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最年长院士的107载人生历程：4次获得博士学位，入选中研院院士比肩一众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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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的2009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院最年长的院士贝时璋走完了自己107载人生历程。他给中国科学界留下的最后遗言是：“要为国家争气！”
告别贝时璋，便意味着告别了上世纪，告别了一代学术大家悲欣交集的集体命运。100多年来，他见识了家国罹难、人事苍苍，见证了现代科技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亲历了中国科学界的起起落落。
贫穷渔村走出的科学大家
1903年秋天，贝时璋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一个世代种地捕鱼的贫穷家庭。
小时候的贝时璋沉默寡言，却勤于思考，从小到大，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总要问个问什么。父亲有时候会带他到上海办事，那些他从未看到过的新鲜景象常常促使他不停地提出疑问并冥思苦想。他心中涌起无限的遐想，也不断开启着他心中好奇与探索之门。
在回忆自己的生活道路时，贝时璋对父母充满感激之情，他说：“父母的教诲使我受用终身，我把父母勤劳节俭、宽容厚道的精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意志坚定，排除一切困难，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
8岁时，父母把他送进设在贝家祠堂里的一个家族学堂去上学。为了摆脱“目不识丁”的痛苦，父母对他上学寄予很大希望。临行前，母亲特意为他租了一套上学礼服，有红缨帽、天青缎外套和黑缎小靴。
开学第一天，老师教了他八个字:“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贝时璋很高兴，感到读书真是有用，可以把平时见到的事物记下来。此后，他的功课一直很好。
不久后，贝时璋的父亲从上海到了湖北汉口。贝时璋进入一所德国人开办的学校，在这所学校，贝时璋系统地涉猎了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他曾在一个旧书摊上买到一本菲舍尔著的有关“蛋白体”的书，读了很感兴趣，初步懂得了蛋白体对生命的重要，这对他以后选择医学、进而选择研究生物学和生命科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按照父亲的规划，贝时璋中学毕业后会进入德国洋行做买办，但目睹了众多买办子弟游手好闲、作风势力的生活时，贝时璋对买办一职有了深深的抵触心理。
1919年春，他违背了父亲要他进洋行工作的意愿，考入了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习（同济大学前身）。
举债赴德国求学
1922年3月，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下，贝时璋赴德国留学，踏上了探索生命的科学之旅。
在德国的几年里，贝时璋先后上了三所大学。德国福莱堡大学承认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的学历，贝时璋可以立即转入医科。而他却改了“行”，弃医从理。在这里，贝时璋领略了世界一流科学大师的风采，从此，他开始自觉地站在世界科学高峰观察和思考问题。
一年后，贝时璋转入慕尼黑大学。他转学到慕尼黑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聆听德国最著名的动物学家赫特维希的课。此时，来德国时带的钱早已花光，贝时璋的生活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他经常一天只吃两餐饭，由于营养不良，身体每况愈下，经常感到身体疲乏、头昏眼花。
父亲变卖了房子和几分地，又用很高的利息借了一大笔钱汇给贝时璋，勉强支撑他完成学业。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磨砺了贝时璋的意志，使他能够在日后遇到的所有困难面前，从容应对，走过一幕幕黑夜，坚持到黎明。
不久，在赫特维希教授的介绍下，贝时璋转学到图滨根大学动物系学习，在这里学习了六年。
作为一名学者，在德国期间，贝时璋每天与书本和仪器为伍，以实验室为家，刻苦攻读。他不但学习了生物学的课程，还学习了物理、化学、古生物学等多门课程，并寻找一切机会参加实验或者野外实习，这些大学的学习活动使贝时璋受益匪浅。
贝时璋在德国一共待了8年，这8年，他学有所成，学会了很多科研方法和技术，掌握了学术思想并积累了大量经验。同时也形成了自己学习刻苦、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
50年后，因为卓越成就，图宾根大学再次授予贝时璋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金博士）。又一个10年过后，图宾根大学第三次授予他自然科学博士学位。2003年在“贝时璋先生百岁寿辰庆祝大会”上，德国大使馆公使代表图宾根大学第四次授予贝时璋自然科学“钻石博士”学位。世界上获图宾根大学如此青睐者仅贝时璋一人。
入选中研院院士
1929年秋，贝时璋谢绝多方的挽留，告别图宾根大学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继续他求索的生涯。
当时，国内政局动荡、战争频仍，研究和教学条件都很差，找一份适当的工作十分不易。费了很大的周折，贝时璋受聘为浙江大学大学副教授，负责筹建生物系。
当年的学生郑竺英曾撰文回忆：“贝师在整个教授过程中，每堂课都不带讲稿，全部是顺口而出的。同时贝师在黑板上配合课程流利地写出众多的骨头、神经、肌肉等等的拉丁名字而从不错漏字母。”而他亲手绘制的教学挂图更是精确优美，宛如艺术品。
在浙江大学20年，贝时璋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培养了众多学生，推进了我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贝时璋始终没有停止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一路坚持利用一切零碎时间，在显微镜下观察和绘图。在1938年，学校抵达江西泰和县时，他已绘制了教学急需的图片百余张。
在西迁的路上，贝时璋把系里的各种仪器、资料看得比自家的财产都重要，做了精心保护。到达贵州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稳定，浙大的教学、研究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1944年，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造访浙大，由于生物系方面可看的论文甚多，他不得不将其行期推迟了一天，盛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1948年，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中央研究院主持开展的中国第一届院士选举，这是近现代中国学术界的重要事件之一。共选出院士81名，一大批闪闪发光的学术巨人名列其中，如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冯友兰、胡适等。这批学术巨人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最高层面，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贝时璋就是其中之一。
贝时璋(最后排右二)1948年参加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20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时与全体院士合影
创建“细胞重建”学说
1938年，德国的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创立了细胞学说，1855年德国病理学家威尔和又提出“细胞来自细胞”的理论，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细胞学说。
从那时起，生物学界就认为细胞是以分裂方式繁殖增生的，而且是细胞繁殖增生的唯一途径。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贝时璋通过对名叫“南京丰年虫”的甲壳类动物的观察研究，发现了一种新现象，并由此提出了“细胞重建”的观点：除了细胞分裂，细胞繁殖增生还有另外一条途径——细胞重建。
从此，贝时璋开始了一项延续70年的原始创新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细胞重建学说。然而抗战爆发后，时局动荡，科研工作难以继续，贝时璋不得不暂停对细胞重建的研究。后来的政治运动，更不能安定下来从事研究工作。
1953年，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前苏联时贝时璋(右)与吕叔湘(左)、赵九章(中)合影
直到20多年后，1970年贝时璋在生物物理所重新拾起了对“细胞重建”的研究。他组织并亲身参与了大量科学实验，进一步证明了细胞重建在自然界的广泛存在。
这一创新的科学思想，对未来生物学影响之大不言而喻。生命在大自然中的这一段历史，科学界称它为“细胞起源”。贝时璋认为，细胞重建可能是以前地球上细胞起源过程的缩影。
他的这一发现，为细胞起源和生命进化提供了重要阐释，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1988年和2003年，《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一、二集相继出版，“细胞重建”学说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认为科学研究是求真理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对真理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要求真理就要实事求是、持客观的态度，随时准备放弃或修正自己的看法，也要敢于坚持通过自己的实验得到的认识和提出的理论。要创新，首先要干预创新，不能一味地强调“与国际接轨”，而在已有的理论面前止步不前。这便是贝时璋在细胞重建研究工作中一贯的指导思想。
1980年，贝时璋在给研究人员讲解细胞重建图片
去世前一天仍关注科学研究
在浙江大学时，贝时璋在给毕业生题词时，用得最多的是“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以及“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这些话成为了他的座右铭。
大多数老科学家生活都比较简朴，不慕奢华，而贝时璋则尤其如此。踏进贝时璋的家，你会觉得从房子、家具、电器到他的用品一切都显得过于简朴，甚至简陋，与他的身份不相符合，但他却习以为常。特别典型的是，他长年拎的一只公文包，寿命已超过半世纪，式样陈旧，还打过补丁，但他包里放的外文资料却是最新的。
贝时璋不是没这个经济条件，相反，作为一个资深院士，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国宝”级科学家，国家给他的各种优厚的补助、津贴，和他自己稿费和工资加起来是很可观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家庭，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是绰绰有余的。可是，他的心思并不在这里，他所感兴趣的是要将那些多余的钱用来资助贫困学生并捐赠给灾区。
而在搞学问上，贝时璋却从来不甘人后，始终瞄准最高目标，永远向学问比他高的人看齐。他一辈子钻研学问，不肯松懈，勇于创新，不断建树，直到去世前，还在继续对他所建立的“细胞重建学说”及其与之相关的重要生命科学课题进行不懈的研究。
在贝时璋最后的日子里，虽然年事已高，他依然每周会看《参考消息》等报纸，不过因为视力的衰退，他只看大标题。贝时璋每次都会关心地询问，国家现在的形势好不好？经济建设怎么样？
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以后，贝时璋的心情很不平静。就在逝世的前一天，10月28日的上午，他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科学创新，鼓励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贝时璋在为北京中关村“院士手印墙”题词时，欣然写下了“求实、求是、求真”6个字。这正是他在科学研究道路上追求真理、勇于开拓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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