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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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陆俭明先生，1960年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会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曾多次赴美国、日本、泰国、新加坡、挪威、韩国及港台地区高校讲学。陆先生的研究方向是现代汉语句法、现代汉语虚词、对外汉语教学、中文信息处理以及中学语文教学等方面。主要著作有《现代汉语句法论》《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陆俭明自选集》及与他人合作的《现代汉语小词典》《现代汉语虚词例释》《现代汉语》《虚词》《现代汉语虚词散论》等多种，并发表语言学论文120多篇，主持多种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
注：本文依据笔者2020年8月7日在“北京语言大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系列讲座”上所作的报告整理、补充、修改而成，原题是《现代汉语的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考虑到本文基本未谈论现代汉语语法的应用研究，所以将题目改了，改成《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一一过去与未来》，刊发于学术集刊《汉语语言学》第3辑，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22年第12月。
汉语研究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先秦两汉时代，就出现了语言文字研究的专著《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等。研究始于应用的需要，具体说为了解释传世经典，着重对文字、音韵、训诂进行研究，从而创造了辉煌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但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很短。1898年问世的《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描写汉语语法的专著。这是一部描写文言语法的专著。第一部描写现代汉语语法的专著，是黎锦熙先生于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这两部语法专著不仅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和汉语语法学在中国的诞生，更引导了现代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从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我国整个语言学中发展最快，而且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成果也最显著。
汉语研究始于应用的需要——为了解释传世经典，后来研究语言又增加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写作，即为了帮助人把文章写好，从而出现了词章学/文章学。
如今随着语言学地位的提高，对语言的研究已大大超出先前的研究目的。当今语言研究的目的主要有这样四个。
第一个目的是，考察、分析、描写清楚语言的共时状况与历时发展，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第二个目的是，对种种语言现象做出尽可能合理、科学的解释，以解决“怎么样”的问题。
第三个目的是，为语言应用服务。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应用，语言研究也不例外。
第四个目的是，无论是解决“语言是什么”的问题，还是解决“语言为什么”的问题，还是实施语言应用服务，都需要不断在研究中注意思考、概括、提炼各种理念、思想，并升华为理论，形成科学的理论方法，构建语言本体研究、语言理论研究、语言应用研究的理论方法系统，从而构建完整的语言学学科体系。
以上所说的语言研究的目的，当然也适用于现代汉语研究，换句话说，现代汉语研究的目的应该也是这四个方面。我们从事现代汉语研究，必须有这种“目的意识”，并要求研究者进行任何一个方面的研究，都必须考虑——
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我们在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上，在解释“为什么”的问题上，或者在语言应用研究方面，或者在为语言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方面，得有什么样的作为，得提出些什么样的新的想法？这种思考，关系到研究时该选择什么样的主攻方向，研究的着力点应放在哪里，最好该从哪儿切入，怎么展开，该运用什么样的语言材料等问题；也关系到日后如何将研究成果写成文章。这种思考也将确保自己不论所研究的课题是大是小，都有一个全局观念，以防止就事论事，防止思考问题一根筋。但问题是：怎么样才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研究目的？如何开展研究？以下仅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为例来加以说明。
首先必须认识到，科学研究都源于发现问题。我们知道，从事科学研究，兴趣可以说是第一要素。兴趣当然可以培养，但最大的兴趣来自自己对问题的发现。自己发现的问题，就会饶有兴趣地去研究它、探明它。“科学研究都源于发现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而且可以说，发现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因此，对年轻人来说，首先需要具有善于发现问题的能力，当然同时要培养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如此，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也不例外。那么从哪儿去发现问题呢？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从书本上去发现问题，二是注意从语言实践活动中去发现问题。
这里说的“书本”主要包括专著和论文。读书，除了吸取知识、增长新知之外，一项很重要的要求是，能发现问题。特别是对一个要从事研究的人来说，更必须这样要求。学术论文，尤其是文科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论文，大概百分之六七十都是从书本上发现问题而去进行研究，取得成果，最后成文。我的处女作《现代汉语中一个新的语助词“看”》（载《中国语文》1959年10月号），是大学读书时写的。这篇文章就是从书本上发现问题后去搜集材料进行研究最后成文的。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所编《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将“试试看”分析为连动结构。我就想：这个“看”还是动词吗？还表示“用视觉器官感知客观事物”这一意义吗？还有，50年代一位很权威的语言学家林汉达先生将“看看看”视为北京话单音节动词的“双重叠形式”（林汉达，1955）。我也想：“看看看”是“双重叠形式”吗？为什么只有“看”有这种重叠形式？这就引发我要去解开疑团的强烈兴趣，于是我就去进行考察。考虑到“试试看”“看看看”这样的说法主要出现在口语，所以我就先一本书一本书地翻阅当代小说戏曲的书，找例子，再逐步往上推。语料显示，“试试看”“看看看”最后面那个“看”从语音看（变成了轻声），从语法分布看（不再具有一般及物动词的语法功能，只能有条件地出现在某些成分末尾，而它后面一定有语音停顿），从意义看（表示“试作”意义），都已经不再是动词，而已变成语助词了。
从书本上发现问题的关键，一是要勤于思考，要不断地思索“为什么”“怎么样”“行不行”“这样合适吗”“是否有例外”等问题。二是不要盲从，不要迷信，不能认为对于写在书上的，特别是对专家学者的一些看法不能说一个“不”字。为什么不要盲从，不要迷信呢？须知任何学者，即使是学术权威，都会受到多方面限制：受时代科学水平的局限，受自身研究目的的影响，也有可能会因思考不周而出现某些疏漏。譬如说，朱德熙（1956）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汉语和英语在形容词修饰名词上有区别——英语形容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而汉语形容词修饰名词有一个用“的”不用“的”的问题。请看：
怎么解释这种区别？当初朱德熙先生只是用“选择性”来加以解释。半个世纪后，朱先生的博士生张敏（1998）用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理论的“距离准则”做出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无疑深刻多了！朱先生写《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时，还没有认知语言学这一说，再说朱先生当时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主要是论证有必要将性质形容词（如大、红、干净、谦虚）和状态形容词（如通红、雪白、红彤彤、黄灿灿、黑咕隆咚）加以区分，英汉形容词修饰名词的差异只是个副产品。再譬如，“鸡不吃了”有歧义，这是现代汉语研究与教学中的三个经典例子之一。为什么会有歧义？以往的解释是这由成分的移位和省略造成的。请看：
A组c例跟B组d例同形，造成歧义句。这是以往的解释。王士元（2006）认为，这解释不错，但不够，还应该从词义的延伸上进一步解释——“鸡”，既可以指称某种家禽，如“我们买了一只鸡”；也可以指称这种家禽的肉，如“他吃了一块鸡”。跟“鸡”类似的如“鱼”“虾”“螃蟹”等。“牛”“羊”，则只用来指称这种动物，不能用来指称这种动物的肉，我们只能说“买三斤牛肉”“她不吃羊肉”，不能说“*买三斤牛”“*她不吃羊”。类似的如“狗”“兔子”等。只因为“鸡”有两种意义，所以“鸡不吃了”会有歧义。王士元先生能注意到“鸡、鱼、虾、螃蟹”实际有两个意义，这是他对词汇学的贡献；但以此来说明“鸡不吃了”有歧义，这就是他考虑不周之处。事实上，“狗/羊不吃了”照样也会有歧义，甚至即使是指人的专有名词，进入这格式也会有歧义，例如“王麟祥不请了”，既可以表示“王麟祥不请某人了”，也可以表示“某人不请王麟祥了”。其实，在“名词语+不+动词+了”格式里，只要名词语与动词之间既可能有“施—动”关系，又可能有“受—动”关系，就可能有歧义，当然在具体上下文中不一定都呈现歧义。
勤于思考和不盲从，这是一张纸的正反两个面。不盲从的人，一定是勤于思考的人；勤于思考的人，就不容易犯盲从的毛病（马真，2006）。
我1981年在《中国语文》第1期上发表的《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陆俭明，1981）一文就源于在公交车上听到下面这样的对话：
“买了，我”是“我买了”的意思。可是口语中就可以说成：“买了，我。”类似这种现象，口语中比较多见，请看：
“她们早走了，都！”就是“她们早都走了”的意思。由此引发我对现代汉语易位句的研究。再譬如，我1985年发表的《关于“去+VP”和“VP+去”句式》（陆俭明，1985b）一文就源于留学生的偏误句：
在早期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有位留学生在课堂上问汉语老师说：“老师，‘我去问问’跟‘我问问去’意思一样吗？”那位老师不经意地回答说：“意思一样，都可以说。”这无形中给初学汉语的留学生一个错觉，以为这两种说法，即“去+VP”和“VP+去”，可以随意换着说。这就出现了例（3）、例（4）这样的偏误句。我获得这个资料后，为解决这个问题，就搜集语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事实证明，这两种说法，在语义、句法、语用上各有特色，不是能随便换着说的（陆俭明，1985a），从而完成了上面说的那篇论文。再譬如，1985年我发表的《由指人的名词自相组合造成的偏正结构》一文（陆俭明，1985a）就是先由越南汉语教师提问、后又由李荣先生对“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切分意见引起思考，而去研究成文的。1981年有个越南汉语教师访问团到北京访问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大学的前身）。北语请我给越南汉语教师作一次有关汉语句法分析方法方面的报告。我报告完了之后有半个小时的互动时间。其中有一位越南汉语教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鲁迅小说《孔乙己》开头那句话“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里的“鲁镇的酒店的格局”，该如何进行层次切分？是（a）分析对呢还是（b）分析对？
我当时立刻意识到，“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由三个名词组合的偏正结构，每相邻两个名词之间——“鲁镇”与“酒店”之间、“酒店”和“格局”之间，都是领属关系；我头脑里立即搜索这类偏正结构，诸如“张三的妻子的钱包”“我家的邻居的窗户”“小王的哥哥的女朋友”等。我就凭自己所想到的这些例子，初步断定并对越南汉语教师说，我觉得“鲁镇的酒店的格局”在层次切分上应该取（a）切分。越南汉语教师也没有再追问。可是我自己就一直想这种偏正结构的切分，觉得这种都由名词组成、相邻的名词之间都是领属关系的结构，层次切分上应该都是左向的，即都是逐层先将最后一个名词切分出来。如（N表示名词）：
正好那年暑假在成都举行第一届中国语言学会年会，会议头天晚上我去朱德熙先生的房间，跟朱先生谈了我的想法。朱先生觉得我的想法有道理。跟朱先生同屋的李荣先生（李先生跟朱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关系极好）思维敏捷，他听了朱先生的表态后立即提出异议：“德熙，未必。我给你举个例子：‘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你说一定得按陆俭明的说法先将最后一个‘父亲’切分出来？我也可以先将第一个‘父亲’切分出来，二者语义值是完全等同的——按陆俭明的切分法，是‘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按我刚才说的切分法，是‘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是‘祖父’。按前一种切分，是‘祖父的父亲’，指‘曾祖父’；按后一种切分，‘父亲的祖父’，也是指‘曾祖父’。”李荣先生说完，朱先生没吭声，我更不知怎么说。会后回到北京，我反复思考，举了大量例子，觉得都该按我的切分法。于是我去朱先生家里，说了我的想法。朱先生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所想到的例子都得按你的切分法切分，但李先生的例子也是事实，该如何解释？接着朱先生说：“李先生举的例子，三个名词都是‘父亲’，都是指人的名词。这样吧，你不要全面铺开研究所有的名词组合，你就研究一下由指人的名词自相组合的情况。”我就按朱先生的指导意见，下来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由指人的名词自相组合形成偏正结构，内部规律极为严密，事实证明我原先的切分意见是符合实际的。至于李先生那个例子，两种切分结果等值，那完全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因为三个名词都是“父亲”）。李荣先生实际在进行切分之前先用了“代入法”——用“祖父”代入“父亲的父亲”，然后再进行切分，而这样做不能保证所替换下来的“父亲的父亲”在所分析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这整个结构中是否还是一个合法的句法形式。这如同在算术中，一个数，如7，既可以用一个数字“7”来表示，也可以用“3+4”或“2+5”这样的算式来表示；但是当我们对一个复杂算式进行四则运算时，一定要按先乘除后加减的运算规则进行运算，绝不能用“代入法”。用“代入法”可能会获得跟正确运算相同的答数，但那是错的，不能得分。请看：
“代入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缺乏层次观念的不科学的方法。我的《由指人的名词自相组合造成的偏正结构》一文就是在语言实践活动中发现问题，并在朱德熙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
要从实际语言生活中去发现问题，重要的要记住四个字：“有心、用心”——要有心去观察、留意语言现象，对观察、记录的语言现象要用心去思考。在这方面，吕叔湘先生的《语文杂记》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总之，科学研究，包括语言研究在内，要探索、要创新，首先要善于发现问题。
生物不断出现新的分类，就是由于不断发现新事实。请看生物分类系统的发展变化，见图1。
“新的语言事实的挖掘和发现，对于语言研究包括汉语语法研究的突破与发展来说，带有根基性的意义。”（陆俭明，2007）大家知道，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美国描写语言学一统天下。大家都着力于对语言事实的描写。50年代中期爆发了“乔姆斯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语言研究的思路与面貌。乔姆斯基提出了三个“充分”：即考察的充分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描写的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解释的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Chomsky，1965），这是很有意义的，为语言学界普遍接受。但是，也带来了个副作用，那就是大家都注重对语言现象的解释，而开始忽视对语言事实的挖掘。有鉴于此，美国《语言》（Language）杂志在20世纪末开始呼吁要重视考察、挖掘和发现新的语言事实，并以编辑部征稿的形式，于1996年第3期公开征求“语言描写报告”。以下是部分内容的译文摘录：
对语言与语言用法进行描写，是描写语言学的一项中心任务。关于人类语言能力、交际信息能力、语言历史的更高层次的概括，无不依赖于语言描写。对于理论研究来说，语言描写报告也起过重要的作用。Gumperz和Wilson（1971）对印度Kupwar村语言并合现象的描写与研究，导致人们对语言借用和谱系关系互不相干的观点作重新思考。Derbyshire（1977）对句子以宾语起头的一种语言的描写，导致类型学对明显的普遍现象的解释可能要改写。Hale（1973）对澳大利亚一种语言的语音典型形式所作的报道，使人们对音韵学中可学性问题重新思考。Stewart（1983）关于非洲诸语言元音和谐系统的研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用以说明元音和谐现象的一些特征。总之，语言描写报告可对现行理论研究有所贡献。（林书武，1997）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千万不要以为有关现代汉语语法的语言事实挖掘得差不多了！其实差得远呢！那么我们需要注意挖掘、发现哪些语言事实呢？我目前觉得，下面十类语言事实都可以去注意挖掘、描写、解释。
第一类是虽然口语、书面语都常说、常用，但至今还未为大家所关注、研究，而且还真不知怎么分析它们的内部结构。例如：
例（1）里的“11个学院32个系87个专业”和“21个国家32支体育代表队763名男女运动员”该属于什么词组类型？具体该怎么分析？例（2）里的“吃来吃去”“喝来喝去”“住来住去”等属于什么词组类型？具体该怎么分析？至今未见有人做过分析与说明。
第二类是让你感到怪异的语言现象。例如：
《现代汉语词典》指出，量词“张”，a）用于纸、皮子等；b）用于床、桌子等；c）用于嘴、脸；d）用于弓。可是例（3）a，“《天鹅湖》”是芭蕾舞剧名，怎么用“两张”修饰呢？而例（3）a的说法大家都认可，都明了是“两张《天鹅湖》演出票”的意思。例（3）b，“炸酱面”是一种食品，怎么能“付钱”、怎么能“走”呢？但大家也都认可，都明了是“吃炸酱面的顾客怎么没付钱就走啦？”的意思。这样的语言现象该怎么分析？怎么解释？
第三类是大量的“语块性结构”［formulaic language，亦称为“凝固格式”，或称为“边缘（periphery）结构”］。语言中有核心（core）结构，同时有大量边缘结构。核心结构可以用一般已揭示和描写的范畴与规则去加以分析描写。那边缘结构，有的还比较好分析，例如“尖子中的尖子|骨干中的骨干”，可模仿“剧团中的女演员”来分析，只是表示的意义非同一般，有特殊含义。可是下面的结构就很难分析：
除了要描写整个结构形式外，更重要的是要探究各个结构的意义和具体用法。目前这方面基本上还没有深入去做。
第四类是表面现象会给人以错觉的隐性的语言事实。什么是“隐性的语言事实”呢？在科学上，有时所举的事实表面看是这样，实际并非如此。这是习惯性的理论观点使然。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文学中，中世纪的欧洲曾一度普遍持“地球中心”说（简称“地心说”），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所依据的事实是“太阳天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去”。后来文艺复兴时期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简称“日心说”），认为实际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后来才据此推翻了“地心说”。至于太阳天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去这一现象，是由地球本身自转造成的，并非真的太阳绕着地球转。语言学中也会有类似情况。譬如，从《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开始，一直将“一锅饭吃了十个人”看作句法上“主—动—宾”、语义上“受—动—施”句式。其实这是一种特殊的表示容纳量与被容纳量这样的数量关系的句式。下面是同类句式，动词前后的成分并不都跟“施”“受”有关。请看：
例（7）中只是a句跟动词“施”“受”有关，b～e句就并不都跟“施”“受”有关，但它们内部的语义关系是相同的，都是“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肯定式表示能容纳，否定式表示不能容纳）。
第五类是新出现的语言变异现象。例如：
第六类，虽然在真实文本或语料库中难以找到但是通过启动自己头脑这一天然语料库而获得的且经过一定的咨询和甄别的语言事实。例如在“比”字句中有一类其比较项都是“名的名”偏正结构的“比”字句：
其中的“名2的名”在能不能被“名2的”或“名2”替换这一点上，会呈现四种不同情况（马真，1986）。
为什么？有无规律可循？怎么解释？就很值得研究。
第七类是以问题为导向，就某一类词或某种语言现象进行尽可能穷尽的考察、调查，从中可取得具有概率性质和对比性的语言事实。吕叔湘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吕叔湘，1963，1965，1966）。马真和我合写的《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1997）也属于这一类。
第八类是以问题为导向就某语言现象为开展多语种或多方言的类型学研究而需考察、调查的语言事实。例如吴福祥教授所做的关于汉语“和”和英语with的语言类型学对比研究（吴福祥，2003）。
第九类是反面语料。这包括本族人的病句，外族人的偏误句。这是最有价值的语言材料！
第十类是有特殊语言研究价值的语言事实。例如英语里的wanna。wanna是want to的连读音变而成的一个词。但又不是任何情况下want与to连用，都会说成wanna。例如：
（12）I want to go to that school.
在口语中常说成：
（13）I wanna go to that school.
wanna是由want与to连读时发生合音音变造成的。然而语言事实告诉我们，不是任何情况下want与to连用时都会发生合音音变为wanna的。例如：
（14）Who do you want to go to that school？
就不能说成：
（15）*Who do you wanna go to that school？
这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英语特指疑问句是由陈述句转换来的，按英语的语法规则，转换的时候，句中被提问的成分换成疑问代词后要提到句首。例（15）实际是由例（16）转换来的，即：
who虽然移至句首了，但原先的位置还在，只剩下个空位置。虽是空位置，毕竟有个位置在那里，即who移走后留下一个痕迹t，它会阻隔want与to发生连读合音音变。这种解释运用了生成语言学派的“疑问词痕迹定理”，但将学术语言转化为教学语言了。
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中是否有类似英语wanna这样的语言事实，大家可以去挖掘。
关于语言事实还得注意一点：“说有易，说无难。”这是我们1955年入学后，王力、魏建功、朱德熙等诸位老先生反复叮嘱我们的，意思是说不要轻易地说“没有/不会有这种现象/说法”。原因是，语言太复杂，而我们所能接触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再说语言是不断地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会不断出现新的变异。当然，其实“说有”也不容易（朱晓农，2005，2008）。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对事实的考察和挖掘固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研究的基础，还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必须对考察、挖掘所得的事实及其观察到的内在规律做出科学的解释，并进一步从中总结出具有解释力的原则，而且升华为理论（陆俭明，2010）。关于自觉的理论思考，想说以下几点意见。
为什么？要知道，学术上的创新点，常常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稍纵即逝的闪光思想，如不把它抓住，不将它固定下来，可能就失去了；抓住了，固定下来形成观念和想法，进而升华为理论，就可能形成创新点。如果缺乏理论意识，那些“稍纵即逝的闪光思想”就抓不住，就失去了！缺乏理论意识让我们吃了大亏！目前语法研究中的许多理论方法，如层次分析、变换分析、格语法分析、配价语法分析以及构式语法分析等观念，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汉语语法论著里就都已经有了，有的甚至已经说得很具体。遗憾的是由于理论意识薄弱，都没能升华为理论，更不可能推向世界，结果这些理论方法的“发明权”都让给了后来的外国学者。
开启深化语言研究的大门，得用两把钥匙，一把是“语言事实”，要不断考察、挖掘和发现新的语言事实，这在上面已经说了；另一把是勤于思考不断探究新的研究视角。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任何时代，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手段。如今我们是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化、网络化、万物互联、人工智能、人类逐步走向太空的时代，就更要求我们，不管是为了人类、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发展，还是为了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要有创新的理念与精神。而科学研究创新的前提是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的创新。举个国外的例子，美国David Friedberg于2008年创建气候公司（The Climate Corporation）。他怎么会创建这个公司？这公司有什么服务行业？David Friedberg原在Google工作，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意识到天气与农业的关系。于是他辞去了Google的工作，卖掉了Google股票，与他的合作者成立了气候公司。他们利用大数据所获得的全美国气象资料，专门从事农业气候保险业务。几经曲折，最后终于成功——他们采用低保险费高赔偿的策略，赢得农民投保。结果他们大获其利。2008年成立公司至2012年只短短四年，2013年即以10亿美元的高价将公司卖给了孟山都（Monsanto）公司（一个农业公司）。他们又去开创新的事业。David Friedberg的成功就在于他有开创性思维，用一种新的视角看待生活和工作，能及时抓住大数据这个新事物，为他的事业发展服务。现代汉语研究特别是语法研究，也需要不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历史也体现了这一点——正是由于研究视角的不断变化，从而逐渐推进了语法研究。
大家都知道，最早的语法分析思路就是——
譬如说，对“张三喝咖啡”仅做如下分析：
后来引入层次分析法，对“张三喝咖啡”做如下分析：
但是，语言的复杂性决定了，层次分析这种分析手段并不够用，像“山上架着炮”和“鸡不吃了”都是歧义句，而分化它们的歧义不是靠层次分析法能办到的。于是，又涌现了许多新的分析手段，诸如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配价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等等。20世纪50年代爆发了“乔姆斯基革命”，这是语言研究领域带有颠覆性的革命，原因就在于乔姆斯基运用了新视角。于是语言研究逐渐从以“描写为主”转入以“解释为主”，从而更涌现了当代形式的、功能的、认知的种种分析新方法。冯胜利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韵律语法研究，进入21世纪他又开展语体语法研究，这体现了他对汉语语法研究不断在探究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
但是，必须明了一点，新的理论方法的创立意味着语言研究的推进与发展，并不意味着原有的分析理论与方法就不需要了。不同学派的理论方法之间，新旧理论方法之间，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替代关系。前面一开始所讲的语法上“主—谓—宾”、语义上“施—动—受”这种分析思路，是从古希腊传下来的。这种分析思路，符合语言事实，应该说还是科学的，因此能一直沿用至今。如今也还有其用武之地。譬如，在一般语言教学的初级阶段乃至中级阶段，在分析句子结构时都普遍使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因为它会给语言教学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帮助初学者一下子抓住一个复杂的长句的表意脉络。请看下面，这个单句很长，包含66个字符，35个词。
我国首次升空的“神舟-3号”模拟载人飞船经过264个小时在太空运行之后按照原先预定的时间安全、准确地返回原先计算好的我国西北某地区的地面。（报纸）
句子成分分析法会教我们先抓住主干：“飞船—返回—地面”，这样就把握了整个句子的表意脉络；其他成分都是这主干的附加成分。这样，就可以顺利地解读整个句子的意思。
前面曾提到我80年代所做的源自外国留学生偏误句的一项研究——关于“VP+去”和“去+VP”。这项研究（陆俭明，1985b）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分析的。具体说（除了搜集语料和参考文献外）——
第一步，先从语义角度分别分析“去+VP”和“VP+去”。发现，“去+VP”内部语义关系比较单一，只表示“目的关系”：“去”表示动作者位移，VP表示动作者为以后所从事的事，二者之间是目的关系——动作者唯一的目的是做VP这件事；而“VP+去”除了可以表示“目的关系”外，还能表示其他多种语义关系。
第二步，从句法上分析都表示目的关系的“去+VP”和“VP+去”，二者能否自由地换着说？会受到哪些句法条件的限制？发现“VP+去”换说成“去+VP”不受限制，而“去+VP”换说成“VP+去”则要受到多方面限制。
第三步，从语用上分析能换着说的“去+VP”和“VP+去”二者的差异，发现“去+VP”凸显施动者“从事什么事情”的意思；“VP+去”凸显施动者“离去，位移”之意。
第四步，检查是否有例外。发现有例外——凸显施动者“离去，位移”，按说应采用“VP+去”格式，但VP却又要受长度限制，怎么办？有个办法，那就是前后都用“去”。请看：
再举一个马真（1986）所做的“比”字句研究。“比”字句的基本格式如（13），X和Y都是比较项，“怎么样”部分一般都是形容词性词语，例如（14）：
马真发现有这样一种“比”字句：两个比较项X和Y都为名词修饰名词（“名词+名词”）的偏正词组，其格式为：
例如：
马真发现，这种“比”字句在实际使用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为了表达的经济，作介词“比”宾语的“名2的名”，有时可以省去“名2”，有时连“的”一起都省去，而有时又什么都不能省。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
马真就要探究：是什么因素造成“名2的名”的替换呈现不同的情况？内中有无规律可循？为解开这个谜团，马真就从句法、语义、语用甚至汉民族的社会心理等多层面、多角度去比较分析，分析很有说服力，具体见马真（1986）。
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变化：从句子成分分析发展到现在所运用的一些最前沿的语法分析理论，前后出现和运用了40来种语法分析理论。但要知道，一种新的理论方法的出现和运用，可解决已有的理论方法所没法解决的某一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可解释已有的理论方法所没法解释的某一个或某些方面的现象。但是它也只能解决某一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只能解释某一个或某些方面的现象，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不可能解释所有的现象。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这也就是每种理论方法的局限之处。但是“局限≠缺点”，正是已有的分析理论与方法的局限，促使新的分析理论方法的诞生和运用。新的分析理论方法的诞生，意味着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抛弃原有的理论方法。新老分析理论与方法，彼此实际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不同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彼此实际上也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大家不妨看看我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五版）（陆俭明，2019），从中可以清楚地体会到我前面说的意思。因此，我们在习惯运用某种语法分析理论的同时，也要学习了解别家别派的理论方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而千万别对别派的理论方法不闻不问，甚至采取排斥的态度。
搞科学研究能有成效，能有所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勤于思考，不断探究，从而不断推进和深化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也是如此。举个例子来说，陆俭明（1988）曾指出，现代汉语里的数量词“对某些句法结构起某种制约作用”，其中有这样一类现象——“某些句法组合非有数量词不可”，所说的类型中有一种是：“在双宾结构里，如果间接宾语是表示跟行为动作相关的人或事物位移终点的处所宾语，那么直接宾语一定得带数量词。”所举例子如下（按原文摘录）：
对数量词对某些句法结构起某种制约作用的现象，我当时的解释是——“一定的语法范畴（数量范畴就是其中的一个）对一定的句法结构会起一定的制约作用。”
沈家煊（1995）承认现代汉语里的数量词对句法结构起一定的制约作用。但他认为对此现象应该运用认知语言学里的“有界—无界”理论来解释——“盛碗里两条鱼”这一动宾结构的动词部分是有界的（有起点，有终点），所以要求其直接宾语也得是有界的。这种解释无疑比我原先的解释深刻多了。我刚看到沈先生的文章时就是这样想的。但后来觉得，这看法还有问题——事物的“有界化”可以有四种手段：（a）前加数量词；（b）前加指示代词；（c）前加带“的”的修饰成分；（d）述语动词采用动结式或动趋式，最后加“了”。上述四种手段，在上面所说的双宾结构里并不都适用。请看：
还是只有“前加数量词”适用。这说明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是否可以用“无定”来解释？在这种双宾结构里，其直接宾语不仅要求是“有界”的，而且还要求是“无定”的。但这也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双宾结构会有这样的要求，而单宾结构没有这样的要求呢？这无疑还得进一步深究，而这种探究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我们怎么会想着有必要提出“汉语语法研究必须考虑如何‘与未来接轨’”这一问题呢？我们产生这一想法是鉴于在当今飞速发展的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计算机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事业中，语言学逐渐被边缘化。
我们知道，我国的语言研究不断地继承、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古汉语研究还是现代汉语研究，还是方言研究，也无论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修辞研究方面，都产出了大批研究成果，但远远跟不上时代和科技发展的步伐。这突出表现在，语言学在当今飞速发展的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计算机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事业中，逐渐被边缘化。不是人工智能不需要语言学知识，而是已有的语言研究成果不怎么适用人工智能研究的需要。我们知道，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计算机深度学习”的特点是“从原始特征出发不断自动学习高级特征组合”（腾讯研究院、中国信通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腾讯AI Lab、腾讯开放平台，2017）。人工智能的发展靠的是“数据”“算力”“算法”三驾马车驱动。人工智能“数据”部分极需要“有效的语言学知识”——从“范畴”（语音的、语义的、句法的、语用的等）到“规则”都给以“特征化”刻画、描写的语言研究成果，可是我们以往在“特征”研究方面是个软肋，甚至可以说是个空白。
大家知道，80年代之前，我国的语言研究基本与国外隔绝，特别是“文革”十年，我们的语言研究处于完全停滞状态，而正是这十年里，国外语言学大发展，结束了美国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形成形式、功能、认知三足鼎立的发展态势。80年代，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加强了与国外语言学的接触与交流，当代前沿语言学理论方法，形式的、功能的、认知的，纷纷传入中国，这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老是提“汉语研究要与国际接轨”就有问题了。实际上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现在已经出现不能忽视的负面效应——那就是跟风贴标签和“言必称希腊”，有的甚至扭曲汉语事实。对国外出现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一定要了解、学习，努力吸取其精华，并很好地加以借鉴，为我所用。但不能一味跟着“跑”。在这方面我们的老前辈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如果只是想着“与国际接轨”，很容易束缚我们的开创性思维。所以，我们提出，搞语言研究尤其应该思考“如何与未来接轨”。“未来”指的是时代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和平与发展，全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是走“数字化”之路，走“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交叉之路。“与未来接轨”这一理念将会引导大家勤于思考，激发大家面向未来的开创性思维；而且使我们的语言研究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科技发展需要，为语言学、为国家、为人类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展望未来，定会出现语言研究包括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辉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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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李佳遥
来源：“集刊”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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