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三线建设档案在服务史学研究、开展党性教育、服务党政决策、促进科技创新、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开发利用三线建设档案资源是实现其价值的根本途径，但档案资源分散、开发主体单一、开发方式传统、利用渠道狭窄等现实困境，制约了三线建设档案资源价值的挖掘，影响了社会日益多元化需求的满足。新时代下三线建设档案开发可以从更新开发理念、整合档案资源、协同开发主体、创新开发手段等方面入手，推进档案开发利用工作转型升级，更好地发挥档案价值，服务社会。[关键词]三线建设档案；档案价值；档案资源开发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攀西地区三线建设档案保护模式和机制研究”（SC20B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莫家莉，攀枝花学院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档案管理。史仕新，内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二级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号召“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反复强调“用好红色资源”“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1]。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对三线建设作出重要评价，指示“用好三线建设宝贵财富”[2]（P.2）。三线建设档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规模空前的经济建设运动的历史见证，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奋进的历程，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积淀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具有独特的多元价值。用好用活三线建设档案，对于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时代发展内生动力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近40年来，研究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展开三线建设研究，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档案学角度研究三线建设的较少。笔者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人大复印资料、维普期刊等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仅得到相关文献十几篇，内容多为三线建设档案征集报道。2015年以来，研究者逐渐关注三线建设档案的开发意义（沈庭燕，2016）、保护（冯明，2020）、口述史料采集整理（吴静，2015）等问题，但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者呼吁档案机构要与时俱进，尽可能整理公布三线建设档案资料的呼声越来越高[3]（P.156-170）。本研究在阐释三线建设档案多元价值的基础上，从档案资源开发的客体、主体、方式等视角剖析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现实困境，提出新时代下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工作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以期为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三线建设档案是指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1964-1980），相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展的以国防工作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三线建设规模宏大，涉及项目众多，其档案来源于交通、邮电、能源、原材料、国防科技、机械、轻纺等领域，具有独特的多元价值。三线建设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部署。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三线建设。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三线建设主张，周恩来牵头，李富春主持，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人多次视察三线建设重点项目现场，推进建设进程[4]（P.26）。三线建设贯穿3个“五年规划”，横跨13个省和自治区，累计投资2052.68亿元，约占全国同期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在党中央“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参与建设，先后建成1100多个钢铁、能源、交通、机械、电子及国防科技等重大项目。三线建设改善了中国生产力布局，优化了工业结构，增强了经济和国防实力，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4]（P.1）。三线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因其保密性质、建设贯穿整个“文革”时期、资料散失严重等诸多原因，三线建设状况鲜为人知。“文革”结束后，随着三线建设档案资料的解密，三线建设研究浮出水面。档案作为原始记录，对历史面貌的还原起到了直接的凭证作用。三线建设档案真实记录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捍卫国家主权，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经济史、中国工业经济史、区域经济、国防工业等领域的第一手资料。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5]。三线建设档案是国家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构建国家记忆的重要资源，在国家记忆的保存、传递和构建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呈现三线建设历史概貌，也能正本清源，有效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5]，而“我们的初心、真理就蕴含在这些档案之中。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对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6]。三线建设档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记载，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协作、自力更生、砥砺奋进，创造在软地基上建成葛洲坝水电站、在“地质禁区”修建成昆铁路、自主研制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等一个个奇迹；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全国一盘棋”，调集国家有限的建设资金、物资和施工力量，抢时间、争速度，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迅速在中国腹地建成一大批实力雄厚的产业基地；凝聚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1991年4月，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到四川视察了攀枝花钢铁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和西南物理研究院等三线建设重点工程，肯定了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时隔两年后题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2]（P.402）。三线建设档案凝聚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奉献牺牲、开拓进取的精神品质，集中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能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丰厚滋养，是开展党性教育的绝佳素材。挖掘三线建设档案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开发具有感染力、创造力的三线文化精品，有利于弘扬“三线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坚定制度自信，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为应对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和调整国内工业不合理布局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初步繁荣，初步改变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可谓是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党中央一直重视西部地区发展问题，注意处理东、西部发展关系。1999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202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当下中国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出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7]，作出推进西部大开发、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决策部署，与三线建设有着相似的决策背景和初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8]，而“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务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9]。档案具有资政价值，凝聚着历史经验，蕴藏着社会发展的规律，有效开发利用历史档案，能“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三线建设档案承载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西部大开发的经验和教训，记录了西部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信息和知识。开发利用三线建设档案，从纵向发展方向进行思考，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形成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为事关西部地区发展大局的中心工作、民生问题、社会热点问题研究提供原始依据，为认识和把握相关事物发展规律提供条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性；通过撰写档案资政报告等形式，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资政服务，助力西部地区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形成，推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三线建设是一次大规模技术转移的工业扩展运动，通过“移植”“嫁接”“培育”等产业技术转移模式[10]（P.83-87），建成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三线建设档案特别是科技档案记录了冶金、机械、化工、能源、电子、兵器、航空、船舶、核工业、交通等领域的工程建设、生产技术、产品专利、工艺流程、质量管理等方面的水平和能力。目前，大批三线建设项目仍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三线建设重点项目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中国新型战略核武器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生产的高铁轨道占全国投运的70%，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执行的发射数量占全国航天发射总量的45%。这些三线建设项目的管理、维护、改建、扩建、功能变更等问题以三线建设档案作为客观分析的依据和凭证。“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11]。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建立于以往知识的继承和积累之上，而档案的知识属性使之成为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12]（P.20）。三线建设档案中有数量庞大的科技类档案，科技知识含量高，是较之其他科技文献资料更真实、更可靠的参考和凭证。1985年全国科技普查资料显示：1978年以来，三线地区科技人员向国家提供重大科技成果18604项。仅“六五”期间就有6808项成果获得国家、部、省级奖励，这些获奖项目具有数量多、等级高、社会经济效益好的突出特点。如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中，三线地区冶金行业获奖项目占同行业获奖项目总数的50%，机械行业占41.66%，地矿、采矿行业占46.29%，工程建设施工占56.25%，水利电力占43.63%，其他行业一般都占到全国的1/4至1/3[4]（P330）。因种种原因，部分科研成果未公开发表，仅能以档案形式保存，为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提供依据和条件。通过查阅相关试验数据、观测记录、设计图纸、技术规定、工艺流程、科研成果报告等记录，可以有效减少生产运作的风险和盲目性，也可以有效降低技术开发、生产过程、生产设计的成本，提质增效，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中国特色主义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3]。档案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传承文化的载体，还是守护文化的手段[14]（P.66-72）。公众利用档案可以满足寻根溯源、还原历史真相、查证历史等精神文化需求，还可以弘扬民族文化、国家文化、地区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12]（P.20）。三线建设档案记录了三线建设这一特殊而意义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积淀着“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三线建设档案在三线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积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能为文艺创作和文化创作提供“养料”。如出版的书籍《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在贵州》《三线建设在四川》《甘肃三线建设》《三线建设铸丰碑》《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方毅与攀枝花》《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历史与文化》《三线建设纵横谈》、画册《中国大三线》，拍摄的纪录片《大三线》《难忘方毅》等就是利用三线建设档案开发创作的成果。利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发三线建设档案文化精品，不仅能真实呈现三线记忆、弘扬家国情怀、传承三线文化，还能拉近档案与大众的距离，让尘封已久的三线建设档案焕发生机。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发挥其价值的根本途径。传统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在守护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上发挥一定作用。近年来，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档案工作面临变革与转型、创新与发展问题。传统的档案开发利用方式日渐不能适应新时代档案工作发展的新要求，制约着三线建设档案价值挖掘和作用发挥。本研究从档案开发主体、档案开发客体、档案开发策略三个角度剖析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现实困境。（一）开发的客体：三线建设档案资源保存分散，成为制约开发的瓶颈档案信息资源是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基础。加大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建设，构建丰富多样、齐全完整、结构优化、安全高效的资源体系，直接关系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效。三线建设历经17年，横跨13个省、自治区，建设规模之大、涉及领域之广、参建人员之多，形成的档案资源丰富但保存分散。三线建设档案具有文化遗产、文物、档案等多重属性，以及历史、教育、政治、科技和文化等多元价值，致使其散存于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史志办公室、党史研究室等文化机构、政府部门和企业。此外，尚有大量珍贵的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散存于民间，这些档案文献征集进馆难度较大。以攀枝花三线建设档案为例，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龙头，开发建设工作一直备受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曾21次在不同场合提到攀枝花建设，表示“建设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攀枝花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彭德怀、贺龙、李富春、薄一波、彭真、李井泉、程子华等亲赴攀枝花实地考察。攀枝花保存有大量三线建设档案，调研显示：以攀枝花市档案馆为代表的国家综合档案馆藏有三线建设档案全宗125个（1964-1978年）、文书档案23428卷、照片2326张及大量声像档案（暂无法统计）。以攀钢集团公司、原攀矿公司、十九冶、攀煤集团为代表的大型三线建设企业档案管理机构，馆藏以生产建设档案为主体，共藏有底图6306套、374442张，蓝图、文字材料104726卷（册）；以攀枝花钢铁研究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馆藏以科研档案为主体，藏有底图120套、2123张，蓝图、文字材料114卷（册）；以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为代表的文物管理机构，馆藏以实物档案为主体，藏有文物、文献史料2万余件（套），图片3万余张，口述历史视频120人、8000多分钟，三线建设题材视频资料3000多分钟；此外还有大量攀枝花三线建设档案散存于回迁援建企业、回迁科研院所和回流人员手中。从历史的整体性来看，三线建设档案记录的内容互相关联、不可分割，但条块分割的体制壁垒和所有制障碍使得散存于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的档案资源难以实现高效率高效益流动。“信息孤岛”状态下的三线建设档案资源，不仅导致档案资源开发各自为政、重复开发，而且制约了三线建设历史面貌的全面呈现，影响档案价值的深入挖掘。近年来，档案机构通过业务外包等形式逐步推进馆藏资源数字化工作，档案信息脱离档案载体限制而独立存在、自由流动为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整合、共享、开放提供条件[15]（P.18-26），成为档案开发工作转型升级的重要前提。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域的档案资源整合，要求合作方发展水平、资源配置等相当[16]（P.11-13）。然目前各档案部门信息化发展水平并不平衡，三线建设档案的数字化进程并不一致，档案信息固化于扫描图片，档案信息的自由使用和交换并未实现。同时，三线建设档案专题数据库建设各自为政，部分档案馆已完成专题数据库建设，但大部分档案馆的数据库建设还不完善，存在诸如检索查询、统计分析技术不成熟等各种问题，尚未形成一个相互联系、共享互通的有机整体。总体来看，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管理还是偏重于实体管理，档案资源分散等问题成为制约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的瓶颈，限制了档案价值挖掘的深度、服务的范围、开发的成效。（二）开发的主体：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主体单一，开发力量薄弱目前，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仍以单一的档案机构作为开发主体。档案机构依据馆藏资源，参考社会需求，以编制档案检索工具、编纂档案史料汇编、举办档案展览等为主要手段开发三线建设档案资源。档案机构的角色定位还是“控制者”，其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着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开发主题、开发形式、资源选择及服务面向等问题，而社会大众处于被动接收档案信息的状态。在主流叙事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以档案部门作为单一开发主体的传统开发模式主要服务面向政府人员，发挥资政功能，基本能满足用户的需求[17]（P.57-62）。新时代下档案工作形势变化，档案利用主体逐步社会化，档案利用需求形式多元化，需求内容也向专业化、精深化、个性化方向发展，档案传统开发模式难再满足社会大众的多元需求。另一方面，三线建设档案资源丰富，而档案机构开发工作存在专业人才缺乏、资金投入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等诸多问题。档案机构开发能力的不足将导致已处半衰期的三线建设档案资源进入休眠期甚至死亡期，亟需将体制外的资源纳入开发框架之中，实现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整合，形成开发合力，推动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增殖开发和深度挖掘。在今天一切讲究“跨界”的时代，档案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已经不是档案部门自身的问题，而是需要各个行业相互配合、相互融合、共同研究解决[18]。拓展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主体，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开发已然成为新时代要求。同时，档案的公共产品性质，决定可以采用公众参与的方式突破开发利用困境，提高档案开发与需求的契合度，更好服务社会。如201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文献纪录片《大三线》得到档案机构等多部门协助，大量珍贵的三线建设档案资料首次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取得巨大社会反响，这为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合作开发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三）开发的策略：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传播形式单一，吸引力不足根据档案信息资源的特点和开发主体的特点来选择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开发形式，有利于档案价值的发挥。调研显示，档案部门对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开发以编研和办展两种传统形式为主，其他展现形式较少。三线建设档案资料编研成果多为内部交流使用的文件汇集、史料汇集，而公开出版的有内涵、有高度、有深度的三线建设档案文化精品并不多见；编研成果主要定位于服务党政机关内部人员和史志人员，而真正面向社会大众的成果寥寥。三线建设档案展览方式也显传统，一般采用展板进行固定展览或流动展览，布展成本较高、内容更新较缓；展陈主题以述史方式展现，“说教”成分较多，而打动人心的细节较少；观展者数量有限且多为基层党组织安排，被动参观者多，主动参观者少。另一方面，三线建设档案开发成果的传播渠道比较狭窄，主要依托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或本馆网页进行信息传播。三线档案文化的传播与互联网的结合仍停留在较浅层面，与社交媒体的结合不普遍，并未与用户形成积极的互动，传播效果有限，难以形成“聚合效应”。《第47次中国互联网网络资源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而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7%[19]。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重塑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改变着用户对档案服务内容、服务形式的期待。当下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处于封闭式状态，开发方式单一、开发深度不足，传播方式狭窄、受众数量有限，难以适应新时代下用户的信息利用习惯，影响三线建设档案独特价值的发挥，也不利于“三线精神”的弘扬和三线文化的传承。新时代下档案资源开发创新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丰富开发方式、拓展传播方式、扩大利用范围、提升传播效果，这已成发展趋势。新时代下信息技术创新驱动包括档案馆在内的各行各业发展。档案部门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依托信息技术，从转变开发理念、整合档案资源、协同开发主体、创新开发和传播方式等方面入手，突破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困境，充分发挥档案价值、更好服务社会。长期以来，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由于行政力的影响和档案保密工作的要求，开发服务对象主要围绕着政府机关、开发内容集中于政务文书、开发成果主要作为内部交流之用。这种以行政导向和内部需求作为发展动力的封闭式开发状态，将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共服务理念的更新而日显动力不足。形成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模式，能随着社会主体的需求得以满足而激发其继续参与档案资源开发的循环动力，实现档案价值的持续深入挖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20]。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要立足新形势，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建立档案工作新格局，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培育开发新动力，形成以服务社会和保护公众权利为导向的动力机制，探索档案开发新思路和新模式，推进档案开发手段从传统转向现代化、服务方式从被动转向主动，促进档案开发转型升级；就是要厚植开发新优势，依托丰富的馆藏，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手段、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发三线建设档案文化精品；就是要拓展开发新空间，深入挖掘档案独特价值，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史”学习教育和红色文化传承服务。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保持开发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统一，开发工作应以服务民生为重点，围绕党政中心工作而展开，把握时机，获得政策、资金、人才、设备等最大限度支持；就是要推进区域三线建设档案资源保护和开发的协同发展，加强馆际交流，推进档案资源共建共享，提升保护和开发档案资源的整体水平；就是要补短板、强弱项，打破依赖路径，实现档案事业整体性发展，解决三线建设档案来源、结构的单一性问题，解决档案开发主体、服务面向狭窄的问题，解决档案保管与开发利用的统一性问题，解决档案保密与开放的矛盾性问题。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摆脱传统的低效、落后的开发利用方式，创新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积极融入“互联网+”行动计划，实现三线建设档案存储数字化、管理现代化和利用网络化。坚持开放发展，就是要加大档案开放力度，扭转三线建设档案“锁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加快已经解密而尘封已久档案的开放步伐；就是要工作开放，让档案开发工作走向社会，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开发，开展跨部门跨地域的开发合作，合力推进档案开发工作转型升级；就是要观念开放，坚持档案自信，释放三线建设档案多元价值，为维护社会大众合法权益服务、为发展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政府管理水平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开发主体共赢发展，争取政府、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体等多元主体的支持和投入，保障档案深度有效开发；就是要让社会大众共享开发成果，推进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简化档案利用程序，提供便捷高效服务，让档案服务面向由少数转向多数，践行“档案来之于民、治之于民、用之于民”之理念[21]（P.387-400）。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应与信息资源建设并举，以馆藏建设促进档案开发。丰富三线建设档案数量和种类，建立全面完整的档案资源体系，首先要在继续做好档案接收的基础上，加强特色档案征集力度。要建立三线建设档案征集网络，拓宽征集渠道，通过征集、寄存、捐赠等传统形式，抢救性征集散存于民间机构、个人的珍贵史料，而档案原件无法进馆的，接收档案复制件进馆，填补馆藏空白；要创新档案征集形式，提供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共建的平台，优化馆藏结构，如沈阳市档案馆开设的“家庭档案”专栏、美国国家档案馆开展的“这里发生的历史”等项目鼓励公众通过平台上传、分享个人拥有的档案资源[22]（P.29-31），这些建设思路和经验值得借鉴；要重视三线建设口述史料征集，弥补部分重要历史事件因政治、保密等原因而未留下文字记录或档案散失的遗憾，了解历史重大事件的背景、细节，填补档案的细节和空白。其次，推进三线建设档案数字化进程，打破信息孤岛壁垒、畅通信息通道。跨系统、跨部门、跨地域的三线建设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以完善的信息共享标准规范体系为保障[23]（P30-31），通过构建技术标准、平台标准、应用标准、运维标准和管理标准等标准规范，确保系统互联、数据库互通、平台共享[24]（P.6-9）；以区域性三线建设档案专题数据库作为开发基础，统筹规划，推进三线建设档案全文数据化进程和目录数据库建设，通过统一检索、联合编目等措施，打破三线建设档案在部门之间、地域之间的孤岛壁垒[25]（P.30-32）；以三线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搭建为关键，做好顶层设计，依托政务平台搭建三线建设档案数据交换共享和服务平台，建立区域协同分级管理协同系统，通过档案部门管理系统和资源平台与数据交互共享平台的对接，实现数据共享[16]（P.11-13），推进三线建设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方式由低层次、单一化向高层次、多元化转型。新时代下档案部门应从“控制者”向“指导者”“服务者”角色转变，从独立开发转向合作开发。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合作开发秉承多样化原则，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同系统合作开发。档案机构突破一馆一地的边界，开展馆际合作，发挥馆藏优势，编制三线建设档案资源联合目录，汇集有编纂价值的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形成全面、完整的档案汇编。二是跨系统合作开发。档案馆与博物馆、图书馆、党史研究部门等文化机构合作，最大限度整合三线建设资源，全面、立体地呈现三线建设历史概貌；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合作，深入挖掘三线建设档案价值；与媒体、文化公司等商业性机构合作，开展文化宣传、创意性开发，提升开发成果的社会影响力。这种跨领域的横向整合，有利于突破原有档案资源开发框架，汇聚资金、技术、人力、智力等要素，取长补短，形成开发合力，打造三线建设档案文化精品。三是个人参与式开发。档案部门通过意见征集、组织检索、内容生产等形式吸引和激励不同背景、不同专业、不同技能的社会个体参与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22]（P.29-31）。这既利于收集散落民间的珍贵档案文献，又让公众在主动分享三线记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增强对“三线精神”价值的认同，红色文化得以传承、红色基因得以延续。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合作开发关系的建立，以开发主体之间功能的耦合为基础[26]（P.29-34）。一是要厘清档案开发主体结构，保持主体在开发中的平衡。明晰政府机构、公益性社会机构、商业性机构以及市民在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中的角色定位和权责边界，做好档案开发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培育参与主体的公共利益和行动目标。二是要建立合作机制，推进深度合作。畅通参与主体对三线建设档案资源需求的表达，开辟多样化的公众参与开发的贡献形式，通过政策引导、制度规范、机制安排、共享服务平台搭建等途径，内外协作、上下联动，合力打造三线建设档案文化品牌。三是要建立激励机制，促进长期合作。制定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业务标准、开发成果验收标准等标准体系，形成由政府、利益相关者和第三方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评估机制，构建参与主体之间相互制衡的问责机制[27]（P.176-177），保障档案开发的可持续和科学性，推进三线建设档案价值深度挖掘。档案资源的传统开发方式能保证开发质量、控制开发进程，而现代化开发方式能扩大开发范围、提升影响力[28]（P.55-58）。新时代下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是传统方式与现代化方式的结合。首先，信息技术融入传统开发方式，焕发新活力。如利用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手段将三线建设档案线下展览搬到线上，发挥线上展览更新周期短、传播速度快、呈现形式多、布展成本低、受众面广的优势，借助线上线下“双驱动”，产生较强的传播聚合效应[29]（P.4-8）。如在三线建设档案展览中，应用VR、AR等技术实现实物档案立体呈现，打造感官互动的沉浸式环境，提升用户体验，增强三线建设档案文化感染力。其次，创新档案开发形式，走进大众。新时代下档案机构服务层面由“国家层面”延伸至“社会层面”，逐渐走进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档案机构如何将已经解密而尘封已久的三线建设档案资源通过独特的视角、精巧的构思、新颖的形式加以呈现，发挥档案价值，这值得思考。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部署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2019年，故宫博物院推出创意互动解密游戏《迷宫·如意琳琅图籍》，大量档案复印件作为道具线索，用户在解密游戏过程中了解故宫历史、掌握故宫知识、领略故宫魅力[30]（P.30-33）。国外亦有诸多成功开发案例，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馆之夜”、亚特兰大房管局档案馆的“捕捉神奇宝贝”，加拿大档案图书馆的“发现老照片中的你”，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探索你的档案”“时光之旅”“地理之旅”等[14]（P.66-72）。档案机构应用游戏等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亲民方式来提高档案影响力，传播档案文化，拉近与公众的距离，取得良好成效。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开发可借鉴国内外开发经验，以平易近人的趣味性方式来提升档案的吸引力和辐射面，展现三线建设历史，让三线记忆愈加鲜活。最后，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体系，扩大影响力。好的开发创意还需好的宣传推广，二者“互促”良性循环。三线建设档案开发成果宣传强调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整合性运用，借助文字、图像、声音、动画和视频等多种表现形式，全面展示档案，扩大受众范围；充分发挥新媒体互动功能，依据用户的转发、评论和点赞为档案价值挖掘方向提供指引，改变长久以来“档案馆不知道民众查档需要、民众不知道档案馆档案构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1]（P.54-57），打破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利用中交流封闭和传播单向的困境。三线建设档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见证，记载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前行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蕴藏着独特的多元价值。开发三线建设档案资源，让“沉睡”的档案“活”起来，对于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凝聚起激励全社会砥砺前行的正能量等都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下三线建设档案的价值内涵需要全新阐释，需要在注重传统开发利用方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开发思想和开发利用方式。档案部门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从更新开发理念、整合档案资源、协同开发主体、创新开发方式等方面入手，打破路径依赖，以更好地实现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价值，更好地服务多元化的社会需求。目前，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才刚刚起步，还缺乏应有的关注，开发利用模式的深刻变革涉及方方面面，尚需研究者持续不断地探索。[1]中国政府网.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EB/OL].[2021-05-15].http：//www.gov.cn/xinwen/2021-05/15/content_5606697.htm.[2]中共攀枝花市委党校三线建设干部学院.三线建设文献及研究成果选[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3]徐有威.中国地方档案馆和企业档案馆小三线建设馆藏的状况与价值[J].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8）.[4]国务院三线办公室《三线建设》编写组.三线建设[Z].内部资料.1991.[5]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1-03-31].http：//www.gov.cn/xinwen/2021-03/31/content_5597017.htm.[6]国家档案局·政务.丁薛祥同志在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调研时的讲话[EB/OL].[2018-05-07]https：//www.saac.gov.cn/daj/yaow/201805/d7ff928a8ceb40da9d7410fe90cdb522.shtml.[7]中国政府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20-10-29].http：//www.gov.cn/xinwen/2020-10/29/content_5555877.htm.[8]中国政府网.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EB/OL].[2014-10-13].http：//www.gov.cn/xinwen/2014-10/13/content_2764226.htm.[9]中国档案资讯网.杨冬权在学习习近平同志考察浙江省档案局时讲话座谈会上的发言[EB/OL].[2014-09-11].http：//www.zgdazxw.com.cn/news/2014-09/11/content_66440.htm.[10]蔡珏，黄朝峰.军民融合视角下的“三线建设”产业技术转移及其启示[J].湘潭大学学报，2019（5）.[11]新华网.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EB/OL].[2016-05-3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31/c_1118965169.htm.[12]冯慧玲.档案信息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综合贡献力及开发利用[J].档案与建设，2010（1）.[13]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14]黄霄羽，杨青青.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共服务创新：文化休闲导向[J].档案学通讯，2018（5）.[15]张帆，吴建华.基于档案治理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转型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9（6）.[16]章杨，张林华.长三角地区合作开发民生档案远程服务的障碍及策略[J].浙江档案，2018（2）.[17]万恩德.解构与重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的后现代转型[J].档案学通讯，2018（1）.[18]中国档案资讯网.2018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在合肥召开[EB/OL].[2018-10-26].http：//www.zgdazxw.com.cn/news/2018-10/26/content_252343.htm.[19]中国政府网.CNNIC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2-02-03].http：//www.gov.cn/xinwen/2021-02/03/content_5584518.htm.[20]国家档案局·政务.李明华：在全国档案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上的讲话[EB/OL].[2020-01-13]https：//www.saac.gov.cn/daj/yaow/202001/afbf92881b5c4f36a311316d1e3690da.shtml .[21]MJ Evans.Archives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J].American Archivist，2007（2）.[22]寇京.公众参与式档案信息资源共建模式探析[J].北京档案，2017（7）.[23]张连星.对民生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与远程利用工作的思考[J].北京档案，2015（8）.[24]莫家莉，史仕新等.智慧档案馆顶层设计研究：总体架构与运行机理[J].浙江档案，2016（8）.[25]王向女，姚婧.长三角地区红色档案资源整合探析[J].浙江档案，2020（2）.[26]荆玲玲，方媛等.我国数字图书馆多元主体动态协同发展模型研究[J].情报科学.2018（11）.[27]范逢春，李晓梅.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动态协同治理模型研究[J].管理世界，2014（9）.[28]檀竹茂.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有效途径——协同合作[J].档案学通讯，2014（2）.[29]王向女，姚婧.“互联网+”时代长三角地区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新方向[J].档案与建设，2020（8）.[30]徐晴暄.档案利用方式设想之游戏开发素材——以故宫文创游戏《迷宫·如意琳琅图籍》为例[J].兰台世界，2020（4）.[31]向立文，李培杰.“互联网+”时代档案利用创新的几点思考[J].档案学通讯，2017（5）.责任编辑：吴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