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位院士见证，这位“一生献给学问和学生”的院士荣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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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南开大学举行典礼，为今年退休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葛墨林颁发杰出贡献奖，表彰他为南开改革与事业发展、推动我国学术繁荣与科技进步作出了卓著贡献，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
作为理论物理专家，葛墨林最初曾从事广义相对论和粒子物理研究，理论物理与数学物理，凝聚态理论、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规范场及统计物理的应用等领域的研究，均颇有建树。
著名理论物理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
如今，他主要致力于Yang-Baxter（杨振宁·巴克斯特）方程与量子群、Yang-Mills（杨·米尔斯）场及其无穷维代数结构、理论物理学、Yangian代数在物理中的应用等方向的研究。葛墨林院士的成就之一是发现Yang-Mills（杨·米尔斯）场存在无穷维代数结构，并使得该方向成为一个分支。他在Yang-Baxter系统研究方面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从少年到青年，直到进入耄耋之年，世界改变了很多，但时光从未改变的就是他对科学的信仰。“他的一生是献给学问和学生的。”他的夫人这样评价他。
逆境下的学业
1938年，葛墨林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年少的他，拥有比常人更旺盛的求知欲，他曾在被众人视作垃圾的零碎物件里，淘换出各种零件，经过东拼西凑，“攒”出一个矿石机。成功后，葛墨林开始组装收音机，收听到了广播还不满足，再向老师请教如何能精确调频。这也是物理世界第一次对这位少年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
一颗科学的种子种下，迟早会开花结果。中学毕业后，葛墨林原本计划报考清华大学电机系，或者争取公派苏联学习的机会。但在当时“向科学进军”的感召下，数理化成绩优异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核物理专业，憧憬着以所学报效年轻的共和国。
凭着优秀的高考成绩和过硬的思想素质，葛墨林院士被兰州大学物理系顺利录取。但到了学校，怀着报国之志的他并没有被选拔到核物理专业。事后多年葛墨林才知道，当时把他的档案放错了材料。葛墨林与核物理就此错过，进入了理论物理的世界。
既来之，则安之。葛墨林从北京到了兰州，也不能回去，所以就静下心来学习。当时的兰州大学，在物理学上具有比较强的学术地位，也聚集了一批人才。比如，拥有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学位的段一士教授，就是在1957年离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到兰州大学任教的。正是在段一士严格的教育下，葛墨林奠定了坚实的数学和物理基础。
葛墨林（右）与导师段一士合作研究规范场理论
葛墨林一方面跟着段先生念书，另一方面也做些研究。直到现在他还记得文革中白天给炮兵做引信的研究，晚上把窗帘关起来躲在房间里偷偷地研究理论物理。因为那个时候搞理论物理，必须看外面的资料，搞得不好就要被扣帽子。
1965年，葛墨林顺利从段一士门下毕业。不过还没有等他“拳打脚踢”进行施展，一场暴风雨就来临了。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葛墨林没有选择沉沦，即使是在下放劳动的炕上，他也乐观豁达的寻找到自己的兴趣。艰难的岁月中培养起来的兴趣或许最为长久，直到现在，葛墨林仍然非常喜欢历史故事。
这让人觉得他不仅仅有理性的逻辑思辨能力，更重要的是让人感受到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在内心里对知识对学问的执着甚至倔强的个性，那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的一份痴迷。
即使是在3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葛墨林还是深有感触：“无论在哪里，不管是什么样的条件，做科研的不能离开自己的研究。我们当时常常夜深人静的时候做学问，晚上两点睡觉早上六七点起床是常事。你只有回到自己所喜欢的领域，才有一股内心的宁静。”
大师旁的俊杰
如果说兰州大学对葛墨林来讲是一层高台，那么改变其命运，让他从一层高台上升到另一层高台的更在于机缘。
1977年，葛墨林与其导师段一士合作，完成了一篇关于理论物理的论文，获得了学界的好评，尤其是引起了著名数学家谷超豪的关注。此后不久，杨振宁经上海参观敦煌，谷超豪向杨振宁推荐了在兰州大学的段一士、葛墨林师徒，于是杨振宁到兰州大学会见了二位，并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赏。
葛墨林与杨振宁
葛墨林与杨振宁先生的不解之缘就此结下。1980年在广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杨振宁直接邀请葛墨林到他的研究所工作访问，从此打开了葛墨林的另一片壮阔的学术天空。
葛墨林至今记得杨振宁请他吃的一盘炒虾仁。1986年，刚回国不久的葛墨林从兰州大学到北京饭店看杨振宁，吃饭时杨振宁特地点了一盘他自己不爱吃的炒虾仁。杨振宁说，这是给你吃的，你在兰州吃不着虾。
也正是当天中午，葛墨林第一次见到了陈省身。在餐厅门口，杨振宁向陈省身介绍了葛墨林。陈省身当即表示：“ 我是不是可以现在就给你签聘书？”这让为工作调动而忐忑不安的葛墨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就这样，葛墨林经杨振宁的推荐，来到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在南开大学的数学研究所下的理论物理研究室主持工作。
葛墨林与陈省身
在数学研究所工作期间，陈省身给了葛墨林很大的学术自由。在葛墨林看来，南开数学所，是一个学术自由、风气正派，而且充满了对科学的热情的地方。所有人把全部精力投入科学研究当中，不为旁骛而分心。
数学所创办的1985年，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很多研究工作都是由国家指定的，而非凭个人的专长和兴趣。陈省身创办的南开数学所，办所的方针只有九个字——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
如今，葛墨林非常感激杨振宁和陈省身在当时为他选定的研究方向。 “做学问首先是做什么，其次才是怎么做，做科研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方向是很重要的。”
拿此生献学问
在葛墨林看来，一个能做科研的人也一定要能承担教学任务。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当年在兰州大学物理系任教的他即被学生誉为当家四台柱之一。其特别的个性也颇得学生们喜欢。
葛墨林曾经的学生回忆：葛先生个子高，爱抽烟。而且是“斯大林”式的烟袋锅。他的烟瘾特别大。上课带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包，里面是烟叶和烟锅。上课特别准时，也不拖堂。计划得特别好。根本不看表，一个段落一完，只剩一点的粉笔头往旁边一扔，“下课！”一个270度转身，刁着冒烟的烟袋锅开始往讲台下走，走到室外去吸烟。课间休息完在外面吸最后一口烟，把烟锅在树上敲一下。憋着嘴走进大教室，把烟袋锅往包里一扔。随着一声“继续上课”，烟从嘴里冉冉上升！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葛墨林带学生的门风，恐怕还是得追溯到段一士教授那里。在葛墨林读研究生时，与段一士教授有时讨论问题到凌晨5点，当时生活困难，段一士教授就买点土豆，既让学生填饱了肚子，又不耽误学习。
即便在文革时期，这对师徒也没有“划清界限”相互疏远，反而在兰州大学校园内，人们经常看到葛墨林在前面奋力拉车、段先生在后面铆足劲推，于是，“最团结师徒”的名号出炉。
在葛墨林看来，人才就像小树，只有自身坚强，并适应了土地、气候等因素才能破土而出，而老师的责任是发现，在他们冒出来的时候不把他们打压下去，要帮助他们，但帮助不是揠苗助长，而是要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使其在适合自身特点的状况下自由发展。
葛墨林建议研究生们在学期间一定要跟随老师进行些研究，不要把研究和学习截然分开。在“读”和“做”中思考自己应该怎样做，逐渐形成独立工作的能力。哪怕与老师一起做点很小的事情，比如开始清理器材、整理线路、查找文献，也是一种锻炼，会有所收获。
如今，葛墨林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他所带的50多名研究生和博士生中，有院士，也有高校的副校长。他和学生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像一家人一样。
面对科研教学中的一些弊病，葛墨林很痛心。他希望正人先正己：“我坚持自己培养研究生的方式，培养他们的个性。我的学生不搞流水线生产。就像在游泳池里，让他们自己随着灵感去游才能很好的学会游泳。而我这个老师只需要提醒他水深水浅，给他把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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