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读书笔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等，这些在电视新闻和历史政治考试中高频出现的词语，于我而言如空气和水一样习以为常，更别说带着强烈的欲望去深究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和意义？在新的时代反复重提的价值是什么？

直到最近读完吴敬琏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和《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以及黄奇帆的《结构性改革》，才恍然大悟。

吴老的两本书内容相似度约为40%，前者更多的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去讲述新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后者在内容上穿插了较多经济学的知识，更偏重于教学目的。《结构性改革》既有学者的理论依据，也有实践者的经验和判断，正如其副标题，在抛出中国经济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解决的对策。

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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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时，我国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就是以国有经济为领导和既定原则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共存的混合经济。

在取得政权后，计划第一步先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第二步再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作为过渡路线，根据1953年提出的规划，过渡的时间为15年甚至更长。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过渡阶段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长期依赖，说明对战后一穷二白的现状有清醒的认知。

然而，不到3年时间便急速的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切换。这其中有国际局势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朝鲜战争让国防和军事面临较大的压力，而这两者均需要强大的工业进行支撑，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苏联老大哥具备成功的经验加上手把手的支持，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割掉了资本主义尾巴，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一个以政府作为总负责的大工厂，政府对这个国家大工厂实施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它直接在国有生产单位之间配置资源，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货币仅仅用于内部结算的凭证，市场交换不复存在，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成了宏观经济问题，而没有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

苏联的集中计划经济以重工业为核心，轻工业和农业被置于从属地位，其实是通过强制的方式实现生产资源和生产资料过度向重工业倾斜，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背后则是以轻工业发展缓慢和农业的衰退为代价。

这样的结果同样也会在中国发生，1958-1976年间多次的体制下放（包括计划管理权、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财政权和税收权等）是对集中式计划经济的小修小补，但无不以混乱和重新集中而宣告失败，形成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

体制下放形成了地方自管，为响应赶英超美的强烈愿望而夸大成果，使得大跃进在全国愈演愈烈，可以说制度下放是DYJ的制度基础。

止步不前的前三十年，迫切需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摆脱旧体制的束缚，摒弃“两个凡是”，拥抱新思想。摆在眼前有三条路：一是以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二是以新日韩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三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中国选择了第一条。

哈耶克曾说，社会主义的最大问题不是它是否能够设定均衡价格，而是无法建立市场经济那样的激励机制，使分散在许多不同地方的有价值的信息能够被利用起来。但是，对于那些在思想政治方面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却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支持新古典经济学的人而言，市场社会主义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简单从容的路。

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效率。然而这两者其实是相悖，也为后续的双轨制打下了基础。

随着所有进行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东欧国家都陷入了困境，1991年苏联解体，新的政治体制下进行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的转型，加上曾经对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一些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家也纷纷对自己过去的市场社会主义观点进行反思，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走到了终点。

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给中国带来的是经济秩序的混乱和通货膨胀，并演化成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理由，导致了1981-1983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思想回潮。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说，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一方面，改革的过程将隐性的通货膨胀显化；另一方面，为减少改革阻力增加助力，政府需要增加改革成本，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财政赤字加大、货币超发的情况，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宏观经济管理的缺陷和政策的错配使得通货膨胀不能得到有效抑制。

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市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经济并没有被提及，主要的障碍在于意识形态，允许私营经济，意味着雇佣关系、就业与失业，剥削与被剥削，无异于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颠覆。

直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以商品经济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改革再次起航。

东边不亮西边亮，体制内的改革失利，体制外的变革却在悄然生长，农村土地承包的实施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得政府将改革的重点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包括：允许民营企业的存在，营造特区经济的小气候，实现部分地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建立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区。

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1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其合法性得到了正式承认。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双轨制已延伸到国民经济的多个方面，生产资料分配和价格的双轨制，银行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双轨制，外汇牌价和调剂市场价格的汇率双轨制。其结果是权力货币化和权力资本化，为广泛的寻租提供了土壤。

在农业领域的承包责任制的成功，让决策层有了将承包制的经验移植到工商业的想法，但企业经营者和农民又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不会因为经营失败而面临生存危机。企业的承包非但没有界定企业的产权，反而使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的互侵行为更容易发生。

维持GDP高速增长而采取的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又一次的引发的通货膨胀，持续多年的双轨制致使FB滋生，引发了1988年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市场化改革成为保守主义者攻击的目标，通货膨胀和FB都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才能完美的消灭它们。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二次思想回潮。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市场化改革才又重新取得势头，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90年代是是中国经济大变革的十年，实现多方面的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期间，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的改革齐头并进，分税制取代包干制，搭建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分业监管体系，养老和医疗的改革。

1997年中国第十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至少100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有企业在改革的浪潮之下却出现了财务状况的急剧恶化，到1998年时国有企业的净亏损达到78亿元，国有重工业重镇辽宁省甚至以及连续3年净亏损。下岗和改革的帷幕逐步拉开。

民营企业成为了国企下岗职工分流的主渠道，企业通过兼并、破产、减员增效进行瘦身健体，改革层面，政企职责分离、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将垄断经营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重组上市，与此同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组建各级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在国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时，出现了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的资产流失、管理层收购并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2004年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抛出“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的言论 ，并对内地主流经济学家进行了高调批评。

一场持续一年半的针对经济改革的大讨论就此展开，各路经济学家唇枪舌战，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场关于改革开放何处去的大讨论，保守主义者再次提出恢复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将贪腐蔓延和贫富两极分化归因于市场化改革，直至2016年，中央最高层高调谈论改革，坚定改革不动摇，迎难而上，这场大讨论尘埃落定。

改革的进程反映到具体的经济指标上，从1979-2015年宏观经济发展指标数据中，可以看到：

YYJ导致的基建投资和大量货币增发，全国出现了明显的物价上涨，CPI走高，通胀高达6%，形成了1980年的第一次通货膨胀。

随后，1982年放松银根，利改税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加上1984年信贷失控和货币过度投放，引发了1984-1985年第二次通胀，到1985年通胀率一度高达9.3%。

1984-1985年的通货膨胀体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社会总需求过旺，工资性收入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成本上升导致成本推动。伴随着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经济出现过热现象。

随着接下来商品价格的放开、工资改革的推行及基本建设投资的大规模升温，货币供应量急速增长，1988年的CPI创造了建国40年以来上涨的最高纪录，达到18.5%。1989年，中央采取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避免危机，直接导致了六成民企破产倒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负。

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放开商品定价、提升工资和房产开发热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杠杆加大，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幅达到35%以上，1994年通胀率高达创记录的24.1%。吸取上一次通胀后急刹车的教训，政府开始通过控制利率杠杆和货币政策来进行经济的“软着陆”，存款利率一度涨到12%左右。结果则是，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民间炒房人破产，为了抑制股市的投机，涨停板、T+1、调高交易税数管齐下，最终导致了1995-1996年的两次大跳水，中国股市进入长达数年的熊市。

2008年全国金融危机爆发，政府实施“扩需求、保增长”的方针，通过4万亿元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大量新增的贷款、补贴和税收优惠流向了国有企业，部分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大举进入原来原先认为不应涉足的领域，比如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和M2增速走高。

改革虽历经曲折，但可喜的是，经济的发展总体是向前向好，GDP的数据持续过年的高位运行。

改革的过程看似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更是暗流涌动血雨腥风。

说是解放思想，实则是思想的交锋，权力与利益的博弈。在改革之前，那些信奉价值规律，坚持市场经济的学者和官员们是最先受到冲击的，在思想回潮之际，他们又需要承受绝大的压力。

实事求是，就是不争论，多试点，看结果，这已经成为了政府的一套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以试点的模式实施改革的方案，一方面容易与持异议者达成妥协，缓解改革压力，一方面可以在试点中累积经验、测试效果，为大规模推进提供真实案例和数据，可退可进。

除了改革，也要开放，改革是开放的条件，开放是改革的外部推动力，放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就是国内国际双循环。

回望数十载改革开放的历程，“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她没有堕落也没有返回，而是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自立自强之路。

向深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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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往高处走，先上深处行。

经济改革永远为未尽之事，如普朗克所言：经济学太难了，你想尽办法，得到的结果却总是无序且不准确的。针对经济问题给出的政策和手段，得不出完美的结果，甚至会有意料之外。

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发展，更多的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需求牵引，即大量的潜在的市场需求被激发以及政府的投资，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巨轮滚滚向前，但需求只是一方面。

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总供给是宏观经济中所有产品的总供给，它受到潜在国内生产总值的限制。而潜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是，当所有的资源或人力都被充分运用或就业时，社会所能生产的东西。如果社会有能力生产的东西发生变化，总供给就会移动。总供给移动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大量企业的技术发展以及生产条件发生剧烈改变。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面---供给。

《结构性改革》一书中给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以发动机为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发动机的内在构造进行调整，对气缸、变速器、给油回路进行改造，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改变的是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

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是研究供给侧的问题哪里（比如资源错配）、以体制性改革为手段来解决问题，推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结合中国经济的现状，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中的土地政策、房地产、杠杆、资本市场、贸易摩擦等方面的问题，书中给出了很多前瞻性的思考，也有对实际问题的实践案例。

资本市场的问题主要在于，民营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间接融资占比过高导致企业负债率高企等问题，问题的根本在于我国金融基础设施薄弱，解决的思路是优化金融的制度供给和资金供给，实行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与年金制度合一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的源头活水。

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包括土地供需，土地价格、房地产投资、房地产融资比例、房地产税费占地方财力比重过高、销售租赁比、房价收入比、房地产内部结构、房地产市场秩序、政府房地产调控等问题，提出控制土地供应和价格、降低拿地杠杆和管控抵押贷款、研究差异化税收体系并考虑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完善公租房体系和租赁市场发展租赁市场、发展地票制度等五个方面的长效机制。并预言未来房地产新房交易规模逐年降低，房地产市场建设集中在三大热点地带，房价平均增速将不高于GDP、未来十多年中国房地产企业数量或减少2/3，并且房地产开发企业负债率将大幅下降。

国有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承担了基础性投资、稳定经济、传导国家政策、促进社会公平等功能，国有企业也需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解决国有资本过于分散的问题，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同时，国有资本管理也需要从单一的资本投资公司管理转变成资本投资与资本运营的双重管理，资本运营效仿淡马锡，产生的高额回报作为国家的资本利润，弥补财政开支。

面对贸易摩擦，开放依然是主旋律，鼓励出口的同时也要扩大出口，强化本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应对贸易摩擦时，以市场为王牌，中国已经由世界工厂蜕变为世界市场，以产业链为王牌中的王牌，关注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以金融为盾牌，在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战反制措施、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开放等方面强化防守能力，以科技为王牌，增加基础性研发投入、专利转化和独角兽孵化，以开放为底牌，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开放型转变。

以史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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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了国家经济改革的历史，也就能理解，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践。

当问题和思想出现的时候，以史为鉴，把握历史的经验和规律，方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