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港币汇率为0.816，因腾讯实物分红，持仓中新增京东集团-SW。这是菠萝的第三本书，前面两本《癌症.真相》和《癌症.新知》，在元旦前已读完。第一次听说菠萝，记得还是在脱口秀大会上，一个会讲脱口秀的科学家想必也是优秀的作者，他的这三本书确实没有让读者失望。去年国庆前开始，岳父检查出癌症，频繁的在市内各大医院来回奔波，恶补癌症相关的知识，被动的主动的了解不少癌症相关的信息。关于时间的道理，癌细胞也懂。年龄是最主要的致癌因素，据统计，中国人在75岁之前患癌的概率是20.6%，以一个8口之家为例，在生命都超过75岁的前提下，其中一个人患癌的概率超过84%。正常的细胞演变成癌细胞，需要满足基因突变和免疫逃离，二者缺一不可，往往这个过程需要20年以上。这个过程类似于普通人变恶魔然后从戒备森严的监狱中越狱一样。因为细胞的基因突变可能随时都在发生，但免疫清除也在同步进行，绝大部分时候，身体处于这样的免疫平衡状态。当把时间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的时候，随着累积突变的增加或免疫的问题，这种平衡将会被打破。说是突变，实则渐进，当癌症引发明显的疼痛和不适时，大概率已经不是早期了。我们常说，做时间的朋友，同样的，时间也可以是癌细胞的朋友。安慰有时比治疗管用。岳父从剧烈的腹痛到入院，用花了三周的时间，期间经历了胃镜、肠镜、穿刺和活检，入院前已经恶化到出现无法正常进食和排便、呕吐、视力模糊、乏力等症状，随后又做了FISH、免疫组化和基因检测，最终确诊为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晚期，同时，因TP53（抑癌基因）突变高表达，也意味着恶性程度高，预后不良。期间，问诊和检测辗转多家医院，不得不感慨，哪怕是晚期的癌症，医患之间的互动，多数好似流水线上的机械作业，短暂而又匆忙，病人和家属希望多获取点信息，最终总是带着些许遗憾离开诊室。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是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癌症的治愈本是是个难题，因此，癌症基本上是谈治疗而不谈治愈，在治疗的层面，也是不确定的科学和可能的艺术，在基因和免疫方面，有太多的谜题等待着解开。面对基因知识和治疗手段上巨大的信息鸿沟，病人和家属短时间内难以补齐，而来自于医者的安慰，对痛苦的病人和焦虑的家属而言，是不可多得的良药，而国内现行的体制下，这种药是极度稀缺的。能遇上细心地进行病情分析、介绍治疗方案，以及对预后反应给予安慰的医生，是病人和家属的幸运。比癌症更难的，是心理。心理学家说，癌症患者通常会经历否定、愤恨、抑郁、妥协和接受这样的心理过程。否定和愤恨是最直接的情绪宣泄，妥协和接受，是深思熟虑后的最佳策略，作为一个“旁观者”，总是希望后者来的越早越好，把自己交给医生，相信现代医学是明智的选择，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挣脱情绪的牢笼。癌症可以定位到突变的基因，有手术、放化疗、靶向药物和免疫疗法等一系列治疗手段，提高生存质量，延缓生命都已不在话下，说白了，癌症会带来可见的生理层面的反应，把它当成一种病，大家都能接受。可心理层面呢？认识到自己的心理上的不足已经是非常高的门槛了，更别说承认这是疾病并做出改变。曾经有心理咨询师说：当你叩响了咨询师的大门时，意味着你成功了一半。理解，是个难题。癌症的疼痛无法感同身受（想想安吉丽娜朱莉为什么要做双乳和卵巢移除吧），化疗后的反应无法切身体会，作为家属，能感知的是言语、行为和情绪的变化。理解病人，是家属的一门必修课，除了日常照料、安抚和忍耐之外，努力把病患当成正常人看待也是莫大的尊重。但是，照顾病人的家属却缺乏理解和倾诉的渠道，甚至不愿对外人提起，独自负重前行，默默地承受着身体和内心的双重痛楚。癌症虽说是内源性疾病，但总归有外因，除了部分遗传性的因素，基因的突变累积都是后天形成的，好比抽烟之于肺癌、慢性胃炎之于胃癌、日光浴之于黑色素瘤……据统计，已知的外因中，只有9%的概率会导致淋巴癌。回忆岳父日常，不抽烟不酗酒，无不良习惯，有洁癖讲卫生，生活作息如机械般规律，但如果非得挖掘潜在的外因，可能是窦文涛问华大基因集团CEO尹烨的这个问题。
芒格说，如果我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死去，我就永远都不去那儿。绝大多数癌症无法预防，个体患癌是个有概率的事件，活得够久，癌症大概率会找上门，这是已知的事实，但患癌未必意味着必死，但生存和高质量的生存是一个无需思考便能做出的选择，尽可能的远离那些1类致癌物，改变不良的习惯，调节自己的情绪，让未来患病的概率小一点，再小一点。我们常说，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在未来有更多的选择，把这句话稍微扩展一下：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在未来让脑细胞有更多的选择，同时，也让身体的其他细胞有更好的选择。经济学是研究人行为的科学，政府是由人组成的群体，政府的行为和决策同样也会受到各种局限条件的影响。《置身事内》这本书聚焦政府和政策，摒弃经济学理论的执念，以财政收入为切入点并结合中国政府的特点，拆解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行为。1980年，十三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成为了地方官的主要任务之一，而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会被用于官员的升迁考核，各地政府需要在市场上竞争，也在官场上竞争，形成了“官场+市场”体制。对应到具体的指标上，就是财政收入和GDP。央地的财税关系先后经历了统收统支、地方承包、分税制改革三个阶段。统收统支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弊端是“统的太死”，“一灶吃饭”，地方承包实行“分灶吃饭”调动了地方财政的积极性，但出现冷热不均，国家财力偏于分散。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确定了各级政府支出范围并根据事权和财权划分税种，建立了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延续至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非税）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如：土地出让）。分税制改革以来，集土地经营和土地管理于一体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竞争中可能过对财政收入目标的追求必然导致对土地收益的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规模的发展趋势也成了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财政收入资金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展现，也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和国企以土地为杠杆，撬动大量资源，加速投资进程，推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当“土地财政”插上金融的翅膀演变为“土地金融”时，带来了债务风险和宏观经济问题。用作者的话说：房价连着地价，地价连着财政，财政连着基础设施投资，于是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复杂关系。房地产不仅连接着银行，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财富和消费，推到尽想，土地的资本化，也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政府财政支出以一般公共预算的支出为主，涵盖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农林水事务、城乡社区事务、交通运输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等。而这部分支出偏刚性，当重点放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时，必然导致民生支出不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滞后。财政收入对土地转让的依赖，财政支出向城市化工业倾斜时，带来的结果是房价飞涨，债务急升，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即表现在民众收入不高所以消费不足，也表现在过剩产能无法被国内消化、向国际输出时又引起贸易失衡和冲突。GDP可以说是各地经济建设的成绩单，曾经以总量和增长率进行政绩考核。在这份成绩单上，也会反映上述的问题。按照支出法来计算，GDP=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即一定时期内一国范围中生产出来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被本国居民、企业、政府、外国人购买，以及未卖出的部分形成存货。2000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中居民消费支出的GDP占比由47%下降到了37%，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固定资本形成的GDP占比由33%提升到了44%左右，尤其是2008年后提升较为明显。投资驱动了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债务，可以说，我国的债务问题是以投资驱动的经济体系的产物。2018年末，我国的债务总量达到了GDP的258%，已经和美国持平，超过了德国。分主体来看，企业债务占比高达154%，远高于美国和德国，其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企业债务占GDP约为40%；居民债务占GDP比重约为54%，其中有53%是住房贷款，24%是各类消费贷款。企业债务的问题，也是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股权融资占比很低，企业融资以债务尤其是银行贷款为主，居民以房贷为主的债务问题，同样也是银行贷款，而银行本身是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风险也是政府的风险，作为手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风险最终指向了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对于官员政绩激励和经济发展结构的问题，进行政绩考核改革，不搞地区生产总值和增长率的排名，考核中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对于要素市场配置和流动的问题，通过集体土地入市，建立健全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深化土地、人才、户籍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消费不足的问题其实也是收入不足的问题。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增加；但当收入提升至一定水平，再增加收入几乎无法提升消费量。当少部分人拥有大部分财富，将使总需求下降，社会供需失衡，社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通过推进就业、创业、教育、投资机会均等，促进共同富裕，既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也是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贸易冲突的问题与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密不可分，发挥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和国内需求的潜力，建立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扩大内需与开放市场并举。正如其书名所表达的，中国政府置身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事内，撸起袖子积极下场参与了很多经济活动，从财税政策、国企改革、金融体系，到政府招商引资、资源分配、经济建设等等。凡事都有两面性，行政权力过多地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也会带来腐败的滋生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这本书是《置身事内》的扩展阅读推荐书之一，作者卡尔·沃尔特曾在中国生活了20年，并积极参与了多项金融改革工作，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去看待党和政府将西方资本市场嫁接到中国国有体制的过程。目前来看，国内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和资本功不可没，但在这个现实之下，是否潜藏着巨大的问题和风险呢？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数据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由于本人对金融体系缺乏基本的了解，本书只是泛泛而读，但作者的有些表述倒是可以细细品味。如果普遍的经济规律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它在中国和在其他市场都同样适用。有一位资深银行家曾公开表示，中国的银行系统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幸存了下来，其原因仅仅是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于世界仍然是封闭的。
事实上这是极有讽刺意味的,因为这里曾经都是清王朝设立的通商口岸,这里曾是国家屈辱和殖民主义的象征。而今,它却成为了中国发展的引擎，并且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和贸易的中心。这里是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具有活力也最振奋人心的地区。
虽然周小川的出发点似乎是银行和不发达的债券市场，他真正的目标是股市。他很清楚，债券市场的风险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银行承担，而只有股票市场才能使企业绕开银行系统，直接从市场上的投资者那里融资。然而,推动股市复苏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外，他这样做就要踩到别人的脚趾头。
以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就好像是一个家族企业。当执政群体发生变化时,家族利益平衡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但这些家族有一个所有的共同利益：体制的稳定性。只有社会稳定，各方才能持续利益的追求。
在中国，金融体系主要是由银行构成的，几乎所有的金融风险都集中体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对于政府所控制的“体制内”经济来说，他们是唯一重要的国内经济资金来源……政府将银行视作一种基础设施，用于向其珍贵的国有企业提供无限的资本。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的银行风险都必须是可管理，可控制的。
中国的历史和过去苦难的经历提醒人们行情的反复无常，因此采取长期的投资态度是不足取的。这造成了股市里短线的交易占了主流，股民们都梦想着能够迅速获得回报。唯一的那个长线投资者就是国家自己,它已经拥有并且控制了“国家队”。
如果把国家理解成长线投资者，那么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和平衡，收益摆在了次要的位置。基于此，可以看到许多知名企业背后是当地财政和国资委，且持股比例并不低，外部进行并购和控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也能理解疫情期间要求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25万亿的出发点，也能看到有些企业账上躺着巨额的现金不分红，实则存在当地银行，增加货币投放量，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作为个人投资者，理解政府决策背后的逻辑，投资之旅会从容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