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金：大学生应该怎么学——以自身学习经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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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

——张玉金老师口述史

口述 |  张玉金教授 

撰稿 |  谢曼 叶少婷 卓群苑 

张玉金老师——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从事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古文字学和汉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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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学须先立志

我读中学时正赶上文革，没学到多少知识。高中一年级学了点数理化，高二又赶上了教育改革，取消考试上大学，改成为农村的需要培养人才。我老家在农村，农村需要什么呢？——赤脚医生[1]。

在我们高二那年，学校办了赤脚医生班，教授医学知识。我进入这个班学习而且学得不错，高中毕业后被直接任命为村里赤脚医生。

后来我又当了民办教师，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是从正规的医学院出来的，没有经过专业化的训练，只是在高中的赤脚医生班上学过一些，医学方面还是不太专业，觉得当赤脚医生不适合。而且当时我们村里正好要办中学，他们可能觉得我在其他知识方面也学得很好，就将我从赤脚医生调到中学里当老师。

那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很多知识青年来到我们村里，而且成立了知识青年点，一开始青年点盖在我们村里，后来在我们村北边比较远的地方专门盖了个砖瓦房，让知识青年在那里生活。那时知识青年要参加劳动，生活条件比较艰苦。

有些知识青年水平挺不错的，我记得有个知青跟我讨论一些物理问题，题目还很深奥。但多数的知青文化知识没好好学，我跟他们比起来，知识不比他们少。

在知青点需要写一些大字在墙上，像“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都是我去帮他们写。按道理，应该他们自己来写，但是都让我去给他们写。我记得当时的村书记挺喜欢我写的字，陪着我往墙上写。

我考大学那年是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在此之前都是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根本没有高考这一说。上大学要推荐，当时推荐也要走后门，要有人脉才能被推荐。

恢复高考之后，我还有点犹豫，因为在高中学的知识太少了，只在高一学了点数理化，后来去上赤脚医生班、学水泵抽水原理等。但我的高中老师很鼓励我参加高考，当时他说如果是在过去，我能考上北大清华，所以我到现在都非常感谢那位老师。

下定决心准备高考时，我原本想报考医科大学，因为我当过赤脚医生。但是医科大学是理科，我高中数理化没怎么学，最后没办法就只能报考文科。文科考语文、数学、政治、地理、历史等，我语文的基础还不错，但数学很多没学过，没学过就自己现学。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微积分，微积分没学过，但高考要考。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我复习的那本书有一道微积分题，我开始不会，弄懂之后就记住这道题。结果高考时就考了这道题，而且占的分值还挺多。

考语文时，作文写得洋洋洒洒，我还记得当时文言文考的是《列子》里面的一篇文章——疑人偷斧，说的是有个人斧头丢了，怀疑是邻居偷的，后来自己在别处找回斧头，又怎么看邻居都不像是偷斧的人。

在我们那个年代，中文系是最热门的，财经学院在当时都没多少人知道，历史也比较冷门。

当时我报考的是东北师范大学。进入东北师范大学的录取线后还十个录取一个，加上那一年是积累了十年的高中毕业生一起考，竞争相当激烈的，最后我考上了也算是比较幸运。

当时分农民身份、工人身份和干部身份。上了大学，成了大学生就成为国家干部，接受国家干部待遇，变成非农业户口。

读大学时国家发补贴、免费发教材，住宿吃饭都不用学生自己花钱，而且每个月每人发4块零花钱，当时4块跟现在真是不一样，4块的价值很大，国家给予大学生的福利待遇很好。

我们那时的大学生有种自豪的感觉，出门都愿意戴校徽——东北师范大学的校徽，出去的时候别人看到校徽都很羡慕，因为大学生在当时是凤毛麟角。

考上大学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从小树立志向，想着要有所作为，不想只是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一直在探讨出路。

当时当军人是令人羡慕的，高考出现之前参军也是一条出路，于是我就想去参军。但后来因为眼睛近视，不能参军。恢复高考之后，虽然有过犹豫，但最后还是坚定自己信念，考上了大学。

通过这个经历，我知道人需要有志向，不应甘于平庸。有志向和没志向是不一样的，明确志向后平时就能多做准备，机会来了就能抓住，这是第一点心得。

第二点心得就是一遇机会就要及时把握，不要犹犹豫豫、止步不前。假如我没参加高考，那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就很难说。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就算这件事我好像没什么把握，也要敢于尝试，万一成功了呢？

第三个心得是平时要有准备。像我当年读高中的时候，上大学要靠推荐，还没有高考这一说。但我平时爱看书，高考时我能取得比较理想的语文成绩也得益于看书的爱好。数学容易突击，但语文不行，平时要有积累，做出决定后临阵磨枪，平时积累和临阵磨枪相结合是成功的一个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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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

本科：东北师大

因为我是吉林人，所以当时报考大学时我选择东北师大，觉得考上东北师大以后当个老师也不错，其他还不太了解。

当时正赶上粉碎四人帮，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所以特别重视学习，学校的氛围挺不错的。我当时外语学得很好，我们学的是日语。因为上大学时英语老师比较少，但会日语的人多。

日本人当年占领东北成立满洲国，实行奴化教育，好多老人会日语，在老人中找能流利讲说日语的人非常容易，所以请他们来教我们日语。

没有学俄语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和苏联处于敌对状态（1969珍宝岛战役），再加上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僵化，而日本、美国经济发展都比较好。而且我们国家当时支持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中日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

我记得我们学过一篇课文，讲的是一只信鸽受伤了，日本人看这是中国人的信鸽，就把它给治好了放飞回来。

中日友谊一衣带水，改革开放后日本给我们政府援助，一种是直接给钱，还有一种是低息贷款甚至无息贷款，而且鼓励日本企业到中国发展。

那时候我们特别喜欢也非常羡慕日本，所以学日语，不像现在反而跟俄罗斯关系好一些，跟日本人敌对了。

现在我们已经平视日本人了，原来我们是仰视他们。改革开放后日本是给了我们国家帮助的，我们应该尊重事实。

我学日文的时间比较长，本科硕士博士都有学，我学了一年半日语之后参加一个外语知识竞赛，获得了二等奖，对于没有任何基础的人来说还是不错的。

我的阅读能力和发音还不错，日本研究古文字的书和文献我能够读懂，写文章时也能把日语文献的观点引出来。

像日本学者高岛谦一研究古文字的方向跟我很接近，我常看他的文章。但听力比较差，因为没有机会跟日本人多交流。

同一年级的大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19岁的应届毕业生，也有三十四五岁的老三届学生。我是19岁上大学，当时还有三十四五的像我们老师辈年纪的人来读大学。

因为1977年刚恢复高考，有十年积累的毕业生同时参加高考，而大学录取的人数又非常少，不同于现在，那时候还是属于精英教育，竞争非常激烈。

上学时，人家是老师辈的，积累的知识多，见多识广。我开始时有点傻乎乎的，但是大概经过一年半踏踏实实的学习之后，就比他们要好。所以说尽管以前知识方面还不行，但是当时我就不服输，觉得自己踏踏实实地学肯定能比别人强。

我有这样的感觉，虽然从小学升到初中时班里很多人都比我出色，但我通过个人努力就成了很优秀的，我的作文还被老师拿着到各个年级去念。初中升高中时又觉得人才辈出，但我后来也通过努力超过他们。所以我想着大学也完全可以这样，进入环境后不服输，脚踏实地地学，最后还是不错的。

那时东北师大的学生一般毕业之后就到中学任教，但我们那时都不想到中学去教书，想教大学。

我们年级的人都有点自命不凡，认为如果教中学那之前学的知识不都白学了吗？所以不想当中学老师，就一定要考上研究生。我上大学一年半之后就开始准备考研究生。

我一开始就喜欢古代汉语，因为上古代汉语课的老师很好。他上课时经常引用一些古文字，虽然不是太幽默，但他讲得很严谨、很清楚，所以我很喜欢，想考古汉语的研究生。

准备了一段时间后，一个姓赵的朋友建议我一起考现代文学，他说现代文学障碍没那么多，于是我从古汉语改成复习现代文学，学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特别不喜欢，我没再跟他一起学。

最后这个姓赵的同学也没坚持到最后，所以考研究生要有毅力，有持之以恒的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

实际准备时看了很多书，放暑假都不回家，在学校看书。即使回家也带很厚的书，像朱星[2]的古代汉语教材挺厚的，从头到尾地看，张世禄[3]的古代汉语边看边手抄。而且外语、政治、古汉语、语言学这些理论都要齐头并进。

我记得考政治时，一个姓姜的同学帮助我，手抄二百多道题，抄完之后拿给我背。我背完那二百多道题，政治考好了，真是很感激那个同学。

我最后考硕士是考上了辽宁师范大学，当时四十多人竞争两个录取名额，最后我考得第一名。

一个人，首先要有志向，有一个高的人生目标。这个目标是自己喜欢的，确定以后持之以恒，最终还是能够成功的。当时招研究生的点很少，招的人数也少，竞争非常激烈，但最后还是考上了。

在本科毕业时，我对我的本科经历进行总结——“能认真地对待大学生活的每一天。”考试能通过，竞争能得到第一名，是因为大学期间我没有白过，读了很多书。

硕士：辽宁师大

我读硕士期间辽宁师大的条件不如东北师大好，觉得有点失落，即使学校不怎么好，也要尽可能在那个条件下多读一些书。

当时我知道不但有硕士，还有博士，就觉得一定要考博士，考一个好学校。定了目标之后，三年的研究生学习非常认真。

我们那时候是一周学习六天，只有一天休息。另外我们那时也没有电脑手机，平时主要是看书。

大概读了两年以后，我就开始准备考博士。当时调查考博学校，结果看到北大裘锡圭老师在招学生。裘锡圭先生学问很好，是当时树立的两个科学家典型之一。自然科学树立的典型是陈景润，社会科学的典型就是裘锡圭先生。

当时他研究古文字，我看的古文字还不太多，定了这个目标就开始读很多这方面的书。

我写硕士论文时最初选择尚书方面的，但是尚书语料不太可靠，后来发现跟《尚书》同时期比较可靠的金文，就想了解金文。最后发现比金文还早的甲骨文，就开始关注甲骨文。

我当时写“唯”字，唯利是图的“唯”。我就从甲骨文写到金文，然后写到战国、秦代，纵向考察。一个字写了一篇硕士论文。

这篇论文涉及到甲骨文，后来考到博士以后就跟导师讲要研究甲骨文。一方面是因为硕士期间搞过，另一方面是裘锡圭老师对甲骨文很熟悉，也非常支持。甲骨文的研究价值很大而且非常可靠，所以就研究甲骨文。

当时那三年我们都是脱产的，全力以赴地做。但一开始写文章，还是会被导师批得体无完肤。所以要多看书，看别人的文章。

我读硕士期间很喜欢古汉语，凡是《中国语文》这一刊物上的古汉语文章都看了。一开始有点读不懂，后来不仅能看懂，还能看出有什么毛病。读博士期间也是多看一些文章，最后慢慢地能写出好的文章来。

研究生阶段我觉得创新很重要，主要表现在写文章上。一方面读书，多读书能拓展知识面，另一方面，选定一个题目也很重要。甲骨文研究价值非常大，文献可靠，而能研究的人很少，所以这个研究方向好。

博士：北大

我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开门弟子（第一个招的学生是开门弟子，最后一个招的就是关门弟子）。

因为我是裘先生收的第一届博士，所以网上都传我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开山大师兄（在中国首个获得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人）。

我的一生走过来，从大学开始都是改革，所以对改革印象最深刻。比如我参加了改革开放第一届的高考，到我考博士生刚好也是裘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生。

在北大中文系的老先生里面，我受导师的影响比较大。裘先生给我们上文字学，指导我们看书和写文章，我们都认认真真地听。

当时我的理解是作为一个研究生，主要任务就是要写好论文。有书读不懂我们慢慢再看，多看几遍，主要是把文章写好。

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经常写些文章给裘锡圭先生看。裘先生很认真，每次看完都在上面批改。第一次写文章时，写得不好，批评的比较多。当时我写甲骨文语法，裘锡圭老师还拿我的文章跟朱德熙先生讨论，最后还提出修改意见。

我开始对文章确实很不满意，但我没有气馁，陆续写文章给裘锡圭先生看。一般裘先生看完以后，我去他那里谈这文章存在什么问题，印象非常深刻。

虽然经常挨批评，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章逐渐写得好一些，到现在为止我发表二百多篇文章，就和我跟着裘锡圭先生读书的过程有很大关系。

假设你没意识到这一点，读研究生期间，你不能从导师那里学来治学和写文章的方法，收获就很小。我跟裘先生学习就是通过上裘先生的课，写文章，裘先生对我文章的批评，读他的文章等等悟出裘先生做学问的方法。

我在一篇文章《未名湖的回忆》里还回忆了我在北大读书时的生活，跟裘锡圭先生学习听课研究当中悟出来的治学之道。

博士期间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写文章，写论文；另一个就是悟出了治学之道。因为裘锡圭先生非常出色，治学严谨，取得很多成绩，确实导师对我的影响最大。

当然还有其他的老师像何九盈[4]先生，他人也很好，读过他的一些书。还有朱德熙先生他的文章影响也比较大，因为我研究出土文献的语法，一开始是甲骨文语法研究，得有语法的理论作指导，当时他正在北大做研究生院的院长、副校长，跟我们裘锡圭先生关系很好，非常欣赏裘先生，所以我也读了他不少语法学的书。

这样等于说甲骨学方面我跟裘锡圭先生学了很多，语法方面跟朱德熙先生学了很多，同时受他们俩的影响，我的语法理论好，甲骨文功底也好，所以能从事古文字学、出土文献语言学的研究。

同辈里面就是我的同学黄天树[5]，我们住在一起，他是研究甲骨断代的，那么断代方面也受到他的影响。

后来还有一个复旦大学的申小龙[6]博士，他当时比较红，主张从文化方面研究语言，我受他的影响也从文化方面研究汉字。我写过一些汉字文化方面的书和文章，还主编了一套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多本的汉字文化方面丛书，都是受到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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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道授业解惑

1988年从北大毕业以后，我回到辽宁师大中文系任教，一因为是辽宁师大特别盼望我回去；二是那时候我结婚了，我爱人是大连人，她不大愿意离开大连。

我到辽宁师大以后，仍然遵循老师的治学方法，持之以恒地进行研究，从甲骨文的研究往下移到金文的研究，让自己的知识面更宽广一些。我非常欣赏《劝学》里面“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这句话，追求卓越需要有一颗不甘平庸的心，还必须付以脚踏实地的努力。

没有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艰苦地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秉承着这个信条，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我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说科研立项、发论文、出书、获奖等等，在辽宁也有比较高的学术地位了。

2001年被选上了辽宁省语言学学会会长，还是我们学校的特聘教授。2001年，华南师范大学联系我，邀请我任职。于是，我在2002年5月来到华南师大。来了以后，作为带头人申报了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又和周有光一起申报了一个应用语言学的硕士点，还拿下了博士后流动站。我担任汉语言学科部主任时也创办了语言学的本科专业，不久后当上文学院副院长，在这期间创办了国学班，在校本部创办语文学校，面向社会招生，培养孩子。

我挺喜欢给学生们上课的，一站到讲台上就觉得喜欢他们，要好好教他们，对他们负责。我刚来的时候教本科生，可能还年轻，同学们都挺喜欢的，有的学生还给我写了一首诗说老师挺好挺帅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穿了一件黄色西服，打了领带去上课，学生一愣，然后都给我鼓掌，后来就没有打扮得那么正式了。学生跟老师间的感觉很好，我挺喜欢和学生们一起的。对一些学习成绩比较突出的学生、学习委员的印象比较深，开始带研究生以后和研究生相处比较多，都比较熟。

相比来说，辽宁受传统思想束缚得多一些，广东可能受香港文化的影响多一些。广东这个地方包容性很强，学校里的人都来自天南地北，所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外来人。

但是刚来的时候是5月份，天气闷热，住的房子也没有空调很热。热的时候出去走走，因为像我们北方天气太热的话到树叶底下就凉爽了，就想着出去到树叶底下乘凉，结果树叶底下也不凉啊（笑）。

当时有些污染，小河污染严重得挺臭的，这时有点后悔来了广州。因为大连天气很好，很舒服，还有就是回南天的时候有点难熬。现在好一些，天气热有空调了，另外也习惯了，最近回南天也比较少。我不太喜欢北方特别冷的天气，我气管不好，天气一冷就容易犯咳嗽，来广州以后两三年支气管炎也不太容易犯了，感觉挺好的。

我现在的生活状况确实不是那么丰富，因为事太多。教学方面，除了平时上课，也担任了硕士生、博士生导师组的组长，原来还是副院长，所以要看学生的论文，主持研究生、博士生的开题、复试、答辩等；附近学校也会送一些论文过来看；申请研究立项，发表一些论文；参加过一些语言类丛书的编写，目前在主编一套将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丛书；现在也还在争取拿下一个科研项目；有时候还会出去做学术报告……所以事情比较多，一天都没有空闲时间，觉得有三头六臂都忙不过来。

但是也会努力活动活动，比如说周日打打羽毛球，晚饭后散散步，看看电影……另外也爱旅游，年初去了日本旅游，之前还去了泰国的清迈，但是只能趁假期的时间去，平时想去学开车都没有时间。总而言之，工作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以前读博士的时候，和黄天树学下棋，兴致上来了一晚上都不睡觉。但是工作以后就很少下棋了，一来是没有时间，二来也找不到人对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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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代散文网记者问&张玉金老师答

Q1.老师您当时大学每天的生活习惯和学习方式是什么？

张老师：我一直都有计划，把一天分成几块时间。这块时间干什么，那块时间干什么，都有计划。比如说一个半小时看古代汉语，一小时看英语，每天三段时间都会进行细化安排。

这样做的原因是我有一个总体目标——考研究生。为了这个目标，上课怎么安排，业余怎么安排都有计划。

放暑假时，别人都走了，我在学校准备考研究生。我将一天的安排细化成几段，这段时间干什么，那段时间又需要干什么，很少一天游手好闲，甚至半天都没有。这样做对我的学习确实是有帮助的。

Q2.出师后，您与导师的观点不一致时是如何磨合的？

张老师：我和裘锡圭先生都是研究古文字学、语言学，出师后也有跟裘先生观点不一的时候。比如说甲骨文里占卜的命辞的问句问题。关于命辞是不是问句我跟裘先生的观点就不一致。

我认为都是问句，裘先生认为有问句但并不全是。而我有个推理过程，导出结论。“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看法。有的时候导师也会接受你的观点。比如仁惠的惠，裘先生认为它前面可以受否定词修饰，但我觉得断句有问题，后来裘先生也接受了我的观点。

Q3.在当时，能像老师这样本科完成之后还能继续研读硕、博的少可谓少之又少，很少有人能这么长久地坚持自己学习的道路。当时您有没有受到家人的支持，或者是其他的动力？

张老师：我父母都是农民，不会告诉你怎么样做。农村的孩子在教育方面没有多受重视，再加上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所以他们不会特别支持我读博士，但我自己特别想读。

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家的宣传和引导。我们那个时代，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树立喜欢学问、持之以恒、勇攀高峰的典型，像自然科学的陈景润，社会科学我的导师（即裘锡圭），对我有一个引导的作用。

另一个是我自己有上进心，读完本科想读硕士，读完硕士想读博士，读完博士我问有没有博士后，他说没有我才工作的。有上进心这一点可能也有受到我母亲的影响，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她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女性。当时实行人民公社的时候，她在广播里对着全乡的人讲话，讲了很长时间，我就在家里听着。

Q4.在求学治学路上，老师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张老师：一开始发文章比较困难，没有什么名气，投递后别人不给你发，我也比较着急，但我还是把文章踏踏实实地写出来，慢慢地也就能发表出来，到现在发表的论文已经有两百多篇了。

人肯定会碰到一些困难，比如被老师批评、最开始文章发表不出去等，还碰到过其他的困难，但是总体来说是比较顺利的。顺利的原因在于有毅力，有上进心，凡事早做准备。像大学二年级上时我就准备考研究生，比别人多准备两年半，在别人还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我就确定我的目标并为之而努力。

所以人生要设立目标，将自己喜欢的和未来社会需要的相结合，一旦确立之后就要早准备。我比较顺利就是因为我早做准备，比如期末考试时，我就想还有多长时间要考试，得复习了。你心里应该知道什么时间应该干什么。我觉得这两条很重要，一是有上进心，付出行动，持之以恒，一是认准事情后早做准备，早点准备就会充分一点，成功的几率更大一点。

Q5.现在很多学生都有自己的“偶像”，可能是明星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人。老师之前有没有树立过一个偶像，然后向他学习？

张老师：确实有，我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想向陈景润学习，这和当时国家的引导也有关。叶剑英讲“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整个国家树立这样的典型，引导大家去努力奋斗。当时我去考裘先生的博士生，也是因为挺崇拜他的。

我们当时的目标跟那个时代紧密相连，不像现在年轻人崇拜一些明星，我们当时不太追星。我平时上课的时候偶尔会提一下明星，主要是想要活跃一下课堂气氛。

但是也要看到，明星的成名也不是偶然的，也是刻苦努力得来的。演员有些是天生的素质，但也需要一些机遇和刻苦的努力。我喜欢像陈景润这样的在科学上有成就的人，我也很崇拜毛主席，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人有那种智慧和毅力是很难得的。

Q6.我们之前上过老师您孙子兵法这门课，觉得非常有趣。老师会把里面一些很精华的东西跟现实、军事联系起来。那么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应该如何把经典跟现实结合起来？

张老师：你生活在现代社会当中，肯定会遇到一些困惑疑难的问题，你就会思索，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问题，然后想去寻找答案。而你在读古书的时候遇到类似的问题，就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读古书一定要读懂，你还可以思索古人讲得对不对，形成自己的看法。

读懂古书需要古汉语的知识，光靠译文是不行的，还需要学习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的知识，就像学外语一样。我觉得你们要学点理论，提高阅读能力。如果真正把古书读进去了，你们就会很喜欢。

有时候要写一篇文章，比如关于教育孩子的，你的思想比较贫乏，但是发现古人讲的就很好。古今结合，根据古人说法思考现实问题，就可以写出一篇挺好的文章。所以你可以看出读古书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不仅要读懂古书，还鼓励同学们学点外国的东西。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然后形成我们现代实用的看法。

Q7.老师对我们同学有什么建议？

张老师：我们那时有一些比较喜欢活动的同学，而我是属于能够静下心来脚踏实地做学问的人。我给你们现在年轻人的建议，首先还是把学习搞好，不要只看到眼前，比如说去挣点钱，参加各种活动，把学习放得在次要地位。要想着一个人的长久竞争力，你的基础、素质、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这些东西是影响你一生的。所以一定要把学生的本职工作做好。

第二点，我也鼓励同学适当地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兼职、家教、参加兼职活动。因为你们将来要自己找工作，不像我们是分配的。人家一看你试讲不行，工作能力也不行那聘请你有什么用呢？社团活动也是，一个人总要有交往能力和组织能力，这是非智力因素，是从平时的活动中锻炼积累来的。

第三点是要把握好两者的关系，学习为主，其他方面为辅。有些学生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搞没意思的活动，等回头想想，并没有什么收获。这一点我私下里跟同学谈心的话我一定会讲，因为这对长久是有利的，像一进来就到一个学校实习，不好好读书上课，是很短视的，这等于没有认认真真读大学，那你将来跟人家认认真真读大学的持久竞争力是根本比不了。

Q8.之前老师说过现在发现一个甲骨文字比发现一颗天上的星星还难，那是不是意味着古文字现在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现在它还有哪些可创新可深入的研究方向？

张老师：确实，从甲骨文来说，现在能考释[7]的都基本考释出来了，剩下没有考释出来的都比较难。我也考释了十个左右，有些是完全创新，有些是对别人考释内容的丰富。

那么以后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简帛等古文字的突破，第一是依赖于不断发现的新材料：比如像新的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对一些古文字的考释有了新的看法。第二点是持之以恒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出现，研究方法更科学就可能带来一些新的突破。

所以未来古文字还是会有进步，因为古文字领域不断有新的材料出现，所以它是一门很有生命力的学问。红学[8]它很难有新材料出现，所以比较难有突破，但古文字不一样，地下不断有新材料出土。比如说秦汉简，海昏侯墓出土汉简等，都能从中获得新的发现，这些新发现又会带来新的课题，新的材料必然带来学问的进步，所以古文字学前景还是不错的。

今天研究甲骨文的材料更容易获取，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原材料不像现在这么好找，比较分散。但学校图书馆的资料非常丰富，有甲骨文合集，还有其他古文字的原始材料，都是线装书。

当时对线装书的保护不是特别严格，所以我们都能借出来在宿舍看，有时候不太注意也会碰到。后来线装书都成为馆藏经典，不外借了。现在重要的书籍文献电子文档很普及，比如甲骨文合集都有电子文档，打开就可以查阅学习了。如果说以前研究古文字学，买材料要花很多钱，是个富贵性的学问，那今天就不是这样。现在有电子文档，原始材料更好找，可以无代价地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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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

[2]朱星，曾任教于上海的美国教会学校Consaga College中国学生部、法国教会学校天津工商学院、北洋大学等校。1949年后，曾历任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语言学教授、系副主任、副教务长、副院长，天津市语文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市科学联合会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委员，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语言学教授、副院长，河北师范学院副院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等。

[3]张世禄，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字福崇。浙江浦江县人。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前身国立东南大学，获文学学士。著有《中国音韵学史》。从事中国文字学、训诂学、语音学及词汇学研究，尤其擅长汉语音韵学研究。著有《中国音韵史》、《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等。

[4]何九盈（1932年--），湖南省安仁县人，中国古汉语、汉语音韵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何九盈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主要著作有《古汉语音韵学述要》、《上古音》、《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等。

[5]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从事古文字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简帛）和古代汉语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学术专著《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黄天树古文字论集》、《甲骨拼合集》、《甲骨拼合续集》、《甲骨拼合三集》等。

[6]申小龙，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理论语文学研究主任。著有《中国句型文化》等专著20部；主编有《新文化古代汉语》等高校教材3部、“中国文化语言学”等丛书3套、《当代中国语言学论纲》等论集5部。

[7] 指对古文字进行考证并解释。

[8] 指研究《红楼梦》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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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遥

审核：李燕娜

来源：“古代散文”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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