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幸运

《经济解释》中张五常多次提到了他成功预测了中国会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对于那个年代变革的时代背景和变革的进程并没有过多的交代，虽说亲身经历了八九十年代，但对当时的认知大多来源于历史课本；他也反复提到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好基友科斯，科斯对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比较关注，与他的助手出了一本书《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书的中文版不能直译，中文版叫做《变革中国》。

这本书前年老婆前年就买了放书架上，与《战后日本经济史》一道推荐给我，我随手翻了翻，当时没有细看。这次索性将两本书合并起来认真的读一遍，弥补下对那个年代的认知空白。

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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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中国的底色是灰色。

经济制度方面，引入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资源在国家层面统一调配。而政府毕竟是人，不可能在经济发展这个生态系统中扮演上帝的角色，哈耶克的一句话非常贴合对那个时代的描述：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与力量建设自己想要的社会，而其实那些知识我们并不具备，这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

一系列错误的制度和运动，将中国带进了深渊，直到如今，大家对当年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事讳莫如深。

而50年代的日本，是白色的。

战前及战时，日本在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变革以适应战时的需要。

为满足战时物质需要，企业由以发行股票或债券的直接融资变成以银行中心的融资方式，政府来进行相应的调配；为筹措军费进行了税收改革，比如引入源泉征收制度（由支付酬金者先行扣下应纳的所得税缴纳给税务机关）和法人税；同时，进行农地改革，改变了农民和地主的合作关系，激发了农民的活力，农村状况大为改观。

这种产业实行国家统制的方式和管理模式，在战后得到继承，构成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基础，作者野口悠纪雄在书中称其为“1940年体制”。

日本战败后，美军进驻，但并未对日本的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由于对日本的官僚体系和经济体系缺乏了解，加上语言、文化、体制等多方面的差异，日本巧妙的利用这些差异（机构改名、诱导等），使得其金融机构、主要经济部门、货币发行权以及体系内的技术官僚保留了下来，同时还顺便利用美军的权力推行了自己制定的改革计划。

战后的日本，急需恢复生产设备，使基础产业的生产能力得到恢复和发展，让整个国家机器快速运转起来，而这些基础产业是以煤炭和钢铁为中心的。

1940年体制在此时提供了基础动能。日本通过资源的调配，价格差额补贴等方式使得煤炭和钢铁相关联的产业得以快速发展，进而重启了国家机器。

昭和三十年（1955年），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已恢复至战前水平，当时的日本三件神器是：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而中国在70年代的时候，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去抽屉里翻爸爸已经坏掉的“上海牌”手表，他扶着我在的“凤凰牌”自行车上学习骑车，妈妈有时候会踩着“蝴蝶牌”缝纫机缝缝补补；等到普通国人拥有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时候，应该是90年代了。

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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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代的中国是黑色的。

这个年代是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禁区，记得早年看《活着》这本小说的时候，难以想象还有这么癫狂的一段历史，而电影《活着》中的好多画面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至于现在看那些涉及60-80年代的影视作品（战争片除外）完全无感。

如要要用一个颜色形容这个时期的日本，我觉得是橙色的，这个年代，是美好生活的起点。

政府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宣称使国民收入在十年里翻一番，回过头来看，这样的计划与实际情况相比还是偏保守了。

1965年的名义GDP是1960年的2倍，而1970年1965年的2.2倍，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整个社会由农业向工业化转型，十年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3.4倍，钢铁产量与美国不相上下。

工业化的发展，必然推动人口向城市聚集，进而城市基础设施得到飞速发展，地价和房价的上涨成为必然。

60年代的发展，作者认为依旧是1940年体制在发挥余热，原因在于当时的前沿领域是钢铁、机电、造船、石油化学等重工业领域，是这些领域的高速增长推动了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这些行业具有垂直化的属性，国家层面的资源调配和资金安排能更好更快的推动其发展。

在资金安排方面，政府限制银行利率，人为的保持了较低的利率，银行掌握了对企业资金配置的大权，以及利用基本养老金的财政投融资计划，使得的资金进入了特定的行业和领域。

此外，政府的管控也在抑制农村和城市的贫富差距方面发挥了作用。米价格的双重价格（收购农户价格高于出售给指定商家的价格）确保农民收入，随着机械化普及，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支付补偿减少大米种植，同时禁止进口大米，保障了农民利益。这一系列非市场化的操作，被认为是1940年体制政府的管控发挥的效果。

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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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代的中国是灰白色。

党内的注意力终于由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发展上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了政府的首要目标。

一系列有意无意，主动的被动的改革在这个年代轮番上演。

在集体所有制下，部分地区吃不饱饭的农民与乡镇政府达成默契，悄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场由农民和当地政府发起的“边缘革命”慢慢开始推广开来，直到1982年被中央定为国策。

下乡后返城的知青变成了“无业游民”，在一个不允许有失业这个词的体制下，个体经济逐渐被认可，而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下，个体户是一种很羞耻的存在，雇佣人员不允许超过七人，否则算犯法，甚至不允许与城市户口的女子结婚。

国企改革启动，国企在接受中央和政府的指令计划外，可以额外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活动。

这样的制度导致行政权力与市场调节并存，在物资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下，权力寻租有了生存空间，腐败滋生，而国企的改革和经营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直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间环节，从此结束。

如有一个企业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就没有提升自身能力的压力，这是国营企业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按照产权经济学的说法，权利界定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而国企是典型的所有者缺失，国企归国家所有，属于全国人民，但没有一个人对其经营负责，势必导致租值消散。

与此同时，在沿海城市发展经济特区的决议被批准，以深圳为首的特区为后续的开放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可在当时，特区的设立的背景是因为成千上万吃不饱饭的偷渡到香港，特区是一种尝试，很幸运的是，这条路走对了。

走过了黑暗的岁月，曙光临近。

而此时的日本，是红色的。

70年代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造成了石油价格的飙升，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这场危机中，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缓。

但日本在克服石油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方面，交出了比较好的答卷。

一方面，日元升值抑制了石油危机之后的通货膨胀，使得原油价格的高涨被升值的日元冲淡；

另一方面，得益于日本的工资制度，工会与公司管理层团结一致，把公司生存问题放在高于加薪的位置，个体与企业共同克服难关。这一点与欧美有很大的不同。

整个国际社会开始礼赞日本的制度，而作者依旧认为，1940年体制使得日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采取了对经济最有利的对策。

以英美为代表的的央格鲁撒克逊模式属于自由主义经济，主张最大限度地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将政府的干预限定在最小范围。

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体制以市场原理为基础，却不完全依赖于市场，要求大企业承担公共责任，或者强调企业内部的劳资协作，赞同政府对市场加以严格限制，是具有统制倾向的经济。

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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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中国，是灰蓝色的，像某个阴天的清晨。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提过一个笼子理论，如果社会主义经济是一只鸟，那么负责制定经济计划的政府则是关着鸟的笼子。

这个笼子在逐渐的扩大，也不像之前那么密闭和压抑。

在意识形态上，市场经济逐步被接纳，社会主义不再与公有制经济划等号，市场经济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品。

而日本呢，正在拥抱金光灿灿的80年代。

汽车产量成为世界第一；

内存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

日元大幅升值；

GDP高位增长，人均GDP开始超过美国；

土地价格飙涨；

……

泡沫与增长是一对孪生兄弟，此刻泡沫越来越大。

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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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中国，是春天里清晨的明亮蓝色，天边的乌云终于散去。

在经历过80年代末期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后，市场化改革遭受质疑；可喜的是，改革的决心占据了上风，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确立为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后的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时上线，身处这样一个日新月异时代，是我辈之幸，真实的看到了人尚未奔跑，时代已策马扬鞭。

日本二十多年高速发展积累的泡沫，在这时候破裂了，如果要选一个颜色来形容的话，应该是紫色吧。

作者在书中提到，对90年代的日本强烈的感觉到“不对劲”：

人才：日本虽然人均GDP超过美国，但全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头脑都集中在美国，因而日本还未强大到超过美国；

体制：日本战后得以高速发展的1940年体制无法满足新时期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主的行业特点，未享受到这波红利；

金融：金融体制变革缓慢，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体系未及时的向直接金融体系进行软着陆。

但是，日本依旧是肉眼可见的强大。日本2019年人均GDP是40246.88美元（略低于1995年的43440.37美元），但依然显著高于我国的70892元 。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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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的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

很幸运，我们生在了这个和平年代，亲眼见证了这个时代的高速发展，也享受着时代发展的红利。

我们不需要提着刺刀跟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去争取生存的权力，不至于在辛苦的劳作后依然饥寒交迫为温饱问题发愁；也不会莫名其妙的受到打压抬不起头含恨而终，亦不至于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寸步难行。

回顾这五十年的历史，变革在黑暗中探寻，这条光明之路来之不易，寻找替代制度的信息成本、实施改革遇到的阻力，来自可能在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的反对都是变革的成本，而这些成本由我们父辈，以及父辈的父辈完成了支付。

生活在当下，我很知足。

身处黄金年代的日本，不少人在思考：我们的下一代能否像我们享受富足的生活呢？

我相信，我党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进化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为大众创造一个更为公平和稳定的环境，我也相信，在家庭的的共同努力下，生活会向更加美好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