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经济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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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62623/milton-friedman-legacy-biden-government-spending
弗里德曼经济学的终结
作者：扎卡里·D·卡特（Zachary D. Carter）
译者：熊伊君
法
意
导
言
弗里德曼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及学者之一，他认为真正的民主通过自由市场而非选举权来实现。在自由市场中，消费者可以无拘束地用钱包表达自己的偏好。在世期间，弗里德曼和美国政治右翼和保守派联系紧密，同时其政治对手民主党也曾信奉其核心观点。而拜登上台后的政治决心则彻底背离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及其哲学中的反民主思想，提倡政府是民主和自治不可分割的部分。本文作者扎卡里·D·卡特是奥米迪亚网络（Omidyar Network）和休利特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的常驻作家，著有《和平的代价：金钱、民主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生》（The Price of Peace: Money, Democracy, an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本文作者扎卡里·D·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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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3月20日来到南非时，已是名副其实的名人。当时他受开普敦大学邀请举办一系列有关经济政策的讲座，其行程却被各类采访和义卖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各种光鲜奢侈堪比好莱坞影星或者国会议员。记者对他喋喋不休，有线电视频道时间宝贵却专门留出空档播放他的见解。讲座结束后在南非逗留的最后三个星期，弗里德曼大部分时间穿梭在当地名流之间，甚至没有时间观赏南非的野生动物。
弗里德曼记录的42页游记叙述了他在南非的经历。弗里德曼和妻子罗丝抵达南非后睡得很晚，起床后的整个下午沿着狮子头山下闪亮的海角长廊怡然自得，然后与一家新兴时装连锁店和一家著名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共进晚餐。第二天接受了两次报纸采访，然后在烟草大亨安顿·鲁伯特（Anton Rupert）的荷兰乡村庄园里度过了一个晚上。美国大使馆的鸡尾酒会，与南非美孚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共进午餐，以及与钻石垄断企业戴比尔斯的负责人的正式晚宴，这些都接踵而来。
弗里德曼在美国政治的知识界前线活跃了20年，作为畅销书作家，他对精致的物质生活并不陌生。但他仍对南非的“白人社区的极度富裕”和“极度不平等的财富分配”现象感到惊诧。弗里德曼并不仇富，但他感觉连出租车和酒店宴会厅里都弥漫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紧张气氛。美孚董事长比尔·贝克（Bill Beck）和其朋友们的强硬态度让他难以忍受。南非人口“完全隔离”的情况“引人注目”。
所有这些都使任何阅读弗里德曼在开普敦的讲座文稿的人感到沮丧。他在第一次演讲中不停抨击民主政治，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话说，是对“一人一票”的明确拒绝。而演讲对象是一个超过半数人口因种族而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国家。弗里德曼宣称，投票选举是不可避免的腐败，是一个扭曲的“市场”，其中“特殊利益”必然支配公共生活的进程。大多数选民“所知甚少”。投票是一个“高倾向性”的过程，创造了社会合作的假象，掩盖了“胁迫和暴力”的现实。弗里德曼认为，真正的民主是通过自由市场而非选举权来实现的。在自由市场中，消费者可以无拘束地用钱包表达自己的偏好。他警告说，美国是南非的前车之鉴，自1929年以来，美国的民主政治不断蚕食“经济市场”，导致“经济、个人和政治自由受到严重限制”。
认为美国在废除吉姆·克劳法的过程中政治自由遭到侵蚀，这种想法根本站不住脚。从1929年到1976年，美国的民权事业不断进步，取消了明确的移民种族配额，废除了禁酒令，去除了控制生育的法律障碍，各人口群体的贫困率急剧下降，收入不均达到美国历史最低水平。然而，在参观南非时，弗里德曼仍然坚持国家政权危害了美国的自由。在与勇敢的反种族隔离政治家海伦·苏兹曼（Helen Suzman）的谈话中，弗里德曼表示，他相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在南非建立多种族社群的唯一途径”。而且，自由市场必须与民主压力隔绝。弗里德曼认为，正在兴起的“敦促外国企业抵制在南非投资”运动，最终会“伤害黑人，而不是帮助他们”。
弗里德曼并不认同种族劣根性的生物学理论。他在南非之行并没有展现他的道德品质如何或暴露他任何独特的政治判断失误。相反，这是一个了解他思想底层的窗口。弗里德曼在1976年为种族隔离下的南非设计的解决方案，与他作为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所呼吁的方案基本相同——不受限的商业是解决不平等和动乱的灵丹妙药。
这一方案于20世纪60年代吸引了美国右翼，意料之中。弗里德曼在一个自由主义改革的时代反对国家权力，为保守派提供了捍卫旧秩序的理论支撑。令人惊叹的是，弗里德曼毕生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信奉他的核心思想。当弗里德曼于2006年去世时，比尔·克林顿的前顾问，并很快担任巴拉克·奥巴马顾问的拉里·萨默斯承认，弗里德曼对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攻击在民主党内很成功。他在《纽约时报》上称：“任何诚实的民主党人都会承认，我们都是弗里德曼主义者。”
但现在并非如此了。在乔·拜登担任总统的前几个月里，他的政策野心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领导人身上闻所未闻的。如果付诸实施，他在4月28日向国会发表的讲话中描述的方案将改变美国的面貌——消除贫困，缓解不平等，恢复支持日常经济生活的基础设施，并缓解儿童保育和医疗护理对美国家庭造成的经济压力。这将花费大量资金，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拜登并没有被高昂成本吓倒。“我想改变现有模式。”他在3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多次重复强调。
但真正的转折并不在于赤字或支出水平。它是经济政策和民主本身的关系。在弗里德曼看来，自由曾经存在于市场中，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会成为必要的恶魔。相比之下，今天重新夺回国家权力的民主党人，认为政府是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4月提出他的方案时宣称“是时候牢记，‘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就是政府，是你和我。不是某种遥远资本的力量，那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强大力量。而是我们自己。”
经济学家们对弗里德曼研究的新共识，基本上驳斥了萨默斯2006年的看法。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表示：“今时今日他的知识遗产几乎荡然无存。”“事实证明，他对全球经济的误导是灾难性的。”
2021年，在米尔顿·弗里德曼肉体去世15年后，他在知识界的精神遗存也终于消亡了。
第一幕：弗里德曼的成名之路
1912年，弗里德曼出生在一个匈牙利籍犹太移民家庭，他的父母在新泽西州的拉威市经营一家纺织品商店。他很早就被公认为才华横溢，16岁高中毕业，20岁未满便获得了罗格斯大学学位。虽然弗里德曼学习经济学的研究生生涯时断时续，花了14年才拿到学位，但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联邦政府工作，担当了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和财政部的重要职位。弗里德曼帮助建立了现代所得税扣缴制度，为战争提供财力支持。
从理论上讲，弗里德曼是一位天才“新商人”，资历出众。他反对右翼的“美国优先”孤立主义，支持美国参战，并投身于战争计划的统计效率。但在思想上，他受到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和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的影响，二者在20世纪30年代初帮助他获得了硕士学位。1946年，当弗里德曼终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来到芝加哥，加入了自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边缘右翼知识分子运动。尽管新自由主义者选择了这个称号，但他们厌恶新政政治，反而在寻求复兴启蒙时代最保守的经济思想，即21世纪所称的古典自由主义。
弗里德曼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的论文基于他与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共同研究，声称职业执照规定提高了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重要专家服务成本。而真正让弗里德曼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前政府官员变成了学术界的轰动人物，是1946年他与来自芝加哥的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合著的一本关于住房政策的小册子，标题为《屋顶还是天花板？当前的住房问题》。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的论文称，加州的租金管制最终导致了住房价格上涨，反而伤害了政客们想要帮助的低收入人群。理由很简单：通过人为压低房价，监管机构消除了潜在的房屋建筑商建造更多房屋的动机，即更高的利润，而如果有了更多的房屋，住房成本就会降低。
那本小册子直截了当，朴实无华，是知识界的战斗号令。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写的根本不是住房问题——他们写的是经济学本身，呼吁回归19世纪的简单分析。弗里德曼后来也将其“自由市场”和“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人类自由的最大扩张”思想的产生归功于这种分析方法。他的主张引起了激烈反应。经济学家罗伯特·班斯（Robert Bangs）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谴责弗里德曼“阴险的小小册子”中的“胡言乱语”，并谴责他通过“反动利益的宣传阵线”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是真的，《屋顶还是天花板》由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出版，该基金会是战后兴起的少数旨在推翻“新政”的右翼组织之一。）
弗里德曼由此独树一帜。在学术上，他因丑闻出名，1946年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在《华盛顿邮报》上被痛批。然而，政治上这本小册子却是一纸空文。不管人们多看得起弗里德曼本人，认为政府监管根本不起作用的观点在过去14年里一直没能赢得选票。这个国家回忆起胡佛执政的年代时并没有欣喜之情，而哈里·杜鲁门在选举中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是罗斯福。弗里德曼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却因此被束缚在美国政治的边缘，对公众言论几乎没有影响。
不过，有一些非常富有的人同样处于这一边缘阵营。1947年，堪萨斯城一位名叫哈罗德·鲁诺（Harold Luhnow）的家装业继承人出钱让弗里德曼去瑞士会见重要的新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后来组成了佩莱林山协会（Mont Pèlerin Society）。弗里德曼还很年轻，在这个组织中相形见绌。这个组织包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等欧洲右翼知识分子。但事实证明，这个组织是一个论坛平台，将有助于培养他的职业抱负和并且发展新盟友。虽然佩莱林山协会起初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精英沙龙，但后来发展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团体之一，芝加哥大学则是其在美国的主要基地。鲁诺为弗里德曼的内兄亚伦·戴雷科特（Aaron Director）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提供了一份教职。鲁诺也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资助在芝加哥的工作，因为哈耶克1944年的政治小册子《通往奴役之路》把他变成了美国商人的英雄，商人们借此声称罗斯福新政已使美国远离了西方个人主义，并且可能将美国送入苏联式的国内屠杀。
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弗里德曼都在努力维护自己作为学者的声誉，因为他的学者声誉已经因为与其强硬右翼的联系受到了打击。1953年，他出版了其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著作之一《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这本书对经济学打破人际障碍和解决政治分歧的力量进行了全面阐述。这是认识到自己生活在政治边缘的人发表的一份原则宣言。弗里德曼认为，自由主义者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们的抱怨实际上是肤浅的，因为自己和他们实际上殊途同归——他和对手关注同样的知识分子议题，受到同样的价值观的激励：建设一个公平繁荣的社会。
这篇文章精彩纷呈，激发了那些在政治上远比弗里德曼更左的人的想象力。但这篇文章所说的也不是真的。和今天一样，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主要政治分歧实际上是关于道德价值观，而不是技术预测。这一分歧在1954年最高法院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激烈爆发，这一案例裁决禁止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
第二幕：政治初舞台和种族议题
弗里德曼在1955年以《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ducation）回应了布朗案，这篇文章呼吁实行表面上种族中立的教育系统私有化计划，向家庭提供学券，家长可以把钱花在他们愿意花的地方。就像9年前他关于住房的论文一样，弗里德曼诉诸19世纪市场竞争和均衡的简单逻辑来支持他的观点。他认为，公立学校是一种“垄断”，将私立学校置于不公平的“不利地位”。通过从公立学校向学券过渡，家庭可以享受到多样化教育选择，而教育质量的市场化竞争最终将提高各地学生的素质。
这一切都和弗里德曼反对租金管制的情况一样干脆直接。但正如里奥·凯西（Leo Casey）在《异议》杂志上详述的那样，弗里德曼在一个冗长的脚注中泄露了政治游戏。尽管弗里德曼坚持说，“我谴责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但他仍然相信私人市场有权发展“白人专属学校、有色人种专属学校和混合学校”。他认为如果多种族教育真的那么好，混合学校会发展更好，种族隔离学校将会消亡。
他的学券提议并非原创。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早已提出这一建议，以期绕过布朗案的裁决，能让白人家庭维持一个独立的、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白人专属教育系统。弗里德曼在一个臭名昭著的脚注中笨拙地承认了这一点，“这一事实是在此文基本完结后才引起我的注意的。”当弗吉尼亚州继续实施学券制度来抵制学校整合时，弗里德曼在他1962年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为该项目进行辩护，认为强制整合学校的法律会反噬起草者。
弗里德曼在共和党内部的政治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愿意捍卫保守的种族政策。“大多数对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分析都没有提到种族的不可分割的作用。”新学院种族和政治经济研究所（New School’s Institute on race and Political Economy）所长德里克·汉密尔顿（Darrick Hamilton）说。“贫困在种族中的分层，以及有关谁有价值和谁没有价值的看法，创造了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体制，其中那些处于绝境中的人被视为过剩人口。”
《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标志着弗里德曼迄今为止最有害的信念的出现，即偏执和暴力可以被市场的魔力逐出公共生活。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弗里德曼一次又一次地坚持这个基本命题。1972年，他甚至提出，如果人们真的希望结束越南战争，自由市场本可以终止这场战争。如果有足够多的化学家拒绝制造凝固汽油弹，那么制造成本就会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这是阻止战争的恰当方式，而不是“政治体系”中粗糙的“投票机制”。
这种观点在今天很难被认真对待，但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说服了相当一部分的政治派别，尤其是自由派人士。当大多数顽固的保守派满足于支持白人至上或支持战争的态度时，弗里德曼却呼吁对人类基本尊严的自由信念。当然，如果人们是自由主义者想象的那种普遍善良且关心他人的人，政府干预就没有必要了。他对自由主义情感的呼吁并非偶然。在他的一生中，弗里德曼更喜欢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或“古典自由主义者”，这让他想起了18世纪和19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威望，同时也能粉饰他们与其政治观念的深刻不同（例如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被认定为“社会主义者”，而亚当·斯密（Adam Smith）则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支持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各种打击。）当他的许多朋友都接受了“保守派”的标签时，弗里德曼却拒绝了。“上帝啊，别这么叫我。”1978年，他对一位采访者说。他说：“保守派是像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这样的‘新政党’，他们希望保持现状。他们想要保留新政的项目。”
但无论这些称呼语义如何，这个保守的政治联盟明确无误。弗里德曼开始为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撰稿，并拒绝了加入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的邀请，认为温和派的艾森豪威尔会要求他在智力上做出太多让步：“我认为社会需要几个疯子和几个极端分子。（历史学家安格斯·伯金（Angus Burgin）在2012年出版的精彩著作《伟大的劝导》（The Great Persuasion）中记录了弗里德曼的话。）”但作为一个职业怪人是一场孤独的征途。1962年，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同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离开芝加哥大学，逃到西德弗莱堡大学的政治荒芜之地。弗里德曼的长期恩人哈罗德·鲁诺已经疯了，他为否认大屠杀的人提供资金，并声称自己拥有超自然能力，能够与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通灵，之后他就彻底停止了慈善事业。
但在此之前，鲁诺曾聘请弗里德曼，让他编写一系列演讲。两人希望这些演讲能被收集起来，成为哈耶克那本过时的畅销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在冷战时期的版本。这一努力的成果，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成为弗里德曼职业生涯中最畅销的著作，并成为美国年轻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战斗口号。《资本主义与自由》认为，市场是民主表达的真正体现。人们用自己的钱袋表达了他们的社会秩序偏好，而企业则提供有利可图作为回应。相比之下，政治体制本质上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限制，它限制了人们可能从市场中要求的各种偏好。民主国家可以在“自由放任”的自由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做出选择，但他们不能两者兼得。在弗里德曼看来，美国自新政以来一直追求的政府风格就站在了这条线的错误一边。
1964年，弗里德曼试图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为亚利桑那州极右翼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总统竞选提供咨询。当这位共和党提名人在全国巡回演讲，坚称自己赞同民权法案的目标和布朗案的判决，又在原则上反对使用联邦权力“将判决强加给密西西比或南卡罗莱纳的人民”。种族隔离是“他们的事，不是我的事”。在为戈德华特提供咨询时，弗里德曼称这一对民权运动法律基础的攻击，是“不分种族平等对待所有人”原则的“极好”表达。
弗里德曼写道：“例如，一个人如果反对从黑人那里购买产品或与黑人一起工作，他的选择范围就会受到限制。他通常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或者工作获得较低的回报。换句话说，像我们这些认为肤色或宗教无关紧要的人可以因此更便宜地买到一些东西。”市场的无情逻辑将把这种低效率从公共生活中驱逐。
当然，1964年支持戈德华特的选民根本不相信这些。他们支持戈德华特，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会维持吉姆·克劳法的秩序，而不是因为他们希望经济自由能在南方掀起一波彻底的平等主义社会变革。这一点在竞选期间对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和他的搭档罗兰·埃文斯（Rowland Evans））在1963年6月为《华盛顿邮报》所写的那样，“这些共和党人想明确无误地将林肯的政党确立为白人政党。”
从21世纪开始，人们很难相信弗里德曼给出这些政治判断仅仅出于天真，而不是惊人的愤世嫉俗，尤其是考虑到他在攻击反歧视行动时使用的极端言辞。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甚至将罗斯福为禁止国防工业中的歧视而成立的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ssion）比作“希特勒的纽伦堡法（Hitler Nuremberg laws）”，认为禁止歧视和促进歧视都“涉及一种不应被允许的国家行为”。然而，他似乎真的相信他所说的市场会消除种族主义。弗里德曼的南非旅行游记是他为帮助自己回忆这次旅行而制作的私人记录。这份游记也囊括了弗里德曼在戈德华特竞选中提出的基本政治理念，还透露了对南非商业精英的种族主义态度的明显不满。弗里德曼知道，通过加入戈德华特的阵营，他将与暴力种族主义者结成政治联盟。但正如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所说的，他认为政治天生就是肮脏的行业。自《通往农奴制之路》以来，许多右翼人士一直抱有一种偏执的灾难论。美国正处于共产主义全面发展的临界点，这种信念使得丑陋的妥协显得必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个人都做出了同样的妥协。例如，哈耶克支持民权法案。支持戈德华特是一场职业生涯的豪赌，将弗里德曼与从纳尔逊·洛克菲勒到乔治·罗姆尼的几乎所有主流共和党领袖隔离开来。但这场豪赌在一个关键方面得到了回报：戈德华特的压倒性失利加速了党内温和派的清洗。这个政党的未来将属于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人。尽管共和党人在1964年的选举中处于历史上的政治弱势，但弗里德曼却一跃成为了最高层。再过几年，他的豪赌就会有结果。
第三幕：挑战凯恩斯
如果弗里德曼没有继续发表顶级的经济学研究论文，与激进右翼的公开联系将会毁掉他的职业声誉。1963年，他终于兑现了1953年在经济学界做出的经验主义承诺，出版了《美国货币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1867-1960），使他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思想家。该书是他与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Anna Jacobson Schwartz）合著，全面细致地描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中货币数量的变化，并详细解释了这一过程中各种形式的货币创造和销毁。弗里德曼从未发表过如此雄心勃勃的著作，以后也再没有发表类似的著作。
构建一种长达93年的货币供应波动的描述是一种奇怪的尝试。当然，弗里德曼有自己的学术动机，这在他1967年向美国经济协会发表的著名演讲中得到了详细阐述：他希望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幽灵赶下台。
自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tary）以来，凯恩斯及其有效需求理论一直主导着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在凯恩斯理论中，信贷价格和货币数量只是经济活动的次要影响因子，真正驱动因素是消费者购买力和国家的投资决策。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如果经济陷入衰退，那是因为某些人或某些地方消费不足。如果有人被解雇，那就说明某个地方某个人买不起那个人生产的产品。政治推论很简单：如果人们失业，则政府应该花钱，并且最好是在赤字的情况下，由此来创造就业。如果你想解决失业问题，你就得付钱让人们工作。
弗里德曼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的权威和光环来源于这样一种共识，即凯恩斯通过诉诸赤字和公共工程支出解决了大萧条。因此，弗里德曼的书直接针对凯恩斯主义对大萧条的描述，希望阐明在大萧条后的25年里，整个凯恩斯主义计划都是基于一个错误。弗里德曼把他的替代性宏观经济框架称为“货币主义”。弗里德曼认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问题不是消费需求的暴跌，而是货币数量的严重不足。美联储搞砸了工作，它本应保持经济活动中有合理的货币数量。但在大萧条的早期，它没有拯救崩溃的银行系统，反而让货币供应量下降。这是有道理的。美联储确实搞砸了大萧条。让银行在1929年至1932年间多次倒闭，后来的央行行长们一直在竭力避免这种灾难性的政策选择。
弗里德曼将这一解释进一步升华为货币和经济的综合理论。经济中所有重要的东西，例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失业，都是货币供应量变化的产物，或者是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预期。如果你让太多钱进入经济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就可能出现灾难性的螺旋，因为消费者和企业会无情地哄抬价格，而不管真正有多少钱在流通。
弗里德曼的书确实让许多学者重新审视了大萧条时期，但这并没有立即削弱凯恩斯共识。战后通货膨胀的历史并不符合他的叙述。通货膨胀的确短暂爆发了，但迅速得到了控制，而没有发展成为不可控制的混乱螺旋。
第四幕：弗里德曼时代
这一切在20世纪70年代都将改变。那个时代经济难题的名称反映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其进行解释的假设。“滞胀”——同时出现持续的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导致需求停滞——成为了一个概念，因为在现有的学说下，这本来是不可能的。
凯恩斯本人对滞胀只字未提。但20世纪60年代初，他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翻译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美国的通胀和失业数据中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统计趋势。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平衡。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更低的失业率。高失业率表明通货膨胀率较低。政策制定者似乎可以任意选择他们想要哪一害，以及何种程度。这一观察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有效的。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相关性消失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上升，“滞胀”时代开始了。这不仅让萨缪尔森和他的凯恩斯主义学术同盟感到尴尬。这是一场真正的政策危机。
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飙升，至今仍存在争议。多重石油危机显然是部分原因。当石油输出国组织切断燃料供应时，燃料价格就会上涨，同时需要燃料运输的所有东西的价格也会上涨。换句话说，一切的价格都上涨了。但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也在几乎所有事情上花费了大量资金，从福利到战争，再到研究、发展和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其中一些投资只是沉没成本，比如更高的凝固汽油弹产量并没有提高任何行业的生产率。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升级的成果存在一些时间滞后。更快的列车、更高效的电网以及对互联网的早期研究提升了经济的长期生产力。但在短期内，在经济还在等待大幅增长时，这些行业导致了大量支出。
不管原因是什么，滞胀到来了。这给了弗里德曼一直在等待的机会。他准备好了。1966年，他接受了《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一个职位，可以让他保持自己渴望的公众形象，而不与怪异的右翼组织相联系，以免损害他的学术声誉。他在专栏中传达的世界观与他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评论》中所支持的世界观基本相同，但《新闻周刊》的受众范围更广，是政治上更加多元化的中产阶级。到卡特时代，弗里德曼的思想已经普及了十年。自由市场的狂热鼓吹不再是疯子的行为，也出现在顽固的民主党人家中的咖啡桌上。弗里德曼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解释同时期经济挫折时提出的一个简单说法被赋予了新的光环：所有凯恩斯主义的这些干预将经济推到了自然约束之外，造成了不必要的经济痛苦。这些旨在帮助最弱势群体的干预措施，从长远来看，却伤害了他们。屋顶、天花板、购物券和选票都是。
弗里德曼不仅在通货膨胀政策方面激发了巨大的变革，而且在另一个长期存在的假设突然遭到攻击的关键领域也是如此，即企业责任理念。1970年，他发表了一篇可能是其最具影响力的文章，这次是为《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写的，这篇文章构成了该杂志所谓的“弗里德曼主义”（Friedman doctrine）的核心。这篇题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其利润》的文章简单而有力地升华了他对自由市场的力量及其外部恐怖的信念。
“当商人们宣称商业‘不仅仅’关注利润，而且还关注促进理想的‘社会’目标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捍卫自由企业；企业有‘社会良知’，并认真承担提供就业、消除歧视、避免污染和其他任何当代改革者的口号，”弗里德曼写道，“事实上，如果他们或其他任何人认真对待他们的话，他们正在或将会宣扬纯粹和极度的社会主义。”
弗里德曼声称，市场为个人选择提供了舞台，允许消费者用他们的钱包来表达自己。追求利润就是从满意的顾客那里寻求合理的回报。任何干涉利润的行为——无论表面上多么高贵——都会削弱企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更糟的是，弗里德曼声称，通过“把别人的钱花在普遍的社会利益上”，具有社会意识的商人实际上是在向他们的股东征税，然后自行决定如何使用税收收入。
弗里德曼“对贪婪的称赞”延续了多年来的主题。当弗里德曼警告说，有社会意识的商人是“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破坏自由社会基础的智识力量无意识的傀儡”时，他是在贩卖人们熟悉的冷战偏执。在弗里德曼的著作中，社会面临着两种选择——自由或社会主义。新政党和他们的凯恩斯主义同党已经把命运投给了社会主义，企业高管们必须避免落入这个陷阱。
弗里德曼主义是一种因过度自信而产生的尴尬。如果利润最大化真的是每个企业的唯一责任，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呢？当高杠杆金融投机带来巨大回报，为什么要满足于汽车制造业的微薄利润呢？如果利润是社会价值的真正证明，那么一个社会又有什么理由禁止任何有利可图的生意呢？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弗里德曼主义的理论替代看起来并不那么热门。弗里德曼关于经济如何运作的简单故事——通货膨胀和利润、自由和竞争——填补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解释滞胀的知识空白。
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在20世纪70年代特别强调了他赞同左翼文化领域。他多次表示，反对征兵在越战时期不是小事，他对娱乐性毒品合法化的支持在嬉皮士和新自由主义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至今仍未改变。新嬉皮士和传统的自由主义者都喜欢即兴乐队。看到如此多不同意识形态的歌迷，让我们毫不掩饰地说，这是可怕的，真是令人吃惊。
但从根本上说，弗里德曼是输了才赢。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充满了沮丧和愤怒，无论弗里德曼的一些想法多么怪异，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让他为这个国家的状况负责。他没有掌权。戈德华特输了。民权法案通过了。就连理查德·尼克松也宣称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这促使弗里德曼谴责自己曾提供咨询的这个人是“社会主义者”。
这一切最终在1979年8月发生了改变，名叫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美联储新主席开始将弗里德曼的货币思想付诸实践。
第五幕：“我们现在都是弗里德曼主义者”
货币主义赋予弗里德曼独特的政策灵活性，这是他的许多新自由主义盟友所缺乏的。例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上世纪30年代就坚持认为，衰退是之前经济过剩时期不可避免的代价。但弗里德曼认识到，告诉公众“你必须让底部陷落”在政治上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他对货币供应的强调给了他一个政策杠杆，当形势变得艰难时，就可以拉动。
然而，从未有人试图操纵货币供应。相反，美联储调控信贷价格，买卖证券以推动利率上升或下降。但弗里德曼坚持认为，利率最终是由金融市场控制，而不是政府。过去10年未能治愈通胀，就是这种持续的战术错误的结果。沃尔克上任时，通胀率在五年内第二次超过两位数。
“我对你的‘晋升’表示哀悼，”弗里德曼在给沃尔克的信中讽刺地写道。“如你所知，我不认为联合国系统能够在不对其运作方法进行重大改变的情况下迎接这一挑战。”弗里德曼在《新闻周刊》上指出，沃尔克的成功或失败将取决于他是否会“放弃”美联储“对控制利率的迷恋”，转而以货币供应为目标。
沃尔克几乎立刻就这么做了。那年秋天，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将抑制货币供应的增长，无论这对利率有什么潜在影响。结果是可怕的。沃尔克刚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失业率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缓慢但稳步地下降，从1975年5月9.0%的峰值降至更鼓舞人心的6.0%。在沃尔克的新货币管理下，利率飙升，经济陷入衰退，并在1982年将失业率推高至10.8%。在此后逾37年的时间里，失业率都没有再达到这一水平。
即使是弗里德曼本人也在逃避沃尔克，20世纪80年代初的惩罚性衰退本应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民主党提供了重申政治民主的价值和效用的机会。事实证明，弗里德曼几十年来推行的计划是一场灾难。
但到了1981年，弗里德曼35年对自由放任主义的狂热鼓吹建立了一个新的修辞现实。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上台，将巴里•戈德华特关于小政府的边缘思想推向了美国的权力中心。1980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播出了一档由弗里德曼编剧和旁白的节目《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讲述了自由市场的优点和政府干预不可避免的失败。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曝光度意义非凡，之前只有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肯尼迪的卡米洛时代重要人物）才能做到。弗里德曼的思想不仅主宰了美国的讲坛，还占据了公共电视的自由派阵地。
他的政治反对派也崩溃了。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这一民主党人提名沃尔克进入的美联储，推行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在初选中对阵卡特的失败，是以“伟大社会”为导向的老牌新政民主党（甚至肯尼迪也支持对航空和卡车运输业放松管制）的最后一搏。当杰西·杰克逊在1984年试图恢复旧的愿景时，普通民众不再感兴趣，杰克逊只能获得18%的选票。没有了华盛顿的政治庇护，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在学术界的地位变得古怪起来，他们要么为鲜为人知的左翼刊物撰稿，要么彻底改革他们的学术框架，以接受弗里德曼主义的核心原则，同时试图为偶发的令人尴尬的预算赤字腾出空间。
弗里德曼并不是单打独斗取得了这种智识上的胜利。他有整个学术和政治运动的支持，以及很多财力雄厚的赞助者。但他是这场运动在世界各地最突出的声音，他不仅为美国总统提供过咨询，还为智利的军事独裁者、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府以及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三个政党领导人提供过服务。弗里德曼从未对民主党产生好感，但当比尔·克林顿宣布“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推行平衡预算、自由贸易和放松金融管制的政策时，除了少数例外，他试图比共和党人更加“弗里德曼”。就这一转变，克林顿政府内部有过一场斗争，克林顿的许多老政治盟友都感到被背叛，但以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门生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为代表的弗里德曼派最终获胜。
尽管弗里德曼在学术上取得了全面胜利，但他2006年去世时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政策成就。沃尔克最终放弃了直接设定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尝试，此后没有任何一位美联储主席尝试这么做。即使在罗纳德·里根执政期间，政府的总体规模也没有真正减少。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差不多。它的目标只是简单地从社会福利转向了国防承包。
但整个政治阶层的理性假设已经变得弗里德曼式了。这就是拉里•萨默斯在金融危机前夕所说的“我们现在都是弗里德曼主义者”——每个人都把自由放任主义带来的社会利益视为理所当然，政治冲突主要围绕着该磨掉哪些边缘而展开。
2008年的金融危机本应摧毁这种想法。危机清楚表明，市场往往根本不服务于公众利益。但那些在奥巴马政府中登上权力宝座的民主党领导人，都是在弗里德曼思想霸权的鼎盛时期接受的教育。在民主党的高层中已经没有多少新政式的思想家了。奥巴马是美国总统中最严肃的一位，但他的知识分子圈长期以来一直在弗里德曼式的假设下工作，以至于他们无法适应现实，因为事实证明这些假设是不可信的。奥巴马最终将更多的政治精力投入到减少长期联邦预算赤字上，而不是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上。一个重拾政治民主的独特历史时刻变成了一个扭曲成本曲线的时代。
如果说奥巴马的总统任期揭示了民主党内部弗里德曼遗存的持久性，那么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则揭示了弗里德曼遗存在共和党内部的脆弱性。几乎每周，特朗普都会将弗里德曼世界观的神圣信条——从自由贸易到货币政策再到财政刺激——置于公开的言辞滥用之下。忠实的共和党员们也很受用。但特朗普的一些最重要的政策，包括对富人的大规模减税和大型银行放松监管法案，与上世纪80年代的弗里德曼主义完全一致。对于今天的共和党来说，弗里德曼的思想似乎只有在可以被用来在一个几乎完全由同一性怨愤构成的政治环境中迫害不良分子时才有价值——凯恩斯适合我（我被管理），弗里德曼适合你（你须竞争）。
尾声：接下来是什么？
预测共和党思想的未来走向就像估计一袋未点燃的烟花的爆炸半径一样难以实现。但是，无论共和党选择如何处理弗里德曼的灵魂，他的遗存的未来，或者说遗存消失，都取决于民主党。弗里德曼也许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美国右翼，但他的政治魅力却始终停留在左翼。他坚持认为，市场机制可以用来促进本质上进步的社会价值，这是普及一种世界观的关键，这种世界观最终不过是庆祝富人的政治统治。2021年，如果你能从消费者选择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共和党领导人会说服民主党人相信QAnon阵营真的支持“黑人性命亦珍贵”（Black Lives Matter）。
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贡献——认为价格的涨跌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彻底瓦解了。“不管人们公开承认与否，他的货币观点已不再被纳入严肃的分析和预测中，”专注于经济政策的智库Employment America的研究主管斯坎达•阿玛纳特(Skanda Amarnath)说，“在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大幅膨胀，这对通胀没有丝毫影响。财政政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弗里德曼只是忽视了这一点。”
如今，很少有严肃的经济学家接受弗里德曼在经济事实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强行区分。新学院的汉密尔顿说：“弗里德曼开发了一套不切实际的理论，忽视了如何利用经济实力来获取政治体系的要素，为上层人士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
几十年来，这种恶性循环一直在贬低美国民主。拜登是第一位不仅亵渎弗里德曼经济思想原则，而且亵渎其整个哲学中反民主含义的总统。他也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首位制定并公开支持为美国政府进行连贯辩护的民主党总统，将政府视为民主活力的表达。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愿景，得到了绝大多数美国公民的支持。除了弗里德曼，他什么都不怕。
文章来源：
Zachary D. Carter, The End of Friedmanomics, The New Republic, 17 June, 2021.
网络链接：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62623/milton-friedman-legacy-biden-government-spending
译者介绍：
熊伊君，中南大学英语专业本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研究生，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LL.M在读。认识你自己，因为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技术编辑：王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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