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政策的回归:西方能让俄罗斯变成世界舞台的弃儿吗?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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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政策的回归:
西方能让俄罗斯变成世界舞台的弃儿吗?
作者:伊沃·达尔德(Ivo H. Daalder)
译者:姚嘉源
法意导言
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对苏策略是长期奉行遏制政策,最终苏联于1991年崩溃解体。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的制裁层层加码升级,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复杂,“新冷战”的硝烟似乎已在乌克兰上空升起。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将如何应对乌克兰局势和处理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就此问题,前美国常驻北约代表、现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总裁伊沃·达尔德(Ivo H. Daalder)于2022年3月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文章《遏制政策的回归:西方如何战胜克里姆林宫》(The Return of Containment – How the West Can Prevail Against the Kremlin)。本文指出,当前北约采取的策略远无法应对局势的变化;强调西方国家应当共同行动,结合当前的新状况推行新的遏制政策:利用军事、经济和政治“三大支柱”形成合力对俄施压,最终逼迫俄罗斯发生内部改变。作者同时还指出中国地位的崛起不容忽视,推行新遏制政策也应关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
图为本文作者伊沃·达尔德(Ivo H. Daa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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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winglobal.org/twin-global/speakers/ambassador-ivo-daalder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并不令人惊讶。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去年秋天就已得知俄罗斯的计划,甚至向世界公开了克林姆林宫的计划。尽管如此,他们仍未能阻止俄罗斯对其弱邻的猛攻。倘若他们排除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援助,阻止一心想要控制邻国并颠覆后1990年代的欧洲安全秩序的俄罗斯将变得相当困难。
过去未能阻止俄罗斯行动的相同威胁手段——诸如严厉的制裁、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及扩大北约规模——现在也不太可能阻止俄罗斯改变计划。相反,美国及其民主盟友亟需开始寻求一种新的遏制战略,以增加俄罗斯付出的代价,并最终诱发内部政治变化以终结普京政权。
此种战略的纲要早已为人熟知,它最早由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乔治·F·凯南(George F. Kannan)于1940年代提出,并曾在本刊上刊文阐述相关观点。凯南指出,斯大林政权的多疑和不安对西方构成显著危险,因而需要强有力的反压。但凯南亦相信苏联是脆弱的,并正遭受内部矛盾的影响,这最终会导致联盟解体。遏制政策耗费了40年时间才取得成功,其间也包括许多美国犯下的不必要错误:包括发动越南战争以及支持暴力推翻数个政权。但此政策释放了苏联的内部力量并最终导致政权的终结。
回归强硬的遏制政策是当前西方的最佳选项。最基本的政策目标仍将与过去一样:压制俄罗斯的扩张主义、让俄罗斯付出实际代价并策动内部变化以带动普京和普京主义的最终溃败。当然,政策需要依据当前存在的现实状况加以调整,而非墨守二战结束时的情况。特别是,俄罗斯同强大且自信的中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应被积极关注。
然而俄罗斯并不是苏联——一个与美国几乎旗鼓相当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巨人。尽管俄罗斯仍保有核力量,但其军事能力仅仅是前苏联留下的残影,其经济规模比只有俄罗斯四分之一人口的加拿大还要小。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已经变得日益强大起来。美国拥有无人能敌的军事力量,且其经济规模相当于俄罗斯的13倍。在二战后被战祸和贫困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欧洲大陆,已经凝聚并成长为经济巨人;欧洲军队虽然缺乏资金,但拥有显著现代化的实力以对抗俄罗斯军队的扩张。因此,尽管当前的遏制政策无法取得快速成功,但其在接下来数月或数年的稳定推进,应该可以在接下来的5-10年内在俄罗斯国内引发必要的改变。
三大支柱
在21世纪有效的遏制政策应包括三大支柱:巩固美国的军事实力、使西方经济和俄罗斯脱钩,以及孤立俄罗斯。这三大支柱共同作用将稳步抬高俄罗斯继续实施扩张主义政策的成本,挑起内部对立和争论,并最终带来统治上的变化。更准确地说,这种变化必须由内部推动——尽管美国寻求普京主义的终结,但这只可能出现在俄罗斯人民认为时机已到时才会发生。恢复遏制政策也不会导致乌克兰战事的迅速结束,还需要更多措施配合: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以利乌克兰在遭俄罗斯占领部分或全部地区时实施自卫和抵抗;同时也应实施大规模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帮助被围困和被迫逃离的民众。
尽管美国以及其他北欧成员国仍保有强大的军队,但是二十年来欧洲的低投入加上美军在中东和阿富汗的军事参与,已经导致北约在重回强硬的威慑态势上极度缺乏准备。白俄罗斯军队服从俄罗斯的指挥以及对乌克兰的入侵,标志着新前线正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铺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罗马尼亚等国的东界已成为北约的新东翼。因此,北约需要迅速行动以保卫这条新的前线。
西方联盟已经采取措施增强在东欧的威慑力,但有关措施远难以满足局势的要求。美国已经倍增了驻扎在波兰的地面军事力量,规模达至9000人,并派遣空军和海军增援部队到其他国家。法国、德国以及英国增强了其在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存在。北约首次启用了40000人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但当前计划并不包括对整个部队的总动员。尽管这些初步措施已经增强了2014俄罗斯首次对乌行动之后于东部部署的部队,但他们仅仅是个绊网部队:倘若俄罗斯攻击北约领土,其无法提供强有力的防御。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必要从根本上反思北约前沿部队的态势。北约需要部署数以万计的部队,而非时下已承诺的数千人。最紧迫的要求是在波兰东部和立陶宛南部部署2-3个战斗旅以守卫苏瓦乌基缺口(Suwalki Gap),即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到白俄罗斯之间的60英里的地带。如果俄罗斯或白俄罗斯的部队把这缺口地带连接起来,则波罗的海国家与北欧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将被切断。
为在东方的长期军事存在做准备,还要求重点投资包括港口、铁路线、机场、道路、供给设施以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以提升北约快速调动其部队增援的能力。此外,考虑到普京威胁使用核武器,加之在加里宁格勒、俄罗斯西部甚至白俄罗斯部署的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北约也需要考虑其核态势是否充分。
凡此种种皆不是说北约需要为战争做准备。关键在于,与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之前相比,当前的威慑需要更强的可见度和前方存在(forward presence)。无论普京对于强行改变后1900年代的欧洲安全秩序有何种想法,北约都需要明确普京不能成功。这需要在东方有强大的威慑力量存在,并作出长期增加开支的重要承诺。德国关于立即投入1000亿欧元并在未来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开支的决定,实乃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大步。
超越军事威慑
虽然提升军事力量是威慑的核心要求,但仅靠军事威慑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武装力量的前沿部署将在实施之初导致欧洲的进一步分裂,且会令乌克兰、高加索地区乃至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都置于普京的控制之下。西方无法接受铁幕在欧洲的重新降临。这就是为什么新的遏制政策还需要包括经济脱钩和政治孤立——这些措施的意图是拉高俄罗斯付出的代价,并迫使其产生内部变化。
美国及其盟友宣布的制裁措施是重要的一步。俄罗斯的金融和信贷支持已被切断,技术出口限制则将沉重打击对俄出口。同时,针对普京及其亲信和密友的制裁将使其被孤立在俄罗斯的乡间别墅之中,无法在圣特罗佩的游艇上或伦敦的联体别墅中游玩。尽管不少人批评有关制裁措施来得太少太晚,以为制裁措施的目的是阻止俄罗斯的军事推进。但这永远不可能发生,相反,制裁措施旨在数月或数年之内提高俄罗斯付出的代价以迫使其改变行为。
对俄制裁的有效性由两大因素决定。其一,发挥制裁的效果需要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拜登政府与欧洲各国步调一致的行动是正确的,同时拜登政府在过去数月间始终在采取外交活动,以推动尽可能大规模的制裁。美国宣布的一系列制裁措施或许能让美国人感觉良好,但除非其他国家愿意跟进,其效果仍将有限。伊朗的例证就表明,2010年起对伊朗的联手制裁促成了真正的核协议的诞生,而2018年起来自美国的单方最大压力反促使伊朗加速其核计划。
其二,能源乃是关键所在。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曾对俄罗斯给出令人难忘的描述:“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但俄罗斯是一个很大的加油站,尤其是对欧洲而言,其40%的天然气均源自俄罗斯。部分国家,诸如捷克、匈牙利和拉脱维亚的气热与电力供给几乎完全依赖俄罗斯进口。尽管限制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将打击高度依靠矿物燃料出口的俄罗斯经济,但此种限制亦会对欧洲产生严重损害。由此可见,真正的脱钩需要耗费数年,而非寥寥数周或数月时间,因为欧洲需要找到替代的天然气来源并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这也是欧洲应对气候变化承诺的一部分。
除了军事增强和经济脱钩之外,俄罗斯还应在政治上被孤立。俄罗斯的无端攻击构成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并背离了其不以武力改变边境的承诺——莫斯科曾在欧洲安全相关声明中多次重申这一承诺,包括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Helsinki Final Act)、1990年《新欧洲巴黎宪章》(Charter of Paris)与2010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阿斯塔纳宣言》(Astana OSCE Declaration)。俄罗斯曾在1994年作出的明确保证尊重乌克兰的边界和领土完整以换取基辅放核武器的承诺,但其现在显然违反了这一保证。对普京政权来说,不可能再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福特于1975年8月1日在赫尔辛基会面。当日,来自东西阵营的37国代表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
图片来源:https://www.osce.org/secretariat/5015
当然,外交渠道仍应同冷战时期一样保持畅通。但是俄罗斯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正常往来必须被终结。国际奥委会关于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的提议是正确的,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禁止俄罗斯足球队参与世界杯和欧锦赛的决定亦是如此。无论如何,孤立都必须远远拓展到体育的范围之外。二十国集团中没有俄罗斯的一席之地,欧洲各国领导人在俄乌冲突前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也应该停下。除了俄罗斯完全和无条件地从乌克兰全境——包括其2014年起占领和吞并的领土——撤出之外,没有任何可协商的余地。这包括暂停与俄罗斯建立可预期且稳定关系的战略稳定对话。只要普京当权就不可能达成这种关系。一如拜登总统所说,“我们定会让普京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弃儿。”
与此同时,就如冷战时期一样,需要协调一致的努力让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参与进来。近期在五十余座城市爆发的示威活动足可证明反战浪潮已出乎意料地波及俄罗斯全境。随着俄罗斯士兵被装运在裹尸袋内运回国内和制裁的生效,反战浪潮势必会增长。俄罗斯民众将需要获取准确的信息,而西方各国政府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互联网和广播宣发有关信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应当继续保持下去。美国政府曾为异见人士敞开国门,现可再度打开。
更新战略剧本
为取得成功,新的遏制政策必须得到包括欧洲、北美和亚洲在内的整个西方联盟的拥护。同苏联一样,俄罗斯亦热衷于利用民主国家内部和彼此之间的矛盾: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干预选举并支持欧洲等地的极右政治势力,还利用贿赂与西方对能源的依赖分化欧洲。普京认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四年任内在北约内部制造的分裂对立,以及嗣后在阿富汗问题和在向澳大利亚出售潜艇上的分歧,都表明了西方的软弱与割裂。现在可能正是他认为应该出手打击的时机了。
普京错了。西方在其反应中表现得相当团结一致,甚至在俄罗斯攻击之前就已经在内外部巩固了团结。拜登政府或许从阿富汗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通过共享信息、密切磋商以及展示强大坚实的领导能力,出色地将盟友团结在一起。这些工作有了显著的成效:实现了强硬的制裁、增强了威慑力量乃至对乌克兰的全面政治声援。
为维护此种团结,再次成为西方领导者的美国需要认真听取盟友的意见且愿意改变行事方式,以确保全体成员皆得参与其中。有时内部分歧会让人质疑联盟的稳固性。纵观整个冷战时期,除了最重要的时刻之外,北约似乎一直陷于危机之中。
冷战时期同当下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地位的改变。遏制俄罗斯需要重点关注中国。增加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力的手段之一是增强亚洲、欧洲与北美的民主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联系。例如扩大版的七国集团可以接纳澳大利亚、韩国以及欧盟和北欧首脑的参与。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将制定共同的政略和政策。
2月24日是历史的转折点。西方的民主大国再次被呼吁去捍卫被暴力连根拔起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幸运的是,西方大国天生就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这足以遏制俄罗斯。唯一的真正问题是其是否有意愿和有决心共同行动。
文章来源:
Ivo H. Daalder, The Return of Containment – How the West Can Prevail Against the Kreml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2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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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姚嘉源,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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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编辑:王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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