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2年间北京中国式摔跤队始末（李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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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半个世纪当事人大部分已作古，知者不多了。我们只有把个人之见写出来，留给后人品味和借鉴。
1958年北京官园体育场举行中国跤选拔会，组建北京队参加1958年在天津举行的中国式摔跤锦标赛，备战1959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运会。选拔赛第一名参加锦标赛，前三名入选北京队。
北京队第一批队员1958年10月份前报到，他们是郝正才（北京仪器厂）、钱德仁（丰台桥梁厂）、王文治（北京木材厂）、王惠民（南郊木材厂）、赵玉海（大红门肉联厂）、吴增寿（宣武清洁队）、沈德元（北京电子管厂）、王茂林（安定门外运输公司）、李宝如（永定门外运输公司）、马学（东城区房管局）、王瑞英（广安门运输公司）、马駺（电车公司）、丁德连（北京针织总厂）、王文永（北京仪器厂）、傅顺禄（北京电子管厂）、赵增瑞（北京电子管厂）、曹增云（北京电子管厂）、徐茂（北京电子管厂）、杨宝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徐文惠（北京电子管厂）等人。另有北京航天大学学生佟玉林，为摔跤冠军，学校推荐其入北京摔跤队。来队后和北京籍运动员不合拍，练不到一块，后做队内事务。原本选调每级3人应24人，现只来 20人。
教练员是北京德高望重，人称“快跤满”的满宝珍先生，满先生技术全面，手步法细腻，功法繁多，幼功扎实，腰腿灵活，基本功纯厚。在跤界享有盛名，满先生是回族，自幼随父兄习武练跤，早年曾受满清扑户宛八爷（宛永顺）教诲，形成技术全面素以快取胜的风格。曾参加民国时期第六全运会获第三名。1946年参加在沈阳北大营举行的摔跤大会，获得冠军。满先生为人正派、作风文雅、善文墨写得一手好字。闲时对弈马炮间，一身儒雅正气。任教后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但由于传承和门派之别，得不到主力队员的认可，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北京队组队前期大家虽在一起训练，但各怀心计。技术配合是对抗项目训练的主要手段，但在北京摔跤队初期准也不认真给对方配合。故意破坏使用动作的完整性，该倒地不配合，或力道小不到位他先倒地，总让你找不到劲，训练效果极差。
满先生开始还能组织训练，但各队员练功时各显其能自练自家功夫。也有保守者做座上观，实战时死掐硬拼、抬腿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每次实战摔得头破血流。一次徐茂同徐文惠实战时，徐文惠用合脯搂子，当时已到场边被教练喊停，但那个情势谁还松劲啊，结果摔到场外砸到马学良身上，连所坐方凳全砸成粉碎，这场跤伤三人。
电子管厂厂家周凤鸣习武爱跤，将北京中国式摔跤队调来集训。并建有场馆、宿舍、食堂，建队前已将京城名家曹增云、徐茂、徐文惠、赵增瑞、傅顺禄、沈德元、马忙子等人调来本厂，开展中国式摔跤训练活动。北京队成立后，这些人皆成为主力队员。
周厂长每晚到工人俱乐部观战，北京队成立后经常来队看训练，他爱看实战，不论当天训练计划如何，只要他来就得实战，只要实战就死掐硬拼，每次皆有不同程度的伤害。他喜欢强胜者，他对主力队员百依百顺，使他们成了队内特殊阶层。有时凌驾于满教练之上，想练就练，不练就歇，训练时三一群五一伙，生活涣散，作息时间无规律。周六中午以后就回家，周一上午从未到齐过，有的人周二或周三才回队，开始还请假，后来就习以为常了。建队后早操没出几次，爱练的就三五成群到东郊农场遛弯，边走边练，有时满先生也在其中。为了让周厂长看摔跤，满先生一般都调整训练内容和训练时间，如下午周厂长来队，上午就不练了，大家鼓足劲下午对抗，上午就自由活动。
冬训前已无法正常训练，只好停训整顿。第一阶段，找出队内不利因素,要求大家鼓足干劲，勤学苦练力争在全运会上获得好成绩。第二阶段，是献技献策，在领导的鼓励下队员们将所学功法技术展示给大家，作到资源共享。这次整顿大家打破门户之见，使私功夫变成共有，为以后中国跤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三阶段，加强组织领导，任命电子管厂工会主席郭金平为北京摔跤队领队。定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日晚上读报学习。第四阶段是调整队伍，将王茂林、郝正才、马駺、吴增寿、沈德元、王文永等老将调整回原单位，大家称这次调整为“整风”。
整顿后暂时平静一段时间，训练有所好转。又调厂工会青年干部王忠浦来队加强领导，王忠浦是北京业余冰球队主力队员，号称“野马”，因其球技调厂工会工作。一个毛头小子怎能管理这群江湖英雄。全队20多人加上王忠浦无一是中**员，只有钱德仁、佟玉林是共青团员，谈不上政治气氛。队员们身穿印有北京字的运动服，逛街、遛弯、回家坐车、上食堂、逛商场穿着队服，或将上衣搭在肩上招摇过市。满嘴的江湖黑话，全然不像现代运动员的气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北京队可以说是四分五裂，主力队员对别人不放在眼里，各行其是。北京队中回族占三分之一，是一个松散团体。满先生、王瑞英、丁德连，钱德仁、马駺、李文江、沈德元我行我素，不傍不离，南城有傅顺禄、徐茂、王惠民、李宝如、吴增寿、王文志、马学等人。
朝外入选队员占四分之一，他们大部分是一师之徒，号称“十三太保”。师兄弟敬其跤、远其人、敬而远之。徐文惠身高力大，性格急躁，我行我素；赵增瑞为人诚信不善言表，亲合友善同谁都说得来。虽是朝外“十三太保”老八，但不甚亲合。王文永是老九，“十三太保”中的佼佼者，热爱摔跤武术，家学渊博，为人直率豪爽，富有北京人传统性格，是“十三太保”中的领军人物。“十三太保”老十二叫张铁春，一是其身形矮小，二是排行在后，张铁春入队时18岁，号称小不点，是通过朝阳区比赛，同郝正才对阵时，表现极佳，攻守兼备技术发挥特好，电子管厂长周风呜见其优秀将他破格调入北京队。张铁春在队期间战斗力极强，能攻善守。由于年龄阅历问题没有参加比赛的机会，郝正才虽是朝外跤手又和他们是同门，但不是“十三太保”，同他们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十三太保”在北京队势力强大，但显松散。
以杨宝和为首的北城跤手有王茂林、赵玉海、李文江等，徐文惠虽是“十三太保”之首，但家住北城，与杨保和等比较亲密。杨保和足智多谋、老谋深算，并依靠南城，拉拢散兵加强个人力量，在队内有一定的影响。1959年底，又和赵玉海、马学、王文志四人拜徐俊卿先生为师，自立门户，形成自己在队内的影响。
第一届全运会以后，满宝珍先生回到了天桥，由杨保和兼任教练并参加训练和比赛，纵观北京队的现实，也是摔跤界的传统，即文化知识贫乏、政治觉悟不高、褒贬不分、是非不明。当时这种作风在跤界已成风气，虽没能影响主体，但对京城跤界的低俗影响不能小视。忠孝节义乃国之魂，中和谨信乃民之本，自强厚德方是跤界美德。国人教育后辈儿孙不要有匪性恶习，避免影响后代人成长和中国跤的发展。这种现象古来有之，宋代调露子所著《角力记》：“凡角力者，多不识字，且粗鲁，遇事，称我能。”我们现代跤界从业人员有责任改变这种不良的习俗。
北京队第一次调整，郝正才、沈德元、王瑞英，马駺、吴增寿、王文永、王茂林等老运动员回原单位。1958年冬杨宝和经策划会同马学、赵玉海、王文治递贴磕头，拜天桥跤场徐俊卿先生为师。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调整，王文治、赵玉海、李文江等人回原单位。杨宝和早年在熊德山庙会跤场当伙计，给徐老磕头后。最后杨宝和在卜恩富1961年来北京摔跤队执教后，退队后入伙天桥跤场继承师业，1962年下海卖艺了。
北京队组建初期很少有比赛，只有埠际对抗赛，常和八一队、天津队比赛。每次比赛皆很正规，按级别打八场比赛，每场须称量体重。控体重成了运动员日常任务，只有少吃多练才能保持本级体重状态，常年如此必将影响训练。
北京集训队多数队员是体力劳动者，王瑞英、傅顺禄、王茂林、吴增寿皆已30多岁，全队参加全运会队员只有8人，每人均心知肚明，自觉保持本级体重状态，除杨保和外每人皆减体重7~8公斤以上。当时控制体重手段简单，补品极少。全靠饿肚子和泡澡，连训练的力气都没了，一次王茂林饭前吃了一瓣蒜呕吐不止。有的人控制成病态浮肿，因此落下病根，由此要求回原单位，吴增寿也是由于控体重请调回家的。这也是第一届全运会北京队成绩不佳的主要原因。最后钱德仁、王惠民二人参加次最轻级，李宝如、赵增瑞最轻级，丁德连次轻量级，曹增云次中量级，徐茂中量级，杨保和次重级。
北京队初期最重要的比赛是1959年4月初在太原举行的全国邀请赛，有北京、天津，八一、安徽、山西、内蒙古等队参加。天津、八一的对抗赛基本持平，北京队成绩最佳，产生了骄傲情绪，回来后没能认真总结，夜郎自大，训练强度上不去。现在回首看原来的训练日记，同二运会期间的北京队相比，只有一半的训练量。由太原回京后，又将张铁春、那振刚等人调入北京队。随之全队作最后一次调整，留下的队员由四街房招待所搬到一街房运动员宿舍，提高了伙食标准。此时又派了厂工会负责人刘少华任领队，负责全队事务。刘少华是老革命军人，加上王忠浦、佟玉林，十几名运动员3名专职人员管理。离近全运会时为了适应比赛环境，由电子管厂提前搬到什刹海游泳场。9月14日开始比赛北京队大部分队员体力不支，技术发挥不佳，最后仅获得团体第六名。
第一届全运会后满先生回宝三跤场，徐茂、丁德连、钱德仁、王惠民、曹增云回原单位，老队员只有徐茂、李宝如、赵增瑞和杨宝和。第一届全运后市体委决定保留北京中国式摔跤队，仍在电子管厂训练，教练由杨宝和兼任。队员有李宝如、徐茂、赵增瑞、那振刚，又调刘玉森来队。另外又从天津选调四大张之一的张连声之弟子刘金元，宋新民和杨广森，从年龄结构上看，北京队年轻了许多。徐茂30岁，杨宝和26岁，李宝如25岁，赵增瑞25岁，刘玉森20岁，那振刚21岁，杨广森20岁，刘金元、宋新民皆是18岁。经过冬训以后，同河北队、八一队（解放军）打了几场比赛互有胜负，水平甚为接近。
北京队急待招兵买马，7月的一天李宝如带**去东安市场购物，在东来顺门口见到了新疆摔跤队的周茂兴，说起北京队招人之事，周茂兴是由山东老家办事，在北京换乘，于是去北京队应招，周茂兴山东济南东关人，回族，1958年入新疆摔跤队。参加第一届全运动会获最轻量级第二名，1960年全国比赛第二名。此时有上海的宋宝林来队试训，周茂兴来队后，宋宝林见周茂兴实力雄厚，自知不及，不辞而别，北京队留周茂兴入队，为北京电子管厂工业学校学生，入北京籍户口。天津跤坛前辈王海兆来京欲试教练席位，有杨宝和兼职，岂能容他，也不辞而别了。京城名家也有几位想谋教练职位，由于杨宝和在位兼之，有谁能撼动呢，此后杨宝和真的认真负责的做起教练来了，全队以老带新蒸蒸日上。北京队已调到先农坛训练基地，再组织正规环境、气氛都已入专业队正规，成绩蒸蒸日上。如卜恩富先生不来北京队，杨宝和也不会辞职，北京队也不会解散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天意难违，是北京跤界的悲哀。
通过1958年北京摔跤队的历史，让我们看到跤坛的现况和跤界的全面，从而找出不足。而1958年的北京市中国式摔跤队又是京城跤界跤技功法的大熔炉，它锻炼了京跤、打造了近代跤艺和跤技；它又是一块试金石，考验了京城跤界的基木素质和专业能力，培养了一批职业数练，从而推动了京城跤界的发展以及道德品行，奠定了京跤在全国的发展以及京跤在中国式摔跤界的影响。它使京跤黑功夫阳光化，成了一般跤手们的基本功训练并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原北京摔跤队的运动员，退役后在各区县和市队任教练员，将京跤技艺传播开来，打破了门户之见，形成了真正的民间技术和健身项目。
京跤的广泛传播得益于北京队的“献技献策”活动，这一活动表现出跤界同仁的品质。活动中将自家绝技和功夫贡献给大家，将家中器械拿来供大家见识和演练。王瑞英将自家器械天秤、地秤、滑车、掷子、中幡等器材献给大家并教授给队员。沈德元将自家绝活石锁教大家演练。马骧拿来了硬弓，吴增寿将硕大的空竹拿来为大家演练。教练满宝珍素以功多艺深著称，将平生所学技艺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曹增云、郝正才、王文永、丁德连、钱惠仁、赵增瑞、马学、傅顺禄等无不争先恐后的献艺。大家相互学习，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私功夫。
曹增云腰腿灵活幼功纯厚，善练腰腿功“拿七寸”等，卧腰卧腿的功夫堪称一绝；李文江身高体壮善练推子，推子用硬木刻制而成，练完则用皮布兜装好甚为雅观。郝正才幼年习武，善练拳脚，腰腿灵活，基本功扎实。王永文是朝外出类拔萃的跤手，幼年随其父习武练跤，曾从师李二全、金宝生，善练基本功，腰腿灵活，善使大动作，有大将风范。
赵增瑞生于武术摔跤之乡，朝阳门外营房。“朝外坛口出把式”，京城杂技名家关文林、凤歧山等名家皆出自朝阳门外。赵增瑞受其影响，幼年时就随大人到日坛练功，后经李二全等名家点拨，跤艺大长，1957年拜金宝生为师，终成大气。他善练硬功，头很坚硬，懂很多硬功绝巧（门子），井将其能传授给队友。
丁德连家学渊博，继承了牛街传统跤艺，善使踢、别，他的别子空别具一格，尤其是上步别，能避之者不多。丁先生善扔掷子，是王瑞英跤场主力，一生酷爱跤艺，年逾八旬，仍然活跃在跤场。
钱德仁短小精干，家学深厚，幼年受家庭影响酷爱摔跤，其父兄辈皆是京城名家，钱德仁是京城跤界的文化人，高中毕业，在学校极喜足球和体操，杠子、垫上翻滚无一不能，李宝如从他身上学到很多技艺。
马学生于摔跤世家，父兄皆是摔跤名家。马学早年从学于京城名家李寿增，善练跤功。同李宝如皆出身于崇文区，早年李宝如经常到马学家跤场摔跤。马学家是大家庭，其兄弟十多人，家境殷实，设跤场练跤，以武会友仗义疏财，其长兄马俊在京城跤界声望极佳。马学善学爱练，为人仁义宽厚，不善交际。
傅顺禄是宝三弟子家住崇文门外龙潭湖畔，家境小康。幼年曾入课荣春社学戏，中途退学。习跤后以腿脚灵活、技术全面著称。傅顺禄思想活跃不保守，他将大拧子改成石制板材，两头刻出手柄，好抓握又安全。傅顺禄善使勾别大动作、刀勾，踢等对脸拌子。傅顺禄善摔熟手跤，对生手有点胆小。他学识渊博，在队内官称老哥，是徐茂王惠民的智囊。
徐茂幼年生活在天桥，善习武练跤，每天在留学路南口设场练跤。付德才（付傻子）魏德海常给以指点。侯永奎、张文元、林文华、林宝泰等在此练跤。徐茂后拜宝三（宝善林）为师。正值跤技高峰时，参加北京比赛无敌手，1958年全国锦标赛获次中量级第二名，决赛中国山东济南名将谭树森时使单撒手勾子，堪称一绝，给跤坛留下谈资，几十年后大家记忆犹新。徐茂是北京队的绝对主力，他为人忠厚不善言表，诚信待人，自信心极强。
王惠民为人低调，唯徐茂是从，不拘小节。王惠民实战能力极强，不擅功法。由于基本素质好、功力大、爆发力极强，手步法灵活多变，善使里手花（攉），能攻善守。1956年在北海参加选拔赛时同王德英一场比赛，上午没摔完，下午接着摔，仍然零比零。王惠民善于表演，跟水平高的能配合，跟水平低的新手同样能天衣无缝。尤其善配合踢的动作。退役后常到天桥跤场帮场，60年代初会同刘金元到沈阳北市场摔跤场下海作艺，终于如愿以偿。
1858年入选北京队的运动员年龄普遍偏高，20至25岁有佟玉林、李宝如、王文永、赵增瑞、马学，25至30岁有：王文治、郝正才、赵文海、沈德元、钱德仁、徐茂、马駺、丁德连、杨宝和，30岁以上的有：王茂林、徐文惠、王惠民、曹增云、吴增寿，而李文江、王瑞英年近40岁已过竞技体育竞赛年龄。第二年参加全运会的运动员平均年龄28岁，北京队在全运会的成绩不佳，同年龄偏高有关。
北京摔跤队第一届全运会没能取得预期成绩，主要有以下四种原因：一、全队及北京跤界没有集体训练的经验和管理方法。大家集中训练无从下手，没有科学训练计划，运动员各行其是，由始至终我行我素。二、年龄偏大，不适应激烈竞技比赛。不是各别年龄大而是全队普遍大，相互影响，战术保守，技术不到位。只有钱德仁、徐茂属进攻型运动员但没能影响到全队。教练员虽是跤坛名将，但综合北京队的现状他个人没有回天之力，后期也只能随遇而安了。三、疏于管理。北京跤界从清善扑营解体到民国，跤手们散落民间，各行其是，形成了老带少的传承方式，各练各人的功夫，叫黑功夫。北京跤界全是个体训练，没有集体训练过，大家没有准备好集体训练的意识。将一向素以传统著称的摔跤，交给了一位热爱武术、摔跤的老革命周凤鸣管理。他是情绪所致，爱看、喜欢，但他不懂摔跤，更没有驾驭这帮跤坛名流的知识和能力。北京队全体人员开始还畏惧周凤鸣厂长和郭金平主席，后来就拿他们开涮了。比如他们爱看实战，大家就以假乱真的摔假跤，他们爱听说跤，大家就给他们讲曾经的辉煌战绩和预测未来成绩如何，真假虚实都有。尤其对主力队员的偏爱，激起了全队普遍不满。建队后又调原北京业余冰球队守门员王忠浦，一派京城毛头小子的性格，好大喜功，别说深入了解跤坛这个群体了，连起码的管理方法都不具备，只能上通下达，岂能不把摔跤队搞黄了。最后市体委还派王琳、于萍(61年后的北京摔跤队领队)作为巡视员来队视察，也是走马观花。中国式摔跤有他的致命弱点，就是从业人员基本素质差，从五十年代起又没有得到职能部门的重视。总的一句话：“缺师资、少管理，同现代文明不搭调。”
五十年代的北京摔跤队给我们的启迪是深刻的，但没有哪个人或什么组织总结过，这也是中国式摔跤的悲哀。时至今日，中国跤被挤出全运会，北京乃至全国也没有中国式摔跤协会组织，它被挂靠在（国际跤）摔跤协会，他们有他们的奥运任务，对中国跤不屑一顾，甚至于2010年由我国发起出资主办的、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武博大会”都没能把我国绿色体育项目——中国式摔跤列入比赛项目，我们在赛场上看到了外国人表演中国跤，这真是中国式摔跤莫大的悲哀。
从业人员有心无力，职能部门没能履行其职责，没有看到我中华还有国之精粹——中国式摔跤。二十年前业内已嗅见危机，世界华人社会深感弃之可惜，因而在国外成立了协会组织，可我们的管理部门硬是不参与，使这些国外摔跤爱好者无能为力，慢慢心灰意冷。我们从业人员没有职能部门的支持将一事无成。
1960年4月北京队参加了在山西太原举行的全国中国式摔跤锦标赛，北京队由李宝如、赵增瑞、刘金元、杨广森、杨宝和和借调的老运动员王文治（北京木材厂）、贺子文（北京体院）、陈金泉（天桥跤场）组成北京队由杨宝和兼教练，领队刘建华。（北京体院杜仲勋来队集训没能参赛。）本次比赛北京队初露头角，李宝如、杨广森充分发挥了技术水平，刘金元、赵增瑞也表现出个人水平，徐茂、贺子文、王文治因没系统训练没能打出各人应有的水平。具体名次为：李宝如获最轻量级第二名；杨广森获中量级第四名；陈金泉获次重量级第六名。赛后借调队员陈金泉、贺子文回原单位，北京队仍在电子管厂训练。
1960年6月份宋宝林来队试训，周茂兴由新疆来北京队，宋宝离队回上海，周茂兴来队。1960年7月底，李宝如、王文治随北京青年慰问团访问了我国要塞长山列岛，原定李宝如同刘金元同往，因刘金元回天津探父病，改由王文治代替。慰问代表团有体操、篮球和摔跤项目，每天上午表演，有时单独给小岛礁石上两三个战士演出，十分辛苦。尤其是坐小船出岛，浪大船小不能靠岸，十分危险，表演条件极差。其间王文治腰伤仍坚持演出，回京后王文治回了北京木材厂，北京队仍在电子管厂训练。这时候一切物资实行凭票供应，每月王忠浦到朝阳副食品公司领取油票、粮票、肉票。大部分交给食堂，部分分给队员，周日回家食用，一切供应不到位、到年底更加紧张了。市体委要求北京摔跤队、自行车队等皆集中在先农坛体育场，当时全名为“北京市体育师范学院运动系”。北京市大部分运动队集中在先农坛体育场。
北京摔跤队1960年底入驻先农坛，杨宝和任教练，调排球队领队于萍任领队，又调徐茂回队。这时候的老队员有：李宝如，赵增瑞，除茂、周茂兴、刘金元、杨广森。来先农坛后，又调入北京人阎凯、马长海；沈阳人李玉杯、韩贵华；天津人王汉亭。徐茂兼任教练员。这时李宝如已26岁，和乒乓队许大宛、裴大中、体操队张仲林、谢春生等小同学一起上课学习文化。摔跤队到先农坛后生活管理、政治气氛、训练指导等计划安排皆走入正轨，全队气氛蒸蒸日上，只是迫于物资供应差，运动量下降。自1961年至1962年中国式摔跤没有全国大型比赛，只有京、津、八一、山西、内蒙几个队组织对抗赛。北京队在杨宝和的带领下刻苦训练，干劲十足。1961年冬训期间学习排球界大松博文和郭兴福训练方法，并请来京城德高望重的前辈郭永顺（郭八爷）来队亲授跤技。正在大家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时，在周凤鸣（还是那位电子管厂长，时任北京建工部门领导）的建议下调八一队教练，一代跤王卜恩富先生来队执教。消息传来打乱了北京摔跤队的正常生活，杨宝和等人怎能容纳曾经摔过宝三（宝善林）名震京津的卜先生。最后卜恩富先生来队执教，先是徐茂调回电子管厂，杨宝和仍任运动员兼教练，但他已年近30岁，身高体胖经受不了大运动量了，最后杨宝和就请调离队去天桥跤场。杨宝和走后，队内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平静。
1962年6月，建队4年的北京中国式摔跤队宣布解散。至此早期的北京中国式摔跤队画上句号了。
北京中国式摔跤队1958年——1962年成绩：
钱德仁，1958年，天津：全国锦标赛最轻量级第二名。
王惠民，1959年，北京：第一节全运会次最轻量级第三名。
李宝如，1959年，北京：第一届全运会最轻量级第六名；
1960年，太原：全国锦标赛最轻量级第二名。运动健将。
丁德连，1959年，北京：第一届全运会次轻量级第七名。
曹增云，1959年，北京：第一届全运会次中量级第五名。
徐 茂，1958年，天津：全国锦标赛中量级第二名。
1959年，北京：第一届全运会中量级第六名；运动健将
徐金泉，1958年，天津：全国锦标赛次重量级第二名；
1960年，太原：全国锦际赛第六名，运动健将。
杨宝和，1958年，天津：全国锦标赛重量级第三名；
1959年，北京：第一届全运会重量级第四名。
杨广森，1960年，太原：全国锦标赛中量级级第四名。
王文勇，1958年，天津：全国中国式摔跤锦标赛轻量级第六名。
1960年以后全国没有组织锦标赛，1962年北京市队解散时，老队员李宝如、赵增瑞趋于成熟已达运动成绩顶峰。年轻选手刘金元、王汉亭、周茂兴也是如日中天，蒸蒸日上。1962年北京队解散后，王汉亭、周茂兴、刘玉森、杨广森、韩贵华调八一队。刘金元、李宝如等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入选，周茂兴入队后也因出身问题没能转正，回京后入宝三跤场。赵增瑞、李玉杯、闫凯、宋新民调电子管厂，马长海回玉器厂，李宝如留先农坛，1963年全国中国式摔跤比赛王汉亭获最轻量级第五名，杨广森获得中量级第一名，刘玉森获得次重量级第一名。韩贵华改练举重后任八一队教练、国家女子举重队教练。
第一届全运会后保留了北京市中国式摔跤队，对中国跤的发展是一良好契机，可惜只坚持了四五年。北京队解散后时至今日中国跤在北京也没缓过劲来，究其原因一是政府的政策和职能部门未能重视；二是跤界存在着内伤，文化传统同现代没能整合起来；三是国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蔑视。
时过半个世纪当事人大部分已作古，知者不多了。我们只有把个人之见写出来，留给后人品味和借鉴。以上所述为个人简介和感受；不到之处敬请健在同仁和知情者指正。旨在让后人了解这段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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