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涌泉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前言、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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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上下册）

主  编：张涌泉、张小艳、郜同麟 

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

字  数：5500千

书  号：ISBN 978-7-5579-1199-7

定  价：1800.00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项目

前  言

敦煌文献的发现，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而言，敦煌文献的重要价值也不容低估。

如众所知，总数达七万号的敦煌写卷，佛教文献占了绝大多数，但其中也包含有大批久已失传的中国人造的所谓“疑伪经”，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通俗文学作品、道经、通俗辞书以及案卷契约等社会经济文书。由于这些写经和文书的“民间”或“半民间”性质，从而为口头语词“施展身手”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们随便打开一个敦煌写卷，无论是佛教的还是世俗的，往往都可见到若干新鲜的语言成分。正因为如此，语言学界习惯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敦煌文献大多是晚唐五代这个界标前后的产物，在汉语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特别是其中以白话为主体的变文、曲子词、王梵志诗，以及愿文、书仪、契约等社会经济文书，更是近代汉语语料的渊薮。苏联汉学家谢·叶·雅洪托夫曾说：“我们在变文中找到了几乎所有列入我们清单的近代汉语语素。”对其他敦煌通俗文学作品和社会经济文书来说，我们同样可以作如是观。这些文献的发现，为汉语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孕育或推动了近代汉语、俗语词研究、俗字研究等一些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有必要指出，我国传统的训诂学主要是为经学服务的，它所重视的是所谓的“雅言”，而对民间的口头语词，却向来不甚措意。事实上，由于口头语词的方俗性质，加上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理解它们的难度往往要比“雅言”大得多。所以在校理以口语为主体的敦煌文献时，对唐代前后口头语词的了解和把握，就是一个必备的条件。正是有鉴于此，早在20世纪50年代，蒋礼鸿师就撰作了划时代的名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对变文中的一些“不容易知道它的意义”的语词从纵横两方面进行了“通释”，为正确校读、理解变文词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后来他又带领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学生编纂了《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收词的范围略有扩大。在蒋先生的影响下，当年郭在贻师、项楚师等一批中年学者及不少年轻学子也陆续加入到敦煌文献语词考释的队伍中来，不但范围多所拓展，成果亦颇可观。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蒋礼鸿师的指导下撰写本科毕业论文《〈太平广记〉引书考》，就对俗语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郭在贻师的指导下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敦煌变文校读释例》，更是有不少篇幅直接与敦煌文献的口头语词有关。我在该文开篇中写道：“清末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变文，是唐五代间的民间文学作品，它的作者和传抄者，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下里巴人’；它的语言，也大抵是当时的口语，其中俗字、别字、俗语词之多，保存口语材料之丰富，实为它书所未有。它对于推究古今语音演变之轨迹，考索宋元白话之沿溯，都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可以说，当时自己对敦煌文献口头语词研究的意义已有了一定的认识。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郭在贻师带领我和黄征师弟合作撰著“敦煌学三书”（《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吐鲁番俗字典》），更是直接和敦煌俗字、俗语词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90年代初，我有幸参与蒋礼鸿师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的编写，其中一些条目就是自己前一阶段学习、研究敦煌文献俗语言的结晶。

在此后撰作《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合集》等著作的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跟随项楚师研习敦煌语言文学，耳濡目染，我对敦煌口头语词研究的意义及对敦煌文献校理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此前的敦煌文献语词考释论著所释对象基本上局限于变文、王梵志诗、歌辞等通俗文学作品，而数量更为庞大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民间契约、判词、发愿文、书仪）、佛教文献、道教文献却基本上不被关注。另外，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些贴近生活、注重实用的通俗辞书，是当时语言面貌的真实记载。如《字宝》记录与人的眼睛相关的词语有目眵、人眼、眼、笑哯哯、眼著、眩矅、笑、人眼、眼、睥睨、人、奯眼、小、眨眼、轻蔑等；《俗务要名林》彩帛绢布部记载绫有独窠、双（距）、龟甲、雀眼、填心之别，罗有孔雀、瓜子、许春之别，锦有波斯、卧鹿、鸭子、对凤之别，等等。这些词语，不仅对了解唐代前后的社会经济、生活、风俗等大有帮助，而且以俗治俗，对校读以口语为主体的敦煌俗文学作品和社会经济文书亦可收左右逢源之效。但这些辞书也多未入前人法眼。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种的局限，使得我们对敦煌文献的校读还颇有隔阂，对一些方俗词语的诠释尚多误解。加上已有的敦煌文献词语考释成果大多散布在报刊或专著的行文之中，读者寻检利用不便，因此很有必要在汇集前贤成果的基础上，把词语收集考释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敦煌文献，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语词词典。

2000年，我申报的“敦煌文献语言大典”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于是，这一酝酿已久的科研计划正式启动。先后参加这一项目的有张涌泉（辞书、变文、俗字，指主要负责敦煌辞书、变文词条及疑难俗字的搜集撰写，下仿此），张小艳（书仪、社会经济文书、疑伪经等），周掌胜、计晓云（变文、王梵志诗、歌辞等），黑维强（社会经济文书），冯培红（职官），景盛轩、于淑健、刘丹（佛经），王启涛、陆娟娟（吐鲁番文书），叶贵良（道经），杜朝晖（名物词），郜同麟（道经、汇集散见成果），叶娇（服饰词），鲍宗伟、李义敏、张龙飞、孙幼莉、王子鑫等（引例校核、部分词条改写）。最后由张小艳、郜同麟、刘丹和我合成增改写定。原以为这样一个项目三四年即可完成。承蒙四川辞书出版社冷玉龙编审的厚爱，早在2000年，我便和该社签订了出版协议，约定2004年交稿。但由于一些敦煌文献资料刊布时间的滞后和词条收集、合成写定等环节意想不到的困难，加上不断有其他科研任务的干扰，原定交稿的时间不得不一再推延。现在，经过二十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全书终于即将付梓。在此谨向参与词条撰写的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为出版本词典付出了最大耐心的四川辞书出版社表示深切的歉意和谢意。

本词典在以下五个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或者说是我们所试图达到的目标。

一、集大成。本词典收集的对象涉及所有敦煌文献及吐鲁番文书，其中既有百年间敦煌吐鲁番文献字词考释成果的汇聚，也有大量编者自己通读敦煌吐鲁番文献爬梳考释的条目。全书550万字，收录条目21939条，而此前收词最多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所收条目仅1526条。本词典不少条目下还列有相关词语，如B部“博士”条，《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所举敦煌写本用例仅音声博士、泥工博士，本词典所举则涉及卜博士、医学博士、国子监博士、经学博士、道学博士和音声博士、泥工博士、造床博士、木博士、造园博士、叠墙博士、写博士、铁博士、错锯博士、点釜博士、团锯博士、擀毡博士、起毡博士、煮盆博士、剪羊博士等二十多种相关称呼。即便前贤或大型辞书已有考释的条目，本词典的释义也融入了编者自己的思考，举证也更加周备严密。如F部“防援”条，《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所举敦煌文献用例仅《不知名变文》一例，本词典则增列伯4525号背《归义军节度使曹致蕃官首领书》、伯2754号《唐安西判集》、斯4453号《宋淳化二年（991）十月八日归义军节度使下寿昌都头等依例看侍防援兵将并官车牛帖》等三例；B部“伴涉”条，《敦煌文献语言词典》仅举《庐山远公话》《下女夫词》二例，本词典则增列《舜子至孝变文》《王梵志诗》及《佛本行集经》等四例；又如“崩背”条，《汉语大词典》释为“指帝王之死”，本词典则根据敦煌文献的实际用法，指出“崩背”本指帝王之死，后亦泛称尊者之死；又“比者”条，《汉语大词典》释为“近来”，本词典则根据敦煌文献的实际用法，指出“比者”还有昔日、过去义。如此等等，不但收词更加丰富，释义、举证也更为准确全面，反映了敦煌文献及其所处时代语词的整体面貌。

二、探源流。本词典对字词的诠释并不满足于简单的释义、举例，而是把敦煌文献与其他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互相比勘，上探其源，下穷其变，力图勾勒出每一个疑难字词产生、发展、消变的历时脉络，既明其然，又明其所以然。如B部“百”下“佰”条指出敦煌吐鲁番文献“百”字繁化大写多借用同音的“伯”，纠正了整理者及传世古书往往把原来的“伯”妄改作“佰”的疏误；“”条释为妇阴，使《篇海》以下辞书皆不明其义的疑难字得到了确解；“伴换”条释为陪伴，指出“换”“援”二字古通用，“伴换”当读作“伴援”，从而使其获义之由得到了说明；“摒擋”条谓即“屏當”的后起增旁俗字，“屏當”之“當”本为助词，后来“屏”涉义增旁作“摒”，“當”又受“摒”字类化增旁作“擋”，从而使其字形字理得到了解释；“擗”条谓“擗羊毛”是把粘连的羊毛等毛料分开打散，“擗”乃“擘”的偏旁易位字，从而使其词义得到了诠解；C部“鹿”条指出表“麤”义的“鹿”实即“麤”俗字“麁”“”“”等形讹省，传世古书所谓“鹿布”“鹿裘”之“鹿”同此，从而使“鹿”何以有“麤”义得到了解释；G部“歸”下“”“皈”条指出“”为“歸”的会意俗字，而后世通行的“皈”当是“”的讹变字，大型辞书只收“皈”而未收“”显然不妥；H部“花盖”条指出“花盖”即“華蓋”，并通过其得义之由的追溯，指出“華蓋”之“華”应读“花”音，今人读作huá，不确；又“花報”条，《汉语大词典》仅释“报应”，引明清小说为证，本词典指出“花報”同“華報”（“華”为“花”的古字），佛教语，相对于“果報”而言，“果報”着眼于来世，今生作善恶业，来世受苦乐报，“華報”着眼于现世，今生作善恶业，今生即受苦乐报，理清了此词的来源，其义也就思过半了；N部“嬢”下“娘”条厘清指称少女的“娘”与指称母亲的“娘”各自的得义之由和后来字形混同的原因，订正了清段玉裁关于“娘”“孃”混同时间的推断，等等。同时，本词典还为大型辞书提供了许多较早或较为适宜的例证，如“拜歲”条《汉语大词典》引鲁迅用例，“卑劣”条《汉语大词典》引梁启超、茅盾、闻一多、丁玲等用例，“悲楚”条《汉语大词典》引《再生缘》例，“倍切”条《汉语大词典》引苏曼殊用例等，本词典皆把例证提前到敦煌写本甚至追溯到更早的两汉魏晋时期。

三、明规律。以例读书是古人治学的一大法宝。本词典在字词的考释中，也注重字词演变规律的探寻，从纵横两方面勾稽其演变的通例。如B部“般”条指出搬运的“搬”古本作“般”，宋元以后才增旁作“搬”，唐代以前古书未见（宋以后所刻唐代以前文献偶有“搬”字，应皆出于传刻者增改）；C部“辝”条指出“辤”“辝”“辞”本为一字，而与“辭”字别，但“辭”“辝（辤）”同音，古多混用不别，就敦煌写本所见而言，无论辞让义还是辞讼、辞说义皆以“辝”或其异体“辤”“辞”为之，而罕用“辭”。G部“个”条指出今天繁体字通行的“個”字，大约是宋代前后才出现的“箇”的换旁俗字，而敦煌写本未见其字（各整理本有作“個”者，皆整理者传录之误）；又“瓜”下“”条指出据《说文》篆文“”楷定，这个字既可作“瓜”，亦可作“”，唐代字样书和写本文献多作“”，宋元以后才通行“瓜”字；“菓”条指出敦煌写本中花果的“果”多加草头作“菓”，而非指称花果的“果”则不加草头，二字分用的意味明显；L部“曆”条指出“曆”乃“歷”的后起分化字，其用作账簿一类的意义，敦煌写本中“歷”“曆”并出，说明这两个字的分化当时尚未完成，“曆”仍为“歷”的异体字，大约宋代以后，历日、账簿义则通常作“曆”，“歷”“曆”的分化才基本完成；T部“聽”下“廳”条指出“廳”为“聽”的增旁俗字，六朝以后始见，较早时“廳”应该仅是“聽”的繁化俗字，无论动词的聆听还是名词的厅事皆可作“廳”，二形混用不分，大约唐代中后期开始，这二字才逐渐区别开来；Y部“一餉”条指出“一餉”的“餉”《说文》本作“曏”，“餉”乃“曏”的后起俗字，后世通行的“晌”字，宋以前的写本、刻本皆未见，较早见于元代的刻本古籍，当又为“餉”的换旁俗字；又“燄”条云“燄”“爓”《说文》字别，段玉裁谓“焰”为“爓”俗字，光燄字以作“爓”为正，其实从古书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燄”“爓”混用无别，而其通行用字则皆作“焰”；Z部“迊”条指出“迊”为“帀”的增旁俗字，“”形或“匚”形部件俗书作“辶”，俚俗误以“迊”所从的“辶”为“”俗书，加以回改，于是“迊”进而又写成了“匝”，“匝”形的写法敦煌吐鲁番文献极为罕见，应该是宋以后刻本才流行起来的。诸如此类，都是编者在深入考察写本及刻本文献字词用法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新知新见，有的颠覆了传统的认知，相信对读者最为有用。

四、释疑难。在汇集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词典对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大量疑难词语进行了考释，纠正了不少相沿已久的错误校释。如B部“北斗”条指出即“北斗星座，借喻极高之处”，纠正了《敦煌文献语言词典》释作“壁斗（墙壁）”的错误；“别”条义项②释“分别，各自”，纠正了前贤释为“每”的错误；C部“（觸）夜”条释为“趁夜，冒着夜色”，纠正了罗振玉《敦煌零拾》及《敦煌变文集》臆改作“单夜”的错误；H部“畫日”条释为“限日，即日”，纠正了《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变文选注》皆误录为“盡日”的错误；“”条指出此字疑为“”的会意俗字，纠正了校录者皆径改作“囂”的错误；L部“郎忙”条释同“狼忙”，急忙、匆忙义，纠正了前揭各家皆误录作“即忙”的错误；S部“三兩”条指出当二（两）、三这两个数字相连，大数在前、小数在后的顺序是古人惯用的模式，纠正了前揭各家或误录作“两三”的错误。同时本词典还把敦煌文献字义词义的解释施及其他文献，连带纠正了传世文献中的一些误校误释。如B部“抱産”条释为“孵育”，纠正了《汉语大词典》把《天工开物》中所见该词误释作“把蚕种放在怀里靠人体温孵化”的谬误；“波濤”条释为“逃跑”，“同‘波逃’。 ‘濤’通‘逃’”，纠正了李白《白马篇》诗明刻本妄改作“奔逃”的错误；“堛塞”条指出其乃“逼塞”“畐塞”记音用字之异，纠正了韩愈《南山诗》朱文公校本及《汉语大词典》释“堛”为“土块”的错误。C部“倉子”条释“管理仓库的人”，纠正了传本《南史》作“食子”的错误。如此等等，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疑义相与析”，颇见互证互补、相得益彰之效。

五、资料可靠。本词典的基本语料均来源于敦煌吐鲁番文献，每条引文都直接据写本及刻本原文引录，而不是据后人的整理本转引，从而避免了沿袭前人校录整理中造成的失真和误改；而且每个例句都经过主编审订时的复核和推敲，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例句的准确和可靠。如C部“朝庭”条引斯2630号《唐太宗入冥记》“臣与李乾风为朝庭已来，□□（情同）管鲍”句，纠正了《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沿袭《敦煌变文集》录作“朝廷”的错误；又“趁及”条引伯2275号《维摩经抄》“前后两念不相趁及，前念已灭，后念方生，中间断绝，无有真实，故曰无人”例，纠正了《大正藏》“趁及”的“及”字属下读的错误；又“此箇”条引斯2204号《董永变文》“路逢女人来委问：此箇郎君住何方”例，纠正了《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校注》皆作“此個”的错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有必要指出的是，敦煌写本大多残缺不全，影本清晰度不高，加上字多俗别，多数文献又未经前人校录整理，在这种情况下，要直接在原卷中提取例句并加以标点、校勘，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B部“布頭”条引俄敦1405＋1406号《布头索留信等官布籍》例：“布頭高加兴地捌拾陆亩，高加进地玖拾捌亩，高文胜地肆拾□□（贰亩），郭丑（儿地贰）拾玖亩，安黑儿地肆拾伍亩：已上计地（叁）倾（顷），造布叁（匹）。”原卷如下图所示，括注的文字就是编者根据残笔或文义反复推敲斟酌拟补校定的，同样凝聚着编者的智慧和汗水。

即便是引用其他文献资料，编者也逐一核检原文，并仔细推敲文义加以校订。如Z部“祗叙”条据《高丽藏》本引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十《敕答臣下神灭论》“兹诱藻悦之诚，非止今日。未获（祗）叙，常深翘眷”例，纠正了《大正藏》本“（祗）”排作“祇”的错误；又“制勒”条据《高丽藏》本引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三《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颖律师又令上约语诸寺尼：有高床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无不（祗）承”例，其中的“承”《金藏》广胜寺本略同，纠正了《大正藏》本排作“祇承”的错误；又“昨來”条据《金藏》广胜寺本引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二十“医见是已，问瞻病言：‘病者昨來意志云何？’”例，纠正了《大正藏》本作“咋來”的错误；等等。一一细心推敲，争取不留隐患。

本词典的编写，广泛吸收或参考了前人及时贤的研究成果（详见附录二“主要参考论著”），特别是《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敦煌文献语言词典》和项楚师的《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歌辞总编匡补》，郭在贻师的《郭在贻文集》，江蓝生、曹广顺编著的《唐五代语言词典》，白维国主编的《近代汉语词典》，参用尤多，谨致谢忱和敬意。
敦煌文献数量浩繁，本词典应收而未收的词语恐怕尚不在少数，即便是已收部分，也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期待着读者朋友的批评和指教。

   张涌泉

2011年10月31日初稿

2022年9月20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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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在键盘上敲下“后记”二字，这把磨了二十多年的剑终于到了“出鞘”的时刻，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有位前辈说，编词典简直不是人干的活。有了这番亲身的经历，才体会到这话说得是如此真切。这部词典从2000年谋划编纂，到2022年底付印出版，整整耗去我和我的团队成员23年的心力，其间甘苦，种种不易，怎一个“苦”字可以了得。然而幸运的是，一路走来，这部词典从策划、编纂、出版，都得到了许许多多前辈、同行、同门及朋友们的关心和大力支持，让我心存感激。
首先得感谢编纂团队所有同仁的支持和努力。项目刚启动，很多学界同行就给了我有力的支持，如黑维强、周掌胜、冯培红等，他们在本身繁忙工作之余，友情出场，承担了部分条目的搜集撰写工作。我门下历届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也大多参加了本词典的编纂。他们在搜集撰写条目的同时，磨炼了学术基本功，也有很多自己的收获。如博士生、博士后张小艳负责书仪、社会经济文书条目的搜集撰写，她因此完成的博士论文《敦煌书仪语言研究》获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资助，后又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她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论考》荣获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博士后王启涛负责吐鲁番文书条目的搜集撰写，他后来在这一领域持续发力，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并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郜同麟负责汇集散见成果，虽然他的博士论文与这部词典无关，但通过这项工作，厚植了语言方面的功底，为后续的文献整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近期还有敦煌词语考释方面的论文在《中国语文》发表。他同张小艳善始善终，和我一起完成全书条目的修改写定。总之，通过这部词典的编写，既出了成果，又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我为此感到欣慰和骄傲。

还要感谢前辈学者的提携和友朋的支持。我的老师项楚先生是敦煌文献字词考释和敦煌俗文学作品整理研究的顶尖专家，相关论文曾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他的著作《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也都以字词校释的精湛渊深为学界所艳称。正是老师的这些成果，为本词典的编纂奠定了重要基础。江蓝生老师是近代汉语研究的大家，也是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指导老师之一，她一直关注关心着我的研究工作。这部词典从最初编纂的设想，到后来推荐申请国家出版基金，都得到了两位老师的指导和关怀。敦煌文献涉及佛教、道教、儒家经典、社会经济文书、通俗文学作品等，内容包罗万象，因而这部词典也就带有百科性质，涉及面很广，在我们碰到疑难问题时，陈践践、陆锡兴、扬之水、俞理明、杨军、李国英、蒋冀骋、朱庆之、方一新、汪维辉、汪少华、吴福祥、杨永龙、孙玉文、曾良、郑阿财、王素、郝春文、杨铭、张先堂、赵丰、湛如、刘进宝、刘安志、李小荣、黄维忠、朗杰扎西、王乐、程章灿、孙江林、孙伯君、任小波、陈开勇、袁开慧、余欣、王海云、梁春胜、真大成、李发、凌文超、王敏庆、朱若溪、席德育、余柯君、傅及斯、邓博方、吴昌政、释同法等一大批学界师友(有的素不相识)伸出援手，解疑答惑，匡我不逮，助益良多。感谢李宗焜师兄题写了书名，他那清劲秀雅的书法为本词典增添了光彩。
最后得感谢四川辞书出版社的理解支持、审读专家的严谨细致以及编辑们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早在2000年，我便和该社签订了出版协议，约定2004年交稿付排。因为种种原因，原定交稿的时间一再推延，词典出版社方面的负责人也由原总编辑冷玉龙编审调整为现任总编辑王祝英编审。据说冷老师退休时专门对王祝英说：这是一部原创性的词典，编写不容易，让张老师他们慢慢做，不要催他们。祝英总编是我川大的校友，她对词典的编写工作给予了最大的理解和支持。三年前，词典陆续进入交稿审读阶段，在杨斌社长的支持下，出版社组建了高水平的编辑团队，她带领冯英梅、杨丽等编辑一起，兢兢业业，严谨细致，精心打磨书稿。去年下半年，词典的编审排版进入关键期，当时适逢她身体欠安，但仍坚持审稿，让我深感愧疚和不安。为确保质量，出版社特别约请资深编审郑红、杨宗义、左大成、骆晓平等审读把关。考虑到本词典的语词性质，祝英总编又跟我商量，约请著名近代汉语研究专家、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原院长、宁波大学学报原主编周志锋教授通读全稿。在付印之前，又约请多位学有专攻的某一领域的顶尖专家，如郝春文、邓文宽、杨永龙、伏俊琏、赵声良等，审定部分条目(包括附图)。这些专家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加上编辑们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的高度责任感，使本词典在内容的可靠性、体例的规范性和文字的准确性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在此，我要向各位审稿专家和以王祝英总编辑为首的编辑团队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和谢意。

要感谢的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说，这部词典最终完成并顺利出版，是与众多师友、同门的大力支持和编辑团队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字里行间蕴含着无数人的智慧和心血。但愿这把磨了二十多年的剑是一把真正的好剑，庶几不辜负读者的期待和大家共同付出的心力。

 张涌泉 

2022年12月10日

主编简介

张涌泉，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6）。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敦煌文献整理、近代汉语、写本文献学研究。
张小艳，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敦煌学与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出版专著《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论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博士论文入选2006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著评获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郜同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文献、经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专著《拘校道文：敦煌吐鲁番道教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宋前文献引〈春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及古籍整理《礼记正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2022年获第三届“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图书奖”，同年入选第五届国学大典之“国学星斗计划·新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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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蒋明玉

审核：邓宇凌

来源：“四川辞书出版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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