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学诚：追忆敬爱的郭锡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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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敬爱的郭锡良先生

 北京语言大学 华学诚

一

    2018年，郭锡良先生米寿之年。邵永海教授为筹备庆祝活动，建了个微信群，取名“郭师米寿”。庆祝活动结束之后，这个群一直保留着，这个群里虽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信息交流，但关于郭先生的一切则始终是最中心的话题。我加入的微信群不少，这个群是我特别珍惜的一个，原因无他，一是我很希望及时了解郭先生的动态，包括先生的健康状态，再一个就是感动于郭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没把我当外人，愿意接纳我这个未能及门的私淑弟子。

    2022年12月14日中午，永海教授在群里通报说：“郭老师昨日起发低烧，血氧88，脚肿且小便减少。我刚联系到系领导，争取学校层面帮助。”我的心一紧，因为这几年一听到“发烧”就莫名担忧。再细看永海教授的微信内容，心里又渐渐放松下来，因为永海教授没说郭先生染上新冠。加上我知道郭先生身体一直很好，且精神矍铄。于是我在群里说：“老人家福寿双高，一定会平安。”次日中午，永海教授通报：“郭老师住进海淀医院老年科。”并发了一张病房照片，看上去条件还不错。接着永海教授又发了一条微信：“郭老师做完各项检查后，目前开始针对性治疗，身体状况比较平稳。谨请释念。”这时候我已经不再担心了。17日傍晚，永海教授通报说：“郭老师今天不错，吃的也不少，体温正常，就是痰多，正在输液消炎，昨天做了CT，还没结果。他知大家惦记，请大家放心。” 郭先生自己都住院了，还担心大家惦记他，要大家放心，真让人十分感慨。半个小时之后，永海教授又发了一条微信，看到之后就开始揪心：“CT结果显示肺部感染，昨日住院后马上点滴并雾化治疗的措施是正确的。”其后几天，永海教授没有新的通报，我的感觉是，应该没啥问题了，九十多岁的郭先生在医院休养型治疗几天应该就能出院。  

    北京疫情管控12月上旬彻底放开之后，我是第一批阳人，拙荆迟我两天也阳了，我们阳康之后于20号回到江苏老家休养。到家当晚看到永海教授的微信：“傍晚郭老师家接医院通知，告知郭老师今天病情不太好，肺部炎症还没有控制住，提出更换抗生素并加少量激素治疗的方案。护工也说郭老师有些神智不清。”我心里一沉，感觉特别不好，只能默默祈祷郭先生平安！其后八九天没有新消息，我觉得郭先生应该是扛过来了，因为没消息应该就是好消息。

      2022年12月30日凌晨4点33分，永海教授在群里沉痛宣告：“郭老师今夜永远离开我们了。”一代学术巨星，最终在疫情戕害下不幸陨落，痛哉悲乎！

二

    读大学时学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看到了郭先生的大名，知道郭先生是这本教材的主要编写者；真正对郭先生开始有所了解，则是在拜师李玲璞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之后。

    我读博士学位时经济上遇到了空前绝后的困难。1998年违逆领导意愿而执意在职读博，扬州大学时任校长指示，把人事关系从校机关转到学院，免去一切职务、取消相关待遇。那一年儿子刚读高中，我父母到扬州帮助照顾他们生活，妻子一人的工资很难维持正常开销，我那仅存的国家薪酬（底薪）必须留下来养家。我不是脱产统招生，没有奖助学金，我得设法自救让自己活下来才能完成学业。本师玲璞先生知道我的困难后，介绍我接手了两个《古代汉语》自学考试辅导班，每周只要用两个半天外出讲课，就能赚够生活费；玲璞先生旋即着手将我调入华东师大，这才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中文自考班使用的《古代汉语》正是郭锡良先生和本师玲璞先生联合主编的教材，备课遇到问题就会及时请教玲璞先生，于是也常常从玲璞先生那里听到关于他和郭先生交往的故事，包括编写教材过程中讨论、争论的有趣之事。从玲璞先生的介绍中，我知道郭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性格直率、为人方正。对郭先生发自内心的敬重，从这个时候开始。

    第一次与郭先生有直接接触是在2002年，接触的方式是书信。

    2001年12月8日，美国康纳尔大学梅祖麟教授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的讲演，2002年这个讲演同题汉文文本发表在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上。梅教授这个讲演关涉到20世纪海峡两岸汉语研究的历史评价，甚至乾嘉以来汉语研究的历史评价，问题很多，也很重大。随后引起海峡两岸学者的回应，从此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十年之争。我看到梅教授这篇文章之后，也有话要说。这年秋天正带着学生读《广雅疏证》，于是与门下弟子数人全面梳理《广雅疏证》里面的同源词研究条目，撰写了题为《就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与梅祖麟教授商榷》的文章。文章写好之后寄给一直关心我帮助我的鲁国尧先生审读，鲁先生审读返回时建议我把稿子再寄给郭锡良先生和何九盈先生看看。我知道郭先生那时已经第一个发表了反驳梅祖麟教授的文章，我把文章寄给郭先生这么大的语言学家审读是很紧张的，谁知不久就收到了郭先生的来信。郭先生的来信充分肯定了我的文章，同时指出了我文章中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还建议我完成修改后可以直接寄给《古汉语研究》李维琦先生①。按照郭先生的意见和差不多同时收到的何九盈先生的意见，完成修改之后就把文章寄给了李维琦先生，两三个月之后就在2003年第1期上见刊了②。这篇文章后来又被收入了《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一书中③，该书署名编写组，实际主编是郭先生。

    第一次见到郭先生是在先生府上，孙玉文教授陪我去的。

    2005年崔希亮校长亲赴上海相邀，2006年我从华东师大调入北京语言大学。在我离沪之前，玲璞先生关照我，到京后一定要尽快去拜访郭锡良先生并代他问候。我的《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当年9月份在中华书局出版，我请老友孙玉文教授预先约定时间并陪我携书到郭先生府上拜见。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那天说了哪些具体的话也无法回忆，但有两点至今印象深刻，一是郭先生的热情和直率，一是中心话题为梅郭之争。这次拜访郭先生对我影响很大，他在谈话中所表达的下述思想成为我后来推动文献语言学作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研究汉语的历史，可以也应该借鉴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但要永远立足于汉语的事实，要重视历史文献语言材料，要在文献语言材料上下死功夫、下足功夫。抛开绵延不绝数千年的文献语言材料，一味凭空构拟是舍本逐末，结果只能缘木求鱼。

三

    郭先生对我的发展一直关心并不断帮助，下面略举几例。

    郭先生力主让我获得了“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

    因为赶着要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资助项目结项，2006年出版了《扬雄方言校释汇证》，此书前后费时几近二十年，但出版还是嫌仓促④。2007年王宁先生、鲁国尧先生推荐拙著参评王力奖，据说郭先生对拙著赞赏有加。除了拙著本身取得的一些小成绩得到郭先生充分肯定之外，郭先生还特别赞赏这种心不旁骛、潜心著述的精神，特别赞赏肯在第一手材料上下功夫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学问的路子正，在评委会上他力主给予一等奖，从而使我荣幸地成为王力奖开评二十四年来的第五位一等奖获得者。后来在给我颁授获奖证书时，以及其它场合涉及到这个话题时，郭先生也多次当面表达了如上类似的观点。我感觉拙著的获奖并不完全是自己取得的成绩如何了不得，而是契合了郭先生的治学理念。郭先生是在通过这种方式表明，王力奖评委会在提倡什么，并希望通过王力奖获奖作品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走向施加一些影响。

    郭先生对我在《中国语言学》集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多次肯定。

    《中国语言学》创刊伊始，郭先生鲁先生就让我写稿，邵永海孙玉文两位负责编辑的好友自然一直盯着。当时我手头是有文稿的，但我希望能够为《中国语言学》用心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待我拿出文章并在2009年发表出来，《中国语言学》已经出版到第3辑了。拙文是带着学生张可一起做的，论题是《也释“无赖”》，副标题是《兼谈历史大词典的词义描述》。这篇文章的题目很小，研究对象就是一个词，但写了1万6千多字。拙文完整建构了“无赖”的词义系统，细致描写了这个词义系统形成的历史过程，提出了一个“复合初义”的理论概括，并以“无赖”及其词义系统为例，设计了历史大词典词义描述的两种模型。郭先生对拙文不吝肯定，在讲学时曾多次举出我这篇文章做例子。郭先生认为，这种小题目做大文章的做法值得提倡，特别是立足于汉语事实，花功夫从文献语言中收集第一手材料，完全基于文献语言材料进行分析，理论概括坚持从文献语言材料的分析中提炼，提出的方法也切合文献语言材料的特点。郭先生的鼓励对我影响很大，也在影响我的门下弟子。

    郭先生让我当王力奖评委，我因此而能亲身感受到郭先生工作的严肃与严格。

    大概是在2011年的某个时候，邵永海教授告诉我，郭先生让我参加王力语言学奖的评审。王力奖评审工作如此神圣，又受到国内外同行如此瞩目，已知评委都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让我参与其中，非常意外。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当年收到的推荐作品中有需要我来主审的著作而临时的一次性地邀请我参与，当然即便如此，我也很感动，因为这是来自郭先生的信任。后来才知道，这是正式邀请我当评委，我深感惶恐。王力奖的评审非常严肃，也很严格。它不接受作者申请，只接受专家推荐；秘书处在截止日期之后会把全部作品提交给郭先生，每部推荐作品都会安排至少两位评委承担主审任务；郭先生主持评审会，评委报告审读意见时，同意得奖的理由要有根有据，不同意得奖的原因也要一一讲清，不允许含糊；评委自由发言进行讨论，最后郭先生发表意见。郭先生的发言不仅面对作品本身，还会针对主审专家意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全程不苟言笑，严肃异常，直言不讳。不知道其他评委是什么感觉，反正我很紧张。好在自从当上评委以来，我就丝毫不敢马虎，每部主审作品都会提交3千字左右的审读意见书，郭先生还特别表扬了我的做法，肯定我这样做的认真态度。

四

    郭先生对我的工作全力支持，我取得的一些成绩都有郭先生的心血在。

    郭先生对我们创办的文献语言学国际学术论坛给予积极鼓励。

    2015年年底，冰雪寒冬，文献语言学国际论坛首届举办，那时郭先生已经在海南度假，没能出席，很是遗憾。2006年第二届论坛特地安排在十月份，八十六岁高龄的郭先生应邀莅临论坛，并在开幕式上作了大会学术报告。郭先生除了对论坛的举办给予热情肯定之外，还鼓励我们要办好，持续办，不断提升论坛水平。学术报告也完全体现了郭先生犀利的学术风格，他对张民权教授关于万光泰古音学的研究和评价表达了不同意见，观点鲜明，论证充分，并重点强调要全面掌握文献，客观分析文献。记得报告的最后郭先生在引用“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这一名言之后，殷切告诫与会者说，我们要努力克服这三难。第四届论坛开始改在上学期末举办，2018年7月4日，郭先生代表与会学者致辞，并作了大会报告。致辞强调指出，要正视我们的语言研究传统，要重视历史文献，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语言学而奋斗。大会报告集中介绍了郭先生已经完成的《汉字古音表稿》，就表稿的体例、音系改订情况进行了具体说明。

    郭先生对我们承办的汉语言文字学暑期高研班倾力关心。

    暑期高研班是由郭锡良先生、王宁先生和鲁国尧先生发起并支持举办的，我们先后承办了两期。2012年8月15日至24日，“第三届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来自国内外高校的268名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硕士生参加了学习，郭先生亲临现场为这期学员讲课。2019年7月19日至7月31日，“第九届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第二次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这届高研班确定了一个主题，这就是“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这期高研班规模空前，有来自全国近四百位学员参加学习。郭锡良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进行了首场讲座，题目是《谈谈汉字古音表稿》。高研班我们总共承办了两届，都办得很成功，影响也很大。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有郭先生王宁先生鲁国尧先生等前辈大家的全力支持。

    郭先生为我们的讲座亲自授课、为我们的集刊亲自撰稿。

    从2015年开始，我们同时推动了三项工作，一是举办文献语言学国际学术论坛，一是开设文献语言学系列讲座，三是创办《文献语言学》集刊。国际论坛是文献语言学最新成果的交流平台，系列讲座是文献语言学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平台，《文献语言学》集刊是最新优质成果的发布平台。郭先生全面支持，先后作过两次讲座，分别是2015年10月的文献语言学系列讲座第2讲，题目是《谈谈古书阅读与文献语言学》，2017年9月的文献语言学系列讲座第33讲，题目是《谈谈把〈汉字古音手册〉改为〈汉字古音表稿〉的一些想法》。郭先生还专门为《文献语言学》撰稿，2016年上半年出版的《文献语言学》第二辑发表了郭先生的《谈谈古音研究的十年论争》，2017年上半年出版的《文献语言学》第四辑发表了郭先生的《谈谈张民权对万光泰古音学未刊稿的发掘和评述》。2018年10月，是郭先生的米寿，郭先生又欣然慨允把《汉字古音表稿》交给敝刊首发，于是在2018年出版的《文献语言学》第八辑成了《汉字古音表稿专辑》，这一辑发行疯涨，不断加印。正是因为有郭先生等前辈专家的支持，有学界中青年名家和青年作者的支持，《文献语言学》如今已经顺利出版了17辑，并在2021年进入CSSCI来源集刊,前不久又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AMI综合评价核心集刊。

五

    郭先生对学术一丝不苟、对事业严肃认真，但对晚辈则极其宽容。

    郭先生为我参加南阳会议的事情缓颊，帮我走出了情感困境。

    2007年初春，张渭毅老师告诉我，夏天他将在南阳师院张罗一个音韵学的学术会议，希望我能参加。一开始我并没有答应，客观原因有二：一是音韵学我没有发言权，写不出文章；二是我刚接手北语人文学院院长职务不久，正忙着迎接教育部本科评估，根本没时间。张渭毅老师多次登门邀请，我再坚持不松口确实说不过去，于是提出如果有我熟悉的前辈去，我就陪同，顺便提供服务。张渭毅老师告诉我一串名单，于是我就决定陪王宁先生去南阳走一趟。当时“梅郭之争”尚在继续，去南阳十分敏感，对此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结果此行让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前辈学者非常不满。知道南阳之行惹出事情，我感到压力很大，于是就去见郭先生，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郭先生十分和蔼地笑笑说，不要放在心上，更不要有压力，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更不是原则与立场的事。学术上的观点不同，学术上发生争论，不要以人划线，去了南阳也不代表什么，这事情我替你解释。郭先生不仅这样说了，而且真的这样做了。郭先生的学术心胸如此宽广，气度格局如此宏大，关心帮助晚辈如此真诚，令我十分感动而难以忘怀。

    郭先生十分愿意参加晚辈举办的餐叙，自始至终乐呵呵融入其中。

    除了京外学者拜望郭先生时，北京中青年学者会趁机餐叙之外，每年令我们十分期待的就是专门约请郭锡良先生、王宁先生餐叙。这种餐叙并不固定时间，也不固定题目，次数多少也不等，稍微有一点儿规律的就是，每年中秋节之前总会有一聚（疫情三年例外）。七八人或者十来人，餐厅也不很讲究，虽然去过不少饭店，但蓝旗营对面的“臭鳜鱼”去的次数肯定最多，因为那个餐厅郭先生出门即到。餐叙时郭先生话不多，大多时候边品尝菜肴，边静听晚辈们高谈阔论，偶尔插话一两句，略具点拨意味，学术讨论时的明快犀利和咄咄逼人完全不见，大家感觉到的只有长者的温暖。假如哪一位偶然触及到很久之前的事，特别是王力先生等老一辈的事，这时候郭先生就会接过话头，娓娓道来，对前辈尤其是对王力先生的那种崇拜，从内心涌出。郭先生和晚辈们吃饭时其实很率性，记得有一次把我们在场的都惊呆了：蓝旗营这家“臭鳜鱼”刚开张的那两年，有一道很好吃的面条，海碗、大汤，喝了白酒来一碗真的很舒服；郭先生不喝酒，偶尔助兴也只是嘴唇沾一沾，但这个面条他曾经一连要了三大碗。看着郭先生接连说“再来一碗”，我们目瞪口呆，郭先生吃完三碗后轻轻说“不错，不错”，那满意劲儿比我们酒足还惬意。

    郭先生对学生的学业要求很高，但对学生的生活习惯并不苛责。

    孙玉文教授是郭先生的得意门生，郭先生对他的学业要求之高之严，今天很少有导师能够做到，也少有学生能够承受，所以孙教授博士论文成为全国最优。此后，无论撰文还是著作，孙教授总是想着郭老师那双眼睛，所以他的论著总是有创见而能引起反响甚至很大反响。正所谓严师出高徒！但是孙教授嗜酒、嗜烟也是出了名的，而且孙教授在维护自己的嗜好时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坚持。嗜酒，我没见过郭先生说过什么话，包括建议性的话；嗜烟，我见过郭先生当面规劝过。不过郭先生的规劝完全见不到丝毫严厉，而是像父辈般的慈爱，“还是少抽一点好啊”，这样的规劝对孙教授能有什么作用呢？后来有朋友告诉我，郭先生不加硬劝是有原因的，因为孙教授曾经在郭先生家里“放过火”。吓我一跳！竟然在导师家里放火，这是啥胆子，这是不要命的胆子啊！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孙教授为了避开郭先生抽烟，躲进卫生间，抽完之后把烟蒂掐灭放到纸篓里了。谁知掐灭没掐死，死火复燃，纸篓着火，浓烟滚滚冲进客厅，几位看望郭先生的同学一起努力才扑灭了这场“人为纵火”。这是我听来的故事，我向孙教授求证过，他嘿嘿一笑说确有其事；我也向郭先生求证过，郭先生说那是个意外。后来我在阳台上为他专门放上了一只烟灰缸，就再也没有出事了。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郭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会永远怀念他老人家。郭先生的方正品格和杰出成就永远不会走，郭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郭先生的事业和对中国语言学的未来期许会代有承传之人，郭先生千古不朽！

2023年3月3日初稿

2023年11月14日补充、修改

①20多年前的信件已经在由沪迁京过程中遗失了，我记得的内容大概如上。

②上述这些情况在文章第一次发表时没有用后记方式予以交代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我担心给前辈学者带来学术论争之外的麻烦。值此纪念郭先生之机，特予说明。

③《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④去年完成了拙著的修订，等待出版，希望修订本的质量能有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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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夏薇

审核：徐舒琦

来源：“语言学微刊”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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