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挽救“消失的中产阶级”？一道突破传统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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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文章网站截图

图片来源：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163660X.2023.2192137

走向生产主义

作者：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译者：邱邵文

法意导言

本文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为2023年5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讨会准备的草稿，题为《走向生产主义》（on productivism）。本文延续了作者已有的努力，强调“生产主义”作为解决当今美国政治经济问题的良方。鉴于美国当前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刘易斯口中的“二元经济结构”，传统的经济学范式——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都显得捉襟见肘。作者指出，只有通过把政策重点转向生产部门，集中于对生产领域的直接干预，扩大中等技能工作的供应，才能够解决当下的经济问题。作者随后回应了对产业政策的传统质疑，并论证了新的经济方法可以超越传统的意识形态界限，成为一种新的共识。但同时，作者也反对将生产主义乃至任何新的思路作为某种僵化的范式加以使用，而提倡一种不断演变以适应现实的经济政策的思路。

图为本文作者丹尼·罗德里克

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images/search?q=Dani+Rodrik&form=HDRSC2&first=1

今天，我们正处于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的过程中；不过，对于什么将取代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可能会带着复杂的感情去面对一个固化的新范式的缺失。一方面，我们当然不需要另一种“正统的”经济学，来为环境和需求非常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的千篇一律的解决方案和现成的蓝图。另一方面，经济政策需要以一个整体的充满活力的愿景为指导。如果以历史为鉴，“新自由主义”衰落留下的真空将很快被一种新的范式所填补——而且这种范式对不同国家国情的适应性越强，效果就越好。

这篇文章将给出一种我称之为“生产主义”的方法。这是一种优先将生产性经济机会传播到所有经济区域和劳动力部门的方法。它与之前新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让政府（和市民社会）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不太相信市场，对大公司心存疑虑。它强调生产和投资而非金融，强调振兴民族国家而非全球化。它也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这是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的范式）不同，因为它更少地关注再分配、社会转移和宏观经济管理，而更多地关注通过在供给侧为每个人创造良好的、生产性的工作来创造经济机会。生产主义对技术官僚（technocrats）表现出更大的怀疑，并在经济领域对民粹主义表现出更少的本能敌意，这使得它与其两个前身都有所不同。

我们的核心经济问题——贫困、不平等、排他性和不安全——有许多根源。但是，作为企业就业、投资和创新决策的直接副产品，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被不断复制和强化。用经济学家的话说，这些决策对社会来说充满了外部性。也就是说，它们的后果会溢出到许多人、公司和经济的其他部分。其中一些外部性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充分承认。来自科研部门和创新的溢出效应构成了税收抵免和其他公共补贴的基础，环境外部性和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则构成了环境监管的基础。

但在当今世界，这些外部性更为广泛：“好工作”（good jobs）也具有外部性。一份“好工作”是通往中产阶级的途径。这些工作带来足够高的收入，允许人们保持合理的生活水平，享有一定的安全和储蓄，提供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工作条件，并允许一定的职业发展。创造“好工作”的公司为整个经济的活力做出了贡献。相反，好工作的短缺会带来社会、政治和经济成本。社会后果可能以家庭破裂、药物滥用、成瘾和犯罪的形式出现。两极分化、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和移民、对政府和专家群体的信任下降等政治弊病也会随之而来。“坏工作”的盛行也是二元经济结构（economic dualism）本身的症状，它造成了自身的低效率：生产技术仍然局限在少数公司中，无法在经济的其他部门和劳动力中传播。

企业在雇佣多少工人、支付多少工资、采用何种技术以及如何组织工作等方面的决定，不仅会影响企业的生产，还会影响潜在员工及其所在的共同体的生活机会。当一家公司决定将生产线自动化或将部分生产外包给另一个国家时，社会可能会遭受长期损害，而这种损害并没有被其管理层或股东“内部化”。

我们可以用“外部性”或者“协调失败”来描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阻碍了为实现广泛繁荣而能够采取的补充行动（在培训、技术采用、投资决策方面的行动）。这澄清了生产主义首先是关于生产力的，而不是关于再分配或社会/劳工标准。但生产主义并没有假设生产力本身具有涓滴效应，而是旨在通过直接扩大获得生产性就业机会的途径，提高社会所有部门的福祉。

我首先将发达经济体的当代劳动力市场问题与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的文献联系起来。接下来，我将强调新挑战的性质，以及为什么既定的增长模式和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需要更新。然后，我描述了应对这些挑战所需的新产业政策模式，以及我们的政府是否能够应对这些挑战的问题。在倒数第二节中，我将讨论新的战略如何得到政治光谱两端的政党的支持。在文章的结尾，我对新范式的使用提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要点。

图为作者发表在Project Syndicate上的与生产主义有关的文章

图片来源：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will-productivism-supersede-neoliberalism-by-dani-rodrik-2022-08

老问题，新背景

如何克服“生产性的二元结构”（productive dualism）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经济挑战。二元经济结构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它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也越来越适用于发达经济体。创立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指出，贫穷国家的经济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使用先进技术的规模较小的“现代”部门，另一个是规模大得多、生产率极低的“传统”部门。长期以来，二元结构一直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标志性特征；与之相对，在发达国家中，前沿技术和高生产率在整个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标志着发展经济学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特分支。相应地，发展性政策的任务就变成了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以克服生产性的二元结构在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机会方面所造成的广泛差距。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可能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差别，但这些差别早已不复存在。

制造业一直是克服二元结构的传统载体：随着工人被更有生产力的制造业行业所吸纳，工资上涨，经济的整体生产率提高。但由于自动化和其他节省劳动力的创新，无论是发展中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制造业都失去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能力。即使在韩国和德国等工业部门保持强劲的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也在萎缩。制造业技术的变化使得低收入国家如果不使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就很难在制造业中成功竞争；而这些高新技术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基本要素禀赋，也无法吸收足够数量的劳动力。

生产性的二元结构正在成为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征，需要直接从发展政策的工具箱中拿出补救措施。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消失的中产阶级》（The Vanishing Middle Class: Prejudice and Power in a Dual Economy）的书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历史学家彼得·特明（Peter Temin）指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与美国现实的相关性越来越大。去工业化、全球化、有利于专业人士和资本家的新技术，以及对劳动力保护的下降，这些力量的综合作用确实在经济发展的赢家和输家之间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差距。经济中贫穷和富裕部分之间的融合被遏制，劳动力市场在受过高等教育和未接受足够教育的工人之间日益两极化，地区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欧洲，由于更强大的福利国家，不平等的加剧没有那么明显，但同样的力量也发挥作用。生产力最高的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而中产阶级却在缩小。地区差异也是如此。

因此，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现在正在努力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发展政策制定的问题：如何吸引投资、创造就业、提高技能、刺激创业精神、增加获得信贷和技术的机会——简而言之，如何缩小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与经济中更先进、生产率更高的部分之间的差距。如果好工作消失了，那么生产性就业就会变得稀缺，犯罪和吸毒等社会问题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方面，政府官员与各社会团体和商界之间的信任度很低；另一方面，对发展经济学家来说，这些问题看起来令人不安地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少数种族或民族、新移民或低教育程度的工人必须克服的障碍成为了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发达国家的落后地区本可以有机会获得多得多的金融资源。在美国，国家和地方政府花费了数百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和其他补贴来吸引大公司（这些钱的效率很低）。但美国的官员通常在结构化的官僚主义的限制下运作，这对贫穷国家的官员来说是熟悉的。他们缺乏关于最重要的机会和瓶颈在哪里的必要信息，受制于狭隘的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和游说。而他们需要调动的能力（即使存在），也分散在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的广泛的公共和私人组织中。

传统的模型为何不适用？

为了了解生产主义与其他方法的不同之处，有必要借助一个矩阵来考虑我们的政策选择，该矩阵将实现繁荣和不平等的不同类型的方法进行了分类（图1）。首先，我将政策分为生产前、生产中和生产后阶段的干预。就我的目的而言，这是一种比更传统的预分配/再分配划分更好的政策分类。因为它把预分配类别进一步划分为两个维度：影响人们的市场禀赋的政策（如教育）和直接影响生产、就业和投资决策的政策（如产业政策或劳动力市场法规）。其次，我将干预措施分为旨在纠正收入分配底层、中层或顶层不平等的干预措施。例如，最低工资针对的是穷人的收入，而财产税针对的是最顶层的人。

图1：促进繁荣和解决不平等的措施的类型学

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主要在第一列和第三列中运作：它针对的是工人在加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教育和其他禀赋，以及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政策进行的事后再分配（图2）。政府的作用是资助教育，实施累进税收制，并提供针对特殊风险（如失业、疾病和残疾）的社会保险。它的假设是，所有受过足够教育和有足够技能的人都能获得良好的/中产阶级的工作。

图2：福利国家模式

传统的增长战略则侧重于经济中最具生产力的部门，干预措施都发生在矩阵中的第三行（图3）。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创新体系、知识产权规则、适当的监管结构以及出口和创新激励措施。这一增长模式假设是，高增长最终会使得所有人都变好，被甩在后面的经济部门会非常少。 

图3：传统增长模式

当技术和全球化等长期趋势导致良好的/中产阶级工作岗位不足时，这两种策略都不太管用。经济不安全、不平等和低生产率（除了那些最顶层的人）是当今的结构性问题。技术和全球化的长期趋势正在挖空社会中间阶层的就业分布。这些趋势的表现形式是，在大城市中心之外，糟糕的工作不能提供稳定、足够的薪酬和职业发展，劳动力市场长期低迷。这些问题需要一种不同的策略，用以直接解决创造好工作的问题。重点必须转向企业，帮助它们内部化其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溢出效应。因此，生产部门必须成为这一战略的核心。这要求以矩阵最中间的单元为目标，集中于对生产领域的直接干预，目标是扩大中等技能工作的供应（图4）。

图4：生产主义模式

简单来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生产的东西、我们生产的方式、以及谁在生产过程的决定中有发言权。这不仅需要新的政策，还需要重新配置现有的政策。我将在下面详细说明其中的一些做法，在这里我先提供一个简略的概述。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针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双方制定新的协调政策，将技能培训计划与对企业的支持结合起来。好的工作需要好的公司，反之亦然。旨在提高技能和就业能力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必须扩大，这些政策要更多地惠及以创造好工作为目标的公司。目前以税收优惠和投资补贴为中心的产业和区域政策必须被定制化的商业服务和便利设施所取代，以促进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必须重新设计国家创新体系，使对新技术的投资朝着更有利于就业的方向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如《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必须明确地与落后地区创造就业的计划联系起来。认识到未来的繁荣将更多地依赖于服务业和中小企业，产业政策的重点将不得不从制造业和“国家冠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s）转移开来。

一个新的经济秩序需要私人公司与政府当局之间有明确的谈判条件。为了获取利润，企业需要可靠和熟练的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供应商和合作者的生态系统、容易获得的技术以及健全的合同和产权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公共和集体行动提供的，这是政府一方的筹码。反过来，政府需要企业在做出劳动、投资和创新决策时，将它们产生的各种外部性内部化。因此，企业也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不是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是作为明确的监管和治理框架的一部分。

从这些角度审视我们的政策挑战能清楚地表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传统分野已不再有意义。更快的经济增长要求新技术和生产机会在较小的公司和更广泛的劳动力群体中传播，而不是局限于精英阶层的一小部分。通过更好的就业前景来减少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比仅通过财政再分配更有效。经济增长和社会议程日益趋于一致。

新型产业政策

如果生产主义要取得成功，它就必须从过去政策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并适应根本的新挑战。旨在重塑经济结构的国家干预——所谓的“产业政策”——传统上被认为是无效的，并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掌握。俗话说：“政府不能挑选赢家。”事实上，这些批评大多言过其实了。虽然有明显的失败，但最近的系统研究发现，在发展滞后的地区鼓励投资和创造就业的产业政策往往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好成绩。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惊人的高科技成功背后（包括互联网和GPS）都少不了政府的身影。对每一个失败索林卓（Solyndra）来说，都会有一个成功的特斯拉。前者在5亿美元的政府贷款担保后失败了，而后者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电动电池和汽车制造商，在其发展的关键阶段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当然，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最有效的产业政策是那些需要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之间密切合作互动的政策。通过这些政策，企业获得关键的公共投入——财政支持、熟练工人或技术援助——作为实现投资和就业方面的软目标和不断变化的政府目标的回报。无论是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指导重大的国家技术努力方面，这种产业政策都可能比无限制的补贴或税收优惠有效得多。

生产主义注重提高社会各阶层和各地区的生产能力。虽然传统形式的社会援助（特别是更好地获得教育和保健）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帮助，但将人们与生产性的就业机会联系起来，需要采取更多的干预措施。这需要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有所改善。政策必须直接鼓励为受教育程度较低、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的数量和质量，让他们能够较好地生活。

未来，这些工作岗位的大部分将不再来自制造业，而是来自医疗、长期护理和零售等服务业。在美国，目前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工人在制造业工作。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私营部门几乎所有新增的净就业岗位都发生在服务业部门。即使政策成功地让制造业和供应链回流，对就业的影响可能仍然有限。韩国和台湾等东亚制造业超级明星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这两个经济体成功地迅速提高了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按不变价格计算），但它们的制造业就业比例却在稳步下降。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美国的很多政策努力都集中在促进高科技制造业。最近的例子是美国国会通过的CHIPS法案，为半导体和相关制造业提供了520亿美元的资金。该倡议旨在与中国对抗，并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不幸的是，即使第一个目标实现了，第二个目标可能仍然难以实现。专注于与中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战略在促进就业方面不会非常有效。对绿色技术的补贴的评价也是类似的，这是拜登总统签署的所谓《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的核心组成部分。毫无疑问，绿色转型是新范式需要解决的紧迫优先事项。但在这方面，政府也不能一石二鸟。针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不能替代创造好工作政策，反之亦然。支撑中产阶级并在全社会广泛传播技术的好处，需要一个明确的好工作战略。

政府有这个能力吗？

几乎所有人都怀疑政府领导和实现积极变革的能力。对许多人来说，“有效的政府行动”是一个矛盾的说法。考虑到当代美国的政治状况，这样的怀疑可能是有道理的。威权主义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它们相互作用并相互加强——已经侵入了我们的公共领域，损害了我们针对共同问题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

此外，人们对与行政能力有关的政府行为存在长期的担忧。这种观点认为，政府不具备在经济中实现积极结构性变革所需的信息和能力。给他们太多权力，他们就会把资源引向错误的地方，变成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论点，也是其吸引力的关键来源。如果想要抓住人们的想象力并取得成功，任何关于经济政策的后续叙述——尤其是生产主义——都必须驳倒这一论点。

实际上，政府的能力不是继承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确定了适当的优先事项，它们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动态变化，这是经验、学习和与私营企业建立信任的结果。对于政府官员来说，相关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有能力吗？”而是“我们是否有正确的优先事项和正确的治理模式？”。

怀疑论者可能会说，这一切在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在实践中是无法实现的。环顾四周，从地方和国家到全球层面，公共治理似乎都在失败。事实上，正如查尔斯·萨贝尔和大卫·维克多在他们的书中指出的那样，有效的治理模式已经存在，并且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实摆在那里，是我们的理论落后了。萨贝尔和维克多关注的是气候变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政策挑战，也是一个治理加倍困难的领域：法规不仅必须在国家层面有效，而且还必须在具有不同利益和情况的国家之间进行全球谈判。他们以《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为例进行论证。该议定书于1987年首次谈判，在遏制臭氧消耗物质方面取得了成功，目前臭氧层正朝着全面恢复的方向发展。

臭氧层和气候变化的挑战从一开始看起来是相似的，在科学和技术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也有很大的差异。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是第一个全球气候协议，实际上它以《蒙特利尔议定书》为范本。这两个全球机制一开始都是非常“单薄”的机制，只是在特定日期前做出了广泛的减排承诺（前者是臭氧消耗物质，后者是温室气体），但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可操作的内容。

但它们的后续发展非常不同。《蒙特利尔议定书》让企业和政府合作解决具体技术问题，取得了稳步进展；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全球谈判中陷入停滞。萨贝尔和维克多指出，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蒙特利尔议定书》成立了部门委员会，促使臭氧消耗物质排放企业与国家监管机构和科学家一起寻找技术上的替代方案。这些小组一开始规模很小，数量很少，但随着知识的积累、能力的获得和各方之间信任的建立而扩大。部门委员会的优点是，实际解决问题的工作交给了当地行动者，即拥有必要技术知识的公司。当创新停滞时，目标被重新设定。

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基层创新和高层目标设定的良性循环。相比之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公司与监管机构保持一定距离，因为担心后者会掌握整个过程。这反而使利益冲突根深蒂固，导致创新不足。

《蒙特利尔议定书》并不是两位作者所说的“实验性治理”（experimental governance）的唯一成功案例。他们详细讨论了范围广泛的国家层次和地方层次的项目，从美国能源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Energy, ARPA-E）到爱尔兰农业污染控制。在每一种情况下，治理都围绕着与更高层次目标设置相结合的基层实验。从这些合作中产生的成功实践随后通过传播和标准制定被常规化。

这些例子也不局限于环境政策。美国能源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运作是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为蓝本的，后者推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里程碑式的创新，如互联网和GPS。在地方层面，最成功的振兴社区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举措采取的是公私合作的形式，将培训项目、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官员聚集在一起，以创造经济机会的新途径。有效的国家产业政策采取了类似的跨部门协作方法。

正如萨贝尔和维克多所解释的那样，在所有这些领域的一般策略都是从雄心勃勃、有点不明确的目标开始的。项目负责人必须承认这种深度的不确定性，因此可能会出现错误或走偏。必须激励拥有最详细和准确信息的参与者（通常是公司）以寻找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公共机构必须提供某种“棍子”（监管的威胁）和“激励”（公众投入）的组合。确定节点和有效监测是允许重新评估和修改的关键。当解决方案出现时，它们以适用于所有人的标准或规则的形式普遍化。创新是关键，因为只有通过提高生产率的创新，才能实现更高的标准（更清洁的环境、更好的工作）。

这种政策制定与主导当今思维的传统方法有很大不同。从它的角度来看，国家与市场的二分法不再有意义，也无关紧要。国家和市场是互补品，而不是替代品。经济学家标准的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模型变得毫无用处。

图为《蒙特利尔议定书》示意图

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images/search?q=Montreal+Protocol&form=BESBTB&ensearch=1&first=1

超越意识形态的范式

如果生产主义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超越过去陈旧的意识形态。只有当其所谓的反对者开始通过它的镜头看世界时，新的经济范式才算真正建立起来。在鼎盛时期，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得到了保守派政客和左翼自由主义者的共同支持。例如，在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完全接受了其基本原则——监管市场、再分配、社会保险和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并致力于扩大社会福利计划，加强工作场所和环境监管。

这与新自由主义类似。它的推动力来自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如弗里德曼、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他们都是市场的推崇者。但如果这种范式最终占据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克林顿和布莱尔等中左翼领导人，他们将其亲市场议程的大部分内容内在化了。这些领导人推动放松管制、金融化和超全球化，同时口头上表示要改善随之而来的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

与以前的范式一样，生产主义最终将不得不从政治光谱的两端获得支持。目前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两极分化使得这样的结果看起来很奇怪。然而，事实上有趋同的迹象。

我们在拜登政府的叙述中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元素，至少在它的一些政策中是如此。全面推行产业政策以促进绿色转型、重建国内供应链、刺激良好就业，指责企业利润是通胀背后的部分罪魁祸首，以及（到目前为止）拒绝撤销特朗普推动的对中国商品的关税，都是一些例子。当奥巴马政府最资深的经济学家、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推崇“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从美国盟友那里采购物资）胜过世界贸易组织时，我们就可以知道知道我们已经身处一个不同的世界。

但在政治右翼中也存在许多类似的派别。对中国崛起感到震惊的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共同推动积极的投资和创新政策，以提振美国制造业。过去（可能也是未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曾慷慨激昂地呼吁制定产业政策——促进对小企业以及制造业和高科技部门的金融、营销和技术援助。卢比奥说：“在市场最有效的结果是对我们的人民不利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以促进共同利益。”

左翼进步人士对此表示非常赞同。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设计师罗伯特·莱特希泽在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的强硬策略同样赢得了许多左翼支持者。进步人士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库特纳认为，莱特希泽在贸易、产业政策和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观点“更像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党人的观点”。

以里根的首席顾问、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威廉·尼斯卡宁的名字命名的尼斯卡宁中心（Niskanen Center）已经将“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即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作为其主要支柱之一，强调其对健康经济的重要性。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的顾问和市场促进机构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的前高级研究员奥伦·卡斯是金融化资本主义的批评者，支持供应链回流和对当地社区的投资。帕特里克·迪宁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知识分子之一，他谈到了“亲工人政策”和“通过政府政策鼓励国内生产”的重要性。最近，《纽约时报》作家埃兹拉·克莱因在闻及迪宁讨论经济政策时感动地说：“对我来说，有趣的是，他们似乎和现在的民主党很像。”

在促进地方企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公私伙伴关系的实际工作中，实用主义可以压倒政治党派偏见。这是詹姆斯和德博拉·法洛斯夫妇乘坐单引擎飞机环游美国，研究当地经济发展经验后得出的结论。面对经济衰退和失业的挑战，当地政客与社区团体、企业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参与了广泛的政策实验——在许多情况下，无论他们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还是无党派人士，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肯定的是，两党在堕胎权、种族和性别等社会和文化问题上仍然存在深刻分歧。包括卢比奥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还没有放弃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效忠，特朗普仍然威胁着美国的民主。而且，保守派和进步派都支持的“新”产业政策可能会失败或变成过去的旧政策，这种危险总是存在的。

不管它是否误入歧途，有迹象表明，经济政策正在发生重大的重新定位——植根于生产、工作和地方主义，而不是金融、消费主义和全球主义。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新的范式，同时抓住政治光谱两端的想象力。

图为尼斯卡宁中心

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images/search?q=Montreal+Protocol&form=BESBTB&ensearch=1&first=1

一个警告：警惕经济学家的范式

我们以前所有的政策范式——无论是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正统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有重要的盲点，它们被视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适用的普遍方案。不可避免的是，它们为我们思考经济治理方式所带来的创新被这些盲点所掩盖。结果是，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人们在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之间来回摇摆。

经济学中任何政策问题的答案都是“视情况而定”的。这似乎会让经济学变得无用和无关紧要。但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经济分析和证据来填补它所依赖的细节。真正有用的经济学的关键词是偶然性、情境性和非普遍性。经济学告诉我们，财政政策可以积极也可以消极。这是一个政府应该干预供应链的时代，也是一个政府应该让市场自行发展的时代。税收有时应该很高，有时则应该很低。贸易在某些领域应当更加自由，在其他领域则更加规范。将不同的现实环境与不同类型干预的可取性之间的联系映射出来，这就是优秀经济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当下，我们的社会面临着重大挑战，需要新的经济学方法和重大的政策试验。但那些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或积极试图发展一种范式——的人，应该感到警觉。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创造一个僵化的愿景，而是学习如何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机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紧急情况。最终，我们的经济需要的是合理的想法，而不一定是一个新的范式。

当任何一套想法成为传统智慧时，它就充满了一刀切的概括和老生常谈，这些肯定是无益和误导的。生产主义也许是应对当今挑战的正确方法。然而，越是成功，它与未来挑战的相关性就越小。

文章来源：

On Productionism

2023.03

网络链接：

https://drodrik.scholar.harvard.edu/publications/productivism

 ·译者介绍 · 

邱劭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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