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淫打杀女性是人心坏了还是社会坏了？|子戈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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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奉俊昊以《寄生虫》实现了空前的获奖大满贯，但还是不得不说，20年前的《杀人回忆》才是他最好的作品。

这是他作为导演之才情、精力、野心、愤怒、洞察力和幽默感配比最佳的时刻，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同于后来越来越精进的寓言体，《杀人回忆》的现实感和史诗感带着沉甸甸的分量，还原了韩国当代史，不仅是影视娱乐，更是新闻特稿。

而在20年之后，当我们重看《杀人回忆》，还会发现它超越时间、超越国族的意义。

——枪稿主编 徐元

戾气杀人

文/子戈

作者介绍：影评人，枪稿主笔，一个不够温和的中间派。

《杀人回忆》的结尾，宋康昊用布满血丝、满含惊恐的眼神凝视镜头的一幕，已成为不朽的经典。

关于这一幕的解读，有诸多版本。《奉俊昊的全部瞬间》一书中这样阐释：“在那个结束镜头中，区分故事内外的界限消失了……真凶说不定此刻就坐在现场观众身边。”

这一诠释下，那个镜头带有明确的“审问”意味。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种无力的凝视，只得望向一片虚无。

导演奉俊昊说：“我不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但这部影片有540万人次观看。我相信，凶手就在其中”。

拍摄这个镜头时，导演给宋康昊的指示是：“请做出一个忍住不射精的表情。”

这个指示很妙。要知道，表演最怕谈概念，比如“给我一个悲伤的表情”就太过抽象。因为每个人对悲伤的理解不同，歇斯底里是悲伤，面无表情也是悲伤，这就很难做到精确。

懂表演的导演，通常会提供一个情境。尽管那情境未必和所拍内容直接相关，却能达到神似。就比如这个“忍住不射精”。

而在这种神似背后，还藏着更深的隐喻。

如果绝大多数商业片的目的，都是要让观众“爽”——无论哭得爽，笑得爽，还是在大团圆结局里享受意淫的快感——那么《杀人回忆》显然并不想如此。

它就是要让人感到不安、愤懑，又无处发泄，于是这种情绪会被一直带离影院，回到生活里，成为一根刺，一个久违的惊叹号。

一场著名的单场景调度：前后景不停在动，人物性格和冲突一览无余。

《杀人回忆》讲述的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灰败。无力感，弥漫全片。

这种灰败，是系统性的崩溃。片中的三位警员——朴探员、曹探员、苏探员——分别代表三种办案观念，即相信直觉、相信暴力、相信证据。但无论哪一种，都无法帮助他们抵达真相。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美好的女性被塞住嘴，反绑手足，被奸杀后随意地丢弃在荒野里。

朴探员相信直觉，他依靠一双“眼”办案。他最爱盯着嫌疑人的眼睛，仿佛如此就能看穿对方的心思。他甚至给每个嫌犯都拍下照片，方便自己更持久地凝视。但最终，当多年过去，已经转行的他再次回到案发地，镜头又一次捕捉到他的眼睛。这一次，他的眼神不再咄咄逼人，而只剩下惶恐和茫然。

曾吹嘘靠一双眼睛就能知道对方想法的朴探员，注定做不成他的英雄梦。

曹探员相信暴力，他依靠一双“脚”来办案。他认为没有抓不到的真凶，只有不肯认罪的嫌犯，于是他戴上鞋套，一次次把穿着军靴的脚踹向嫌疑人的胸口。这双脚，不仅用来刑讯逼供，也用来镇压参与民主运动的大学生。它俨然象征着一种失控的公权力。可是后来，因一次酒馆冲突，曹探员受伤的右腿惨遭截肢，犹如一次权力的阉割。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铁幕时代的终结。

苏探员相信证据，依赖证据。他是汉城来的高材生，对朴、曹二人拙劣的办案手法嗤之以鼻。但当他自以为逼近真凶，却被一再泼冷水后，面对最后一位嫌疑人，他也忍不住说出：“证据不重要，有口供就行了，往死里揍他吧。”

那一刻，我们共同见证了，习得性无助是如何摧毁了一个人。

凶犯、探员、民众、学生……所有人都逃不过被异化的命运。

而奉俊昊更狠的地方在于，他用苏探员最依赖的“证据”，先后两次打败他。第一次是创可贴，那是他贴在女孩伤口上的，可是后来，在那片下着大雨的丛林里，他再次见到了那枚创可贴，它仍旧死死贴在女孩僵硬的躯体上，成为了死亡的印证；第二次是DNA鉴定书，上面以严谨的措辞写着“鉴定结果不符，因此不能断定嫌疑犯就是凶手。”

现实以最科学的方式打败了这个最相信科学的人。他只得目送嫌疑人踉跄地走进隧道，隐没在黑漆漆的尽头。

火车隧道、弃尸的下水道、被凶手摧残的女性阴道，恰好构成一组同构的意象。它们在控诉女性的遭遇，更在揭露一个残忍的事实：真凶已从他犯下的累累罪行中，永远地逃脱了。

相信“数据不会撒谎”的苏探员最终对着他心中的犯人开枪。

某种意义上讲，《杀人回忆》确实终结了犯罪片。因为犯罪片最核心的两大命题——凶手是谁？动机是什么？——在《杀人回忆》那儿，通通被悬置。

影片结束，凶手仍然在逃，动机更无处可寻。而奉俊昊为了增加迷惑性，只让凶手以背影、手、模糊的脸等方式出现，并且安排不同演员来扮演，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

当然这样做，还有更深的寓意，即：凶手可能是任何人，也可以是任何人。

凶手选择侵害对象时镜头来回晃动，观众感到活下来才是一种意外。

这次重看，我觉得全片最毛骨悚然的情节，是夜晚的树林里（曾经的案发现场），一个男人把女性内衣摆成人形，对其手淫。据邻居说，他是个顾家的好男人。跟随镜头，我们看到在局促的房间里，男人的妻子卧病在床，一旁玩耍的孩子们手里正拿着裸女的照片。饼干盒里，放着发黄发皱的色情杂志。男人说，最近关于凶案的报道让他浮想联翩，他一方面觉得不对，一方面又很向往。

男人说这话的表情里，有一种平静的哀怨。他自己先原谅了自己。

而影片没有问出的话是，这个男人距离凶手还有多远？

嫌疑人在描述犯罪过程时兴奋的表情，似乎正渴望那件事是自己做的。

当我们提炼《杀人回忆》的表达，总爱说“社会杀人”。可说到底，社会不具有实体，又如何杀人。

那其实是在描述一种氛围，一种土壤。换而言之，当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戾气蔓延，人人生活在一种对恐惧的应激反应当中时，犯罪的土壤就已形成。至于是何时何人作案，反倒成了随机事件。

《杀人回忆》为我们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戾气丛生、人人自危的时代。至于戾气从何而来，其实就来自被压抑、被管制的日常生活。它不是喷薄而出的，而是一寸一寸地漫溢出来。

上层施压，领导痛骂，媒体捕风，于是曹探员的暴力会指向无辜的客人。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社会正处于军政府统治下，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民间反抗运动频仍，却屡屡遭到镇压。可以说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在如此高压的时代，犯罪案件并不被重视，因为国家有着更需要提防的敌人。所以影片中，当警察局长请求增派警力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人了，都被派去镇压学生运动了。”在国家眼中，乱才是万恶之首。

在镇压运动的同时，新的受害者出现了。

比起这种偶然的直接影响，更为恐怖的，是权力对于日常的渗透。影片用大量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还原当时的时代氛围。

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随处可见的军车、装甲车；学校操场上，大规模地防战演习正在进行，面容纯真的女孩躺在担架上扮演死尸；到了夜晚，全城实施宵禁、灯火管制，家家门窗紧闭，防范着“也许明天到来，也许永远不来”的战争。

那不是黑夜，而是人造的黑暗。正是这种黑暗，成为凶手最好的保护色。也正是在这样的黑暗里，在大家都关上门窗、不看不听的时刻，凶手扛着昏厥的女孩，走过无人的街道。

所以《杀人回忆》呈现的是一种系统性的暴力。这一切的根结在于对个体权利的漠视。这种漠视换来的，可能是鸡蛋对高墙的反抗，也可能是鸡蛋对更弱小的鸡蛋的残杀。这本是一体两面，而继续的漠视，只会等来更汹涌的反弹。

由此，我们再看影片开头的段落，俨然一则预言。只见一望无尽的稻田里，一个孩子抓了一只蚂蚱，但在随后的段落里，我们看到尸体上还趴着一只，稻田里还有更多只。

若土壤崩坏了，蚂蚱是抓不完的。

那么此时最重要的，就不是把蚂蚱装进罐子，而是把老虎关进笼子。

警局所有人都做了最大努力，但他们受限于更大的系统。

《杀人回忆》最牛逼的地方，就在于用一个小的显性的失败，去质疑那个更庞大的隐性的失败。其格局，已远远超越犯罪片本身。

我这次重看，发现哪怕是短短一两秒的空镜头，导演也在传达他的意志。只见泛着黄土色的肃杀的街道上，人们面目冷漠地来来往往，一位母亲紧抓着女儿的手，横穿而过，哪怕是白天，也像在赶夜路一样，躲避着未知的凶险。

可见，导演对时代情绪的把控，已妙到毫巅。

警报声响起，等待护士归来的医生不情愿却不得不熄灯。

其实，观众对一部电影的观感，总是由三个时间决定。即拍摄电影的时间，电影讲述的时间，以及观众观看的时间。而一部好电影，无论前两个时间是什么，它总能穿越第三个时间，和每个不同时代的观看它的人，达成跨越时空的共振。

《杀人回忆》就是这样一部好电影。

尽管后来我们知道，在2019年时，原型案件的真凶已然落网，但这并不妨碍《杀人回忆》试图完成的提醒。它在提醒所有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人类是如此荒唐地生活着；它在提醒着，如果一个社会病了，有人发疯，只是早晚的事。

这种提醒，穿过几十年的光阴，又重重地落在了当下。

编辑/徐元

排版/青柠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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