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化生存：一位大龄女博士后的日常生活
我，36岁仍一事无成的中年女人，一只脚已然伸出门外，另一只脚却动弹不得。口中不断嘀咕“to leave or not to leave”，却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可什么是出路，我的概念仍旧模糊、模糊。我持续思考，又不断推翻。我患得患失，生怕徒增遗憾。我试图寻找真相，而真相若隐若现。
壹教职，一位难求
前几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这一行当，一人一桌一电脑而已，电脑还自备，可惜一桌难求。36岁，说句‘我的前半生’也不会太过矫情。下半场如何开场，还要好好想一想”。这是我在遭遇博士后退站危机时的一点感慨。如今看来，退站与否不过是表象，这种踟蹰早有端倪。
也许，从我大龄读博、延期毕业那刻起，就已注定了我的学术之路不会十分顺利。
疫情不过是个契机，让我无从逃避，逼迫我正式思考还要不要继续下去。所谓“继续”，指的是要不要继续学术事业，而目前更为直接的——要不要继续寻觅教职。
可教职难求。读了博就觉得该搞科研，搞科研就觉得该当教授。这里面当然存在逻辑谬误，但也并不难理解。有研究表明，美国只有12.8%的博士能找到tenure-track教职，少于17%的科学博士在三年内能找到tenure-track教职（也有好消息，一半tenure-track的助理教授最终会tenure成功）。
2018年一项PNAS调研显示，半数科研人从入行到离开不到5年。这些数据都指向如下结论：对于一个想要获得学术界稳定教职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来说，成功不过是偶然，失败才是常态。如果你不喜欢“失败”这个词，也可以替换为中性词——“离开”。
为什么找不到教职？人们常给出以下答案：没有连续海外经历、年龄超限、专业太冷门/太热门、“出身”学校不够好、发表记录不漂亮等。这些答案十分普遍，其所指也心照不宣——没有拿到教职当然是不够优秀。可果真如此吗？我认为并不是，或者说，起码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真正导致教职难求的关键在于“基础比率”，也就是教职数量/博士数量。人们或许会说教职稀缺，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首先，教职不是突然变少，而是从来如此。换个隆重些的词——“教席”，甚至有位列仙班之感。如果对大学的发展历史稍有了解，我们会知道“教授”这个词的真正分量——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大学教授是与僧侣、教会等并列的不事生产的阶层，说句“贵族”都不为过。
其次，就“学术市场”而言，流通的商品是“博士”，而非“教职”。因此，并不是“教职短缺”，而是“博士过剩”。Brennan教授在他名为《Good work if you can get it》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提供学术工作的人数（供应量）超过了空缺职位的数量（需求量）——这是供给侧问题，而不是需求侧问题。进一步，他还给出了一系列数据证明教职并没有变少（虽然本来就不多），甚至还逐年有所增加。
因此，拿不到教职的主要原因就是基础比率。明白这一点，既可以提早明白学界存活之难度从而有的放矢，更重要的是，不要妄自菲薄——毕竟，学术界打击自信心非常有效的一招就是:“你拒绝了我，还列出一堆过错”。
门槛，越升越高
以上只列举事实，尚不涉及价值判断，最多为求职遇阻的人提供点心里安慰。明白了基础概率，也就很容易明白求职之难了——职位就那么多，你爱来不来。
所以各高校就可以层层加码，列出种种条款。教育经历、发表记录、研究经历，这些还好理解，毕竟这多少可以衡量稳定产出的可能性。可有些门槛，虽已是老生常谈仍不吐不快。
第一，年龄。我36岁，超过了几乎所有成文不成文的（最低）学术职位的年龄限制。35岁甚至还不够，已经有不少单位开始要求博士年龄不超过32岁或者30岁了。我心里暗暗咒骂，这哪里是招聘博士，这是学历选秀吧，以“幼嫩”为美吗？可你说我不理解吗，我也理解。有刚出炉的干嘛要割过几茬的，有少年成才的干嘛要大器晚成的，或者仅仅是——有年轻的干嘛要老的？
我们可没有学术上的政治正确！什么七十高龄攻读博士学位，这也只能是他国的美谈。
在国内，首先就得怀疑，你有报考资格吗？
第二，海外经历。阳澄湖的螃蟹是否真的最好吃还不一定，但如果没去阳澄湖休过假、泡过澡，就肯定卖不上好价钱。这么说没有瞧不起螃蟹的意思，不过就我而言，我喜欢渤海湾的飞蟹和赤甲红。
随着博士“滞销”，高校更是有了挑拣的资本。除了年龄、海外经历，以后逐渐再追加“本地户籍”、“本地有房”、“不婚不育（男）”、“已婚已育娃已大（男）”、“熟练掌握一种乐器”、“爱好运动”、“裸眼视力1.0+”、“BMI20±0.5”的条款也指日可待。
这可不是强词夺理，君请看：本地户籍、本地有房，代表家里条件好，无生活压力，可专心科研；无孩儿或孩儿已大（的男性），代表无需“负担”职工的婚、孕、产、育等假期及福利，不会影响科研教学任务；爱好广泛，或可催发科研灵感；身心健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不是梦。
我可以与用人单位“共情”，可我对此嗤之以鼻。庄子曾讲，南方有种叫鹓鶵的鸟，发于南海，止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有只鹞鹰抓住一只死老鼠，看到鹓鶵飞过，冲着鹓鶵，“吓！”对于这样肆意脱离学术能力而无底线压价的招聘要求，我也只想说别“吓”了，祝你们幸福。
除了这种傲慢，如今这种“稀缺”还换了种面目，堂而皇之出现在各个高校的招聘启事上。新浪微博有一个账号“博士圈”曾写道，“我翻开招聘一查，这招聘没有明说，歪歪斜斜的每份上都写着‘青年人才’‘特聘副研究员’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坑’！”虽是调侃，仍一针见血。
教职难求，这是事实，但请让我们明明白白地难，明明白白地咬牙坚持，明明白白地饮恨退出——不要文字游戏！不要合同陷阱！不要虚假承诺！
学界，适者生存
教职难找是个概率问题。可由于幸存者偏差，我眼前又都是成功者：比我只高一届的学长已是优青，大学同班同学已是教授，同时入站的博士后已期满考核，比我小的师弟师妹都按时毕业——而我在哀叹教职难求？真是失败！所以，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在学术生态就是如此之当下，到底如何在学界生存？
简而言之，学术有圈，圈内适者生存——这就是学界生存法则。学术职场中，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败者各有各的“不适症”。发文章“慢”——Quit！成果“没用”——Quit！没有拿到某级别的“项目”——Quit！以上导致退出的原因，真的都与学术本身有关吗？我很怀疑。
每当我被诘问“你研究啥的，你研究有啥用？”我常常像孔乙己在讲“回”字的四种写法一般，“额，也不是完全没用。你看，这里有点用，那里有点用。”不过现在我想，这些也许真没用。
2020年初，我情绪常大起大落，科研无法推进，申请无心打磨，养育分心，前途未卜。那时候我觉得什么自然、社会科学，什么理、工科，通通没用，只有医护有用、研究疫苗有用！快进到2020年末，“2020年全世界发表的论文有4%是COVID-19研究”，年末有望超过20万篇，可其中也不乏灌水、蹭热度之作，还有大量相互矛盾的证据——所以，连对抗疫情的研究也可能没用，这可真糟糕。
既然适者生存乃学界生存之道，“你不适合”则成了万能理由。你不适合读博，你不适合做学术，你不适合教学——你之所以失败就是你不适合。这很难反驳，谁会去听失败者的诉说？可这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博导眼中适合读博的“理想博士生”，合作导师眼中适合合作的“理想博士后”，课题组负责人眼中适合的“理想参与者”，领导眼中的“理想员工”……何谓“理想”呢？以读博为例，综合各个角度之说辞，所谓适合读博无非是以下几点：
有“心”：好奇心，恒心，平常心，责任心，自信心……
有“力”：毅力，观察力，学习力，创新力，执行力，沟通力，自律能力……
有“气”：勇气、胆气、志气……
可是，这些难道不是生而为人的通用的优秀特质和品格吗？怎么成了读博的标准了？读个博还得是天选之子，可评教授、评博导时也没见候选人满足这些要求啊。
《女博士后》一文，我指责了体系，指责这个所谓的学术体系既没照顾到女性科研人员生育之难，也没照顾到科研临时工严苛考核之难。我之所以指责，是因为我认为现状存在问题，不正视问题何来解决问题。这免不了被讽刺为“怨天尤人”、“不务正业”或“无能狂怒”，也免不了被一些老同志劝说“年轻人，不要怕吃苦”，要“只求耕耘、不求回报”。
可是，每逢你想批评“抱怨者”不该“怨声载道”时，请记着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拥有了已经拥有了的东西。教授们不会抱怨教职难拿，博士们不会抱怨学位难拿——多少也会，但不要当真，那是装饰性的说辞。
我当然知道，每一代人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战争、饥荒、社会动荡，过去不是“黄金时代”，如今也并非最差。但是，每一代人的选择决定了下一代人的初始条件。继承下去的条件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我们都是参与者与推动者。
不过，我不会天真到等着体系的改变和完善来解我的燃眉之急。牢骚太盛防肠断，主席教导记心间。在这个学术生态之下，是我个人的所有性格、所有品质、所有行为与所有选择，共同造成了今天的状况。我不能偏袒自己说我毫无过错，正如我也不会妄自菲薄任由指摘。
学术生态的残酷，个人特质的不均衡，这些都使得“成功”难上加难。如果真的很难，那它最好值得。这个学术生态会标榜一些成功的准则，提供一些短期的或长期的目标，再设置一些诱人的奖励——目标就是“抓”住你，尽可能“抓”住你。
你追求的是你想追求的，还是这些外部设置的目标让你追求的？回归到这样的问题——要为学术奉献、牺牲、燃烧自己吗？当然可以，如果它是“天职”所在。可它是吗？
学术，并非天职
学界生存艰难，还有这么多年轻人前仆后继，宁做被收割的韭菜、被榨汁的甘蔗，不撞南墙誓不回头。这份工作（职业、志业或天职）必定有其过人之处——这是十分合理的推测。它究竟好在哪儿？
你觉得学术工作是人类从事的各项行业中更崇高的吗？你觉得学者这个阶层的使命很可敬，并且在一切其他阶层面前显得很突出吗？如果你敢于承认，倒是十分磊落，起码你确实心存理想，手捧情怀烹饪的鸡汤，想要“为科学而科学”，不惜忍受过程中带来的生活缺少尊严的痛苦。如果你不承认（或者羞于承认），那么面临“钱少、心累、猝死”等风险，你的选择难道是因为对受虐的特殊爱好吗？情怀在作祟。
但这又不仅仅是情怀问题。学术是否天职？学者是否有使命？这都是专门的哲学问题，是几百年以来先哲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德国哲学家谢林认为全体学者都有通过科学而变得高贵的精神的崇高使命，为此，学者应当自觉地融入“普遍精神”，在普遍理念的指引下揭示出每一门特殊科学的真正内涵，并与其他科学融会贯通。
另一位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学者的使命在于用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使人类不要停顿和倒退，为此，学者不仅要看到当前的立脚点，也要看到人类现在就应当向哪里前进。而更为我们熟知的马克思·韦伯却说所谓的“为科学而科学”并无根基，学者外在职位、荣誉与内在价值常常错位，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人应当做的，也是唯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力求保持“头脑的清明”，并努力传播这种清明。
学术也许仍是天职，学者或许有其使命——但这可能仅存在于哲学中。回到现实，对于站在十字路口彷徨的人，对于我这样的中年人，学术远非天职，只是各种偶然情况的叠加；学者并无使命，科研临时工的任务就是完成考核进入下一关，不过这个过程或许可以完成别人的使命。
高考成绩、大学所选专业、研究生导师、研究课题、领域方向，任何一步都有可能只是遵循了当下的走势，并非是出于熟虑后的选择。而当你真正有能力认清事实，可能已不再有选择的机会。或者沉没成本已经大到难以割舍——转专业、换导师、改方向，哪件事不是难上加难？
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你的科研道路是注定的吗？你的研究方向是一生所爱，还是导师课题的延续或同方向的分支？你是为了在某领域实现某种意义而奋斗，还只是追溯到高考志愿书上的一个对勾？就像你相信两个人的相遇是缘分天注定一样，认为目前你所从事的研究是“天职”所在，即使不是概率学的不好，也是个美丽的误会。
而对于科研临时工，不仅研究是偶然的叠加，而且实现的还是他人的使命——如果他人有的话。授予博士学位时，学术委员会说你已“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其实依我看，莫不如改为“已具备为教授打工的能力”。
学界成功充满偶然和运气，大器晚成是概率极小的童话。适合做学术≠适应学术生态，而后者才是生存之道。我实在算不得适应这个生态，失败也多是咎由自取，怪不得旁人。人言遇事不决，问问初心，并常以“不忘初心”勉励自己战胜眼前困顿。
可这招对我实在无效，因为初心并不见得就高尚。
我的初心肤浅的很，我就是想要一个博士学位，然后拿着博士学位在家养养花、做做烘焙。走着走着，怎么还忘了初心，爱上科研了？
因为忘记了初心，拿到学位的我并不幸福。两年博士后，每日主题是咖啡+布洛芬——早中各一杯黑咖啡，晚上回家一粒布洛芬。没有真正享受过什么假期，没有好好享受过家庭亲子的温馨。
严苛的考核固然是其因素，但更难以驱散的是来自自我的审视和否定：我不该休息，我不该享受，我不该开心，我这个科研临时工不值得过有尊严的生活。这种时时刻刻的自我惩罚，不仅严重影响了我的身心健康，而且也极度影响科研自信、学术效率、成果产出。
从9月份开始，这三个月我周末同孩子去海边和公园玩耍，心情好了就大大方方发条朋友圈。走留之际，我这个科研临时工才想明白：劳逸结合不是原罪，享受生活不是堕落，亲子天伦不是耻辱。所以，离开学术，不一定是放弃或失败，也许只是及时止损。坚持学术，也不代表底层科研临时工不配过幸福生活。
幸福，有迹可循
如果一件事不值得，那么也不值得做好。所以，痛苦统统都走开！现在，我要幸福！至此，我的问题完全转为以功利角度，如何获得持续的幸福？好消息是，幸福似乎有迹可循。以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例，马丁·赛里格曼认为获得幸福需要同时满足五个因素，分别是“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意义（meaning）”，“成就（accomplishment）”和“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这五个元素相互独立，均可以准确定义和测量，而且可以通过学习来增强。如果你想获得丰盈蓬勃的人生（加强版的“幸福”），那么只关心其中一个或者几个是无法得到的。
我爱我的伴侣、小孩和家人，他们也都爱我。我内向、悲观，却尚属积极（否则也不会写这么长的吐槽文），如果有意识通过突出自身优势、增加美好记忆、克服负面行为等训练，获得积极情绪也并不是难事。同时，家庭本身也可以给予人生以意义和成就。
所以，目前我需要着重考虑的是投入、意义和成就，这三者各自独立却不乏关联，并且都与“leave or not”的自我追问有关。
投入是指“心流”，指的是完全沉浸在一项吸引人的活动中，时间好像停止，自我意识消失。我在读书、思考、论证时，会进入“心流”。如果我能把我的想法实现并发表，我会很有成就感，即使没有几个读者和引用。如果一项研究、或一篇论文可以代表一个小小的学术观点，那日积月累的持续而深入的学术观点，就汇集为一种学术思想，那是更大的成就。
我也认为我的研究工作是有意义的。也许刚开始我需要说服学术委员会、说服审稿人、说服评审人，可随着成果的积累、学术自信的建立，我会逐渐不再在意那些外部评价。
同时，学术这项活动也是逃避“精神负熵”的方法——相比我更加不擅长也不喜欢的社交与世俗生活，躲在不为人意志为转移的科学小花园中更能发挥我的优势，一个人独处我也自得其乐。
我的初心是拿着博士学位在家养花。可是，我能从推导公式中享受到“心流”，我能从增加人类知识中获得意义，我能从发表研究成果中获得成就——“学术”本身确实可以为我带来幸福。
正确道路
我想了又想，似乎得到了些结论：教职不是学术市场的商品，博士才是。不是教职短缺，而是博士过剩。学术并非天职，也无关使命。学术有生态，讲究适者生存。如果承认幸福有迹可循，学术这种工作倒可以成为制造幸福的手段。可是，正如我的研究“没有用”，这些结论也无法为我指点一条正确道路。
可什么才是正确道路？也许，正确的道路，就是你经过冥思苦想还是想走的道路，就是你经过权衡利弊还是想走的道路，就是你远远落后、一辈子无力追赶那些强者仍想负重前行的道路。
正如，“看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才是最大的英雄主义”。希望我能更快想通，希望我可以做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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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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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洪帅
来源：公众号“必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