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摘要：罗马人大规模的领土征服从共和国中期一直持续到公元1世纪初。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知识精英头脑中的世界观念以其高度的包容性和无边界性为主要特征。尽管“边界”一词在不同史料中拥有多个定义，但罗马帝国早期缺乏清晰、固定的实体边界背后，呈现出的是“无远弗届”的疆域观念。这种模糊的边界观反映了罗马霸权形成过程中，权力与领土之间相对松散的关系。从公元1世纪晚期到2世纪中叶，罗马世界变得愈加整合，帝国的疆域轮廓也更加鲜明，这种变化呈现在同时代罗马作家的作品中。不过，维吉尔笔下“无远弗届”的世界观依然有较强的生命力，至少持续到公元3—4世纪。兹将竖立于罗马城内两根铜柱之上所镌刻的神圣奥古斯都的功业——他将整个世界置于罗马人民治下，以及他为国家和罗马人民之付出，迻录如下。
这是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亲笔撰述的《神圣的奥古斯都之功业》铭文（下文简称《功业》）序言的开头部分。该序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奥古斯都生前最伟大的业绩是将“整个世界置于罗马人民治下”。在铭文的正文部分，“世界”（orbis terrarum）与“陆地和大海”（terra marique 或terra et mare）对应出现，清晰体现了奥古斯都领土拓展的地理维度：我在全世界的陆地和海域进行内外战争……
我们的祖先规定，每当在罗马人民的整个帝国内的陆地和海洋上以胜利开创了和平时,亚努斯·奎里努斯神庙应被关闭……
不仅这篇重要铭文，对海外战争的美化在同时期的其他文学作品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奥维德畅想罗马军队在奥古斯都继子盖乌斯的带领下，最终实现了对帕提亚人的征服，一雪前耻。维吉尔在史诗《埃涅阿斯纪》的开篇，借助朱庇特的预言，宣称奥古斯都治下的疆域直通寰宇，没有尽头。在第6卷，诗人豪言，罗马最终将领土扩展至遥远的印度，超越伟大的赫拉克勒斯。在罗马钱币、“阿格里帕地图”（Agrippa’s Map）以及诸如“奥古斯都宝石”（Gemma Augustea）、“法兰西大宝石浮雕”（Great Cameo of France）等精美艺术品中，“无远弗届”的世界帝国观念都得到极大的宣扬。然而，无论是奥古斯都《功业》铭文，还是同时代作家留下的其他文字，其修辞化的语言背后难以呈现历史的实情。的确，奥古斯都在长达44年的统治生涯中，耗费了大量精力向外拓展疆域。在西班牙全部领土被吞并后，公元前16 年至前14年，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甚至更北的雷提亚等地也先后被征服。随后，在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兄弟的带领下，罗马军队跨过莱茵河，将战火烧到易北河以北地区。可以说，罗马在边疆的军事行动是和《功业》铭文传达出的极具侵略性的帝国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的。但另一方面，罗马人从未真正实现“征服世界”的宏伟大业。尤其是在奥古斯都统治末年，罗马的拓殖行动屡遭挫折。先是发生于公元6—9年的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大叛乱给罗马边疆造成很大压力，紧接着，条顿堡森林战役（The 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又让奥古斯都损失三个军团。此后，奥古斯都下令将莱茵河以外的兵力撤回对岸。在去世前，年迈的皇帝给继任者提出如下建议（consilium）：罗马应满足于现有疆土，不再轻易向外拓展。此后的百余年中，罗马领土扩张的幅度非常有限。尽管武威煊赫的图拉真皇帝将罗马疆域扩展到极致，但事实上，在奥古斯都死后的百余年间，罗马新增加的领土仅为不列颠、多瑙河以北的达契亚、叙利亚南部靠近红海的阿拉伯以及部分美索不达米亚等边缘区域。其中，位于西北非毛里塔尼亚的狭长领土、色雷斯、卡帕多契亚以及亚美尼亚均从罗马附属国转化而来。罗马帝国和领土扩张的动力是罗马史研究的经典话题。该问题在学界引发的争辩从19世纪末一直延续到当下。然而，正如英国学者西德博特姆（H. Sidebottom）所指出的，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辩论的焦点多集中在共和国晚期罗马崛起的数百年间（约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而对于帝国早期罗马领土为何只在边缘稍有扩张的问题，探讨不够充分。本文通过聚焦罗马人的世界帝国观念与实体边疆间的互动，从一个侧面反思罗马帝国的性质。第一部分通过对“边界”一词的梳理辨析，厘清不同语境下罗马帝国的边界概念。在此基础之上，文章第二部分探察罗马缺乏实体边界背后所折射出的帝国权力的内涵。从公元1世纪晚期到2世纪中叶，罗马边疆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帝国外缘的轮廓变得愈加鲜明，这是否意味着“无远弗届”的世界帝国观念遭到摒弃？这是本文第三部分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在拉丁文中，表达土地“边界”的概念最常见的三个词分别为finis（fines）、 terminus（termini）、以及limes。其中，fines含义最广，用法也最泛，通常指某地区与外部区域之间的边界。该词在《功业》铭文中出现了两次：我将罗马人民的所有行省——与那些还未归服于我们帝国的部族相邻的行省——的边界扩大了。
我将潘诺尼亚各部族……控在罗马人民的权威之下，并将伊里利库姆的边界推进至多瑙河岸边。
上述两例所含的fines一词均表“边界”之意，但我们在对“边界”这一概念进行辨析时（无论是fines，还是limes 或terminus）需注意不同情况下的指涉。换句话说，它既可以指自然边界，也可以是行政边界、军事边界，甚至是为征税而划定的地界。到底属于哪种情况，要结合具体语境进行考察。譬如，在上述两例引文中，fines修饰的名词是provincia，因此奥古斯都从行政管理角度对罗马帝国的“边界”作了限定。provincia最初的意思是“职责”、“权限”。罗马共和国中期，伴随一块土地归顺罗马统治，元老院常派遣数名高级官员前往新征服地区履行管理职责。因而，该词就逐渐引申为某官员权力所辖的特定区域。不同“行省”之间往往以某条河流、山脉、界碑等自然或人工物来区分各自的管辖范围。这些边界往往是约定俗成的，它们作为人文地理传统的一部分受到广泛认可，缺乏法律上的严格界定。到了罗马帝国早期，由于意大利以外的大量土地成为罗马帝国的腹地，其地理空间不再发生大的变动，这些海外辖区遂成为意大利半岛外受罗马皇帝或元老院直辖的一级行政单元，也就是通常所理解的“行省”（province）。既然奥古斯都明确指出，多瑙河是潘诺尼亚行省和外部领土之间的“边界”， 其字面意思应当理解为“行政边界”。然而，将多瑙河视作“行省”与外部的分界只是一种文学化表述。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多瑙河是罗马行省与外族领地之间的行政疆界，它更不是区分罗马世界（orbis Romanus）和外部世界（orbis alter）的“边界”。在拉丁—希腊文献中，常有作家将诸如多瑙河、莱茵河等视作不同部族领土间的分割线。叙事性文学作品往往借某个醒目的标识物对“自我”和“他者”作出身份和文化区分，但大多充满主观性和随意性。即便某些大山或大河因历史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划分地界的功能，那也只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边界（natural boundaries）；这些自然边界被人为地添加了文化、宗教乃至种族等层面的寓意，但这种区分具有明显的人为色彩和任意性，因而不应理解成现代意义上“国界线”。有时候，帝国边界是就军事角度而言的，这在较大程度上是由于罗马边疆是军事冲突频发地区。在奥古斯都时代，大量军团迁徙至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帝国边缘地带。军事哨所和军营沿河驻守，除了便利各类物资运输外，还有一个主要目的是控制人口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人修建的军事设施，连同大道、山川、大河，构成了松散的、非连贯性的罗马边境的一部分。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记载了一支名叫赫蒙杜利乌斯（Hermunduri）的部落，因与罗马人保持友好关系，而成为唯一一支被允许自由往来于多瑙河两岸的蛮族，其他日耳曼部落则只能从远处瞭望罗马军营。这意味着大部分日耳曼人要想进入行省腹地，必须经过罗马哨兵的检查。希腊历史学家迪奥也曾提到，公元66年亚美尼亚国王提里达忒斯一世（Tiridates I）在结束对罗马访问的回国途中，他从罗马城带去的一批艺人被科尔布罗（Domitius Corbulo）麾下军队禁止入境。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军事岗哨可能位于罗马行政控制的范围以外。上引《功业》铭文中，在强调多瑙河成为潘诺尼亚与外部领土的边界后，奥古斯都紧接着说，罗马军队“被带领越过多瑙河，迫使达契亚各部臣服于罗马人民的权威”。公元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多瑙河以北长期有罗马军队驻扎，莱茵河流域的情况也大致类似。在条顿堡森林战役后，尽管奥古斯都把主力军团撤回莱茵河以西地区，但其支流利珀河（Lippe）外还驻扎着一些罗马军营，典型的是奥博拉登（Oberaden）和哈尔腾（Haltern）。到公元2世纪，哈尔腾及另一营地瓦尔德吉姆斯（Waldgirmes）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城镇。除了行政疆界和军事疆界外，边界的厘定还与税收覆盖的范围有关。发现于1976年的以弗所纪念碑（Monumentum Ephesenum）保留了公元62年亚细亚行省关税征收的相关规定。碑文中多次提到税务站坐落于该省海岸、河口等与其他行省（如比提尼亚、加拉提亚）及王国的边界处，目的是便于对出入这些边境的货物进行登记和征税。亚细亚的领土是公元前133年由帕加马王国国王阿塔卢斯三世（Attalus Ⅲ）遗赠给罗马的。所以在罗马接手时，其土地规模因循传统保持不变。但当亚细亚成为罗马行省后，为了征税便利，它的面积较之以前或略有增加。当然，到奥古斯都时期，亚细亚已不再是帝国的边疆行省，因此以弗所纪念碑提供的个案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然而，在不少情况下，当罗马人动用军事力量吞并一块陌生土地之后，会将其纳入行省管理体制下。假如没有元老院或皇帝事先颁发的豁免令，这些地区一般需要向罗马政府或者皇帝缴纳各类税收，包括土地税、通行税、关税等。因此，军事占领区、赋税区、行政（司法）区三者之间在地理上有多大程度的重合，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一段记载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他提到位于上莱茵河和多瑙河交汇处一块意为“赋税区”（agri decumates）的土地。塔西佗指出，历史上这一地带曾位于两条大河之外，只是在修筑了一条军事道路（limite acto）并且军团驻地朝更外围的区域推进后（promotisque praesidiis），该地才成为罗马帝国边疆，而且逐渐成为上日耳曼行省的一部分。此处的记载透露了几点重要信息。首先，既然agri decumates的字面意思为“赋税区”，那么罗马有可能为了征税而对该区域进行边界划定，但赋税征收往往发生在军事征服和军团进驻以后，为收税设立的岗哨有可能驻扎在军队控制的大道及河流以外。因此，这一地区可能最初仅是军事占领区。在被纳入税收区域后，每年向罗马政府纳税，后来才发展成为上日耳曼行省行政区划的一个部分。这一例子向我们展示了几个不同层面的边界概念。从前文所举例子还可看出，疆界是流动的，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这是处于权力扩张状态下大部分古代帝国的共性，尤其适用于罗马。共和国时期，波利比乌斯曾将亚平宁山和埃西斯河（Aesis）视作意大利其余地区与山南高卢之间的疆界。但到了帝国初期，斯特拉波说这一界线已向北推移到卢比孔河。在《编年史》中，塔西佗记载了公元19年日耳曼尼库斯沿尼罗河南下，到达埃列方提尼（Elephantine）和昔耶涅（Syene）。塔西佗说，这两处“曾是罗马帝国的门户（claustra olim Romani imperii），不过现在已经扩展到红海”。这些例子不仅表明不同作家对疆界的界定选取了不同标准，还说明早期罗马帝国缺乏固定疆界。事实上，在元首制时期，罗马行省与外围的土著王国、部落和未被征服的野蛮民族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地域分界。除了在2世纪晚期罗马新设行省奥斯热内（Osrhoene）和艾德撒王国（Edessa）之间发现过界碑外，没有考古证据表明罗马边疆行省与外部领土之间存在官方划定的分界线。如今天世界地图上用来标识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边境线，在罗马时代是不存在的。“流动的边疆”正是数百年来罗马帝国扩张本质的证明。罗马帝国早期模糊的边界划定（ill-defined boundaries），并不意味着罗马人缺乏边界认知（consciousness of boundaries）。罗马在建城不久就有了所谓的“城界”（pomerium）。共和国时期有土地勘测员（agrimensores）专门负责丈量被并入的“公有土地”（ager publicus）。罗马大道上常见的里程碑（miliarium）更表明罗马人拥有缜密的空间思维。上升到更加宏观的层面，即便罗马人对实际控制的疆土面积缺乏精确把握，但帝国的统治者明白，深入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以及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广袤区域，实际上并不属于罗马治下的土地。本文第一部分开头所举的两例《功业》铭文充分证明，在奥古斯都头脑中，行省与行省外领土之间存在某种意义上的边界区分。然而，这又与《功业》中其他部分的说辞（本文前言所举例）——即全世界皆为罗马所有这一雄壮的宣言——相抵牾。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文本间的不一致性？首先，必须承认，由奥古斯都本人所写，记录其一生丰功伟绩的功德簿自然存在夸大成分，但我们不能将铭文中的豪言壮语简单视为罗马皇帝自吹自擂的浮夸之辞。与当今领土安全和疆域思维不同，公元1—2世纪的帝国统治者并不太关心边疆土地的实际归属问题。塔西佗《编年史》中所记一则事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公元1世纪初，莱茵河右岸（今德国科隆附近）的一块土地被日耳曼部落弗里斯乌斯人（Frisii）占领。到尼禄统治时代，罗马行省长官阿维图斯（Dubius Avitus）勒令该部落退出此地。在遭到拒绝后，该地被强行纳入罗马军团治下。然而，待罗马人放松警惕后，这一地带又被另一日耳曼部族安普西瓦里乌斯人（Ampsivarii）占领。该部落派出的一位名为波约卡路斯（Boiocalus）的代表向罗马人发出的陈情值得注意。他强调，这本是一片废弃之地（vastitatem et solitudinem），最初卡玛乌斯人（Chamavi）在此居住，后来又被图邦提斯人（Tubantes）侵占。在这之后，乌西普斯人（Usipi）又迁徙到这里。因此，在他看来，这是一块长期缺乏归属的土地，而罗马士兵偶尔过来放牧并不能说明罗马人就是这块土地的实际主人。罗马将领阿维图斯的回复非常具有代表性，他明确说，只有罗马人才有权决定这块土地的归属：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比他们高贵的人的命令，他们向之恳求的诸神曾作出规定，罗马人民有权决定应当给予什么，应当拿走什么。而除自己之外，罗马人不能容忍任何人做出这样的决定。
阿维图斯的话意味着，这片土地正如罗马周边的大小部落和王国一样，精确界定其到底是否位于帝国边界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保其处在罗马人的控制之下。读者固然可以将阿维图斯对异族人傲慢的回应解读为罗马人炫耀武力般的夸夸其谈，但这正是罗马帝国话语霸权下“帝国无疆”世界观在对外政策上的真实反映。某些情况下，一些皇帝出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等方面的诉求会主动寻求领土扩张的机会。但在其他时间，当罗马统治者对边疆资源的需求不高，不急于通过领土扩张寻求荣誉，或来自外部的动荡未曾严重干扰自身统治秩序时，罗马当局常忽略帝国边缘土地的实际归属问题。早期帝国疆域边界的模糊性，恰能说明罗马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处于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以至于其可以采取较有弹性（甚至任性）的手段处理边疆领土争议。若从更深层次上分析帝国霸权与领土空间的关系，还可以看出“民族”（gentes）而非“土地”（terra）是定义罗马权力的关键所在。尽管数百年来，罗马完成了从台伯河岸的蕞尔小邦到“领土型帝国”的转变，但对广袤土地的占有并不是罗马权力扩张初期的目标，而更像是漫长的对外征服过程中自然取得的结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领土扩张的早期阶段，罗马人更习惯强调所征服民族的数量而非土地面积的多寡。这一表述习惯一直持续到帝国时代。当克劳狄乌斯的军队在成功跨过英吉利海峡并占领对岸部分土地后，他在罗马城内建了一座凯旋门，其上的铭文记载，克劳狄乌斯是将“大洋对岸的野蛮人纳入罗马治下”的第一人。这里突出的是“民族”而非“领土”概念。格式化的帝王头衔（imperial titulature）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罗马军队成功征服某一地区后，皇帝会冠上诸如“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不列颠尼库斯”（Britannicus）、“达契库斯”（Dacicus）或者“帕提库斯”（Particus）的美名。有些学者受到今天地缘思维的影响，常将之混淆，认为此即地名。但这些名号的精确含义对应的是“日耳曼尼亚人的征服者”、“不列颠尼亚人的征服者”和“帕提亚人的征服者”。 再从罗马人的内部统治结构看，界定罗马权力的核心是拥有“罗马公民权”（civitas Romana）的罗马公民（populus Romanus），以及由公民中的“最优者”（summi viri）组成的议事决策机构元老院。不难理解，罗马的正式国名即“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强调的同样是“民族”而非“领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所谓的“罗马帝国”，其官方称号延续的仍是共和国时期的称谓，而非该词的拉丁语“imperium Romanum”的字面直译。只是到奥古斯都时代及此后，当罗马霸权遍及罗马世界的大小角落时，imperium Romanum一词才具有鲜明的空间指涉而得到广泛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前言中所提到的《埃涅阿斯纪》中的那句名言“imperium Romanum sine fine”，既指“罗马疆土没有边界”，也可以理解为“罗马（人）的权力没有边界”。这种“帝国无疆”的意识形态背后，映射出罗马帝国早期扩张式的世界帝国观念。大约公元2世纪中叶，罗马知识精英的作品中所表达的疆域观与奥古斯都时代相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在该时期文人笔下所呈现的罗马世界，不再像帝国初期那样是一个无限开放的、海纳百川般、直通寰宇的极广空间，罗马帝国的外部轮廓逐渐变得鲜明而闭合。生活在公元2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阿庇安著作中的一段话引人注目：（罗马）通过审慎的判断来巩固所拥有的最佳陆地和海洋，而非将统治不加限制地扩展到贫瘠无利的野蛮部族中去。正如我在罗马城之所见，这些部族的使者向罗马人俯首称臣，但罗马皇帝不愿接受他们，因为这些部落对他而言毫无用处。至于其他无以计数的部族，皇帝通过委任国王的方式对之施以统治。罗马人为维持一些部族的臣服而耗费大量资源，即便财政亏损也不愿耻辱地将之放弃。大量军营环绕在帝国四周，就像庄园拱卫着大片的陆地和海洋。
同时代的希腊作家阿利斯提德斯（Aelius Aristides）在一篇歌颂罗马皇帝的颂词中，同样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你修建城墙来防护自身，又在周围建立城镇。有些在此处，有些在彼处。充置殖民者于其间，让其学习文学与技艺，以营造美妙的秩序。军营如堡垒一样，环绕着文明世界，将其包围起来……这围墙从埃塞俄比亚扩展到伐西斯，从内陆的幼发拉底河延伸至西部世界最外端的岛屿，这一切都是由城墙圈成的圆环。
在希腊作家希罗第安（Herodian）创作于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的作品中，类似的论调再次出现：他（奥古斯都）将意大利人从劳役和兵役中解放出来。他修建了军营和营帐来防护帝国。他在边疆驻扎常备军以形成一道防护罗马帝国的壁垒。同时，帝国又被大河、山川以及无可逾越的沙漠等主要屏障保护起来。
最后一段引文对罗马帝国边疆的描述是明显的时代误置。作者将他所生活的时代图景挪用到奥古斯都时期而作出了不恰当的叙述。事实上，这段描述与前面所引的两段文字十分契合，体现了公元2世纪中期到3世纪上半叶罗马帝国疆域的整体特征。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这时，罗马帝国趋于成为一个更具凝聚性的政治地理实体；罗马帝国也正是从公元2世纪开始进入“成熟的鼎盛期”。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从古代作家文本转移到现实世界，不难发现，实体边疆的演进与文学叙事呈现的图景在某种程度上是吻合的。也正是从1世纪末到2世纪中叶，罗马帝国的边疆轮廓变得逐渐清晰而整合。在莱茵河一带，首先是维斯帕芗修筑了用以连接上莱茵及多瑙河的道路系统。公元83年的喀提战争（The Chatti War）促使大量军团兵力越过莱茵河，向东延展部署。此后的30年间，在上日耳曼边疆，从陶努斯高地（Taunus Heights）经韦特劳平原（Wetterau ）和奥登瓦尔德山麓（Odenwald），一直延伸至巴特温普芬（Bad Wimpfen ）一带的内卡河谷地区（Neckar），木制兵营、瞭望塔和栅栏逐渐修建起来。与此同时，雷提亚行省的边疆轮廓也在哈德良迟至安东尼·庇乌斯时代形成。不列颠边疆地区，自多米提安将阿格利可拉（Cn. Agricola）从苏格兰召回后，此地情况类似于日耳曼尼亚及雷提亚行省，好武的图拉真并未在帝国西部有多少军事建树，但他从泰恩河口（Tyne）到索尔韦湾（Solway Firth）修了一条石路（Stanegate）。以此为基础，继任者哈德良修筑了约130公里长的石墙，即著名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在帝国南部边疆，罗马人在奥拉西斯山南麓（mons Aurasius，现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奥雷斯山脉）修建了一段夯土构筑的屏障，被称为“阿非利加堑垒”（fossatum Africae），目的是更好地控制南部游牧民族的活动。安东尼·庇乌斯时期，在击败布利甘特人之后（Brigantes），他放弃了哈德良长城，在此以北约180公里的地方又修建了石墙，即安东尼长城（The Antonine Wall）。同时，在上日耳曼尼亚和雷提亚行省外围，沿奥登瓦尔德一带的木制兵营和岗哨被坚固的石制建筑所取代。而原位于上日耳曼的边境工事体系，又向外延伸了近30公里，构成了所谓的西北“外部疆界”。到公元2世纪下半叶，罗马边疆行省与外部世界的边界区分已变得愈加清晰可见。总体而言，与罗马帝国初期相比，从1世纪晚期到2世纪末，整个帝国的边疆轮廓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渐次清晰化的过程。再结合本部分开头所引三段古代作家的记载，到哈德良和安东尼·庇乌斯时代，知识精英头脑中的罗马世界变得更加整合而有序，疆界意识变得更加清晰可循。古典作家作品中描绘的画面以及公元2世纪边疆出现的新变化，常给人造成一种误解，即由山川、大河和沙漠，以及军事公路、岗哨、兵营、沟堑和石墙等醒目标识物定义下的边疆，呼应了对外防御的迫切需求。受本杰明·艾萨克的影响，目前学界较有影响的一种声音是，罗马帝国早期驻扎在边疆的军队并非以防御为首要目的。然而，防御（defence）与安全（security）并不能够画等号，事实上边境的安全问题从帝国初期一直存在，但正如近年来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分布在罗马各边疆地区的人工建造物（石墙、人工沟渠、壕堑、城墙以及兵营岗哨等），还是自然物（山川、荒漠、大河和林地等），都不能构成阻挡罗马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有效屏障。哈德良长城低矮的城墙无法有效阻止布利甘特人向南侵袭。哈德良城墙和上日耳曼、雷提亚边疆地区的军事工事系统，其主要功能不是为了防御外敌进犯，而是监视和控制外部人口向行省腹地流动。阿非利加边疆的夯土建筑物也有类似作用。同样，莱茵河、多瑙河以及幼发拉底河等大河也并非是阻止“蛮族人”向罗马侵袭的天然障碍。惠特克和布雷兹等学者指出，罗马人将军团大本营驻扎在这些大河主干及其支流附近，一个重要目的是方便资源输送。总的来说，即便是从2世纪中叶到元首制时代末期，罗马帝国边疆仍然保持很强的开放性和松散性特征。与此同时，罗马人长期持有的疆域观的转变也是缓慢而不明显的。1世纪初期那种开放、无边际的世界帝国观念远未消失，仍不时跳入统治者的头脑中。即便如安东尼·庇乌斯这样的守成之君，在任内还沿着哈德良长城和上日耳曼的边疆向外扩展了小部分领土。奥勒留也曾认真考虑过吞并波西米亚地区，建立两个新行省萨尔玛提亚（Sarmatia）和马可曼尼亚（Marcomannia）。开放的世界观直到3—4世纪仍存有很强的回音。罗马广场南端塞维鲁斯凯旋门上的铭文记载了奉献这座纪念碑的目的，即宣扬“国家的重建及罗马帝国的扩张”（imperiumque populi Romani propagatum）。塞维鲁斯也因其“帝国开拓者”的形象而得到歌颂。这一短语后来又成为4世纪康士坦丁大帝及狄奥多西一世皇帝头衔的一部分。与之相伴随的是表示“世界”之意的orbis一词，2世纪中叶以后被更多地用在罗马帝王的头衔上。从较长远的视角来看，罗马大规模的领土拓展行动持续了数百年，深深扎根于罗马帝国深处的尚武传统和军功观念很难在短时间内遭到抛弃。对于首要身份是“凯旋将军”（Imperator）的罗马皇帝而言，开疆辟土始终是一件荣耀之事。罗马帝国时期的知识精英，尤其是那些恪守祖训的元老（这些人往往是历史的书写者），对凭借军队成功征服异域的皇帝多是不遗余力地鼓吹。相反，对那些无法靠武力在对外事务中获胜的统治者，他们则会直接或间接表达讥讽和不满。因此，公元2世纪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两种疆域观念在罗马人的空间和权力认知中并存。一方面，罗马人意识到帝国幅员辽阔以及罗马世界经济和文化资源的不平衡性。尤其是自2世纪中叶之后，发生在边疆的动荡使罗马精英意识到需要通过审慎的判断来保全罗马世界的最佳地带。而在思维的另一方面，长期的帝国政策和领土霸权，又让罗马人无法放弃“帝国无疆”的领土认知模式。整体而言，罗马帝国早期的疆域观及边疆变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公元1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罗马政治精英头脑中的边疆观是以开放和无边界性为典型特征的。这种“无远弗届”（imperium sine fine）的“世界帝国”（universal empire）图景，在帝国早期不同体裁的文学及艺术作品中均得到充分呈现。“无疆帝国”观念与同一时期罗马边疆的形势及政策相呼应。自奥古斯都末年以来，罗马向外扩张的速度开始放缓，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区域进入所谓“罗马和平”时代。然而，在对外方面（res externae），罗马帝国继续保持着领土扩张的势头，边疆政策也较为灵活，具有任意性。正如本文第一部分从多个角度考察帝国“边界”概念所示，罗马霸权并不受任何性质的“边界”约束，这一事实背后折射的是罗马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松散特征。第二阶段是公元1世纪晚期到2—3世纪。这时，长期存在于罗马外围的诸多土著王国和部落被逐渐并入行省治下。与此同时，大部分罗马军团也开始在一些大河沿岸稳固下来。由大河、山脉、荒漠等自然标识物以及一系列军事工事系统（道路、城墙、夯土、岗哨等）组成的人工标识物，将帝国轮廓衬托得愈加鲜明。这种边疆新局势又反过来呈现在2—3世纪罗马作家的作品中。但需要指出的是，帝国边疆轮廓的鲜明化，并不意味着罗马对外策略从此进入由攻转守的阶段。应该承认，山川、大河和沙漠等自然物以及军事工事具有抗击骚扰的作用，但无法将来自边疆的危险阻挡在外。它们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是沟通而非阻塞性的。至少在3世纪中期之前，罗马帝国依然具有极强的侵略性，“帝国无疆”的疆域观依然存在。与其说罗马疆域趋于闭合，不如说它正慢慢变得整合而一体，即从所谓的开放、无边际的“人类世界”（orbis terrarum）向“罗马世界”（orbis Romanus）演变。〔作者王忠孝，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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