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乾隆盛世下的群体疯狂​

文：刘擎 编：先知书店店长、李强

叫魂之类的群体性疯狂只可能发生在愚昧的古代社会。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任何特定的观念都是一种“文化建构”，其“真实性”并不完全取决与物理意义上的可验证性。只要当事人信以为真，这种观念就会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巨大的力量。近代历史上就曾有人笃信“刀枪不入”的中国神功。

文化观念本身，无论多么离奇怪诞，也只是群体性疯狂的必要（却非充分）条件。使疯狂成为可能的另一个要素是失常的社会心理，尤其是过度的恐惧、义愤和仇恨。而社会心理又是社会现实状况的产物。

孔飞力指出，叫魂案发生在在近代中国的前夜，“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怨怨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这个“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中，“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

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在孔飞力的笔下，这是一个“镀金的盛世”，潜藏着敌意与恐惧的社会心理。民众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财产而担惊受怕，时而将攻击用作防卫的手段，于是“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官僚为保全职位与晋升而忧心忡忡，竭尽全力揣摩与迎合上司的意图。而乾隆帝则恐惧妖术背后的有“汉化”谋反的阴谋。

除了文化观念与社会心理的条件之外，群体性疯狂大规模的急剧爆发还需要另一个要素：非常规的政治机制。正是因为乾隆疑虑大清王朝对于汉人的正当性，他对“妖术”窃取发辫极为敏感，从中闻出了“谋反”的气息，随即将妖术定位“政治罪”。他以此打破官僚系统的常规治理程序，启动了“清剿”的非常机制。

这种非常时刻创造出无序竞争与操纵利用的空间：“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但这一切并不是古代中国人所有，也不能简单归咎于愚昧无知“国民性”。群体性疯狂是特定的文化观念，社会心理与政治机制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协同效应。综观历史，在西方有欧洲中世纪晚期对女巫的残杀，有美国麦卡锡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义和团运动”。

这些历史事件当然有其更复杂的面向，但其中都涉及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现象，它们都以特定的“迷信”或意识形态为前提，都被恐惧与义愤的社会心理所推动，也都在启动了非常规的机制之后突发蔓延。

（本号转载有删节）

250多年过去了，遥看《叫魂》所讲述的那段群体性疯狂事件，我们或许会以文明的骄傲鄙薄古人的蒙昧无知。但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若是回望我们时代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不知道是否也会生发出相似的感慨？

透过孔飞力对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观察，原来叫魂叫的是乌合之众的魂，在谣言传播过程甚至所有的社会进程中群体的可怕，其特点就是盲目而难以控制于是显得骚动而情绪高昂。在集体无意识的狂热当中，群体被压抑的欲望迫切需要释放，这个时候如果恰好提供给他们可以实现自己对某些事物渴望的工具，那么，距离一场灾难就不远了。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孔飞力毕生研究中国的三部力作：《叫魂》：从小故事出发，折射出惊人的现实寓言，皇帝为何频频发动"运动式治理"？《他者中的华人》：以大历史、大叙事的手笔，看清中国内、外的移民问题。《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清朝晚期到革命前后的中国，虽然天翻地覆，但所焦虑的难题，为什么之后历届中国政府都没能解决？

高超的叙事才能，让孔飞力的作品极具可读性，而在善于"讲故事"的同时，他的史学著作，又具有了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孔飞力惜墨如金，并非高产历史学家，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在读者的读感里，读他的书，历史长河的种种故事和事故、知识和洞识，皆如"手术刀下的风景"远远超过历史著作的范畴，人们把它当现实寓言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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