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谈（四篇）

编者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需要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构建和丰富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从本期开始，本刊将推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栏目。第一期特别邀请到程恩富教授、简新华教授、鲁品越教授、赵凌云教授等四位著名学者撰写了一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谈”，以飨读者。

笔谈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十大要义

□程恩富

作者简介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特聘首席教授、学部委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

  引用格式：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十大要义[J].理论月刊，2021(1)：5-9.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包含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各种思想和实践的比较分析中进行方法、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性发展创新，并构建多种理论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并未过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去学习和掌握《资本论》所阐述的科学原理。”本文参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逻辑，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要义。

第一，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为研究指导。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既是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也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文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其本身又是一级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不过，指导思想是指导学术研究，而不是替代学术研究，指导思想与学术思想应建立双向互动互促的良性发展格局。我们既要高度重视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要高度重视马克思《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论十大关系》等，以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为深究学风，全面准确地阐发和协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领袖有同有异的各种思想，同时有扬有弃地借鉴古今中外各类各派合理的经济思想，从而科学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基础。“马教条”要不得，“洋教条”“古教条”更要不得。那种习惯于“不唯书、却唯上”的思维定式，以基本原理去教条式地否定正确的中国特色，以有误实践去否定正确理论的所谓实践标准，以西方学术标准去衡量中国学术的所谓国际化现代化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健康发展。

第二，以初级社会主义物质和文化领域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谈到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时就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后来三卷本《资本论》结构体系，名为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实际上就是论述私人资本的生产关系或生产制度、交换关系或交换制度、分配关系或分配制度的。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实际上是论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表述，这需要作统筹科学理解。从《资本论》阐述的具体内容来看，经济关系均通过经济制度来体现，经济制度均涵盖经济关系即广义的生产关系，因而可以把广义、中义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统一表述为一定社会物质和文化领域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及其运行和发展。不过，应联系生产力或经济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并涵盖资源配置、经济运行、经济行为、经济发展和人的福利等基本层面的内容和范围。这样，既可以协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政治经济学界主流的观点，同时又反映马克思时代和现时代人们使用词汇的偏好。那种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已有固定用法，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中介性概念的生产方式也属于宽泛的生产关系，只主张照抄《资本论》而否定其他经典作家关于研究对象的表述，生产关系不包括资源配置的基本问题，跨界研究应用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三，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研究要法。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表述，以及三卷《资本论》的全部内容，可以得出马克思创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要从初级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互动互促关系中来揭示经济发展的变迁、特点和规律，要以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和若干对范畴来揭示经济发展的变迁、特点和规律，同时还要从数理论、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演化论、场态论以及国学思维等多种方法来揭示经济发展的变迁、特点和规律，进而形成“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方法论体系。同时必须认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理论再现，都离不开在历史唯物、辩证唯物和科学抽象法的基础上对数学方法的运用。显然，数学方法或数理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种方法是技术性的，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那种认为《资本论》的方法不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经济哲学而非经济学，只强调数学方法而否定哲学方法，只主张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不重视横向借鉴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四，以揭示初级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的经济规律为研究任务。一切科学的任务均在于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区别只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应揭示的规律性也各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以初级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经济科学，揭示其经济关系及其实现和发展的运动规律，是它的根本任务。经济规律是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如同其他规律一样，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也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产生并发生作用。应当既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复杂性和系统性，又充分重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能包揽全部经济规律的研究任务，而只侧重于涉及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基本层面的经济规律的揭示，尤其是科学揭示按比例发展等人类社会共有的经济规律，价值和竞争等商品经济共有的经济规律，国家调节等市场经济共有的经济规律，社会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等世界市场共有的经济规律，国际竞争与国际垄断等经济全球化的经济规律，公有制高绩效和市场型按劳分配等特有的经济规律，私有制和公有制不同的经济规律。由于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因而资本主义私有剩余价值规律等也会发生一定的正副作用。那种任意改造经济规律，不正确利用经济规律，否定揭示经济规律的主要任务，主张用经济方针政策代替研究经济规律，用西方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冒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五，以公私商品及其内部矛盾运动为研究起点。《资本论》第一卷开头明确地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是相对最普遍、最大量的现象，也是相对基本和简单的范畴，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资本论》的方法，从商品开始叙述性的研究是最合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而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生产的商品都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因素，以及包含着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不过继续展开便可发现，私有企业生产的商品包含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矛盾的胚芽，而公有企业生产的商品包含局部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矛盾的胚芽。可见，商品与劳动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或范畴，商品的实质是为市场提供的劳动产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一般商品和公私不同性质的商品作为劳动元理论的叙述性研究起点，是完全必要和合情合理的。那种认为政治经济学元理论的叙述性研究起点是“国家”“消费”“所有制”“人民主体”“联合劳动”“交换和博弈”“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一般”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六，以劳动为研究元概念，以公有剩余价值理论为研究主线。以劳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概念，符合客观经济活动和哲学方法论。这是因为：范畴标志一定理论体系中一系列特定的、构成某一科学体系及其基本原理的最基本的概念，具有原初性和推衍性的特征。劳动这一范畴可以推衍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范畴。没有劳动，便没有产品或商品；没有商品，便没有货币；没有货币，便没有资本；没有资本，便没有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即利润；等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实际上分析了三大概念体系：劳动概念体系、资本概念体系和剩余价值概念体系。马克思明确指出，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而未来社会应产生“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劳动作为元概念，也有益于展开作为理论主线的剩余劳动分析。即应从劳动概念推衍剩余劳动概念，继而推衍剩余产品概念和剩余价值概念，再推衍利润、利息和地租等概念。正如恩格斯在评价《资本论》第三卷时说道：“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整个第三卷。”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一般要转化为商品，剩余劳动一般要转化为剩余价值，公有资本带来公有剩余价值，私有资本带来私有剩余价值，因而需以劳动为元概念、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主线（红线）来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不重点研究初级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便很难说是对《资本论》的继承和发展。那种认为商品作为起始概念与劳动作为元概念不相容，市场经济的剩余劳动不转化为剩余价值，公有资本不带来公有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即公有利润，视“生产力发展”“财富”“生活需要”一类非市场经济范畴或笼统范畴为主线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七，以主体性公有资本与自由联合劳动的关系为研究轴心。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既然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个体资本、合伙资本、私营资本、股份资本、合作资本、集体资本、国家资本及其各种混合资本，那么必然存在和发展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并由此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人资本雇佣劳动，私人资本获取私人剩余价值或私人利润。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是含有不同程度的局部联合劳动或自由联合劳动（自主联合劳动），公有企业或公有资本获取的是自由联合劳动者自己创造和占有的公有剩余劳动及其转化形式即公有剩余价值，如国家剩余价值、集体剩余价值、合作剩余价值。那种“主张‘所有制中性’，要‘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私有企业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进而认为各种不同资本和剩余价值无性质区别，私有资本与雇佣劳动无对立性，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要采取超阶级的中性立场和政策，公有资本对应的也是含剥削的雇佣劳动，只有共产主义才存在自由或自主联合劳动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八，以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为研究立场。立场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站位和倾向问题，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其实质是阶级问题。凯恩斯公开表明：“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本属于我自己的那个阶级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与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根本立场不同，《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范畴、原理、方法和政策的过程中，面对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时起时伏，我国阶级和阶级矛盾依然时隐时现，中外各种错误思潮此起彼伏，因而立场问题尤其紧迫和重要。人民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人民内部存在多个阶级和阶层，但人民的主体始终是代表占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阶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要始终把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放在首位，真正贯彻以劳动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临摹西方经济学“以私有寡头至上”“以垄断资产阶级为中心”。为此，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阶级分析法等基本原则和底线，反对私有企业垄断和扩张。那种否认人民性阶级性与客观性科学性具有统一性，西方经济学属于超阶级的纯学术而政治经济学属于政治意识形态，阶级社会应回避阶级问题，不顾科学性而片面强调阶级性，支持私有资本垄断和扩张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九，以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研究目的。《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直接和最终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私人剩余价值或私人利润，生产使用价值是为生产私人剩余价值或私人利润服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双重生产目的，其中，纯粹商业性企业和非商业性企业直接的生产目的有区别，但所有公有制企业的最终生产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含生态环境的需要），生产新价值和公有剩余价值是为生产使用价值服务的，因而体现了人民主体性和民生导向性的生产目的，有助于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资本和公有资本的投资者在直接或最终的生产目的上有一定的区别，但投资者进行生产的一般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通过提升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而尽可能地增加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提供和占有。那种否认不同所有制生产目的的异同点，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解为先搞贫富两极分化，把美好生活需要抽象化，脱离民生的改革开放措施，GDP至上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第十，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促进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现代化发展为研究方针。人的需要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关系）与上层建筑，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对基本矛盾。其中，人的需要是人们从事生产和发展生产力的初始和永恒动力，生产力是人们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运用生产资料创造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广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结成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艺等意识形态（各种理论和观念）。这一扩展的新唯物史观要求，高度重视民生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紧密联系人的需要、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社会架构中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层面，研究初级社会主义社会三对基本矛盾的作用与反作用、正效应与负效应、适应与冲突等互动状况，通过互动互促的改革调整来推进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发展和国家总体安全。尽管某些私有企业也可以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标杆，但只有主张公有制经济关系占主体的那个学说（或阶级或政党），才是先进生产力大发展客观要求的真正代表，而一旦私有制经济关系占主体地位，则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或迟或早会悄悄或激烈质变。那种认为人的需要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始和永恒动力，私有制整体绩效高于公有制，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理想无关，共产党可以长期稳固执政在私有制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等观点，均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自洽性的最佳发展。

笔谈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刍议

□鲁品越

作者简介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用格式：鲁品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刍议[J].理论月刊，2021(1)：10-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具有怎样的内在结构？

首先，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价值观与基本战略目标层次，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关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的唯物史观贯穿其中。

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社会意识形态，体现着理论创建者所追求的价值目的，以及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的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社会经济制度。西方经济学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理论，追求的基本价值目的是如何使资本获取最大利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能够使各个资本获得最大利润的制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追求的价值目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正是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价值观出发，习近平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纵览历史风云，把握历史大势，提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两个大局也是21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为此，我国必须迎接世界格局大动荡、大调整和大变革的历史挑战与机遇，牢牢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中国梦。

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时代的“三步走”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十八大召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二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这个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在当代经济发展中体现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济发展上的体现。在这里，“创新”不仅仅是竞争的手段，还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要求的价值追求；“协调”是建立和谐发展的价值导向；“绿色”是满足世世代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开放”是建立国际间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共享”则是实现人民共同享受美好生活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贯穿于整个新发展理念的核心价值，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同时，要看清世界历史大趋势，积极参与新型全球化，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推向世界，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国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伟大理念。

其次，社会经济制度层次，其最突出的理论特征是贯穿着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在上述价值观与历史进程总战略目标的要求下，建立满足当代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社会经济制度体系。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探索，我们终于找到了各个层次上的经济制度。一是国家的宏观经济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在这个宏观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下，我国建立了多层次的经济制度。二是中观层次的经济制度，包括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责任制，以及各个区域经济协作发展的制度（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制度）。这样的区域经济制度使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上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协作，形成全国一盘棋和各个区域的共同发展。三是微观层次的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它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特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基本经济制度，又充分吸收了西方现代企业治理方式的经验，建立了在党的领导下的现代企业制度。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企业制度的内涵不断深化，如关于国有独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这方面内容极其丰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精彩华章。

最后，经济政策层次，是在上述经济价值理念层次、制度层次的基础上，其最显著的理论特征是贯穿着唯物辩证法。

在上述经济发展理念（特别是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制度框架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性地推出一系列重要政策，形成了不断发展的周密的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现在已经显示其初步面貌与蓬勃生机，它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级的经济政策。

总体的引导全局的宏观经济政策，现在正日趋成熟，并且在实践中将不断创新发展。这就是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总体布局，以实施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宏大目标的宏观政策体系。从高速度发展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由“富”到“强”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我们提出一系列相应的人才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环境政策、市场竞争政策等，为高质量发展创造社会条件。而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才能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数百年来一直想要解决，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由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所造成的供给过剩与经济危机的问题。围绕这一资本扩张引起的危机，形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两大学派：一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需求学派，主张用财政手段生产公共产品和推行福利化措施，由此增加市场的需求流量来消化过剩产品。但由此必然引起民间资本运行成本上升，导致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整个国民经济的滞胀。为了应对滞胀，出现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供给学派，其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主张通过减少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以及通过金融自由化等政策手段，降低民间投资成本，由此增加投资来扩大就业，也即通过扩大投资的供给流量来消除危机。然而这种政策只是有利于资本家，最后必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导致政府财政危机，而且其放松金融管制必然导致金融危机。无论需求学派与供给学派，都是以“资本为中心”，并且以增加流通领域的流量（供给流量或需求流量）作为其政策手段，因而都是治标不治本。习近平原创性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根本出发点是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和方向。为此通过“三去一降一补”，长长板、补短板，进行全社会的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等，提升城乡产业结构，建立城乡产品流通互补关系，由此使我国的供给侧结构发生从低质量向高质量的历史性变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面临国际经济体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作出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发挥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和作用，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十三届政协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的讲话）这使我国经济能够应对风云激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同时在提高自身实力的基础上，能够进行更高水平上的对外开放，其总体目标是与世界人民一起，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观层次的经济政策内容十分丰富，也已形成不断创新发展的体系，主要包括区域经济战略性政策、城乡建设政策、开放性特区政策。在全国一盘棋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总体布局下，我国广泛地推进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经济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经济政策。而在城乡发展战略与政策上，则有农村城市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城乡一体化战略等。在对外开放特区上，我国不仅推出了以深圳和上海浦东为代表的对外开放特区战略，而且新近又推出了以上海自由贸易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上海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与政策。这些中观层次的战略与政策，正在迅速刷新我国的经济版图，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微观层次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对于各种行业、各类企业、农村贫困地区的相关政策。例如对金融业、制造业、对外贸易等各种行业政策，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等各类企业的各种特殊政策。而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调动全国力量帮助老少边穷地区脱贫攻坚所实施的各项政策，推行了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政策，并落到关键实处，解决了消灭贫困这个世界性难题，创造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奇迹。

综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是一个逻辑严谨、气势恢宏、脚踏实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系，它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开放性的多层次体系。在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它不断发展与丰富，形成了内容最为丰富、思想最为深刻、实践最为管用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笔谈三

关于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思考

□简新华

作者简介简新华，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座教授。

  引用格式：简新华.关于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思考[J].理论月刊，2021(1)：13-16.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21年中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特别需要创新和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利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真正创新和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需要明确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

一、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应该研究什么，这是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和发展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的问题。

近年来，围绕着这个重大问题，经济学界展开了讨论，出现了重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主要应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特别是解放、保护、发展生产力，理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也有学者坚持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只是需要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力怎样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如何反作用于生产力，理由是：生产力本身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研究的对象，而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紧密相关。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像《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包括交换关系）。

对此，笔者有以下基本看法：

1.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

笔者认为，由于生产方式中包含有生产力，而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紧密相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紧密相关，所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生产关系，还应该包括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但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研究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本身，而是要研究生产力怎样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如何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怎样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生产关系。

笔者认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为由，断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应该研究生产力的观点，似是而非！

政治经济学到底应不应该研究生产力，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只研究生产关系，还必须研究生产力，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构成生产力本身的劳动力、生产资料、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的物质属性及其变化规律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如果说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所要研究的不是生产力的物质属性及其变化规律，不是物与物的关系，而是从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研究生产力，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和结合方式，研究怎样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研究生产力或者说资源的开发、配置、利用、组织、经营、管理。

政治经济学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也不能离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孤立地研究生产力，必须结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力，而且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既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可能妨碍和限制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生产力的开发、配置、利用、组织、经营、管理、解放、保护、发展，既是人与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比如：分工协作专业化既是生产中人与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分工协作；生产力的配置即“资源配置”的方式或者说经济运行机制，主要是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市场机制显然是生产关系范畴，不是生产力范畴，计划机制甚至还涉及政治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所谓“解放生产力”就是要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制度障碍，形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发展生产力必须调动人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如何才能调动人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关键在于形成激励机制，而激励机制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和相关的政治制度。由此可见，如何解放、保护、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经济运行机制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表面上好像是生产力的问题，不是生产关系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表面上好像只是研究生产力，但是这些问题实际上或者说主要是生产关系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实质上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关系甚至包括上层建筑问题。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关系。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革命的经济学”，也是“建设的经济学”。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面临的根本任务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关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所以是革命的经济学；在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面临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应该研究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是建设的经济学。这一看法，也是不准确的。

的确，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科学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客观上发挥了为无产阶级革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作用，可以说是“革命的经济学”，但是不能由此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革命的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科学的经济学，其作用或者功能不仅能够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也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方向，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革命的经济学”，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好像中国革命已经成功，现在主要任务是搞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不了了、已经过时了，这往往成为有些人否定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托词、借口。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和生产关系的演进趋势，不是研究如何巩固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资本主义经济持续有效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怎样巩固完善，资本主义经济如何持续有效发展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为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应该侧重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持续有效发展，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但是也不能说只是“建设经济学”，同时也应该是“改革经济学”，甚至也是“革命经济学”。因为，革命就是社会变革，可以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也可以采用改革的方式，改革也是革命。要真正持续有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或者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社会主义改革也可以说是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3.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

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必须“问题导向”，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不优，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美国的遏制，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导致连续10年经济下行，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度下降，国有企业还需要做优做大做强，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存在困难和问题，财产和收入分配存在过大差距，不少核心关键技术还没有掌握，相当部分产业还没有进入世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农民工没有市民化的“半城镇化”现象突出，腐败现象远没有消除，反腐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怎样真正做到创新驱动、合理扩大和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克服资源短缺和保护优化生态环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切实有效实现高质量发展等，还需要深入探索。研究和解决上述重点问题，应该是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生产关系包括社会经济活动的所有环节和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把生产关系看成只是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绝不是从概念到概念、孤立静止、空洞抽象、教条式、标签化的理论演绎研究，不仅要紧密结合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更重要的是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实际出发，在社会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具体深入地研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中生产关系的实际情况（具体内容、表现形式、特征性质、作用及其机理）及其变化。

二、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客观上可以说存在三种类型或者说范式：

一是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完全否定和拒绝西方经济学，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批评甚至否定态度，而且偏重于简单抽象的理论分析，缺乏对实际问题特别是新问题的深入研究探讨，很少对如何合理有效地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提出建设性意见。指责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少，实际上不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善和发展，但是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和缺陷非常敏感和警惕，其原因分析和对策建议虽然往往很简单，对完善改革开放和更好发展经济也不是一无是处，也具有参考价值，值得关注，不能只是斥之为极“左”、僵化保守而置之不理。

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主要引进、学习、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总的来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提出了很多关于中国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对策建议，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存在严重的根本性缺陷，甚至可能最终导致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这种类型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完全一样的倾向：一种是虽然存在基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严重缺陷，但是在主要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里根经济学）时，注意中国国情、联系中国实践，不完全盲目照抄照搬，提出的一些对策建议相对符合实际，也有用；另一种是绝对崇拜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迷信只有“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政治多党制议会民主化”才能实现经济持续高效发展，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模式就应该是“全盘西化”即“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政治多党制议会民主化”，提出的也是如何实现这“四化”的对策建议，如果中国按照这种主张改革开放，必然走入复辟资本主义的邪路。

三是从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出发，紧密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尽可能参考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坚持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创造了举世公认的惊人奇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部分经济学家就是这样进行经济学研究的。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类型都还会继续存在，因为各种类型都有人坚持、认同，都有市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开拓，其正确科学的路径只能是上述第三种类型的完善和发展。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讲话中所强调的：“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对西方经济学，既“要注意借鉴”，又“不能照抄照搬”“不能食洋不化，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之所以要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讲话，是强调在新时代新阶段“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笔谈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

□赵凌云

作者简介赵凌云，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用格式：赵凌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J].理论月刊，2021(1)：17-2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下简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重要论断，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创新

经济循环是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过程，经济循环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再生产分析框架，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社会经济循环最早进入经济学视野，是魁奈《经济表》的重要贡献。魁奈以每年生产出的总产品，即一年收获总量作为循环的开始，把资本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过程当作再生产过程的一种形式，把货币流通当作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确立了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分析的第一个范式。马克思称之为一个“极有天才的思维”。在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包括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理论、社会再生产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社会资本总循环的周期性等，特别是分析了资本循环中资本时间形态与空间形态上的比例关系、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剩余价值与工人工资的比例关系、有效需求与供给的比例关系等决定社会资本循环的各类比例关系，是第一个分析经济循环的科学理论体系，但马克思的分析抽象了国际因素，因此，同魁奈一样主要分析“内循环”。列宁构造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框架，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将循环分析从单纯的“国内循环”扩展为“内外两个循环”，并因此揭示帝国主义依托世界体系剥削殖民地附属国的实质。传统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协作关系框架也关注到“双循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强调自力更生，更多的是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角度关注国民经济的循环，这种循环主要是内循环，是计划指令性经济的循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外开放的扩大，特别是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中国经济循环逐渐嵌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经济循环呈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并存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循环并存的同时，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为主。当前，这个以外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已经难以为继。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可见，“双循环”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时俱进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强调社会经济运行必须重视和理顺各种比例关系的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中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巨大的内需潜力、完整的产业体系及完备的产业配套条件以及地区间的发展落差形成的经济发展空间等特有优势，创新性地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需求为基点”的战略布局，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发展。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理论范式的创新

理论范式是理论发展的基础，理论范式的创新是理论的根本创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分析框架，是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缺乏独立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是因为，在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是计划的结果，发展过程就是计划制定与执行的过程。发展过程被蕴含于计划过程，发展理论被内含于计划经济理论。在这个阶段，谈不上独立的经济发展理论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到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范式是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经济增长，即经济总量增长与规模扩张，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析范式主要是经济增长理论，即有关增加和合理配置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获得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理论。在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重点运用的又是经济增长方式分析框架。因此，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理论范式是不完整的，尚未包括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效率提高、结构升级、分配公平等发展层面。

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探索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理论范式。其突出表现就是形成了取代经济增长方式范畴和分析框架的科学发展理论。经济发展是基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总量规模、经济结构、质量、效率与分配全面演进的过程。经济发展方式是基于并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总量及其质量、结构与效率的基本布局与路径的总和。经济发展方式理论范式相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理论范式而言，是一个重大创新和突破，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五大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等分析框架。但是，经济发展方式尽管会关注到外贸、外需、外资、外部技术等要素在发展中的作用，但总体上是被当作国民经济开放发展或外向发展即国内经济的延伸过程来分析的。因此，经济发展方式更多侧重国家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分析，分析的重心是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运动。“发展格局”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和分析框架，是“发展方式”的发展，其内涵大于“发展方式”。“发展方式”主要是技术、资本、土地、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经济发展要素的配置原则和组织方式。而“发展格局”除此之外，还包括宏观经济运行调控、需求与供给的互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循环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格局”包括“发展方式”，是“发展方式”理论范畴的发展。

从提出科学发展观到提出五大新发展理念，从提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到推进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逐渐聚焦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集经济理论、经济战略、经济政策三方面于一体的经济发展方式体系。从理论上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了经济循环理论的创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相互配合，而不是长期以来相互脱节、相互隔离甚至相互抵触的循环。双循环是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循环，而不是长期以来以国际循环为主体和主导的循环。从战略上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顺应中国发展新阶段、培育新发展优势的战略创新。从“十四五”开始，中国进入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新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的形势难以改变。在这种形势下，原有以国际大循环主体和主导、国内国际两个循环脱钩的发展格局必须改变。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存在诸多优势，如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优势，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产业体系完备优势，科技实力从量变到质变、从量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优势，显著制度优势、坚实改革基础优势、政策工具多的优势，不仅有利于支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且有利于培育中国经济新的优势。从政策层面上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的政策体系，即以扩大内需为政策基点，以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引领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服务创新为战略和政策关键，以改革、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三个层面的协同发力为战略和政策推进路径，以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特别是现代物流体系为战略政策的重点任务。

三、双循环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创新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逐渐成为中国国策，与此相适应，中国经济采取外向发展战略，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战略先后遇到三次冲击，第一次是198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第二次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第三次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应对前两次外部冲击，主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适度灵活的金融政策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扩大内需的手段，国内需求扩大有效弥补了外需不足，维持了经济增长总体势头。但是，由于扩大内需只是外需不足背景下扩大总需求的补充手段，中国经济依靠国际大循环、依靠外需的发展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在技术创新、产业链升级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长期陷入“低端锁定”，被锁定在国际分工链、产业链、价值链低端，失去供应链主导权和主动权，由此导致国内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生态红利、制度红利外溢和相关福利流失，这些红利外溢和福利流失进而加剧另一种锁定，即经济发展质量和福利增长“低端锁定”。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把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改变了长期以来把内需作为总需求次要成分，把扩大内需作为应对外需不足补充手段的局面，将国内需求、国内循环作为扩大总需求的重要手段，而且将双循环作为与中国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格局确立起来，这就将扩大内需从一种相机手段变成了长期战略抉择。

四、双循环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创新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以扩大需求为基点，2015年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向供给侧倾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强调构建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就必然推动宏观经济政策重大创新和发展。财政政策方面，在2015年全面推出“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财政政策的重心从支出端转向收入端，即从原有的以公共投资扩张带动投资需求转向减税降费推进降低成本。在释放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必然在收入端继续减税降费降成本的同时，在支出端适当扩大投资，特别是与“新基建”相关的公共投资，实现收入端和支出端财政政策手段的适度平衡和双重发力。金融政策方面，在构建双循环的过程中，传统的主要关注价格稳定，通过有效控制通货膨胀来推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金融政策框架将发生重大创新，即要围绕国内国际两个循环交汇互动，着力防范国际金融体系快速扩张给国内金融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失衡，构建和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双支柱”金融宏观调控范式相对于原有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框架而言，增加了宏观审慎政策手段，更重要的是，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箱，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完善既有金融监管体系，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双支柱”金融调控将有力保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效狙击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情况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跨部门传染，有效降低国际金融风险对国内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的冲击，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见，相对于传统的跨境资本流通管理这一手段而言，宏观审慎政策更适合管控跨境资本风险。“双支柱”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的金融政策手段创新。

责任编辑：罗雨泽

审       核：申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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