站在舞台中央。在他看来，人活着就是个“演员”，就是在“编”故事，科学家也是一个演员，只不过是站在了科技的舞台上。
很多人会质疑：科学家作为一个探寻真相的群体，怎么能“编”故事呢？
高福解释说：“‘编’故事不是让你造假故事，而是基于事实去‘编’，一个做完实验之后，还能把实验归纳总结呈献给读者的科学家，才是优秀的科学家。你在呈现给读者的过程，就是在‘编’故事。”高福的“编故事”其实强调的是，近年来越来越被社会关注的“科学家的科普能力”。
高福作为本科生学业导师，常与学生在微信群里交流
基于这样的观点，在这个强调个人魅力的时代，高福认为科学家也可以成为明星。但高福又不愿意当明星，虽然口才和舞台感极佳的他，经常被大家调侃该改行去说评书，主持节目。
高福确实挺大胆的，韩春雨事件沸腾时，他是唯一一个公开发声的科学院院士。“大家都明白是否有真正的科学发现才是关键，但是没人敢说，都不敢说这个社会就乱了，但都说也乱。所以我说话也把握时机，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说。”
高福藏着一张和姚明的合影，他说经常提醒自己，“我离姚明的“高度”还差那么远，我还得再长点个儿。过去的事儿干完就完了，全部清零。钱清零，成就清零，荣誉清零，你要想着自己是院士啊，就完了。我已经清零了。
在《科学》杂志的“科学生涯栏目”中，高福写下过“病毒旅行不需要签证”。科学无国界，他鼓励青年学生们，跟他一起到非洲去防御传染病。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中国科学院大学公众号”、《中国科学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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