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彦院士：为中国核事业奋斗一生，八旬高龄直播科普化身“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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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弹一艇”到核能和平利用，中国已建成独立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完整核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今天的成果，它的后面是无数科研人员的奋进努力。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记住了核爆炸那辉耀万丈的一刻。但是，那一刻背后包含的艰辛、执着、痛苦、心酸乃至牺牲，又有多少人知道？
作为参与过我国第一颗氢弹研制和地下核试验的核物理学家，王乃彦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虽然已入耄耋之年，王乃彦的生活仍旧十分忙碌，除了搞科研就是做青少年科普和人才培养工作，几乎很难觅得片刻的清闲。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
王乃彦
特殊环境里的学术生涯
1935年，王乃彦出生于福建，他的父亲毕业于北京测绘学堂，特别喜欢读书，学习刻苦。像福建许多20世纪二三十年时代的家庭一样，读书的种子早在家庭的熏陶下就种下了。
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惟有读书高”的信念是家庭生活的根。在将王乃彦的哥哥送去北洋大学学习后，王乃彦的父亲仍然将家底都拿出来供他的姐姐去上海交大读书。
王乃彦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福州解放。他从福州三中考到了福州一中，这两所学校都是福州最好的。高中时福州一中用的英语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原版英语教科书，价格比较贵，买书成为这个家庭做不到的事情。
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在开课前想办法从别人那里借来了英语课本，将其中要上的课．用笔把单词一个一个抄下来，而王乃彦就拿着这手抄本去上课。父亲对他说，再艰难的日子也得念书。
差一点，王乃彦与科学研究分道扬镳。少年时代，血气方刚的王乃彦，理想是当一名军人。
高中时他用了1年零2个月的时间参加福州市郊区的土改工作，并且是当时全福州土改工作一等功臣中的一个，他以最小的年纪和最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当时非常缺乏年轻知识人才的福州市委的青睐，他们希望王乃彦能够留在市委。事实上，王乃彦的很多同学都做了这样的选择。
当他拿不定主意时，王乃彦遇到一位老师——土改工作组的组长孙作青，在他的开导下，王乃彦最终决定回到学校。临走时，孙作青给他本子上题词：“回校后好好学习，带领青年们，攻克科学堡垒。”
当王乃彦回到学校的时候，高二已经快要结束了。数学老师徐景贤被他的学习热情感染，对他进行了持续近6个月的辅导，基本上把落下的数学课程都补完。王乃彦的学习的热情还体现在他自觉地学习，高中三年级时他就自学了微积分和大学普通物理。
1952年，他与同班的5个同学一起考上北大物理系。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系聚集了饶毓泰、周培源、叶企孙、王竹溪、胡宁、黄昆、褚圣麟、虞福春等一大批中国物理界的领军人物，使北大物理系成为中国高校中实力最强的物理重镇。王乃彦幸运地赶上这个最鼎盛的时期。
1955 年，国家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值大学三年级的王乃彦被分配学习原子能专业，从此他的科学之路就与我国的核武器研制、核科学事业的发展交织在一起。1956年大学毕业后，王乃彦被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的钱三强小组，做中子能谱学研究。
与大师们的“姻缘”
1959年，又一次幸运，降落在王乃彦身上。在原子能所工作的三年中，钱三强曾亲自去听王乃彦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学术报告，强烈推荐王乃彦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
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是当年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兴办的研究所，主要进行核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简称“联合所”。参加的国家有苏联、中国、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
1956年秋冬起，我国先后由中国科学院从全国各地区选派了130多位科学家和青年赴联合所工作．他们中有王淦昌、张文裕、胡宁、朱洪元、周光召、何祚庥等。
王乃彦的材料第一次寄到联合所后不久，就被退了回来，附言写的是：请你们派有学位的人来。最后，在钱三强的支持下，年仅24岁的王乃彦被破格录取为第二批人员，于1959年到联合所中子物理实验室工作了6年时间。
当时正是王淦昌在那里做副所长任届期满准备回国的前夕，王淦昌亲自领着他去见当时实验室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克院士，两位科学大师在非常友善的气氛中对他的工作做了安排。王乃彦永远记得获得诺奖的室主任的一句话：并不是老师所有讲的话都是对的。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乃彦他们在苏联得知的消息，非常激动并希望回国以后参与其中。
由于中苏关系破裂，1965年王乃彦及所有在研究所的中国人员全部撤回到国内。这使得王乃彦有机会真正在一线参与第一颗氢弹的科研工作，有机会与王淦昌先生重续师生缘。
王乃彦回国之后的科研从青海一个海拔3500米的金银滩开始。他主要从事核武器实验中近区物理测量工作。以便了解武器的性能并在今后得以改进。他们任务的关键点是要确保找到试爆成功或失败的真正原因。
在实验部的王乃彦参加试验的时候多数都要承担回收的任务，要穿着“猪鼻子”一样的防护服到场地去回收。“我那时候还年轻啊，不知道搬了多少铅装。”他把核物理的方法以及数学的方法应用到核武器测试上，解决了数学计算上的一些困难。这些科研上的突破．当时是极不容易的，没有来自国外的任何资料，完全依靠自己的钻研。
1978年，王淦昌带着王乃彦一起调到原子能研究院。从此开始了他们研究的新阶段：共同从事我国粒子束和氟化氪激光聚变的研究。在王淦昌的指导下，王乃彦所在的惯性核聚变小组不到一年时间就做出了成果——首台1兆伏80千安的电子束加速器。
这台1兆伏80千安的电子束加速器，从讨论到设计到实施，全部是自己动手，虽然科研条件与现在的远不能比，但这是中国第一台低阻抗强流电子柬加速器。
在实验中，他们研究强流电子束和靶相互作用中是否存在由于反常吸收会使吸收系数比经典值大100倍的现象，用五种实验测量，从不同的角度否定了日本科学家的结论，澄清了当时轰动一时的问题。实验结果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美国圣地亚国家实验室粒子柬聚变计划负责人来参观实验室，实验结果十分理想。
1985年，王乃彦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访问学习，在不长的一年时间中发表了5篇文章。1986年，第二届国际相对论性电子柬惯性约束聚变会议在日本长冈举行，王乃彦应邀在大会上做特邀报告。
按照惯例，除了主办方外，大会悬挂国旗的位置主要和各国科学家的论文数，也就是研究成果相挂钩。当他看到自己祖国鲜艳的五星红旗挂在最中间的位置时，他异常激动和自豪。他说“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一次国际会议。”
王乃彦是这里邀请的第一个中国教授，在这里赢得的尊敬他看做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骄傲。“我们的事业是被国外封锁的，要强调自力更生。”这是王乃彦多次说过的话。
20世纪90年代末，王乃彦偶然从一位日本学者那里看到一本关于激光核物理的小册子，随即意识到这个领域的重要性，这个项目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973”计划，王乃彦小组与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徐至展院士共同合作。
王乃彦有一个习惯，从网上看到最新的研究资料都打印装订成册，随时关注世界最新成果。在王乃彦看来，“做科研工作很有乐趣，但非常苦，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科研一线”。
2016年，来自全国各地、正在昌江核电基地参加第四届“魅力之光”核电科普海南省环岛一周夏令营的51名营员迎来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核你在一起”院士面对面活动——通过网络直播间平台连线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进行千里之外的交流、互动。
这也是我国核科学家首次化身网络主播，进行科普传播，引发了全国各地的网友的积极关注和围观，网友纷纷发布在线留言、弹幕、打赏。有网友评论：“王院士是自己见过的最帅的网红！”
耳顺之年攻英语
1998年，担任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的王乃彦被上级领导要求去竞选“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的副会长”。到会场之后，首先给王乃彦一个“突然袭击”：“请来自中国的核协会代表王乃彦讲话”，“这是显而易见的考你啊”。同行的人士说，有备而来的王乃彦整整讲了18分钟，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当上理事长后，王乃彦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改革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并且花很大力量推广核技术的应用。他做的另一件事听起来却是不可思议，那就是开始重新好好学习外语。
上世纪80年代初，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深深刺激了王乃彦。因为高中以后，特别是抗美援朝以后，学生们不学“美帝国主义的语言”，直到大学毕业，他的英语水平依然是初中水平。
当时邀请者请他们做学术报告，王乃彦却因为英语好，只能请美国人代讲。虽然后来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王乃彦可以用英语报告，但是最害怕的是提问和交流。
当时已年逾六旬的王乃彦花了2000多元买来十几台收音机，一台一个频道。又花了不到30元买了一本《空中英语教师》杂志、一张光盘、一盘磁带。这就是他学习英语的全部工具。
此后，每天5点半起床后，晚上睡觉之前的业余时间都是他学英语的时间，最多的时候一天有5个小时都在学英语。
2000年在汉城，王乃彦成为正理事长的时候，要在这里接过世界核理事会的大章，发表正式的就职演说。这一天，他把写好的稿子交给秘书修改后，秘书指点什么地方要注意什么。正式演说开始了，王乃彦却脱稿而讲，现场发挥。与会者给予了热烈的掌声秘书惊讶地说：“王，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本领呢，我看你是个当官的材料。”
王乃彦的投入、亲和力以及能力，赢得了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的任可。他说，一个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想着为国争光。
王乃彦这一辈科学家已经把这些付出精神、爱国情怀“融化到血液中”，成为科研人生鲜明的烙印。最恰当的归纳正如当下最流行的句式，他是一个“中国式”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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