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幽灵——论未完的写作 | 普遍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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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在幽暗的房间里，思考很久的你终于决定删除眼前这个句子，尽管动作有些迟疑，但作出决定的一刻，还是浮现了一丝无可挽回的气势。只不过……这个句子永远被宣告判处死刑！不知从何时起，我的电脑里出现了一个用“未完成的写作”命名的文件夹，收纳了我真正意义上写作以来的碎片笔记，直到现在，我仍然时不时地向其投喂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何用处的文本“祭品”。每个人都饲养着无数只文本的幽灵，盘踞在硬盘深处，渗透在纸张内部，却始终没能拥有走向公众的底气，直到数据落灰，直到字迹消弭，直到…再也无法写作……
或许姑且可以将它们称之为“幽灵文本”，它们是失格的草稿，未完成的脚本，写了又删的情书，从未出现的剧情……它们是语言的蛮荒，是语法的退场，是指涉的悬置……是掩埋的宣誓书，是入土的墓志铭……它们是断片，是不合时宜的论调，是切除语境的语言霸权，是三思后行的缓冲地带；它们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就连彼时的作者也无法真正揣测写下这个句子的真正意图；它们言不由衷，词不达意，只能充当一种中间产物并隐约替代作者当下的想法；由于缺乏必要的精确性，一不留神，它们便全盘否定了作者的原始意图。
文字被书写出来的使命，从来不都是为表述吗？人们可以用精致的语言说出文字即历史，文字即社会，文字即政治，文字即艺术……可幽灵文本们则像是不语的磐石，只有它们自己心知肚明，却如失语症一样苦楚。它们的存在可能甚至颠覆了语言本身，因为它们早已口齿不清，无法辨识自我，以至于被判定为修剪掉的残败，以至于丧失了被公之于众的权利。与此同时，它们也会摇身一变，让灵感成为灵感，誓言成为誓言，立场成为立场，如果语言也要卷入书写对象的频率，与它共振，那么这一次写作也应该变成幽灵文本而不该出现。
1.庆祝幽灵的诞生
炼金材料与被切除的器官似乎都是幽灵文本认领的命运，如若对其溯源，不如让我们先不厌其烦地回忆一下罗兰·巴特所谈论的中性写作。不同于语言结构和风格，巴特用写作来代表作者的选择，一种既是历史局面又携带个人基因的选择，它（写作）是存在于或超越于内容所表达之外的，它摇摆于语言和书写对象之间，而重要的是如何选择。“写作正是一种自由和一种记忆之间的妥协物，它就是这种有记忆的自由，即只是在选择的姿态中才是自由的，而在其延续的过程中已经不再是自由的了”。[1]对于不满足于表达仅仅是传达的作家们，或许正在写作中寻求一种合法的变体，而变体的极限就是不合语法的句式的极限，写作大概就是无限接近的这个极限本身。
幽灵文本能否诞生，往往就是发生在这些进退两难的极限时刻（也即是选择的姿态）！写作的过程，是面临着无数次抉择的过程，是与既定书写框架搏斗的过程，人们在写作中无数次斟酌和修改观点的表述方式，从而也产出了无数只幽灵文本。
乔治·奥威尔则几乎预设过一种完全相反的写作预想。还记得在小说《1984》中所描绘的“新语(Newspeak)”吗？——已经没有什么是折中的；没有什么是了不起的；也没有什么是奇迹的。如果一旦某样东西被认为比“好”更好，那它也仅仅就被简称为“加好(plusgood)”。这里的设定准确来说更早出现于《1984》出版的三年以前，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1946年）一文中曾表露出其疲惫于英文语言系统中那些陈腐的、自命不凡的、无意义的修饰措辞，以至于想象着是否有一种新语言的到来，从而改变语言与思想的格局。比如那些常见于文学批评或艺术批评里下判断时出现的——并不能真正描述任何被感知对象，也不能期待读者通过它们来感知的词汇——甚至会相冲突地惊现于同一作品之中（诸如romantic, plastic, natural, vitality），而如果语言只有如black和white（一样准确），而不是如dead与living（引人联想）的话，这样读者获得的判断会更加确认。
只不过，非黑即白的判断大概自始至终都不适用文学和艺术吧，毕竟它大大降低了艺术的多样性。借着奥威尔自己的类比表述“每一个政体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并且惧怕民主有一个确切的含义。”[2]那么同样，每一个批评写作者都声称自己在批评，但人们对批评其精确度的想象却从来不会有具体的共识。
当然了，奥威尔的原文更主要地还是在于通过滥用词汇的糟糕写作指涉政治和语言的角力关系，并继而在小说中给出一个极端的情景。带着上述奥威尔和巴特的两种描述（语言系统与写作选择），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这个极端情景来想象幽灵文本：倘若在人类语言发展中，语法系统、写作选择和延续过程都无法自由了，所有话语的表述与构筑有且仅有唯一一种方式被诉说出来，那么，也就几乎不会有幽灵文本，或者说，它们所剩无几。幽灵文本的存在，正是以羞涩的幕后状态，促使表述以更体面（甚至用“完美”称呼它）的身形以示人并被规则接受。与此同时，零度的幽灵们也继承了写作的性格特征——它们表述对象却从来不决定对象的价值。在人类语言系统愈发丰富的进程里，幽灵文本的诞生成为一种必然，它或许没能见证语言的诞生，但一定目睹了语言这一路以来的猛进与衰落。
2.前灵感时刻
即使是被发表的文本，也会在诸多规则建制下表现的暧昧不清，甚至筑起语言壁垒。而幽灵文本则几乎是语言壁垒的解构，它们有时以几乎不通顺的姿态，却像是携带着灵感的编码一样降临。灵感，迅速又狡黠，不可复制，似永不再来，如果灵感不在第一时间成为幽灵文本，那么它很快就会消失在大脑深处，漫长等待着再次被唤起的时刻。
在灵感降临以前，我们有理由相信所有写作者都有一个原始的书写冲动，而写作的悖论在于，这些所有原始的冲动、想法与前灵感时刻，几乎都是反语言的，或者说，这些原始的抽象臆想将所有言说的可能都一并击溃了，而写作者们毕生的书写不都是在无限迫近这样一种冲动吗？
如果你要质问一个写作者的真诚与初衷是什么，恐怕如我们所看见的所有正式文本都难以充当某种被称之为初衷或本体的证物，因为正式文本携带着太多规训、关系、历史积淀和政治环境的制约。而那些被修剪掉的幽灵文本或许才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它们是间隔在写作的冲动与正式的文本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却也是那个最为迫近写作初衷的本体，它以高度的自觉和真诚推进着写作。相反，如果有一个写作者需要欺骗所有人，那么，他从幽灵文本的构建阶段就要对自己撒谎，以便让自己都快要相信接下来的写作谎言。
幽灵文本就像是散落的书页，随风飘散，一地狼藉，在尚未拼凑出文本全貌之前，它都看起来像极了徒劳，为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些书写的碎片，倘若足够幸运，你能偶遇携带神诏的缪斯，并被馈予一些旧纸张和线索，那既是阅读的渴望，也是书写的冲动，因为你知道，还差一点点，快要…就快要拼凑出“完美”的文本了！于是，幽灵的文本、徒劳的写作、散落的书页，无论你如何称呼它们，在此刻都将成为为寻求出口而无限付出的努力。
该死，刚刚又一个灵感没能成为幽灵文本而丢失了，为此，我需要沮丧一会儿。
3.幽灵可见了！
就像现代语法对语言的限制和规范一样，幽灵文本们之所以不被看见并不仅仅是“内部原因”，外部力量也无不在规范着文本的可见性。如果，语言是不合语法的，那么，它面临的控诉是一种谬误，无解与必须清除。如果，文本自身打破了某种政治平衡或社会契约，那么，它同样将面临的处境便是重新投胎成为幽灵文本。
胎死腹中的幽灵文本有可能现身吗？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的小说《53天》[3]可能就是一个幽灵现身的绝佳案例。这是一部佩雷克直到去世都未完成的小说，而它却在1989年首次出版了，内容则包括了原计划二十八章中的第一部分完成稿、第二部分的笔记/提纲与残章，以及由编辑哈利·马修和雅克·鲁伯所整理的作者创作笔记。
于是，我们会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阅读到大量预设的、未决的、摇摆不定的和纲领似的笔记残骸。比如第二十七章[4]：
这些文字们几乎难以在章节剧情中自治，却以另一种姿势接收和吐纳了信息。幽灵文本以另类的方式占据正文，并且获得了正式出版的机会。这意味着，在仅有的线索里，阅读它的读者们不仅要像一个多疑的侦探一样，关心小说中的刑侦案件，更要在平行于剧情的写作维度上做一名“文本侦探”来拼凑和揣测叙事的发展。
其中，在第十三章的结尾处，佩雷克意味深长地留下了一句话“文字是任人摆布之物，除了毫无用处的微妙修辞，究竟能证明什么？”[5]尽管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甚至显得略带偏见地）将文字自我降格式的修辞，但放在小说中以及小说（以如此方式）出版的境况下，又重新将人们思考文字带入了新的局面。
乔治·佩雷克的小说恐怕是少有的幽灵文本现身的极佳例证了，但更多时候，它们都无法示人。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文字与图像的信息双重过剩的年代，那么，幽灵文本的数量级可能已经远远超出了你的认知，即便再猛烈地敲击键盘删除键也无法抑制其生长的速度。
庞大而不可见几乎是幽灵文本的生存现状，如果作为幽灵状态对立面的可见文本有阶级的话——哲学家的句子可以高居历史之上；而屠夫的话语只能深陷于历史的深渊——那么，在更加驳杂的幽灵世界里，这就是一个消除阶级的合集。因为罗兰·巴特的幽灵文本在此处生产；而十六世纪的一个无赖的赦罪书也于此处打磨，它们好似相逢于一个平行的场域，尽管姿势有些奇怪。诗性的蛮荒与文明；政治力的左边与右侧，都在这样的集合里。在这里，就连那个回荡着几个世纪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什么是文学？”也统统不重要了，因为，彼时它们出现的身份仅仅是一种语言的替代与中间物。
4.他们拥护又挑衅语言
等等，语言…要知道，语言是不可制服的！
一直以来，人们向来关心的都是已成正文的、拥有肉身的文本；关注拥有意义的、合乎逻辑规范的文本，来构建起自己认知世界的意义与关系，似乎这类文本才是世界的书写，真理的言说，历史的证词，观点的表述，立场的捍卫……
可语言本身不应该就是可疑的吗？我们已经有了太多半信不疑的经验——从福柯对词与物的庞大考古任务中，从阿甘本借誓言与其保证效力的松散对应关系里；从桑塔格用“反对阐释”来保鲜体验感的宣言中；从朗西埃用“字词过渡”谈论历史的严肃性和可信度的话语里。[6]语言似乎在不同阶段都颠簸于某种不可靠的信任关系之下。只是慢慢地，这种关系偶尔被冠以修辞的罪名，人们指控着，是修辞降低了体验的纯度与历史的维度。但在更大的语言问题面前，修辞的力量往往不值一提，因为它始终不过是人们在现有的语言系统之内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与艺术问题的表述形式。就像我们尚不能斩钉截铁地高喊着有这样一位能够完美掌控语言系统的作家存在一样；也很难声称面对一种宇宙性的复杂对象时，只要语言全力以赴，便能足以战胜世界之所存在的复杂性。
也即是说，如果我们尚能承认并不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被语言言说，那么，语言的权威是否就如圣象一样从本质上被地打破了；那些原本对语言的信任是否会发生骤降？感觉变成了感觉的语言，体验变成了体验的语言，没有任何感知是直接的。这意味着，即便我们都知道语言系统的建立正是对应言说、表征与叙述，但那些走向公众的正式文本其可信度，或者说接近“真实与真理”的成分有多少，都是有待考究的。
这种质疑，在现有的知识体系下或可以归结为一种对“经现代语法规训”的语言的质疑，而幽灵文本其模棱两可的特性正是现代语法的反面与拓扑，那些闲言碎语正在以一种松散的结构接近着被言说的对象，从而在更大尺度上扩充了言说的可能性。很遗憾，在写下这篇文章以前，我无法将任何一篇文章的幽灵文本以示人，正是因为我还接受着这套语言系统的规训，但我深知，即便它们在阴暗的囚房里永无天日，它们仍然是真正更加接近书写对象，并真正拥护真理的表述。如果语言有真实语言和所谓文学语言之分，那幽灵文本一定是徘徊两者之间并倾向真实语言一方偏离的。只是它们会对持现代语法经验的阅读者造成困扰，从而让幽灵文本们看起来像是患有重度精神疾病的病人。
一如前文所指出，认知世界的意义所面临的问题是：世界的意义有幸存在于语言之外。于是，那些有关语言的转译程度与其难以言说的一面为人们造成困扰的局面，也同时点明了幽灵文本存在的另一重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幽灵文本才更像是“朴素的中介”或灵媒，横亘在诉说方式和被诉说的对象之间，连结着认知与被认知的对象之间。与此同时，幽灵文本以势如破竹的气势发起对语言本体的挑衅，它在关于“语言是否可以完全言说”这一点上，从源头上打巨大的问号，但拥护与挑衅却是如此矛盾又合理地存在于一体之上。
5.结束这篇写作
闭上双眼，我依旧目睹无数幽灵在文本上空盘旋，它的可怖与荣耀，它的闪光与飘摇，执拗地坚固着生而为语言的尊严；睁开双眼，我在这篇写作几近完成之际再次生产了无数只幽灵文本，它的愚笨与敏锐，它的粗糙与精准，帮助我消除了作为写作者长久以来对其焦虑的一面。至此，我那个用“未完成的写作”命名的文件夹里永远少了一些幽灵，与此同时，借着“零度幽灵”的名义俨然完成了一次写作的还魂仪式。用德勒兹一句并不合时宜的话来说“归来的幽灵不正是那些被埋葬得过早、过深，并且没有为其举行必要的告别仪式的死者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幽灵文本的重新发表，或许也正是一场必要且郑重的告别。
[2]《政治与英语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1946年）。
https://www.orwell.ru/library/essays/politics/english/e_po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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