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丨趋利避害：新闻人有效使用社交平台的智慧

主持人的话：

　　社交媒体时代，各类功能多元的社交平台已经成为当代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工具。内容丰富、互动性强的社交平台为新闻人获取新闻线索、采访沟通等工作带来诸多便利，但同时也带来新闻信息筛选/核实困难、隐私泄露、网络骚扰等问题。新闻人应该如何看待社交平台？如何把握使用社交平台的“度”？本期“茶座”，我们邀请了四川日报和齐鲁晚报的两位老师，共同讨论这一话题。

使用社交平台的利与弊

《青年记者》： 

两位老师好！在互联网极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交平台越来越成为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点对新闻人来说尤为突出。两位老师想必也是这样，那么您对社交平台的使用在实际的工作中占多大比重？

赖永强：

我作为职业媒体人，因为工作职责所需，需要通过各类社交平台监控信息，并筛选有价值的信息帮助工作，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使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习惯。

使用社交平台虽然有一定的时间规律，如早餐时间、早晚通勤路上，但也没有绝对的规律可言，更多的是利用碎片化时间。总体来看，很难对自己使用社交平台的时间进行量化，不过可以肯定地讲，工作之余，就会本能地“刷”一下社交平台。我想这也应该是当下大部分职业媒体人的工作现状吧。

刘海鹏：

“无社交，不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密不可分，媒体人自然离不开社交平台，社交平台已经成为我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日常使用手机的时间大多花在社交平台上。平时使用最多的是QQ、微信、微博、抖音，我的QQ工作群和微信工作群就有100多个，这些社交平台既是获取新闻线索和新闻资讯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与用户和读者互动，获取用户和读者的意见、建议和反馈的重要来源。一天下来，花在社交平台上的时间一般不会少于三个小时。

《青年记者》： 

是的，对于大多数的新闻人来说，使用社交平台获取选题资源、寻找采访线索、与读者互动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但社交平台上信息鱼龙混杂，使用社交平台时遭遇网络骚扰、虚假信息带来的疲惫和焦虑等问题也不容忽视。赖老师，您能否结合个人经验谈谈使用社交平台对于新闻人/新闻工作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赖永强：

如果对此非要给一个结论，我的意见是“利大于弊”。

回想我当年做都市报记者的时代，报社设置有专门的“热线新闻部”，并配备有数十名专职热线电话接听员，只要一踏进“热线新闻部”的办公区域，就会立即听到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现在，读者一般情况下不会给报社打电话了，更少有读者给报社写信了。这是因为有了移动互联网之后，媒体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部分读者已经迁移到了移动互联网，并从读者身份变成了“用户”。广大用户则可以充分利用媒介技术的赋权，在社交平台上自主地发布信息。如果职业媒体人拒绝使用社交平台，很容易就会成为信息的“聋人”。一旦长期远离社交平台，会与网络舆论场愈来愈远，“正确引导舆论”就无从谈起，更无法担负职业媒体人的职责和使命。

当然，社交平台上的信息可谓“鱼龙混杂”，特别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虚假信息，浪费了职业媒体人及社会公众的精力和时间，并在各类“过山车式信息”中制造焦虑感。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选择拒绝使用社交平台。

《青年记者》： 

刘老师，您怎么看？

刘海鹏：

利弊参半，但从整体上看，弊端已经非常明显。上世纪90年代，媒体获取新闻线索的主要方式是信函；本世纪初，获取线索主要靠电话、手机，还有论坛、贴吧等；现在主要依靠各类社交平台，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必然，也是媒体融合发展的需要。社交平台的互动性、及时性使一些工作都要比以往更加方便快捷，媒体和记者都能很快掌握相关的数据，得到用户回应，并及时作出报道调整，再反馈给用户，进而满足用户需求，这都是使用社交平台有利的一面。

当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过剩、垃圾信息增多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对记者来说，没有线索的时候焦虑，线索太多的时候也焦虑。从信息缺乏到信息过量，从没有线索到应接不暇，海量的内容让记者难以取舍、难以分辨，直到最后疲惫不堪，有的记者懒得分辨甚至不去分辨，这种情况确实在增加，这些都是社交平台带来的新问题。

对新闻人使用社交平台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没有做过的调查，也缺少足够多的数据和案例，因此无法下这个结论。我个人认为利与弊是个动态的过程，不同人在不同时间段，利弊是动态变化的。就我最近两三年的感受和体会而言，机构媒体的采编人员过度使用社交平台带来的弊端已经非常明显，而因此给媒体带来的伤害也越来越多，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如何把握社交平台使用的“度”

《青年记者》： 

刘老师提到，近两三年机构媒体的采编人员过度使用社交平台带来的弊端已经非常明显，两位老师能否结合实际分析一下新闻一线从业人员如何把握社交平台使用的“度”，合理用好社交平台？

刘海鹏：

现场是新闻的灵魂，社交平台让媒体离现场越来越近，但记者离现场越来越远。很多媒体的抖音、快手上的内容多是整合转载，只是通过后期剪辑改变一下呈现形式，这种简单易操作的方式，却能带来巨大的流量。流量大于质量，快大于准，当下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给记者带来了强烈的错误指引，让大家习惯了在平台上扒线索、抄线索、改线索，几百家媒体的信息来源可能都是一个只有十几秒的小视频，被翻来覆去地使用，却没有一个记者赶往现场，去采访去调查。

一线记者在社交平台获得线索后，应该离开平台回到现实赶去现场。对于提供线索的用户，无论对方多么诚实，都不能只听一家之言。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是对方有意要骗人，可能他原本掌握的信息就是片面的甚至是错的，而记者要报道的真相是客观的，不是迎合用户好奇心的伪真相。记者时刻要提醒自己：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工具，我们不能把平台当人，更不能当采访对象，用好它的互动性、开放性、即时性，而不是陷入它的算法推荐和信息茧房。总之，我们要和平台保持适当的距离。

赖永强：

面对社交平台的“两面性”，职业媒体人既然不能拒绝与其打交道，那么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握好社交平台使用的“度”。

比如在社交平台的使用时间上，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加以控制、减少。我觉得大多数职业媒体人一旦卸掉职业身份，肯定不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使用社交平台。我们要对社交平台使用保持一分清醒，不可被社交平台所控制，要多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对精品力作的打磨以及对正能量题材的深入挖掘上，特别是尽可能多一点时间抵达新闻现场，多去采访鲜活的新闻，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刷”新闻。

在社交平台使用的内容上更要把握好度。一线职业媒体人则应该侧重于通过社交平台进行网络热点信息的监控，传播效果反馈的监测，特别是充分利用社交平台与用户展开有价值、有意思的网络互动。相反，非工作必要不轻易利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表意见，更不可利用自己的媒体人身份去实施违反法律及道德底线的行为。

另外，职业媒体人还要对社交平台传播的“热信息”把握好度。职业媒体人有必要对社交平台上的信息保持一分本能的理性，对社交平台上频频爆出的“热搜”“突发”等信息，要多一分警惕和质疑。如果某类“热信息”在自己媒体关注的范围之类，则需要发挥职业媒体人的资源和能力优势，对这类信息进行及时的采访、求证，并把客观事实告诉社会公众。对于那些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内容，则要敢于通过自己所在的媒体“亮剑”。同时，职业媒体人不要被社交平台上的某些“热信息”带偏，结果成为虚假信息、有害信息的“帮手”。

总之，职业媒体人在工作中无法拒绝使用或戒掉社交平台，但可以对社交平台有意识地减少使用，对社交平台多一分必要的理性。

《青年记者》： 

刚刚两位老师在前面多次谈到了社交平台在提供新闻线索等方面带来便利，能否再针对这一点深入谈谈新闻人如何核实社交平台所提供新闻线索的真实性？

刘海鹏：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社交媒体时代更应该重拾做新闻的“笨功夫”。社交平台不是媒体，各类平台上信息的发布者也不是记者，我们不能用媒体和记者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也不能要求大家发的信息一定是完全真实的，更不能让他们去核实。媒体采用平台上的信息必须加以调查核实，不能因为有图有视频，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真的。

媒体人在融媒体时代应该像在传统媒体时代一样，收到反映的问题，需要通过多方采访、交叉印证来核实线索的真实性。社交平台提供的材料、视频再多再全，也只是一个线索，媒体人不能把线索当事实、把传闻当新闻。

赖永强：

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主流媒体获取新闻线索的重要渠道之一，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当然，相对过去主流媒体通过口线、电话、信件渠道获取的线索而言，社交平台的线索量很大，并且线索真伪难辨，给我们筛选信息带来一定的难度，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事实。

网络具有匿名性、随意性，网民提供线索的时候门槛很低，有时候为了表达某种利益诉求，甚至故意夸大，这需要我们对社交平台提供的新闻线索“冷眼”看待，格外小心辨别，并通过多种渠道求证其真伪，然后再作出介入报道与否的决定，对于一些影响很大的网络谣言线索，则要有意识地去求证、发布，达到辟谣的目的，这恰恰是彰显主流媒体价值的地方。

如何看待媒体

对采编人员社交平台

使用行为的规范和要求

《青年记者》： 

社交平台利弊参半，新闻人要擦亮双眼，趋利避害，用好社交平台，掌握好使用社交平台的“度”。面对社交平台带来的种种问题，近年来国外某些媒体如英国《卫报》施行相关文件，规范其员工的社交平台使用行为，这对其员工来说既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保护，但有的人觉得使用社交平台是个人自由，媒体不应该做相关的限制。两位老师觉得媒体有必要明确规范和要求采编人员的社交平台使用行为么？

赖永强：

我觉得媒体有权力也有必要明确规范和要求采编人员的社交平台使用行为。职业媒体人首先对自己在社交平台的身份要有清醒的认识，即职业媒体人利用社交平台发声，与普通网友不一样，更多的是职务行为，而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普通网民之所以在社交平台高度关注职业媒体人的社交账号，正是因为职业媒体人身上的媒体标签。因此，我认为媒体是有权力对采编人员的社交平台使用行为加以规范的。

就单个的职业媒体人而言，无疑是有情绪的个体。面对社交平台上的一些社会热点事件，肯定会有个体的态度和情感，一旦利用社交平台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难免会有非理性、情绪失控的时候，其带来的后果是网民大概率会对职业媒体人所在的媒体进行人肉搜索、网暴，媒体的公信力及美誉度无疑会在舆论漩涡中一定程度受损。因此，媒体有必要明确规范和要求采编人员的社交平台使用行为。

总之，媒体对采编人员社交平台使用行为加以规范，既是对媒体人的必要保护，也是对其所在媒体的必要保护。

刘海鹏：

对于媒体人来说，在工作之外是不可能完全脱离媒体身份的。因为媒体的工作性质，采编人员可能会掌握到一些别人掌握不到的信息，也可能会比别人提前得知一些信息，也因为这些信息会做出一些与别人不同的反应和判断，引发更多的关注，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交平台上注意自己的言行。

媒体的普通员工，影响小、关注度低，日常生活和工作分享不会有什么问题，一旦涉及工作内容，触及宣传纪律和秘密，朋友圈或者群里的发言都可能被引用或者再传播，继而引发关注，波及单位。

比如记者个人公众号发布的文章观点出现了问题、提前透露了某个消息，单位肯定要为之背书，因此适当的规范，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所在的媒体。当然媒体对员工使用社交平台的规范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只能是设置红线和底线，提供原则性的指导，而不是对员工的每句话、每个表情都指手画脚，更不应该干涉和影响员工的生活。

《青年记者》： 

两位老师都是媒体的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是否对团队成员使用社交平台有相关的规范和要求？

赖永强：

对于团队成员使用社交平台肯定是有要求的。比如，必须监测社交平台上有价值的信息，不能以职务身份在社交平台随意发布带有个人观点和情绪的内容，信息没有权威来源及多个信源佐证不得直接复制引用，等等。也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的内容生产过程中，对于社交平台上的信息利用，是有一套严格的信息审核把关制度的。

刘海鹏：

如何使用社交平台其实也是对每一位记者编辑的考验，用好了如鱼得水，用不好或者不会用，则可能错失好多机会。对于团队成员正常使用社交平台，我不会进行干涉，但作为同事，有时候会对大家进行提醒，特别是对入职不久的年轻记者，有必要提醒大家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社交平台不是法外之地，在平台上的活动不能违法违纪、不能违背公序良俗、不能违反新闻纪律，守住底线，不碰红线。

《青年记者》： 

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希望各位同仁都能掌握使用社交平台的智慧。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3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钮迎莹,赖永强,刘海鹏.趋利避害：新闻人有效使用社交平台的智慧[J].青年记者,2022(13):34-36.

编辑：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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