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所有专制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这是他在300年前发出的警告，如今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言。他是地理环境论与历史方法论的创立者；他是启蒙了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的启蒙大师；他的思想还影响了多位美国国父，直接缔造了美利坚合众国……事实上，孟德斯鸠对现代文明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他的深刻和超前，至少体现在“四个第一”。
自从有了政治，对人类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不受限制的权力。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比阿克顿早了一个世纪的孟德斯鸠，就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由此，孟德斯鸠提出，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必须使权力彼此分立，相互制衡。每个国家有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权力必须分属三个独立的机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权分立”。
美国制宪会议、民国孙中山的建国原则，都源自孟德斯鸠的这一思想。而所有反对此原则的国家，全都成为了最坏的政治。因为一旦三权出现失衡或勾结，自由的屏障便会消失。法国大革命，希特勒第三帝国，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极权体制，都是因为取消权力的分立制约，变成了高效、恐怖的屠杀机器。所有热爱自由的现代人，都应该铭记孟德斯鸠发出的警告，珍视他的思想遗产。
▌第一个指出地理环境对国民性格、政治制度的深远影响世界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认为，欧亚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并淘汰其他文化，在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适宜的纬度、气候，大量的土地、河流，丰富的可驯化物种。
其实，这种“文化生态学”的论述，只是孟德斯鸠一个思想分支的延续。孟德斯鸠在很早就指出，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特别是法律和政治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特别强调气候的作用。比如，炎热气候常常导致居民懒散、软弱；而寒冷地区的民族因为环境艰苦，往往非常彪悍，对自由也较为敏感。所以在欧亚大陆，几乎都是北方民族征服南方民族。孟德斯鸠的这一思想，不仅让读者拓宽了审视历史的视野，更沉淀了尊重传统、审慎变革的政治智慧。
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商人、商业都不是荣耀的名词。在东西方的政治文化中，都充满了对商业的歧视与限制。古代有重农抑商的政策，还有“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说法。圣经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威尼斯商人》还对商人进行丑化。
孟德斯鸠是第一个明确肯定商业、赞美贸易的政治哲学家。他说：“商业能够治疗破坏性的偏见。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规律”。这一洞察不仅深刻，而且极其超前。孟德斯鸠死后二十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商业不仅与美德紧密相联，而且是和平的使者；贸易不越过国界，士兵就越过国界”。
现代世界一再验证孟德斯鸠的先见——一个国家或城市的贸易、金融开放程度，就等于其文明富裕程度。
18世纪前后，东方的商品、艺术和思想，广泛传入欧洲，满足了欧洲人的浪漫想象，引发了一股莫名其妙的“东方热”。英国的报纸和议员在讥讽朝政时，常常把东方引为“伟大、繁荣、稳定”的权威。就连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竟然也对东方的“威权政体”赞誉有加。但孟德斯鸠却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率先发出了先知般的洞见：东方的皇权专制“建立在愚民和恐惧的基础之上”，既不能维持内部秩序，也不能应对外部危机，必然被更先进的文明取代。
孟德斯鸠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古代中国立法者把宗教、法律、民情糅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礼教。礼教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帝国和平，为此必须使每个人都负有无数义务，都无法成为独立的个体。孟德斯鸠对东方传统的深刻洞察，对于正处于现代文明转型的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重大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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