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晨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5期摘

《历史研究》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创刊于1954年，是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史学刊物。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同志出任首届编委会召集人。创刊60余年来，《历史研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百强报刊”等荣誉和称号，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的一面旗帜。目

作者：高树伟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正本整体消失、片纸不存，有关其下落，因明代档案等资料残缺，佐证正本流传线索的证据不足，研究者各执一词，争论已久。早在明清之际，谈迁、方中履等曾谈及正本可能毁于明万历大火。清雍正年间，《大典》副本移至翰林院时，正本的去向曾引发关注。1949年以后，中华书局调查《大典》副本现存卷目，并征集影印，也曾引发学界对正本下落的讨论。归纳诸家论说，以谈迁、方中履、缪荃孙、赵万里、郭沫若、张忱石、栾贵明、张升等为代表，主要有以下六说：（1）随嘉靖帝陪葬明永陵；（2）毁于明末万历年间大火；（3）毁于明末李自成焚毁宫殿；（4）毁于明末清初南京；（5）毁于清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6）藏于皇史宬夹墙。学界前有研究已将（4）、（5）、（6）三说排除。近年来，大量明清文集、方志、谱牒等陆续影印并数字化，以考察正本流传问题牵引，辅以数字人文研究工具与方法，综合文献辨伪、引文追溯及史料辨析，可以厘清《大典》正本流传、利用及下落等史事，以解悬而未决之惑。一、胡敬辰家藏《永乐大典》辨正《大典》正本修成于永乐六年（1408）冬，藏于南京文渊阁东阁之下阁，永乐十六年迁都北京后，置于左顺门北廊（即奉天门东庑），此后移储文楼。除正本外，仅有嘉靖年间所抄副本，副本重录完成于隆庆元年。嘉靖帝非常重视《大典》，早在嘉靖二十年（1541）就筹划将《大典》录一副本，“并藏于皇史宬”、“两处收藏”，但未及实施。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宫中奉天殿等处失火，致使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及文、武二楼全遭焚毁，因文楼在奉天殿东侧不远，嘉靖帝亟命左右登文楼，夜中谕三四传，才将《大典》抢救出来，这次大火也再次提示重录《大典》的必要性。《大典》重录，于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开馆。按当时程序，“内府司礼监奏请将《大典》每一千本作一次发出，交付收掌官”“校书官并写书者俱每日早于阁中领书，至晚交书，例该典籍二员收掌”。每次由，存藏处发出1000本交给文渊阁收掌官，校书官等每日在文渊阁领书，晚上交回。从文楼移出到重录完毕，这段时间《大典》存藏何处，研究者意见不一。就在《大典》开馆重录的同一年，三殿及文、武二楼重建告竣，改文楼为文昭阁。张岱曾记，“踵而上之，更有《永乐大典》一书。胡仪部青莲先生尊人，曾典禁中书库，携出三十余本，一韵中之一字，犹不尽焉。世宗盖一便殿，以藏此书，堆砌几满”，点出收藏《大典》之所是嘉靖帝新盖的一处“便殿”。宫外专用以存藏档案、书籍的皇史宬显然不是皇帝“就便安”的“休息闲宴之处”。“便殿”所指，应即嘉靖四十一年重建的文楼，在奉天殿之东。《大典》重录完成后，正本仍归藏文楼，而非古今通集库。胡敬辰之父胡维新从皇宫携出30余册《大典》一事，张岱在《诗韵确序》《陶庵梦忆·韵山》《艺文志总论》中均有记载，而以《艺文志总论》所记尤详，“且闻管库官吏多私窃携归，简其卷数，遗失必多。余于仪部胡敬辰家所见有二十余本，而四支韵中一字尚不能完”。张岱三处记载于胡敬辰家所见《大典》册数不一，《诗韵确序》《陶庵梦忆·韵山》记作“三十余本”，《艺文志总论》记作“二十余本”，且明确指出这20余本所涉韵目为四支韵。《大典》依《洪武正韵》排纂，支韵在第二，张岱按平水韵误记作四支韵。据现存清乾隆年间四库馆《〈永乐大典〉点存目录》，二支韵共存259本，确有缺卷，所缺为卷698—719，凡22卷。据《大典》书衣方签上的韵目、册数推考所缺22卷的册数，张升已有考证，卷895—896册书衣方签为“八十九”，即二支韵中为第89册，又卷917—919册为二支韵中第99册，由此二册所在册数及四库馆《〈永乐大典〉点存目录》，可知所缺卷698—719实为10本（册）。由此可证，张岱在胡敬辰家所见的30（或20）余本（册）应是永乐正本，不知是否仍在天壤间。据张岱所记，胡敬辰家藏30（或20）余册《大典》，且“四支韵中一字尚不能完”。核四库馆《〈永乐大典〉点存目录》（以1函10本为单位记录，连写韵字、卷数），二支韵中满足“一个韵目字超出二十本”的有“诗”、“儿”、“辞”三字。据《〈永乐大典〉目录》“师”字跨39卷（卷916—954）“祠”字跨42卷（卷1203—1244），由于《大，典》副本有1册1卷、1册2卷或1册，3卷等不同情况，“师”、“祠”二字也可能超出20册，故胡敬辰家藏《大典》应在“诗”、“师”、“儿”、“辞”、“祠”五字之中。如以《诗韵确序》“携出三十余本，一韵中之一字，犹不尽焉”计，则仅可能在“诗”、“儿”、“辞”三字中。胡维新为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进士，曾任行人司行人，累官至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有过出入禁中之权，但未见其掌管禁中书库。乾隆年间查检《大典》副本时，二支韵仅缺10册。由此推判，嘉靖末年重录前，这部分《大典》正本应在宫中。有学者指出，胡维新于嘉靖四十五年六月即到福建任巡按，又改宁州通判，一直在外地为官，并没有机会在宫中行窃，那部分《大典》应是重录完成后才被窃出，辗转到了胡家。余姚胡氏为科第世家，胡安、胡维新、胡敬辰祖孙三人都中过进士，胡敬辰曾祖胡轩、高祖胡谅也曾中举。据《烛溪胡氏宗谱》及《登科录》，余姚胡氏多人与《大典》重录人员为同榜进士，且族人胡正蒙曾直接参与《大典》录副：胡安是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秦鸣雷（《大典》重录总校官）榜进士（同榜瞿景淳为一甲第二名），且与胡正蒙（《大典》重录学士）为嘉靖十六年同榜举人。胡正蒙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李春芳（《大典》重录副总裁）榜一甲第三名。胡孝是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科诸大绶（《大典》重录学士）榜进士（同榜一甲第二名为后来参与《大典》重录的陶大临）。胡维新是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丁士美（《大典》分校官）榜进士。胡家之所以藏有《大典》正本，除此前研究者指出胡维新曾为行人司行人、有出入禁中的机会外，恐怕还与胡氏因科举与《大典》重录官员所建立的联系有关。二、《姓源珠玑》《鸿书》《大明一统名胜志》引《永乐大典》考《大典》重录完成后，正本仍归藏文昭阁，并未陪葬明永陵。文昭阁为宫中禁地，极少有人获允观览。副本作为“贮本”入藏皇史宬，除每年六月六日例行曝书，清初以前诸臣也难见其真容。明清两代，皇史宬是储藏皇家档案及典籍的禁地，即便朝廷官员，没有皇帝命令也很难入内览书。明人因此多感叹皇史宬之难入，如太仆寺寺丞葛昕云“呜呼！皇史宬恭藏国史，皆缄置以金匮石室，从诸庙宝训，俨然星列于天府，一经金縢下键之诏，即辅臣亦未易索而读之”。明末宫内宦官如刘若愚者，在其《酌中志》中也曾慨叹：“及万历年间两宫三殿复遭回禄，不知此二部，今又见贮藏于何处也？”文昭阁、皇史宬戒备森严，其藏书难得一见。管见所及，明代仍有以下诸书引过《大典》：其一，杨信民《姓源珠玑》；其二，刘仲达《鸿书》；其三，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其四，方岳贡修崇祯《松江府志》。《姓源珠玑》成书于宣德年间，在嘉靖《大典》录副前，是笔者目前所知最早引《大典》的书，其卷5引《大典》2条，卷6引《大典》4条。杨信民自序称，“幸尝应征秘阁，与修《大典》，获观群书，及乞骸归老，遂于眠食之余，臆记平昔所有，笔拾荟萃，及期成帙”，其书引《大典》所据是修《大典》时的笔记杂抄，并非事后重观《大典》原书据以抄录。明以后若有他书引用《大典》此6条者，应细作比对，其文本源头极有可能是《姓源珠玑》。万历年间刘仲达《鸿书》便是如此。《鸿书》卷33引《大典》“夹允，宋人，性敏而贫”，实转引自《姓源珠玑》卷5，而非直接引录自《大典》。《姓源珠玑》卷5引“聂夷中”、卷6引“皇甫谧”，这两段文字与现存《大典》副本引文略有差异，应属杨氏撮抄或《大典》各韵字下节抄文字不同所致。《大典》录副完成后，也有文献引用，如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引《大典》两处文字。其一，《松江府志胜》载：“按《永乐大典》载郏亶《水利考》谓‘松江南有大浦十八，中有上海、下海二浦’。今县治之左有大川曰黄浦，亦曰上海，浦县之得名以此。或云宋初诸番市舶直达青龙江镇，后江流渐隘，市舶在今县治处登岸，故称上海。”其二，《松江府志胜》载：“《永乐大典》云：‘江侧有扈渎垒。’”《大典》载郏亶《水利考》，应出自《吴门水利书》。据曹氏自序：“然予在金陵时泛观四库诸书，凡可为各省山川名胜资者，悉标识其端，积有七簏，用二十夫之力舁以相随。”曹学佺编纂《大明一统名胜志》所据，多是其宦金陵时泛览四库书杂抄之资料。查崇祯《松江府志》卷2有“十五年改华亭县为松江府，仍属嘉兴路”，下有“又郏亶《水议》有上海、下海二浦”，卷5有“《永乐大典》云‘江侧有沪渎垒’”，与《大明一统名胜志》两处引文颇相似。崇祯《松江府志》及《大明一统名胜志》均刊刻于崇祯三年（1630），二书相似引文之间是否有传承关系，仍待深究。上文所记两条《大典》文字源流不清，曹氏泛览金陵藏书，应无机会获见《大典》原稿本，此二条材料似为辗转所引。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六日，乾隆帝于四库馆开馆前谕军机大臣议复朱筠奏处理《大典》事，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在翰林院等处选定人员，细致检阅《大典》，特命与《古今图书集成》校核，择其中“未经采录”且“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者”奏闻。《古今图书集成》引《大典》凡二处：其一，《职方典》卷690“沪渎江”条云：“江侧有沪渎垒。”其二，《职方典》卷692“上海县治”条云：“《永乐大典》：县署旧在今儒学之东。系松江总场。”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时引用过《大典》。实际上，《古今图书集成》卷690引文与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中的《松江府志胜》卷10引文同，《古今图书集成》卷692引文“县署旧在今儒学之东”应从《大明一统名胜志》“今县治之左有大川曰黄浦，亦曰上海，浦县之得名以此”而来，也不是直接引自《大典》。所谓《古今图书集成》两条引《大典》之文，皆转引自《大明一统名胜志》或崇祯《松江府志》。除《大明一统名胜志》及崇祯《松江府志》所引《大典》源流暂未考清，《鸿书》《古今图书集成》引《大典》文字，实转引自《姓源珠玑》《大明一统名胜志》和崇祯《松江府志》诸书。三、嘉靖帝下葬与《永乐大典》副本进书表研究者曾据《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排次有关嘉靖帝丧葬与《大典》重录的史料，指出嘉靖帝自驾崩至下葬时隔长达3个月零3天，可视为特殊现象，并以此联系《大典》重录完成的时间，将《大典》正本的整体消失与嘉靖帝入葬明永陵联系起来。但明代13位皇帝中，从去世到下葬的时间间隔，仅万历帝（2个月零12天）、崇祯帝（15天）短于嘉靖帝。且据《万历起居注》引首辅方从哲奏疏、《兴邑文锦三僚廖氏宗谱》所载《文政公行程实录记》等文献，嘉靖十五年选定阳翠岭，十六年由钦天监阴阳人廖文政点穴，临清窑厂为之贡砖，经京杭运河运往北京，陆续营建，明永陵寿宫营建在嘉靖二十六年前已结束。《大典》录副在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起意，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开馆重录，隆庆元年录副完毕。明永陵自最初选址、营建，直至竣工，与《大典》重录并无交集。明吴伯与编《徐文贞公年谱》详记嘉靖帝下葬前后诸事。嘉靖帝去世两个月后的隆庆元年二月十四日，即由钦天监择定发引时间为三月十一日，十七日下葬。当时围绕发引时间有过争议，有权势的官员以梓宫在大内，隆庆皇帝出入不便为由，请将发引时间提前15天，不乏附和者。此举遭到徐阶反对，他认为急忙发引不足以“全圣孝”，且如提前发引，距下葬时间很长，停灵于席殿，恐生事端，因此上奏，据理力争。徐阶又唤监官潘一元面问，使中书舍人徐继申密示以意，潘一元答以旧有择定日期为吉，不宜更动。由此，嘉靖帝灵柩仍按原定日期发引、下葬。并由护丧太监王本等迎于永陵，依徐阶议，嘉靖帝梓宫居中，孝洁皇后次之，孝烈皇后、孝恪皇后又次。此前，这段重要材料似无人引及，其史料来源较早，较为独特，应非凭空拟造。嘉靖帝下葬时间经由钦天监择定后，官员之间对此虽有争执，但与《大典》重录进度无关。隆庆元年四月十五日，以重录《大典》成而嘉奖参与录副人员，距嘉靖帝下葬已近一月。嘉靖帝驾崩后为等待《大典》录副完成才下葬，此说并无实据。《大典》副本重录完成之际，主持《大典》重录工作的徐阶以“进《大典》表”为题考选中书舍人，翰林院教习在馆课庶吉士时，也曾以“进《大典》表”为题。由此按图索骥，找到四篇《大典》副本进书表，作者分别为：唐文灿、沈鲤、林偕春、陈经邦。沈、林、陈三人为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庶吉士。四《表》分别在两种场景下产生，其中唐文灿《拟重写〈永乐大典〉成进呈表》（以下简称唐《表》）为明嘉靖四十四年考选中书舍人所作；沈鲤《拟进〈永乐大典〉表》、林偕春《恭进〈永乐大典〉表》（以下分别简称沈《表》、林《表》）和陈经邦《拟进重修〈永乐大典〉表》是应翰林院馆课所拟，似为时任《大典》重录总校官兼翰林院教习的陈以勤、秦鸣雷命题。《大典》重录人员多出身于内阁、翰林院，且庶吉士要代拟进书表，对《大典》重录前后，尤其是正本的情况，应相对熟悉。尽管《大典》副本最终似未取用四《表》，但因“考选中书舍人、翰林院馆课对他们自身仕途而言十分重要，是经深思之作”，且阁臣、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关系较为密切，他们在《大典》即将录副完成时，共同完成了命题、草拟进书表。故此，四《表》为讨论《大典》正副本相关问题提供了史料支撑。尤其是唐《表》，因其专为考选中书舍人所作，拟写相对仔细，文献价值更大。对四《表》所反映的《大典》重录完成之际翰林院庶吉士等对正、副本的认识，尤其是典藏等细节，试析分如下。唐《表》“尝建宬而藏史册，并录经书；乃置笥以贮典坟，旁收传记。犹虑分储之未广，方期嗣续之有加”，以嘉靖十五年建成的皇史宬及置办图籍，称颂嘉靖帝稽古右文的功业，也点出其“分储”文献的具体筹划。“先必献诸枫陛，以备重瞳乙夜之观；且将纳在芸台，以充副本别编之积”，为描摹《大典》录副完成后进呈、功用诸事。“后先卷帙，映奎壁而标垂；左右图书，环宸居而拱向”、“后先卷帙”、“映奎壁”等描述似悬拟正、副二本存藏情形。沈《表》称“方怀献曝之忧，遽轸遗弓之痛。时如有待，道岂无传”，林《表》言“方期上献，少裨大观。不幸龙驭遽升，龟呈莫及。问察虚于侧席，哀痛寄于遗文。方策具存，运会有待”，均是慨叹嘉靖帝驾崩于重录即将完成之际。林《表》有“第牙签数万卷，珍藏或溢于文昭；而上下二百年，掌故仅闻于册府。自非重录，讵免遗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文楼遭嘉靖三十六年大火，至嘉靖四十一年方重建成。通绾此句，“珍藏或溢于文昭”所用应即“今典”，指称正本藏于文昭阁。四《表》所述，无论是“后先卷帙”，还是“西昆东观”，都在用典故指代《大典》永乐正本与嘉靖副本，也在呼应嘉靖帝当时起意录副时“分储”及“两处收藏”的设想。这是《大典》正本没有随嘉靖帝陪葬明永陵的有力旁证。四、明万历后《永乐大典》正、副本的流传线索明万历年间，南京国子监祭酒陆可教上疏请刻《大典》，提及正副本均未曾刊刻印行。冯梦祯在《与周叔宗》一函中提及《大典》：“类书事须得博采群书，秘阁中有《永乐大典》，卷帙最巨，此可采也。”考函中所言，“近同年陆葵日（陆可教——引者注）以血疾物故”，陆可教卒于万历二十六年，可证此函作于万历二十六年间。谈及编纂类书事，函中云“非官中应酬日月所能办也。仆即归，足可任此，得时以奇书助发耳目，乃有兴耳”。结合同卷作于三月初的《与黄贞甫》，知此函必作于万历二十六年三月初离任前。考量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宫中发生大火，导致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焚毁。次年年初，冯梦祯即作《与周叔宗》，未言及《大典》因前一年宫中大火遭焚，并提及“秘阁中有《永乐大典》，卷帙最巨”。据此，《大典》正本“毁于明末万历年间大火”说不可信。崇祯年间，曾刻《大典》中日食一卷。据王世德《崇祯遗录》，崇祯二年“五月朔，日食时刻不验……《永乐大典》书成，未经刊布，上命先刻日食一卷行世。今《永乐大典》刻本惟此一册”。孙承泽曾记：“崇祯十五年八月十七日早朝毕，即登文昭阁。阁在皇极殿之东，即文楼也。上步下阁，御德政殿……上问《永乐大典》及《大学》、用人、理财，诸臣各有奏对。”崇祯帝早朝后，即登存藏《大典》之文昭阁，他可能是见到《大典》，才问及诸臣。崇祯十五年十二月，陈子龙为陈敬宗文集作序，称陈敬宗“所修书如《永乐大典》，藏秘府文楼不可见，而《五经》《性理》诸书，足以继圣绪、翼经传，岂不灿然庠序哉”。陈氏序有两个版本，且在关键内容上有差异。嘉业堂藏《澹然先生文集》抄本陈氏序，此句作“所修书如《永乐大典》《性理》诸书，足以继圣绪、翼经传，岂不灿然庠序哉”，末署“崇正（祯）壬午嘉平月吉云间后学陈子龙撰”，应是崇祯以后抄本。陈子龙《安雅堂稿》明末刻本中，“《永乐大典》”后有“藏秘府文楼不可见”八字。此八字系抄本所脱，还是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之后，为收入文集又稍作修订，不可考知。陈子龙褒奖陈敬宗，举其所修之书，当然是指《大典》正本。万历末至崇祯年间，《大典》正本仍藏于文昭阁，随葬永陵及毁于万历年间大火二说，均不能成立。焦点转至明末。崇祯十七年三月，因李自成迫近畿辅，征总督王永吉、总兵吴三桂，弃宁远入卫，李自成攻陷京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位称帝，随即被多尔衮、吴三桂联合攻打，悲愤之下，遂起意将明宫焚毁。考察当时宫殿焚毁情况，据《国榷》记载，“先运薪木积于内殿，纵火发炮，击毁诸宫殿。通夕火光烛天。须臾，九门雉楼皆火发，城外草场并燃，与宫中火光相映。太庙、武英殿门仅存”；《明史纪事本末》等也有类似记载。钱谦益所称“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闯贼之一炬。然内阁之书尽矣”，应为实写。经此大火，明大内及十二宫或焚毁殆尽。当日宫殿焚毁情形，从《燕行录》等文献中也可窥其大略。如顺治十三年（1656），朝鲜使臣李渲记十月初三朝参，“从端门左夹入，制同承天门，楼为流贼所焚，尚未重构。自承天抵端门约百余步，左右长廊只余旧基，瓦砾填满，想亦兵火后未构者”。此外，据《清实录》及《永宪录》所记顺治初年各处重建的情况，乾清宫于顺治二年五月建成，太和殿、中和殿于顺治三年十月建成，随后皇城北门建成，赐名地安门，也可逆推当初文昭阁及周边如文渊阁各处，应无一幸免，全遭焚毁。退一步说，即便《大典》不藏于文昭阁，存于周边其他建筑，恐怕也难逃李自成蓄意为之的薪木、炮火之焚。明末官员黎遂球曾与友人谈及崇祯帝自缢后如何保存宫内藏书，“因而点简六曹旧籍，部署条理史宬《实录》《大典》诸藏书，然后扫除宫殿，倘或焚毁，则相与为卫文‘定之方中’策”。此信应作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后不久，时间下限是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焚毁宫殿。黎氏此函与友人论勤王复仇事，因担心藏书焚毁，便在信中商议如何尽快移出宫中典籍，特别提及皇史宬所藏《实录》《大典》，希望将来在洛阳策建新都，依靠这些典籍，大明礼乐尚可恢复。黎遂球并非高官大员，此函涉及的具体细节，并不全然可信，但对启发考究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二十九日明宫焚毁前诸臣是否迁移宫中藏书，至关重要。清顺治十二年，礼部仪制郎张能鳞奉命进入皇史宬查检前代玉牒、训诰，发现《大典》副本，他描述当时所见称，“独古今一大部类书，世所不恒见者，分贮金匮，匮以数十计，匮中以黄袱什袭者数百计，目录卷帙以千万计”。他在另文中也提及“奉命入皇史宬检阅玉牒，因而金匮石室之藏，得沉酣其中者数月焉”。张能鳞所记与夏言奏议颇能互相印证，《大典》录副伊始，已有“便于匮置”、入藏皇史宬的预想。清入关后，在明宫的废墟上重建宫殿，稽古右文也逐渐提上议程。顺治十年三月稍后，内翰林弘文院侍读学士陈爌向顺治帝上《请购遗书疏》。顺治十二年，张能鳞奉命入皇史宬检书，发现《大典》副本，副本未毁的消息才渐为人知。清初大典》副本尚存皇史宬中，明末李自成焚毁宫殿前，并未将其移出。在李自成焚毁宫殿的约5个月后，南明礼部尚书管绍宁在九月二十六日称“奉圣旨：北畿史宬沦没，今日开馆修史，国之大务，阁中即议纂史等官毕备，务搜罗群籍”，其后列十款供皇帝裁决，第一款即建议悬金购求官民之家藏书，明确提及征集《大典》：“乞移文省直悬金购求，官民之家有藏必献，其《永乐大典》、史宬等书有以抄本进呈者，立予一官。”南明朝廷为修国史，管绍宁奏闻所述，也是实奏。“金匮石室”，混言宫中所藏。“今金匮石室之藏，既归灰烬”，当时宫殿遭焚，典藏旧籍化为烟云的消息已传开。唯管氏不知，因皇史宬未遭焚毁，《大典》副本也躲过此劫。结

Dobrynin）进行对话。在一周后的私人晚宴上，里根对舒尔茨明确提出，希望改善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为进一步落实与苏联谈判的计划，苏联问题专家马特洛克于5

作者：许晓光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摘

τέκνα”，意为“如果她能对（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的妻子儿女大发慈悲”。古风时期斯巴达著名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

作者：吴爽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1期汉经营西域始于武帝，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汉朝在西域以汉文发布政令，为历朝历代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域奉正朔、从仪轨、明法令、同文书，保证了文化上的同出一源，是西域与中原构建共同文化心理的坚实基础，也是西域同中原从朝贡到藩属再到内属，最后实行郡县制，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动力源泉。两汉前后，在汉语汉文的广泛使用和传播的基础上，西域形成了对早期中华文化的认同。汉语汉文的使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纽带作用。首先，汉语汉文的使用，保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令通畅、法度同一，有利于全国上下政策施行的一致；以语言文字为桥梁，西域开始学习中原的军政制度、职官设置，并在当地实施，保证了全国各地制度、官职上逐渐趋向一致。新疆、甘肃等地出土了大量两汉及以后往来于中央与西域的官方文书，涉及中央对西域各城郭的册封赏赐、要求西域各地执行中央决策的行政命令、派遣质子或使者进献贡物的名册等各方面。其次，汉文典籍的传入，对西域当地的语言文字、思想文化产生了影响。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原官员和士兵带来儒家典籍，使儒学得以在西域传播。到北魏时，麴氏高昌向孝明帝求借正统儒家经典、请赐五经博士，获得了孝明帝的首肯。高昌儒学兴盛，“有《诗经》《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传授”，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最后，西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多元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为中华文化的西传发挥了重要作用。陆上丝绸之路至汉代已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忙景象，商品种类亦大为丰富，各种货币在西域均有出土。其中“汉佉二体钱”是在汉室衰微的东汉末年，于阗坚持发行的铸有汉字的货币，结合同时期于阗两次遣使奉献的史实，最能体现西域人同属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两汉年间，经过西域与中原的交往交流交融，西域汉语汉文的使用已不仅仅是文化上的“慕乐”与认同，还有西域各民族在国家观念上从属于中央政权的朴素情感。这种认同与归属，为历代所延续，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原题《西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两汉时期汉语汉文在西域的使用与传播为视角》，摘自《西域研究》2021年第4期）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评论》《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湘

作者：陈侃理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摘

作者：刘子凡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天可汗”称号是考察唐代国家建构的重要出发点。贞观四年（630）击败东突厥后，唐太宗接受诸蕃君长所奉“天可汗”称号，《通典》称唐朝“临统四夷，自此始也”。唐朝皇帝兼有“天可汗”称号，与秦汉相比，增加了胡汉结合的时代特点，因此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其所表现出的唐代国家结构问题。20世纪30年代，谷霁光提出“皇帝·天可汗”表明唐代是二元性国家，并将其形成追溯至十六国时期。随着相关研究日趋得到重视，围绕“天可汗”称号产生了“二元政治体”（dualistic

作者：李小波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摘

作者：冯渝杰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摘

作者：仇鹿鸣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5期摘

作者：金冲及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摘要：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一阶段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和作风问题，加强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走向成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获取历史的经验和启迪，满怀信心地走向世界、开创未来。

作者：曹循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摘

《历史研究》投稿邮箱：lsyjtg2019@126.com。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老

作者：朱凤瀚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编者按：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为深入学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学的重要论述，本刊邀请5位学者，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共同体、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新时代考古学理论体系构建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以期对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有所助益。关于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几点思考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强调，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那么中国考古学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又应如何理解？一、中国考古学的特色所在依照笔者理解，中国考古学的“中国特色”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归属与研究目标上展现出自身特色。中国考古学长期以来在学科分类上被明确归入广义历史科学，属于广义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这应该是中国高等教育授予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历史学硕士”或“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原因），与美洲有的高校将考古学纳入人类学学科有所不同（当然，不只是在美洲，如在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亦设在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下），这是由其研究取向决定的。将考古学归入广义历史科学，是因为考古学与历史学在研究目标上存在难以分割的密切关系。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丹尼尔认为，考古学家“必须描述、分类和分析他所研究的文物……但是考古学家的主要目的是从历史背景了解文物，利用文物补充从书本中所知道的东西，从而增加对过去的认知。归根结底，考古学家也是历史学家，他的工作目标是阐释人类的过去”，“也许更准确地说，考古学家首先是一个工匠，从事许多专业的手艺（其中发掘是为大家所熟知的），然后是一个历史学家”。夏鼐与王仲殊也将考古学定义为“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这里的“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不只包括被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而是泛指人类的“各种活动”，包括生产与社会生活，这个“历史”的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人类的过去。实际上，即使在北美洲，考古学以史前时代印第安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时，虽在学科上归属于人类学，研究角度与具体关注点与史学有别，但从研究的时间范围与对象看，实际上也可归入广义历史学。对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定位，似不必因考古学在国际学界归属不同而产生疑义。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人类未来提供借鉴，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自然会将重点放在研究古代人类是如何在实践中推动社会发展的。那么，无论考古学研究的是哪一个历史阶段，最有意义的工作，实际上也是通过文化遗存中的实物，了解人类如何在劳动过程中、在社会生活中摸索出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更为先进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乃至文明。“文明”虽有多种定义，但是指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上述诸种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将人类诸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为研究重点，应该是考古学的重要学术内涵。被纳入历史科学的中国考古学，既在文明史的总目标上与上述内涵相合，又展现出自身特色，即始终将研究重心放在探讨与展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上，并且致力于从中华文明发展史联系人类世界的历史，探讨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所具有的共同规律与不同模式。这个具体目标的建立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其二，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还体现在，考古学家基于考古实践，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比如在对中国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分析中，引进西方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理论与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细化。如逐步统一类型学的汉语概念（“类”、“型”、“式”、“标本”等），并严格规定这些概念的运用必须遵守科学原则；在依据地层学一般原理判定遗迹遗物年代时，不仅要关注所处地层的早晚，而且要将地层关系与内含器物的类型排比相结合；在运用类型学作分期研究时，既要注意器物组合中器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有分期的意义，而且与礼制、阶级、文化、地域等相关联），也要注意同一器类中器物型式的变化；等等。中国考古学在实践中更致力于对新理论的探讨，比如从20世纪80代开始的有关文明要素的讨论中，众多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已提出，不宜将文明要素局限于以往国际学术界所总结的“文字”、“青铜器”、“城市”上，而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关注与中华文明起源相关的、特有的一些要素，如礼乐制度的出现。在“聚落考古”概念引入中国后，学者们尤为关注某一考古学文化（或其中某一类型）中大型聚落（及与其相联系的大型礼仪活动中心、特设的上层墓地、专业的手工业作坊区等）的出现、不同等级聚落间的从属结构等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性作用。再如，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规律所提出的若干重要理论（如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说、多样性与统一性共存的“重瓣花朵”式分层次向心结构说、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等），虽然其中有些具体问题还需要补充或辨析，但这些理论的提出，植根于中国考古学实践，来自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的探讨，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三，中国考古学始终与文献史学（狭义的历史学）、人类学乃至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相联系，努力实现多学科交叉融通、多元发展。从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学）发展历程看，由于中国有着久远的文字书写历史，有着同样悠久的史学传统，处在这种环境下的中国考古学必然会与文献史学有密切联系。不仅如此，中国考古学也始终没有脱离人类学。中国考古学起步较晚，在20世纪上半叶才逐渐从西方引入，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哈佛大学即就读于人类学专业，他在考古学研究中引入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1949

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创造新的胜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不断发展进步中的世界第一大党的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出日益繁盛的局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推进新时代党史研究学术创新，我们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党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采访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金冲及研究员。一、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救亡图存《历史研究》：金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进入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的近代化道路被打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救亡图存，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曾作过各种努力，但均告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被视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金冲及：你们说，“为救亡图存，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曾作过各种努力，但均告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被视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很对，没有共产党，也就不会有新中国。远一些的就不说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十年，发生了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和它的前身兴中会，倡导“振兴中华”，谋求实现民主政体，从而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变化。但它有三个根本性弱点。第一，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甚至没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清政府一被推倒，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革命组织迅速走向溃散以至分裂，反对袁世凯军阀统治的“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第二，同盟会主要由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新军、会党等也做了一些工作，这是他们能取得一定程度成功的原因之一，但它并没有深入中国底层社会，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起来革命。这样，就没有形成强大且坚不可摧的力量。当凶恶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反扑过来时，就没有足够力量来抵抗，因此很快便陷于失败。第三，它在革命中没有形成一个由共同理想和严密纪律形成的核心力量，各行其是，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当时有句流行的话形容这种局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怎么可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呢？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有着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特点”。第一，它有着人类最优秀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又不断深入考察并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既看得很远，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种种险恶情况下能够心明眼亮，不迷失方向，找到解决问题正确方法，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第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这样大的力量，只要万众一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都能做到。这自然不是夸张的大话。最近，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脱贫攻坚、改善生态环境等取得的巨大成绩，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第三，中国共产党由具有共同理想和严守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并且始终重视党的建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很容易各行其是、四分五裂，很多大事是难以办成的，更谈不上长治久安。人的认识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向前推进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相隔只有10年。中国共产党内年长的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朱德等都曾是同盟会会员，年轻些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也都曾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他们都从辛亥革命中受到爱国和民主的教育，后来又看到同盟会的严重缺陷，从而继续向前探索，终于成为坚定不移的共产党人。历史正是这样一棒接一棒地向前跨进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诸多苦难和曲折，多次面临生死关头的考验，却能够不断化危为机，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您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金冲及：革命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过程中，确实面对过多次危机甚至失败的考验。其中，最严重的失败有两次：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两次，中国共产党都处于生死关头，当时有不少人以为共产党再也翻不过身来。事实恰恰相反，如此千难万险的处境，不但没有使革命陷入万劫不复而终结，倒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汲取沉痛的教训，得到严酷的磨炼，从而闯出一条新路，开创一个崭新局面，大踏步地向前进，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令许多人意外的奇迹？根本原因可能有两条。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力量。1927年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的突然袭击，使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被葬送，黑暗的中国掩盖了光明的中国。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根本不可能从沉重的打击中重新站立起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另一条就是切切实实地总结失败的原因，下最大的决心，坚持党的独立性，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深入实行土地革命，使历史的灾难变为历史的巨大进步，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通过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提供了保证。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能够做到这两点的，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能够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探寻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我们能够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就的基本保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一任务是后一任务的必要前提。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一共28年，她的第一个伟大成就，就是实现前一项历史任务，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共72年，就是为实现后一项历史任务而奋斗。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在向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这又是一个28年。可以预见，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将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二、深化新时代党史研究《历史研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强党史研究和教育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金冲及：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将历史研究和教育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他响亮地提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是一句令人难忘的名言。为什么历史教育能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大家也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可以说是人类实践记录的总汇。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正反映了中国人民这100年来实践记录的总汇。回想一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华民族曾长期处于深重的苦难中，多少先进分子进行过这样那样的艰苦思索和奋斗，都没有成功，都无法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处境。历史告诉我们，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才建立起今天这样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这样一个独立、富强、正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国家。这是100年前的先人们所无法想象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正如之前总结的，她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能够在极端复杂的艰难环境中起到核心作用，坚忍不拔地奋斗。当然，中国共产党在这100年内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沿用，难免会有错误和曲折。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中国共产党总能依靠自身力量，勇敢地站立起来，批评并纠正自己的错误，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党史研究和教育，就是要把这些真实而活生生的历史告诉人们，使广大党员明白并理解，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永葆党的生机活力，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这是我们继续大踏步前进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最近，中共中央作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此时此刻，作为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党史工作者，自然更应该刻苦而深入地学习党史、力求更高质量地研究党史，以多种方式宣传，以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历史研究》：感谢您90高龄还为去年创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提供新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提出新论。您的许多成果在学术界、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建党百年之际，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您对深化党史研究有哪些思考？金冲及：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党史研究空前繁荣，有许多优秀的著作和论文，这是过去没有的。如何深化党史研究，需要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在这里我着重讲其中一点。就我近年的研究体会而言，觉得增强问题意识，对深化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过去，我常把问题意识看作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应该将问题意识视为学术研究的动力。因为有问题，才需要去研究。研究过程也可以说是寻求问题答案的过程，问题解决了，研究也就有了成果。问题有大有小，提出的问题越重大，研究成果的价值就越高；提出的问题小，研究成果的价值就会受到一定限制。如果头脑里没有问题，只是把既有资料条理化一下，那对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或许有用，但只能说是做了资料整理工作，还不能说做了多少研究工作。例如，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大家都看到，但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牛顿看到就发现了问题：为什么苹果不是横着飞出去，也不会往上升，而总是往下掉？他抓住这个问题一直研究下去，发现了地心引力，又发现万有引力，以后在力学方面发现了一系列重大原理。他是大科学家，能够提出常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将科学向前推进一大步。我的老师周谷城教授讲过，如果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我自知资质平平，提不出什么大问题来。但如果想写研究文章，总得要在头脑里有一个或几个中等问题，努力去寻求答案。例如，20年前我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的三次“左”倾错误提出了一些问题。三次“左”倾在教科书里讲得够多了，几乎已是常识。我提出的问题是：第一，通常说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为什么中国革命当一次“左”倾错误刚得到纠正时，会接着发生又一次“左”倾，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第二，为什么这些错误发生时，能为党内不少很有水平的领导者所接受和支持？第三，这三次“左”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特点？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就得尽可能地掌握较多可靠的原始资料，努力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原则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且从总体上连贯起来进行考察和比较。我就此写成一篇论文，发表在日本京都大学的《东方学报》上。当然，这篇文章说得不一定对。如果有学者作了重要补充，或写文章将它驳倒，使我头脑中的问题得到更好解决，并将党史中这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这是好事。将原来还不是很清楚的问题弄清楚了，这本来就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目的所在。《历史研究》：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不断推出新成果，其中对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您认为应如何把握好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金冲及：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忽视个人（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毛泽东来说，邓小平在与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中讲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因此，研究党史不能不对毛泽东和他重要战友的曲折经历，以及他们的智慧和顽强毅力，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否则便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和她的历史，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领导人民战胜反动势力，建立新中国。我结合编写《周恩来传》等工作经历，简单谈谈对于党史上重要人物研究的一些体会。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我有幸能有20多年集中力量投入编写毛泽东和他的几位重要战友传记的工作。我领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主编《周恩来传》。周恩来同志是我极尊敬而且感到十分亲切的领导人。他是在怎样的环境和经历中成长起来的？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多常人难以企及的贡献？他面对无数极为困难的问题是如何思考和处理的？他怎样待人接物？他是不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如此等等，这项工作对我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写党史人物传记和在党史中讲到这些人物的经历和贡献，两者自然密不可分，但又有所区别。写人物传记，主体是写人，是要写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一生中的经历和发展。我在《周恩来传》上卷日译本序言中写道，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写出周恩来为什么能成为“周恩来”。这就不能把他和其他战友一起，写成“千人一面”。通过阅读大量文稿、讲话记录和有关档案，倾听了许多曾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共事的老人对他们经历的叙述和分析，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日益具体、生动、活跃，我对他们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加深了对人物传记写作的认识。撰写党史重要人物的传记，我认为需要处理好几对关系：传主和背景的关系、思想和行动的关系、正确和失误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性格和事件的关系、叙述和议论的关系。我也意识到，我的认识仍有不少局限，对各地区党的活动情况、对重要历史事件的某些细节等，都没有其他党史工作者了解得多，只能通过多学习不断弥补。同时，我既往的研究和工作体会又告诉我，研究党史人物，不能将眼光局限于人物，还要跳出具体的历史人物，打通历史的前后联系，融合运用不同史学领域的理论方法。一则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延续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过：“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拿中国近代历史来说，越多了解些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历史，越便于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原因和历史意义，从而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其后的发展轨迹。如果对中国的昨天不了解，或只有一点粗枝大叶的了解，那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也不容易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只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有了清晰的认识，才能对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予以清晰定位。二则史学研究的方法是相通的，不管对古代还是近代、对中国还是外国，在研究方法上总有许多共通之处。历史是一个由多种合力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一切分析判断都必须在尽可能掌握可靠事实材料的基础上来进行，知识面要尽量宽一些，并且力求可靠，文字表达需要尽可能准确、鲜明。我做过近代史研究、文物考古编辑和党史研究工作，这些基本训练在进行党史重要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三、寄语《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至今已67年，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刊的支持与厚爱。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基础上组建了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新时代如何让这份刊物办得更好，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导。金冲及：我同《历史研究》有着很不寻常的关系。《历史研究》是1954年2月创刊的，我在史学方面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刊载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而最近一次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是在2015年，前后跨度正好是60年。这样的作者，大概已不多了。我很钦佩《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勇气。1955年，我只有24岁，在复旦大学讲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只有两年。当时这门课的内容只是讲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本来，根本轮不上我这样的年轻人来开课。但教育部在上一年规定，综合大学都要开这门课，而当时老教授很少有专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于是，这个担子就由比我高三年级的老同学胡绳武和我担了起来。这门课在好几年内没有现成的教材，学生看的主要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但范老的书只出了上册，只讲到义和团运动。所以，我和胡绳武便将重点放在当时研究还比较薄弱的辛亥革命上。我发表的《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是同胡绳同志这样的大师商榷。那时和今天不大相同，史学方面的大型专业刊物只有《历史研究》。在它以前还有过《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集刊》，只发表所内同仁的作品，出了两三期就不出了。此外，史学专业刊物还有天津的《历史教学》和河南的《新史学通讯》，篇幅不长，都不足100页。所以，《历史研究》竟会发表我这样年轻人的文章，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这对鼓舞我的研究热情，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史学界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极少，学者往来同样很少。复旦大学不算闭塞，但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史学学术讨论会，还是196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许多以后的老朋友，大多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面。但因为《历史研究》发表了那篇文章，和史学界朋友的多种形式的交往便多了起来。可见《历史研究》这样的刊物，对一个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有多么大！以后，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学术论文不算很少。作为老作者和老读者，同《历史研究》一直保持着很亲近的关系。改革开放后，史学界的活跃是以前不敢想象的，史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记得10多年前我同《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两位负责同志说：“你们对史学界走向和青年学者成长所起的作用，要比领导机关的文件和前辈学者的叮嘱要大得多。”这是大实话。因为无论评职称还是其他的学术评价，都要看你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多少文章，并且要考虑这些刊物的声望和影响，这就促使青年学者们关注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是什么文章，是怎样写的。这种不声不响、潜移默化的作用，自然要比许多别的因素更大。现在，《历史研究》创刊已经近70年了。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深信，《历史研究》和其他史学刊物一定能对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历史研究》：您对百年党史中重大问题的见解，使我们很受启发；您对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思考，令我们受益匪浅；您对刊物的寄语，使我们深受鼓舞。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历史研究》投稿邮箱：lsyjtg2019@126.com。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老

lishizhongguo

《历史研究》投稿邮箱：lsyjtg2019@126.com。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谁在为“暴恐”势力“构建历史”?

Africae），目的是更好地控制南部游牧民族的活动。安东尼·庇乌斯时期，在击败布利甘特人之后（Brigantes），他放弃了哈德良长城，在此以北约180公里的地方又修建了石墙，即安东尼长城（The

文化与文明之争：启蒙运动以来德国思想界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创刊号）

作者：李国强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创刊号）早已被历史摒弃的朝贡制度，不仅没有复活和恢复的可能，更与新时代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理念格格不入，与我们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完全背离。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积极参与，进展和成效都超出预期。但值得注意的是，6年多来，某些西方势力对“一带一路”倡议仍然存在一些错误认识，甚至恶意诋毁，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要恢复历史上的朝贡关系，是“新版的中华朝贡体系”，企图重建“天下秩序”；日本媒体刊文宣称要警惕中国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立新的朝贡体系。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古代中国内外秩序有很大关联性，实际上也把“一带一路”与“朝贡关系”扯到了一起。更有甚者，将古代朝贡贸易视为“自由贸易体系”，并与“一带一路”建设联系起来。上述观点不仅是对历史的极大误解，更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本质属性、核心要义、宗旨目标的歪曲和贬损。学界普遍认为，古代朝贡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大一统”理念和“华夷秩序”基础上，由先秦诸侯与天子之间的朝聘制度发展演变而来，通过诏敕、奉表和朝贡礼仪表达君臣宗藩关系，以四夷藩国的称臣纳贡和作为宗主的中国朝廷册封赏赐为主要内涵。经过汉唐时期的发展，至明代臻于缜密完善，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羁縻”四夷、“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也是历代中央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古代朝贡制度的涵盖范围包括苦夷（库页岛）、日本、琉球、吕宋（菲律宾）、东南亚各国、印度洋周边各国、东北亚以及中国北方、西部各地在内的广阔地区。在这个以中国为中心、藩属为周边、等级秩序严格的体系中，中心保护周边，周边藩屏中心，构成了古代中国与边疆地区、四邻邦国相互依赖、和睦共处的格局。因此，古代朝贡制度包含了中心与外缘共同建构、良性互动的边疆民族关系体系和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两个层次。本文主要讨论后一个层次的问题。尽管朝贡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特征和规范，但中国封建王朝奉行“厚往薄来”原则是贯穿始终的特点。中国封建王朝在彰显“以德怀远”的背后，所要达到的目标或者说效果，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和朝贡国（也称为“藩国”）的归附与效忠。事实上，中国历代王朝能够赢得安定的周边环境，与长期稳定的朝贡制度密不可分。对于中国封建王朝而言，朝贡制度既是“天下秩序”的集中体现，也是达成“守在四夷”政治目的的制度保障，但其基本诉求主要是“对内”而不是“对外”；对于朝贡国而言，朝贡制度既是对中央王朝礼仪制度的“慕义向化”和为巩固其政治合法性的“稽颡称臣”，同时也是谋求巨额赏赐、巨大利益的重要途径。正是在多种政治利益、政治目的的交汇下，朝贡体系成为古代东亚地区的核心秩序和规则，朝贡制度成为古代东亚各国竞相遵从的政治安排。朝贡制度之所以在历史上长期存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代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丰裕的物质财富以及灿烂的民族文化，对东亚各国或部族产生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从而为巩固中国在朝贡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提供了必要政治保障和物质保障。中国封建王朝希望以自身优势，建立对周边国家或部族至高无上的权威，东亚各国或部族同样渴望与中国建立稳定的联系，以依托“天朝上国”谋求自身权力与地位的合法性以及“雄制一方”、长期执政的庇护。这一双向需求既是古代东亚秩序得以稳固的基础，也是朝贡制度长期建构的动力源泉，决定了以朝贡制度为载体的古代东亚国际关系总体上是稳定、和谐、可持续的，决定了朝贡关系的建立是基于自愿而不是强迫的原则，正所谓“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从唐初到开元年间，与唐朝建立朝贡关系的东亚国家或部族近200个；与两宋有正式朝贡关系的国家约有15个，朝贡次数约500次；与元朝建立朝贡关系的有34个国家，累计朝贡次数达200余次。这些数据足以表明，朝贡制度具有很强的粘合力和耦合性。以中国为中心的双向交往，是朝贡制度的显著表征。到唐代，在政治利益主导之下，朝贡制度礼尚往来、商品交换的性质日益显著，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浓厚的官商色彩。凡与中国封建王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或部族，无不借朝贡以物易物、获得中国封建王朝的丰厚回馈。这一由朝贡关系带来的贸易活动，被称为朝贡贸易。可见，朝贡制度的核心是政治关系，朝贡贸易只是这一制度核心的副产品，对中国封建王朝来说朝贡贸易是达到以“内向”为主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君臣从属关系，即使双方有大宗商品交换，也是包裹在政治和礼仪的外衣下进行的。朝贡贸易如同官方之间的礼品互换，充其量是各取所需的货物置换，从根本上而言甚至算不上一种经济活动，更不是市场行为。因此，朝贡体制达到鼎盛的明清两朝，反而是对民间经济活动限制和打击最严重的时期。尽管中国封建王朝的回馈和赏赐十分丰厚，回赐物品的价值远高于贡品价值，但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以朝贡形式开展的官方贸易活动都不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主导方式，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东南沿海的市舶贸易等，构成了丝绸之路贸易的主渠道，朝贡贸易所占份额有限。固然有不少朝贡使团在贡品之外会携带一些货物，在丝绸之路沿线进行一些交易，但其数量、规模，对于古代中国和丝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朝贡国的贡品主要是“奢侈品”，比如秦汉时期，朝贡国进贡的有汗血宝马，“明珠、文甲、通犀、翠羽”，“巨象、狮子、猛犬、大雀”等“殊方异物”；在唐朝，中亚地区的贡品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方物”；二是“殊玩”“名宝”“异品”“奇技”之类，基本上都属于上流社会的奢靡之物。而中国历代王朝秉持“计价酬答，务从优厚”的原则，赏赐和回赠的物品都是上好的、价值不菲的实用性商品，比如西汉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韩邪入朝庆贺新年，汉宣帝赐“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类似记载在史书上比比皆是，因此明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感叹：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图为《客使图》中描绘的唐代鸿胪寺官员正在引导来华使者的情形，反映了唐朝与丝路沿线各国各民族友善交往。陕西历史博物馆/供图正如徐波指出的，上述状况使中国历代王朝不堪重负，“入贡既频，劳费太甚”，致使“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费正清称，朝贡的贡品对帝国财政裨益甚少，而朝廷的相应赏赐，其价值往往与贡品相当甚至远远超过贡品，在这种显然不公平的经济交易中，中国皇帝得到的是其统治所需要的权威，因为四周远人的朝贡能够增加其权威；换言之，周边政权的臣服可以增加其政权合法性。对外国统治者来说，他们渴望帝国的巨额赏赐，并希冀有机会买卖其他中国商品如茶叶、丝绸等。因而，历代朝廷不得不对朝贡国的贡期、贡道、使团规模、进京人数等进行限制，以减轻财政负担。比如明宪宗规定：凡朝贡者，必须三年才能来一次；根据级别限定人数，最多不得超过150人。清朝入贡规则更加明确，如规定朝鲜一年一贡、琉球两年一贡、安南三年一贡等。古代朝贡制度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政治关系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上已述及，中国之所以能对周边邻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从而建立起稳固的朝贡关系，根本原因还在于先进的政治制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丰裕的物质财富以及灿烂的民族文化。到清晚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综合国力由盛而衰，农业文明遭到西方工业文明和更为先进的经济制度的冲击，已毫无优势可言，对朝贡国的吸引力、影响力、保护力全面下滑。脆弱的经济基础使朝贡体系难以为继，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清王朝已自身难保，朝贡体系的崩溃成为必然。二是亘古不变的古代朝贡体系与西方以法制为中心的“条约体系”、以强权为核心的“殖民体系”，产生强烈对冲。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在全球的血腥扩张侵略，朝贡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朝贡体系本身存在的因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引发生产关系滞后的内生性问题、以相对封闭的地区合作和等级制度为特征的朝贡贸易日益成为限制贸易的手段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始终存在的自我封闭的先天性问题都显露无遗。显然，朝贡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和国际形势，无力抗击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随着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原有的朝贡国，甚至作为宗主国的中国，都相继沦为殖民体系中的一员，朝贡体系最终被强势的条约体系所取代。通过对古代朝贡制度兴衰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本质上的不同。一是尽管朝贡制度在历史上对于构建东亚秩序、维系东亚地区国家间和谐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天朝上国的自大心理和万邦来朝的独尊观念，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早已被历史摒弃的朝贡制度，不仅没有复活和恢复的可能，更与新时代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理念格格不入，与我们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完全背离。二是贸易多元和文明魅力是古代中国吸引东亚其他国家的关键。过度渲染朝贡制度中所谓君臣从属关系，而不是客观阐释这一关系缔结的深层历史原因，本身就是对古代朝贡制度的无知和曲解。“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世界大格局的谋篇布局，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与丝路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改善民生的现实需求高度契合。“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一全新理念，对于构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一带一路”既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也是当今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中国方案”，中国的角色是要努力做一个贡献者、引领者，绝非谋求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所谓“新天下秩序”。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典范项目，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近年来发展引人瞩目。图为比雷埃夫斯港。新华社记者赖向东/供图三是尽管朝贡制度中有贸易的互利要素，但中国封建王朝力图以贸易赤字换取“守在四夷”的政治利益，朝贡国则力图通过朝贡体系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双收益。客观地说，在“中心”和“外缘”的表象背后，双方都在谋求利益最大化，事实上中国封建王朝获得更多的是“虚拟化”的心理收益，而朝贡国才是真正的受益者。“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于沿线各国谋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诉求而提出，倡导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遵循平等、追求互利，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和照顾沿线国家的利益关切，与沿线国家一道探索和创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途径。无论是本质属性，还是方向目标，“一带一路”倡议都彰显了新时代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和实践要求，与朝贡体系大相径庭，绝非谋求建立所谓“新朝贡体系”。四是尽管不少外国朝贡使团往来于丝绸之路，并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一种形态，但真正推动古代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主体是民间贸易。尽管频繁和持续的朝贡活动，客观上对道路连通、人员往来和民间贸易产生一定促进作用，但朝贡贸易在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重要，朝贡贸易并非古代丝路贸易的主导方式。始终坚持政府与市场主体的统筹协调，是确保“一带一路”建设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政府要发挥把握方向、统筹协调的作用，同时更要发挥市场的作用，着力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强调各类经济实体构成的多元力量，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主体元素，是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综上所述，种种唱衰“一带一路”的噪音杂音，把共建“一带一路”与古代朝贡关系联系到一起，不仅是对历史的误读，更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核心要义的歪曲。（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责任编辑：路育松）编辑：老张校审：小张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订阅号历史中国微信订阅号

Archaeology），则是中国考古学面向国际学术界推出的英文期刊，及时介绍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发现和最新成果，为中外学术交流搭建了桥梁。

笔者认为，汉末注家所解，应为东汉末事，而非西汉时制度。试想缗钱为限制工商资本积货逐利而设，以一算20钱来计，二千一算，税率为1%，四千一算，税率才为0.5%，比普通百姓的訾税还要低。这是不成立的。

“方（旁）设出宗子”，整理者注释：“方，通‘旁’，《广雅·释诂二》：‘广也。’设，《战国策·秦策一》注：‘置也。’出宗子，当指支子而言，即《左传》昭公九年、二十六年‘建母弟以藩屏周’的‘母弟’。”

摘要：南北朝渐趋流行的异地察举和求举觅举之风为投牒自举提供了基础，而北朝地方官学生徒课试举贡之制则推动了投牒自举之法形成。在地方官学生源较为开放的传统和北朝后期游学大盛的局面下，北齐规定游学之士可与州郡学师生一并推择充举，确立了秀、孝应举就试的开放性，至此,投牒自举之法实非萌芽而已形成制度。隋唐常科贡士的相关规定和武周以来投牒自举者率多寄学应举的状态，即承此脉络而来。投牒自举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过程，与魏晋以来举贡基础拓展、科目内涵调整、考试制度完善等事态相互呼应，一起构成了察举制错综演进为科举制的连续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