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以CNKI数据库中自“三农”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发布至今累计18年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以知识生产的基本要素为分析框架，运用文献计量、知识图谱及内容分析等方法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的知识图景进行描绘。发现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取得如下成就：一是知识生产面貌良好，在多点切入中形成了诸多议题；二是知识生产环境向好，初步形成了以领域专家及不同层次与类型高校为示范引领的知识生产主体及以合作为主的知识生产路径；三是研究范式呈现出宏观与微观研究并重、理论与实证研究并举的特点。同时，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也存在着以“模式1”为主的知识生产方式对知识创新产生不良影响的隐忧及知识生产的数量、质量、深度、广度等有待提升的不足。后续研究应致力于以“知识逻辑”夯实领域知识生产的知识基础与理论框架，凸显领域知识的“有用性”；紧扣政策以“应用逻辑”和“社会逻辑”观照实践问题进而实现理论提纯，凸显领域知识的“有效性”；以“三跨”合作促进知识生产向“模式2”及“模式3”的转变，凸显知识生产的“多元性”。[关键词]职业教育；乡村振兴；民族地区；元研究；知识图景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效果测度与长效机制研究”(BJA190104)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马鸿霞，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朱德全，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自2004年至今连续18年发布的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凸现了“三农”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乡村振兴战略系列文件的印发及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正式挂牌，力证了乡村振兴已成为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乡村振兴意在“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重大问题”[1]，民族地区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2]。因职业教育具有“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3]、“支撑乡村社会发展”[4]且与乡村“五大振兴”融合发展[5]的功效，故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天然肩负着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虽然研究者已经从综合视角、脱贫攻坚、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及文化等维度[6]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展开了较多的探讨，但是，当前研究还存在着从职业教育领域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展开研究相对较少及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有待继续深入的不足。因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很大程度上立足于以往职业教育“三农”研究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研究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故而，从职业教育“三农”研究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研究等维度出发，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的知识图景进行描绘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以元研究的方式，从职业教育“三农”研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研究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三农”研究等维度出发，对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力求从知识生产的基本面貌、知识生产的主体、知识生产的路径、知识生产的热点主题等四个方面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的知识图景进行描绘，以期为后续研究助益。一、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基于研究需要，本研究以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来源类别为CSSCI的期刊论文及《教育与职业》《职教论坛》《职业技术教育》《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简称“职教四大刊”）等职教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为数据检索来源。文献检索及所获数据详见表1。（二）分析框架基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的复杂性，确立了由职业教育“三农”研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研究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三农”研究等维度（简称“三个维度”）组成的相关领域知识图景的数据来源。基于知识生产的基本要素，确立了由知识生产的基本面貌、知识生产的主体、知识生产的路径、知识生产的热点主题等四个维度及由年发文量分析、高产学者与高产学术机构的特征分析及关系网络分析、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等4个具体项目所组成的分析框架。另外，依据研究需要，采用了由BibExcel、Pajek和Vosviewer等组成的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绘图工具，并运用了文献计量、知识图谱及内容分析等方法对所获得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见图1：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的知识图景分析（一）基于时间的知识生产基本面貌分析知识生产的基本面貌是学术研究活跃性与前沿性的体现，对其描绘常通过已有文献数量的年度分析来进行。从“三个维度”对相关领域知识生产基本面貌的描绘见图2。由图2可知，自2004年至今，相关领域“三个维度”知识生产的基本面貌呈现出高峰迭起、总量不断增加的态势。具体而言，职业教育“三农”研究数量增长趋势较为明显，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三个小高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研究年发文量虽然相对较少但也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于2017年到达顶峰（23篇）后有小幅下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三农”研究文献数量最少，虽有高峰却不甚明显。由上可知，从已有研究来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领域的知识生产面貌良好。“三个维度”的相关研究为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各维度在知识生产数量上的差异性表明学者对不同维度关注程度之间存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从知识生产的基本面貌来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三农”研究维度的数量还相对较少，学者关注程度较低，具有较大的研究潜力与挖掘空间。这可能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研究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三农”问题研究仍处于起步与发展阶段有关。（二）基于学者与机构的知识生产的主体分析为探明已有研究中知识生产主体的典型特征，本研究采用“整数计数”[7]的方法对学者和机构发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发现，共有1676位学者在相关领域发表了学术论文。将“三个维度”学者发表论文的阈值分别设置为≥8、≥3及≥2后，分析获得了相关领域的高产学者特征分析表。基于学者特征的分析表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生产主体具有高职称、以教育学为主要学科背景、跨学科领域研究者较少的特点。从学者所属机构位置来看，西南地区拥有最多的领域专家（6位），东北与西北地区领域专家相对较少（1位）。从学者发文期刊的类别来看，少数高产学者未能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存在着知识生产能力较强但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弱的特点。见表2。统计发现，总计有473个学术机构在相关领域开展了研究。将“三个维度”发表论文的阈值分别设置为≥15、≥4及≥2后进行分析获得相关领域的高产学术机构特征分布表。基于高产学术机构特征的分析表明，高等院校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知识生产的主要机构。从办学层次来看，各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对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起到了积极引领作用，原985工程、211工程院校与部分省部共建及省属高校是相关领域知识生产的主体，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联系最为紧密的高职院校知识生产的能力较弱。从机构类别来看，师范类、民族类、综合类大学是相关领域知识生产的中坚力量，理工类、农林类和财经类高等教育机构是相关领域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类、艺术类、语言类、体育类、旅游类等高等教育机构尚未在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中凸现其作用。从区域来看，西南（7所）、华北（6所）与华东（4所）拥有较多的高产学术机构，华中（2所）与东北（1所）拥有的高产学术机构数量较少，华南与西北地区则无相关领域的高产学术机构。见表3。综上可知，从知识生产主体来看，全国七大区域都拥有相关领域的专家；除华南与西北地区外，全国其他区域也都拥有相应的高产机构。从知识生产主体来看，西南地区已成为相关研究的高地。但是，也还存在着知识生产主体跨学科性不足、高职院校知识生产能力较弱及东北、华南、西北地区知识生产主体缺乏的问题。造成上述问题的可能原因是：一方面，东北、华南、西北的高校及教育行政机构尚未建立专门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亦未展开职业教育博士生的培养工作，二是高职院校存在着自身研究能力不足且缺乏引领的困境。（三）基于关系网络的知识生产路径分析对高产学者及高产学术机构等知识生产主体的关系网络进行分析，可以探明相关领域知识生产的主要路径。对高产学者的前50条进行关系网络的探究，删除较小合作丛后的结果见图3至图5。在图3至图5中，由圆圈组成的节点的大小及线的粗细分别表明学者与他人合作发文频次的高低及连线两端作者合作次数的多少。从图3至图5可知，“三个维度”的知识生产都存在较大的知识生产合作网络且知识生产路径主要以博导和教授引领为主，职业教育“三农”研究中还呈现出了跨区域间博导合作发文的特征。这表明，基于师承关系合作发文、教授引领合作发文是相关领域知识生产的主要途径。同时，学术交流、课题合作及职业教育博士生的培养可能是促成博导间合作的重要原因。将“三个维度”的发文量阈值分别设定为≥5、≥2及≥2后进行高产学术机构合作关系网络的分析，删除较小合作丛后的结果见图6至图8。由图6至图8可知，职业教育“三农”研究、民族地区职业研究等维度存在数量较多的、跨区域的、较大的机构合作网络，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三农”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正在形成之中，当前仅有的一个机构合作网络集中于西南地区。从机构类别与办学层次来看，形成了以综合类、师范类、民族类及理工类高等教育机构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合作网络，呈现出原985工程、211工程、省部共建及省属本科院校共同合作进行知识生产的特征。另外，国家、省教育行政机构、县行政机构也有参与相应知识生产的合作之中。从机构合作网络的区域分布来看，西南地区研究机构是相关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知识主体，形成了由大学、高职、中职、教育行政部门、县行政机构及企业等组成的知识生产合作网络；东北、华南及西北地区的机构尚未发挥引领作用。从合作关系网络的机构性质来看，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主体呈现出高职、中职、县行政机构及企业参与力度不够的问题。基于知识生产路径的分析表明：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仍然以学者和机构的单打独斗和临时合作为主，存在着合作规模较小、合作数量较低、合作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大部分机构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团队。（四）基于关键词聚类的知识生产热点主题分析为探明相关领域的热点主题，本研究构建了“三个维度”高频关键词的可视化网络（图9至图11）。在图9至图11中，不同颜色表示所生成的不同聚类，不同粗细的线条表明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强度。从图9至图11可知，“三个维度”的高频关键词分别生成4、5及3个聚类。对上述聚类分别构建密度视图，并依据密度分布情况可将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主题分为以下六个方面。1.中等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研究此类研究侧重于以实证的方式对中职教育与农村劳动力之间的收益进行探究。研究表明，中职教育在“货币与非货币收益”[8]及“提高农村劳动者的非农收入水平”[9]方面要优于普通高中教育，在“增加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价值”[10]及促进农村劳动力增收方面作用显著，但却存在着“相应收益的边际回报率降低”[11]及由于人口红利消失所致的与初中群体相比“收入差异逐渐缩小的趋势”[12]。[12]中职教育无法使农二代跃入更高阶层，扮演了阶级再生产的角色。[13]农村劳动力的研究由最初的“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培训”“农民职业教育”的探索最后逐步聚焦于“新型职业农民”培养。2.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研究职业教育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具有“提升农村人口技能素质、促进农村内生发展”[14]的价值。相关理论研究聚焦于以下三点：一是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社会治理之间的理论探讨，包括职业教育贫困与融合治理的分析框架[15-16]、农村职业教育乡村治理的内涵、路径及困境[17-19]等。二是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之间的机理探讨，包括乡村“五大振兴”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机理[5,20-22]与行动[23]、教育逻辑[24]、分析框架[25]等。三是产教融合与乡村振兴之间关系的研究，学者将产教融合视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切入点。[26]除此之外，部分成果体现了实践需求的特点，也催生了系列成果，如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的总结[27]、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28]及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贡献测度研究[29]等成果当属此列。总体而言，此类研究中实证研究较少。3.职业教育与城乡统筹及新农村建设研究城乡统筹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互利共生为目标，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城乡统筹的主要途径。从城乡统筹而言，相关研究既包括对职业教育战略发展地位及策略[30-31]、职业教育城乡统筹的体制与机制[32]农村职业教育战略转型[33]等宏观问题及职业教育虚拟社区[34]、信息资源[35-36]与平台[37]、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模式[38]等众多微观问题的探讨，也包括对职业教育城乡均衡发展[39]进行中观层面的研究。从新农村建设而言，相关研究既有对职业教育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40]及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中高职教育发展[41-42]的初步思考，也有对县域职业教育的使命与契机[43]、新型农民职业教育模式[44]及在新农村建设中职业教育重要作用[45]的初步论证。另外，亦有对新农村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46]的简单论述。4.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研究者展开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理论探讨，认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提升“文化水平、就业能力以及生活质量”[47]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并从贫困归因及职业院校内部管理视角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路径[48-49]进行了研究，从职业教育特征出发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50]进行了分析。除理论探讨外，还以案例等方式对广西、四川、贵州、黑龙江等地高职院校精准扶贫[51]及免费职业教育的实践经验[52]进行了总结。5.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及职业教育内部的课程、教学、教师、专业设置等诸要素都会影响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此类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功能研究，尤其是民族文化功能研究，研究者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支撑[53]及职业教育的发力点[54]。民族文化与心理对职业教育的影响[55]、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肩负的文化使命[56]及民族文化传承发展机制[57]等理论研究当属此列。二是从职业教育系统内部要素出发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探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原则[58]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适应性[59]、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理论基础[60]、人才培养方式[61]及民族文化传承人才培养模式[62]、师资队伍建设[63]与培养模式[64]等理论研究及以实证方式对民族地区中职教育人力资源存在的省际差异[65]进行的验证可归于此类。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现状研究，此类研究涉及以实证的方式对边境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66]及民族地区高职教育社会服务的实践样态[67]的研究及基于现实问题与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开展的对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中高职教育的现状与实践探索研究。但是，后者较多地发表于“职教四大刊”中。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学术成就、反思与展望（一）学术成就基于知识图景的分析可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在知识生产方面取得如下成就。1.知识生产面貌良好，在多点切入中形成了诸多议题从知识生产的基本面貌来看，已有研究较为活跃，知识生产面貌呈现出良好势头。虽然“三个维度”在知识生产的数量上存在着客观差异，但整体而言，相关领域知识生产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知识生产的成果在逐渐攀升，为未来的知识生产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从知识生产的热点主题来看，已有研究在知识生产上呈现出高度观照党的农村发展政策、高度观照农村劳动力研究、高度观照职业教育实践探索的特点。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以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农村政策、农村劳动力培养及职业教育的实践探索为切入点，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研究、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研究、职业教育与城乡统筹及新农村建设研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研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等诸多热点议题，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与延续性。2.知识生产环境向好，在知识生产主体及知识生产路径等维度的表现上可圈可点研究发现，相关领域知识生产环境优良，初步形成了以领域专家及高校为引领的知识生产主体及以合作为主的知识生产路径。知识生产主体与研究的学术影响力、研究高度密切相关，具有较强合作意识的研究团队是提升科研绩效的关键。对知识生产主体及知识路径的分析表明，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具有较高职称的教育学学者及不同办学层次与不同类别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已成为相关领域知识生产的主体。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知识生产者及知识生产和集散中心。在知识生产的路径上，形成了师生传承合作、职教领域博导合作研究的良好局面。故而，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已具备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及科研质量提升环境，形成了有利于理论创新与资源共享的研究环境。3.研究范式呈现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举的特点在研究范式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生产呈现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特点。已有研究中，既有农村职业教育对乡村社会治理、职业教育战略定位、职业教育城乡统筹的体制与机制、职业教育战略转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功能等宏观研究，也有职业教育虚拟社区建设、信息资源及平台建设等众多微观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相关热点主题呈现出中等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研究重实证、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研究重思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各热点主题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重的局面。（二）学术成果反思基于知识生产要素的分析表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已有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以下不足。1.以“模式1”为主的知识生产方式对知识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大学知识生产经历了由“模式1”向“模式2”再向“模式3”的转变[68]，传统的学科知识、跨学科知识及超学科知识是上述知识生产模式的主要区分特征。在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中，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领域专家及高校为引领的知识生产主体及以合作为主的知识生产路径，但整体而言，其知识生产呈现出自成体系、缺少交流、以“模式1”为主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一是知识生产主体的单一化。知识生产主体以教育学背景的领域专家和高校为主，跨学科研究者较少，产业、政府、公民与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力度不足；二是知识生产路径的不稳定性。知识生产主体间各有合作，但却较为分散且以短期合作为主，并未出现较强的合作群，稳定的、持续合作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知识生产路径较为少见。已有研究呈现出知识生产的“知识逻辑”，即以丰富领域的知识基础与提供相应的理论框架为主要研究特点。虽然已有研究在视阈上有所拓宽，也借鉴文化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展开研究，但总体上呈现出跨学科研究不够深入、知识生产的学科化甚于情境化与社会化、知识生产的创新生态系统未成形等不足。此外，以“模式1”为主的知识生产方式主要以学科建构为主，极易导致严重的学科壁垒，不利于新的知识生产。这在当前的研究中已经初见端倪。具体表现为：一是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学者与机构之间合作交流的缺乏导致部分高等教育机构及少数区域缺乏有影响力的知识生产主体，不利于在相关情境中与社会实践中进行知识的创新工作。二是在相关领域知识生产中常以宏大叙事方式、以演绎的逻辑展开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应然层面的探讨，实然层面的深入调查与思考较少。2.知识生产的数量、质量、深度与广度等有待提升从知识生产的基本面貌来看，虽然“三个维度”的相关研究已引起学者关注，但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乡村振兴联系最为紧密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研究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三农”研究等维度的关注程度与知识生产的数量远远不足。这表明相关研究尚处起步和发展阶段，远未达到成熟，有待继续加强。从知识生产的质量来看，一方面，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研究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三农”研究两个维度的知识生产方面存在虽有量但质相对不高的情况，相关研究都较多地发表于综合影响因子相对较低的刊物。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部分高产学者及民族类院校等知识生产主体虽高产但影响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在相应的知识生产中还存在着诸如“对策”“现状”“路径”等相当数量的指向性不强、含义空泛的无效关键词，对论文检索及知识传播无益。论文作者未接受有效指导是导致无效关键词大量出现的可能原因。[69]从知识生产的深度广度来看，存在着热点主题分散而不聚集、知识动态深化不明显及对经验总结的理论提纯深度不够等问题。如：已有研究中，虽意识到了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及产教融合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性，但却对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信息资源及平台等内部要素如何服务乡村振兴及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与产教融合并未展开深入探讨；虽有农村劳动力的相关研究但无对民族地区劳动力的特殊关注；虽有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却存在着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存在的空间差异[70]及其相关问题未进行深入研究的不足；虽有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文化功能的探讨及其服务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与二者共生化发展理论的探讨，却未以科学的方式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贡献进行全面刻画。（三）学术成果未来展望基于以上成就与反思，未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的知识生产活动应重点从如下方面入手。1.正本溯源：以“知识逻辑”夯实相关领域知识生产的知识基础与理论框架“知识逻辑”是知识生产中理念、方法、价值以及规范的综合体，是探讨相关领域知识本源、构建理论框架的重要基础。[71]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是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的研究领域，既涉及乡村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乡村社会结构宏观层面的系统性变革，又涉及信息时代技术赋能乡村发展的职业教育功能与价值重塑等中观层面的探讨，还需关注多元行动主体在服务乡村振兴中所遵循的制度逻辑等微观层面的诸多要素。鉴于此，后续研究中应重视知识生产的“知识逻辑”，以“知识逻辑”推进相关领域知识生产的新旧接替及知识的深化与系统化，充分凸显领域知识的“有用性”。一是要重点关注并建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明晰其起点逻辑、价值逻辑和行动逻辑。二是要充分意识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所肩负的建成民族小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任，加强并深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中文化、政治、经济等功能的全方位理论研究。三是应加强职业教育内部要素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虽然涉及面较广，但较多地是从职业教育外部要素对展开探讨，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内部的管理、课程与教学等诸要素及职业教育与信息技术融合等方面的探讨还相对较少，应引起重视。2.不忘初心：紧扣政策以“应用逻辑”和“社会逻辑”观照实践问题进而实现理论提纯职业教育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客观存在，但时空不同其表现形式也会存在差异。“应用逻辑”与“社会逻辑”强调直面问题解决方案的应用情景，强调知识生产要以解决生活世界中的问题为导向。[71]以“应用逻辑”和“社会逻辑”推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生产活动，则意味着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要直面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相对边缘、民族多样及生活贫困的特性，在知识生产的最终结果上应体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有效性”。鉴于此，应在继续紧扣国家颁发的农村政策、民族政策及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围绕相关领域的社会实践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一是要以实证的方式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力度及其贡献展开研究，探寻不同时空中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实践效果并加强典型经验的总结与理论提纯，进而形成具有较强代表性和较高推广价值的知识生产成果，从而实现进一步深化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规律的认识、促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及相关教育决策科学化的目标。二是应持续关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劳动力之间的研究。虽然中职教育对农村劳动力的积极作用已被证实，但其边际效应的降低、收入差距缩小及在阶层固化方面的消极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亦需引起足够的关注。同时，鉴于已有知识生产中，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本相关研究的先天缺失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不断推进的双重考量，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的增值价值、劳动力培训与转移、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建立如何助力民族地区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与社会需求侧的有机耦合”[72]等方面的研究也需不持续跟进。三是要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质量提升及协同治理等问题展开研究，积极探索可解决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现存的“区域失衡、类型属性凸显不够、自身造血能力不足”[73]等突出问题的有益路径，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从标准化走向高质量发展及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提供借鉴。3.砥砺前行：以“三跨”合作促进知识生产从“模式1”向“模式2”及“模式3”的转变“模式1”“模式2”分别被视为知识生产的传统模式与主流模式。与“模式1”相比，“模式2”是由“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结构[74]组成的知识生产的动力模式，强调的是“跨学科性、应用情景、知识生产者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知识组织生产形式的敏捷性和灵活性”[68]；模式3则强调由“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等四大主体”[75]构成的协同创新的知识创新生态系统的建立，要求“推动学科知识、社会实践和认知实践等多元知识的整合”[76]，表现出引导知识生产的“资源流向和价值取向”[77]的功能。“模式2”与“模式3”都具有多元知识生产主体及知识生产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共同特征。合作有利于增强学术交流并增加科研产出，[78]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是提升知识生产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兼具教育问题与社会问题双重属性，为更好地实现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活动，未来应以跨空间、跨学科、跨机构等“三跨”的合作方式破除学科壁垒，实现相关领域知识生产由“模式1”向“模式2”及“模式3”的转变。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变过程中，激发知识生产的动力，进一步提升相关领域知识生产的质量、深度与广度。在“三跨”的合作交流中，一是要增强跨空间及跨机构的合作交流并在交流中增强不同层次及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黏性，使高产学者及高产学术机构真正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构建知识生产的协同深化系统，逐渐消灭知识生产中所呈现的“空间性贫困”的状态。二是要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与产业、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联系，在合作中实现知识生产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异质、知识生产的取向由学科化走向学科化与情境化及社会化三者相统一的转变，从而为汲取新的研究方向与课题及解决乡村振兴中的社会问题探寻新路径。三是要促进学科间的密切合作与交流，在多领域多学科专家合作的过程中创建一种既与职业教育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融汇着其他学科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通过知识生产范式上的“跨界”，为新理论的生成提供学科依据与学理基础，从而强化与延宕理论的多元性、具体性和差异性。总之，要在“三跨”中体现出智能时代知识生产应具有的“协同、跨界、综合、集成”[79]等特点，以“三跨”的合作形式加快相关领域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进程。

[提要]全面展示全球人文社会科学书评发展状况，为我国书评事业发展精准定位和开拓思路，促进书评更有效发挥繁荣学术、促进学术交流与完善学术评价等作用。利用1990-2019年间SSCI和A&HCI收录的2265308条Book

[提要]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强学生社会适应力，其重点是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突发性重大危机事件不但给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后果，而且直接影响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重大危机事件的典型案例，采用中职生心理健康量表，对711名中职学生进行为期12个月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中职学生在经历重大危机事件后，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尤其表现在面对生活和职业等方面，且在不同专业和性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由此，我们必须全面加强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学生心理复原力，彻底缓解或消除重大危机事件对学生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转“危”为“机”，促进中职学生重大危机创伤后的健康成长；在重视性别和专业等不同群体差异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实现职业教育以人为本、德技并修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关键词]重大危机事件；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教育；中职学生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作者简介：靳娟娟，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俞国良，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教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5·12”汶川大地震、“9·11”恐怖袭击等重大危机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与人们心理健康，甚至引起较大规模的破坏性心理危机、经济危机和公共安全危机。近两年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各国经济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也给人们心理健康带来了更为广泛而持久的影响[1]。人们出行受限、焦虑恐慌情绪持续、消费需求萎缩、工厂生产停滞，全球制造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并遭受持续性负面影响，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受到波及在所难免。研究发现，经济萎靡因素在解释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变化中占有较大比例[2]。现阶段，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已由快速发展规模阶段转向内涵式建设阶段，提高质量成为促进中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命线①，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则成为影响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3]，因为提高教育质量，就意味着须提高学生的素质，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力。中职学生由于中考失利普遍存在自卑心理与自我意识薄弱等情况，同时又较早地面临择业和就业的巨大压力，加之他们日常学习生活、职业实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社会环境关系更为密切，而重大危机事件的发生对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其更易在学习、成长、生活和职业等方面出现各类心理健康问题。因此，从职业教育发展必需适应人的发展需要角度出发，考虑学生的基本心理需求，解决学生的心理发展、情绪情感调试、社会适应等心理健康问题，成为职业教育内涵式建设的突破口和增长点。为了解重大危机事件对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具体影响，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分析疫情前后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与特点，为未来应对重大危机事件及加强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干预提供科学依据。一、重大危机事件对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重大危机事件意谓在非战争状态下，由自然环境恶化或人为的不确定性原因引发，打断社会整体系统或局部系统的正常运行，引发社会恐慌、社会失序与公共安全危机，在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带来严重后果的危机事件，具有猝发性、广泛性、危害性和不确定性。如2003年的SARS疫情、2008年的汶川地震以及美国的“911”恐怖事件等。相比之下，流行性传染病带来的“心理健康灾难”，胜过自然灾害[4]。从敲响罗马帝国丧钟的黑死病、16世纪横扫美洲大陆的天花到闻之变色的艾滋病，再到21世纪的非典、猪流感、禽流感、埃博拉病毒以及正在经历的新冠病毒，可以说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也是人类必须面对却无法预测的重大危机事件。传染病流行期间，几乎人人都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如恐惧、焦虑、抑郁、烦躁、忧虑等。研究表明，青少年因隔离导致学习、社交中断，睡眠障碍，饮食失调等[5][6]，更易受到重大危机事件的不良影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大约190个国家下令关闭学校，影响了全球近一半的学生，给学生的心理健康带来巨大冲击[7]。其中，大约20%-25%的青少年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精神健康问题，而伴随新冠疫情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演变为长期的健康问题[8]。此前有研究便认为，在我国就有近三成的青少年存在抑郁风险，且在读中学生的抑郁风险比例更高[9]，因此，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尤其须予以重视。作为青少年特殊群体的中职学生，更易受到重大危机事件的影响。首先，中职学生在认知能力、承受压力、克服困难的意志力、生活和社会经验等方面相对欠缺，并且缺乏适当的情绪反应和应对方式，容易成为重大疫情、危机事件的易感人群，再加上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生理发育迅速、心理发展相对缓慢）所引起的心理发展方面的潜在危机，如果处置不当则容易产生心理行为问题。其次，与普通中学生相比，中职学生较早面临升学考试、求职就业的双重压力，无论是在学业上、生活上还是情感需求上，都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此外，大部分中职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偏低，父母往往因维持生计，被迫背井离乡外出务工，无暇顾及留守在家的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发现，由于亲子抚育与监护的缺位破坏了正常的家庭教育功能和情感功能，中职学生更易出现孤独、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体验[10]，身心健康发展问题较为突出，而其心理劣势也被认为是造成学业困境和行为失范的重要原因[11]。面对重大危机事件，中职学生原本维持着的心理系统受到破坏，加之家庭和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的缺乏，导致可获得的心理应对资源极其有限，无法形成新的心理防御机制。他们在保持长时间缄默的背后，是可能存在的基本心理需要的剥夺、情感表达的封闭和消极情绪的压制。因此，须警醒“岁月静好”的表象下，这些内化心理行为问题具有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未雨绸缪。重大危机事件对中职学生心理健康多方面的影响，使其陷入适应不良和心理失衡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学习、认知、情绪调节、人际关系、职业胜任感等方面。在学习方面，重大危机事件的发生很可能使中职学生主要的学习手段——实习实训中断，而单纯的理论知识讲授又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学习动机不强、学习热情不高，久而久之会对学习失去兴趣和信心，学业考核压力增大，最终影响心理健康水平[12]；在认知方面，中职学生在遭遇重大危机事件时，受现有知识和经验的限制，对负面信息的加工存在偏差，往往高估其危害性和风险性（如新冠肺炎感染率高，一旦感染就会死亡），削弱了他们对于势态发展的客观判断，再加上对创伤进行重复性回想的侵入性反刍，造成自我认知偏差，无效的应对致使其自我效能感降低[13]；在情绪方面，重大危机事件带来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的显著变化，容易引起中职学生因适应不良而产生消极情绪，如焦虑、抑郁、恐慌、痛苦等，自身情绪调控能力又不足，使得中职学生在危机情境中更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在职业方面，对于中职学生来说，压力不仅来源于学业方面，还有对职业前途的担忧。重大危机事件的发生，增加了中职学生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客观的就业机会减少，使得他们可能处于一种迷茫而混乱的心理状态当中。而社会整体缺乏对职业教育的文化认同心理场域，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是不得已的“下策”选择，而不是每个家庭、每个个体戮力追求的“象牙塔”，导致学生对学习、生活甚至成长失去信心，极易否定自己而产生自卑心理，这严重妨碍了中职学生通过接受职业技能教育改变不利处境实现人生价值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激励[14]。可以说，重大危机事件对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是长期的、深刻的、多方面的，并且其心理健康状况会随重大危机事件的演化而发展。当下遭遇的危机事件只是实际生活中的一种困境，今后可能还会遭遇其他无法预知的重大危机事件，因此如何防患于未然，是摆在每一个中职学生面前的重要考题。而面对重大危机事件带来的巨大影响，给予中职学生心理上的援助已刻不容缓。二、重大危机事件效应：以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疫情前后比较为例2019年岁末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危机事件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影响规模如此之大的危机事件，关注和加强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纵向的实证研究掌握中职学生面对危机事件时的心理健康变化特点，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预防与干预。目前多数研究属于横断研究，对于疫情前后的纵向研究较少。而且已有研究大多针对普通中小学校的儿童、青少年，很少关注到中职学生②，所得出的结论难以推广到这类特殊群体。诚如上述，中职学生的身心发展正处于由动荡期向成熟和稳定过渡的重要时期，负性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压力更容易对其产生消极影响[15]。同时，他们又较早地面临择业和就业的巨大压力，因此，在学习、成长、生活和职业等方面更容易产生心理与行为问题。疫情后（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得到有效控制后），学生解除隔离状态，逐渐返校复课。此时，进入一种更为复杂的心理换挡期，尤其是那些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的学生，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导和调节，心理健康状况有可能加剧或恶化。因此，探讨新冠疫情对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采用中职生心理健康量表，对711名中职学生进行为期12个月的纵向研究，意在揭示疫情前后他们在学习、成长、生活、职业等心理健康方面的变化，为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与促进提供实证依据。（一）对象与方法1.被试采用方便取样的做法，在疫情前（2019年9月）对某市一所中职学校1807名学生进行集体施测，回收有效数据1635份。疫情后（2020年10月）对2181名中职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数据1992份。由于测量时间内涉及的毕业生（924人）和新生（1281人）分别缺少后测和前测数据，故将其剔除。最后两次施测均有效的数据为711人，其中男生389人、女生322人，商贸类专业210人、旅游类专业228人、财经与公共服务类专业116人、现代技术制造类专业159人，被试平均年龄为17.28岁（SD

[提要]描述心理学是人文科学心理学的第一种科学形态，由布伦塔诺和狄尔泰在科学心理学诞生背景下共同开创。描述心理学主张在现象学或解释学方法论指导下对人的心理生活本真面貌作整体的描述或理解，并努力在研究过程中彰显和弘扬人的主体性。描述心理学特别是浪漫主义传统的描述心理学，主张在社会、历史和文化视域下内在地探究人的心理生活的样态和意义，对假设主义、实证主义、控制主义和元素主义的自然科学心理学给予了强有力批判。描述心理学的出场奠定和开启了人文科学心理学的历史发展逻辑，主要包括现象学逻辑、解释学逻辑、整体论逻辑、主体论逻辑、文化论逻辑和批判论逻辑。这些逻辑是描述心理学基本精神在人文科学心理学中不断展开、传承和发展的过程，勾绘了人文科学心理学的历史发展图景。[关键词]描述心理学；人文科学心理学；现象学；解释学；整体论；主体论；文化论；批判论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描述心理学”（17FZX045）、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社科优青”科研资助项目“新时代江苏‘适合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研究”、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申连，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究院副教授，心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江苏

[提要]民贸民品优惠政策是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如何与乡村振兴内在契合并发挥作用，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分析发现，民贸民品优惠政策在乡村振兴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和生态振兴等五个层面均有其独特作用，并且，在此过程中，利益联结机制、资源、参与、认同均是其内在机理的关键环节。因而，要实现民贸民品优惠政策有效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就必须将外源驱动力与内源驱动力相结合，发挥出内源驱动力的根本性作用。[关键词]民贸民品企业；优惠政策；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农村经济

[提要]民族地区囿于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区位发展等原因，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既是重点更是难点，为此职业教育需要与多方主体协同服务乡村振兴。从产业融合、场域融合、主体融合三个向度出发构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融合模式，能够很好观照当前职业院校的实践行动。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下列问题：一是产业链条规划不清晰，县-镇-村产业耦合力度不足；二是职业院校大都以独立服务为主，教育资源缺乏集聚性；三是乡村振兴主体间利益链脆弱，未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后续发展中，应鼓励职业院校参与产业规划，打造民族片区产业集群；加强职业院校间的多边联动，建立职教乡村振兴联盟；创建利益共同体，营造乡村振兴主体间的联动生态。[关键词]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实践反思

[提要]中国治理情境中的政权和社会关系呈现出水乳交融状态。形成这一状态的重要路径在于基层党政干部时常回应与民众的衣食住行等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生活性事宜，即“生活小事”。基于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基层政权普遍应用三种机制处理“生活小事”：一是“利益惠及”，即增进民众在日常生活事宜中的现实利益；二是“情感融通”，即基层干部通过共享情感的方式深入民众生活；三是“持续走访”，即逐个解决民众生活诉求，并将共性内容抽象出来形成公共意志。三种机制分别使政权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联系得以建立、深化和扩展。治理共同体和生活领域的融合反映了中国政治文明传统，“群众利益无小事”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积淀形成的本土性治理思想与实践。[关键词]生活小事；基层治理；日常生活；中国特色

[提要]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节点，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主题为边疆治理的CSSCI文献为数据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共现分析、聚类分析与突变分析，梳理边疆治理研究主题脉络，全面把握边疆治理研究的前沿热点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边疆治理研究形成了边疆与边疆治理两大研究分支，边疆治理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边疆治理研究的理论向度、历史向度、场域向度、模式向度、边疆的基本内涵、中国边疆学等。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的发展需多学科视角交叉，统筹多形态边疆，加速构建边疆治理话语体系。[关键词]边疆治理；边疆；CiteSpace；CSSCI文献；新时代

[提要]民族团结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的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实践的统称，其成效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对民族团结工作的研究是民族团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民族团结工作的发展与完善大有裨益。本文借助CiteSpace

[提要]文章借助管理学“SWOT”方法，分析民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和挑战（Threats），继而探讨职能职责向主线优化、人员力量向主线加强、意识形态向主线强化、工作举措向主线发力、校内校外向主线看齐、网上网下向主线凝聚的对策，旨在助力民族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项重大政治任务上，站出来、走在前，喊出来、落下去，干出来、做表率，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到办学治校全过程，为培养有理想、敢担当、善作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贡献。[关键词]民族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WOT；对策

[提要]心智和脑科学是从将意识作为一个中心问题开始的。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关注使得意识的实证研究被边缘化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识研究重新获得了合法性和动力，这与意识作为我们心智生活的首要特征的地位相称。如今，意识科学已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科学研究特点的阵营，汇集了包括哲学、理论、计算、实证和临床上的诸多视角，并以神经科学作为中心学科。现在，研究者已经掌握了关于意识全局状态神经机制、有意识与无意识知觉之间的区别以及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大量知识。下一步进展将取决于在（第一人称主观的）现象学描述与（第三人称客观的）神经机制（具身的和嵌入的）之间给出的明确的解释映射。这些研究将有助于重建我们对人类自身在自然中之地位的理解，并促进各种精神疾病和神经疾病的临床治疗方法的发展。[关键词]意识；意识的神经相关物；自我；意愿；预测编码

[提要]针对“十四五”强化经济内循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本文通过测算我国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与地区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发现：从全国来看，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不理想；从区域分布来看，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依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依次递减的空间形态；受国家区域调节政策影响，西部也有少数地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超过东部地区的情况。根据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关键词]经济内循环；高技术产业；耦合协调度；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

[提要]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是新时代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升全民数字技能的必然要求。数字素养不仅包含人们在数字社会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必备的数字技能，而且包括数字思维、数字价值观等。新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主要就是提升大学生正确认知和获取数据信息的能力，通过数据进行交流、沟通、分析、评价的能力，以及保护数字安全、解决数字问题的能力和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观等。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阵地，必须坚持人才培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理念，顺应时代要求，全面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着力构建提升新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体系，切实增强大学生适应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的素质和能力，为数字中国建设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时代新人。[关键词]数字化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基金项目：教育部2021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建党百年来青年奋斗精神培育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传承研究”(21JDSZK151)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淑娉，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青年价值观；陈海峰，浙江师范大学党委学工部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强调，要激发数字经济活力，优化数字社会环境，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1]当下，数字化生存已是可经验的事实。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健康码”“行程卡”已是“硬核”要素，支付宝、微信、QQ、钉钉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的常态化数字工具。智能手机常伴人们身边，成为重要的“朋友”。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大力提升人的数字素养，否则就将被这个数字时代所淘汰。“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持续在我们个人和专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些不能从数字化环境中获取阅读、写作技能的学生，将会发现自己无法完全参与周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2]因此，对公民数字素养的培育已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议事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强调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升全民数字技能。需求导向、目标导向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遵循，新时代高等教育要创新发展，就要始终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建设数字中国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举措，而加快培养具备良好数字素养的时代新人，自然也就成为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一、新时代高校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的时代价值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生活和生活的世界越来越被数字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日益改变着这个世界，也改变着人们的行事方式，更改变着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种认知，事关未来的‘生存’。”[4]（P.33）因此，数字素养培育不仅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必然要求，更是数字化社会公民素养的核心要素。高校强化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对于建设现代化数字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数字中国是新时代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战略，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实现信息服务全覆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数字化技术依托先进的软硬件平台及各种通信高速路，正在创建一个万物互联的数字世界和全新产业形态，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在我国，数字经济也正在引发经济增长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为38.6%，同比增长9.6%，增速为全球第一。[5]《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深入推进，信息惠民持续升级，数字经济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预测，2035年，我国的数字经济体量将达到16万亿美元。因此，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5]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未来，数字经济就是创新经济。当前，世界正进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深刻影响着全球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必须要把握历史机遇，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专业数字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数字人才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竞争力。但目前，数字经济相关人才十分短缺，一是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还不相匹配，数字技能人才培养供不应求；二是具备数字技术与行业经验的跨界人才虽然供不应求，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机制还不健全。数字技能人才的短缺将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很大制约，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数字化发展进程。如何培养、吸引建设数字中国所需要的具备良好数字素养的专业人才，是我们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建立及增强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二）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是数字化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从2012年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开始，中国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让手机成为人们生活中通信、社交、购物、娱乐、学习、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具备基本的数字素养就成为现代公民高效生活的基础和前提。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10.07亿，占比达到99.6%，点外卖、看直播、在线学习、在线医疗、远程办公等互联网应用持续增长，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6]数字化社会全方位重构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改变着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对劳动者和消费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素养已成为数字化社会公民的核心素养，是公民生存的基本能力，也是数字社会人才成长的首要技能。提高数字素养既有利于数字消费，也有利于数字生产，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和重要基础。因此，不论是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都应把数字素养作为育人目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所有公民都能够享受到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各种红利，避免因为“数字鸿沟”造成的各种问题。2019年G20峰会通过的《贸易和数字经济宣言》也强调，要提升数字素养战略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进步，消除数字鸿沟。各成员国纷纷将数字经济视为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同时将“公众数字素养教育不足，影响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列为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之一。为促进公民数字素养的提升，西方主要国家都将数字素养列为未来劳动者和消费者的首要技能。2018年，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就明确提出，要提升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到2025年，使得我国国民的数字素养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数字人才规模稳步扩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实现信息服务全覆盖。数字经济是以互联网为主要承载体的一种高级的经济形态，它将极大地赋能传统产业，对未来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高品质的美好生活都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数字文明也将助力新发展格局的加快形成，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加智慧的社会。所以，加快提升公民的数字素养是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三）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是数字时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7]新时代我们要着力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要着眼未来，着眼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主动布局数字中国建设所需学科专业，加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强化学生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能力培养，提高大学生适应数字社会发展的能力。西方国家都将公民数字素养培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制定了相关政策来加以推进。美国政府通过实施宽带技术机会计划和国家宽带计划来加强公民的数字素养教育[8]；欧盟在2010年就开始实施国家数字素养工程，把公民数字素养视为全球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9]；澳大利亚在2013年发起国家数字素养工程[10]，着力提升公民的数字素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信息化人才培养。2013年，国务院印发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强调要优先保障人才发展投入，加大对宽带人才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2015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提升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2016年，教育部公布了《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更好地服务师生信息素养的提升，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发展。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必须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要全面提升师生信息素养，推动从技术应用向能力素质拓展；要实施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加强学生信息素养培育。同月，教育部又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强调要进一步提升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2018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数字人才教育，逐步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数字人才培养体系。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要求通过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国家的这一系列要求和措施必然强有力地推动高校加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数字素养。同时，也对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条件下大学生应具备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面向未来，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的要求，加快提升大学生的数字素养，既是全面提高新时代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也是培养新时代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需要。二、新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的基本内涵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特征，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数字技术，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顺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深化对数字素养内涵和基本构成要素的研究和理解，是高校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的前提条件。数字素养是一个具体的、动态的概念，它不仅指人们在数字社会生活、学习和工作必备的数字技能，而且包括人的数字态度、数字情感和价值观以及数字思维等内容，是一个综合的范畴。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数字素养的理解各不相同，数字素养是一个新的处在发展中的概念。立足我国高校的实际，积极借鉴国外数字素养教育的有益经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努力培养数字中国建设所需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视野的大学生数字素养基本框架。由此认为，新时代我国大学生的数字素养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正确认知数据信息的能力。数据的本质是什么，数据有哪些主要特征，人和数据、社会和数据的关系如何？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数字信息，既认识到数字信息的一般特征，更要认识到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属性。明确在数字时代，数字不再只是数字，它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主要表征。2.收集和获取数字信息的能力。通过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数字平台和数字工具浏览和检索信息，并对信息进行过滤和保存。能够运用数字工具或技术查找、访问、收集自己所需要的相关信息，能够在海量的信息中有效地筛选自己所需要的资源，能够合理地对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有效组织。3.数据交流和沟通能力。能够通过各种数字工具与他人交流互动，传送信息、共享资源，参与网络社区和空间，用数字信息正确表达自己的诉求，能够正确识别和解读他人用图像、符号等数字信息传递的意思；积极主动传播正能量，了解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和网络文化差异，具备跨文化交流的意识；掌握网络交流的技能，遵守网络交流的行为规范。4.数据分析和评价能力。大学生要学会使用相关数字工具对数字信息进行简单的分析、判断，辨别数据信息的真伪，分析相关数据信息之间的关系，学会对数据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正确区分有害和无害信息，不盲目相信网络和手机平台发布的信息，具备一定的对数字信息进行分析鉴别和评价的能力。5.保护数字安全的能力。能够基本了解来自网络的安全风险和威胁，了解数据安全的知识、法规和保护措施，学会保护个人设备，能有效地对数据进行维护；有较强的隐私保护意识，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个人数据信息受到网络攻击等侵害，养成文明上网习惯，不信谣、不传谣；有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不沉溺于网络和网络游戏。6.解决数字问题的能力。运用数字化的手段解决生活、学习、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整合并重构数字内容，创造性地使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开发数字资源，创造数字产品；能够利用数字媒体和数字工具创造性地实现自己的诉求，维护数字公平，杜绝“数字鸿沟”，及时跟进数字技术最新进展。7.数字品德和价值观。坚持数字技术服务于人的幸福美好生活，反对数字异化；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恪守职业领域数字信息职业道德，合理利用某一领域的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不侵犯他人的数据信息隐私和数据秘密，努力营造绿色、文明、健康的数据发展环境，做一个具有良好数字素养的时代新人。三、新时代高校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的实践路径高校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着眼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深刻领会国家“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精神，加快构建与数字化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以专业建设为重点，课程建设为基础，坚持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数字素养教育渗透在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增强数字素养教育的亲和力、针对性、时代感和吸引力，大力提升新时代大学生适应数字化发展的能力和素养。（一）高校要普遍增设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大力培养数字经济高层次人才高校要围绕数字经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未来技术，优化专业结构，主动增设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数字经济相关专业，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引领带动专业结构优化和内涵提升，加强数字经济相关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对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产业集群，强化专业群建设。要积极争取扩大数字经济相关学科学位授权点和研究生培养规模，强化产教融合与协同育人，瞄准区域数字产业发展重点，深化数字素养教育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地方部门的深度合作。整合数字经济优质资源，探索校企共建数字经济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和人工智能研究院等，促进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大力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强化数字素养教育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强化数字中国建设的内容，要给大学生普及数字经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基本知识，展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成就，特别是展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精准智能防控的成就，展示高校利用健康码、校园码、座位码、就餐码、在线教育等安排师生安全有序返校开展正常教学活动及进行日常生活的新经验。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八个统一”，强化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加强线上思政理论课建设，打造一流在线课程和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引导学生在体验数字化学习环境中，了解和把握数字化学习、生活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要创新课堂教学，推进“互联网+教学”，引导学生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自主学习、自主探究，强化因材施教与精准教学，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教育引导大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评价数据信息，挖掘隐藏在数据表象背后的规律、趋势和本质，为科学全面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新线索。（三）加强数字素养通识课程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11]新时代最主要的社会特征之一就是数字化，高校要增强育人的时代性、先进性，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数字素养通识教育。要教育学生了解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基本常识，了解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本内涵和本质，掌握收集、检索、使用、整理、辨识、管理数字信息的基本技能，提高数字化社会应用信息技术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要根据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增强数字素养教育的针对性，从数字知识、数字能力、数字素养三个层面，立足于适应数字社会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普遍应用，构建数字素养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优化新时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大学生在数字信息时代的适应能力和水平，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四）专业课教学要有机融入数字素养教育内容在数字化环境下，高校的各门课程都要有机融入有关数字知识、数字技术和数字能力的元素，要培育大学生的数字意识和数字思维，教育学生运用数字技术或数字工具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教育部先后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高等学校区块链技术创新行动计划》《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指南（试行）》等文件，也旨在引导高校瞄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一轮科技发展前沿，强化新一代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在各学科专业中的融合，加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完善数字技术相关领域人才培养体系。所以，高校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面向全体学生，探索“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数字经济相关课程内容建设，加快推进数字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积极开展数字技术与教育环境、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教育评价、教育科研等融合的实践活动，广泛采用移动技术、互联网、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人机互动等数字化教学手段，全面推动数字素养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五）加强基于数字化环境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敢闯会创”核心能力的人才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高校推进数字技术在众创空间、创客教育中的普遍应用，建设数字化大学生创业园和孵化平台，推广数字创新创业课堂，强化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健全完善项目在线答辩、路演流程，激发学生利用新技术、新平台进行创业的热情。鼓励学校与企业、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共建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服务平台，营造富有活力的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环境。加强数字应用场景和虚拟仿真创业空间建设，为学生提供数字化、全景式、沉浸式创业空间，实现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六）加强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校园文化建设数字校园、智慧校园建设能够为学生提供数字化学习环境，有利于培养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习惯。学校要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高速网络、智慧教室、信息化教学、数字图书馆、智慧寝室、智能餐厅和智能管理系统等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教育教学资源和校园生活平台建设，加强慕课及优质线上课程建设，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机器人等智能技术在教育活动中的应用，建设数字学习空间，深入推进线上教学，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建立教师数字技术能力标准，把数字技术能力纳入教师资格认证体系。各类教师培训应将数字素养作为培训重点内容，构建分层分类、内容完备的教师数字素养培训体系，构建服务全体师生、开放共享的智慧教学共同体，全面提升数字高校建设水平。（七）加强数字伦理教育数字产业的发展方便了人的学习和生活，但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垃圾信息、虚假数据、合成照片、隐私泄露等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认知判断。特别是数据的指数级增长以及大数据库的建立，使数字之间的关联性日益紧密，匿名化几乎成为一种幻想，保护个人隐私成为一项非常复杂的事情。“大数据给社会带来的益处将是多方面的。因为大数据已经成为解决紧迫世界性问题，如抑制全球变暖、消除疾病、提高执政能力和发展经济的一个有力武器。但是大数据时代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迎接大数据技术给我们的机构和自身带来的改变。”[12]（P.22）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数字伦理教育，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数字技术观，尤其是正确的数字价值观，帮助学生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变革等形成科学正确的认识，帮助学生掌握数字伦理的相关知识，提高数字信息辨别能力，合理合法开发和使用数字信息，保护数字安全，不侵犯他人隐私，正确处理人和数字、社会和数字之间的关系，坚决反对数字对人的主宰和奴役，坚持公平、诚信、无害原则，努力让数字技术真正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助力人类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提要]为更好地开展研究生教育研究，有必要厘清国内外研究进展，呈现当前研究热点，展望未来研究趋势。本文以1998-2019年国内外核心数据库收录的有关研究生教育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CitespaceV为主要研究工具，对国内外研究进展、热点及趋势进行空间可视化计量分析。包含以下内容：一、研究进展：1.主题阶段：国内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国外体现了更高的研究热情与高度关注；2.研究领域：国内集中于高等教育、比较教育，国外则具有跨学科、多领域特点；3.研究机构：国内以高等教育见长，国外则较为均衡；4.文献共被引：国内外具有共同关心的主题；5.作者共被引：国内学者的关注主题多于国外；6.期刊共被引：国内关注宏观制度，国外较为注重微观方面。二、研究热点：质量、高等教育是国内外高频关键词，集中在总体战略、类型层次、核心素质、保障条件四方面。三、研究趋势：应加强主体研究、客体研究两方面。借鉴国外经验，寻找自身差距，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对我国当前研究的建议。[关键词]研究生教育；CSSCI；SSCI；A&HCI；Citesapce；计量分析

[提要]三线建设档案在服务史学研究、开展党性教育、服务党政决策、促进科技创新、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开发利用三线建设档案资源是实现其价值的根本途径，但档案资源分散、开发主体单一、开发方式传统、利用渠道狭窄等现实困境，制约了三线建设档案资源价值的挖掘，影响了社会日益多元化需求的满足。新时代下三线建设档案开发可以从更新开发理念、整合档案资源、协同开发主体、创新开发手段等方面入手，推进档案开发利用工作转型升级，更好地发挥档案价值，服务社会。[关键词]三线建设档案；档案价值；档案资源开发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攀西地区三线建设档案保护模式和机制研究”（SC20B039）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莫家莉，攀枝花学院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档案管理。史仕新，内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二级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号召“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反复强调“用好红色资源”“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1]。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对三线建设作出重要评价，指示“用好三线建设宝贵财富”[2]（P.2）。三线建设档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规模空前的经济建设运动的历史见证，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奋进的历程，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积淀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具有独特的多元价值。用好用活三线建设档案，对于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时代发展内生动力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近40年来，研究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展开三线建设研究，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档案学角度研究三线建设的较少。笔者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人大复印资料、维普期刊等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仅得到相关文献十几篇，内容多为三线建设档案征集报道。2015年以来，研究者逐渐关注三线建设档案的开发意义（沈庭燕，2016）、保护（冯明，2020）、口述史料采集整理（吴静，2015）等问题，但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者呼吁档案机构要与时俱进，尽可能整理公布三线建设档案资料的呼声越来越高[3]（P.156-170）。本研究在阐释三线建设档案多元价值的基础上，从档案资源开发的客体、主体、方式等视角剖析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现实困境，提出新时代下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工作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以期为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一、三线建设档案资源之多元价值三线建设档案是指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1964-1980），相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展的以国防工作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三线建设规模宏大，涉及项目众多，其档案来源于交通、邮电、能源、原材料、国防科技、机械、轻纺等领域，具有独特的多元价值。（一）为党史等领域研究提供史料三线建设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部署。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三线建设。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三线建设主张，周恩来牵头，李富春主持，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人多次视察三线建设重点项目现场，推进建设进程[4]（P.26）。三线建设贯穿3个“五年规划”，横跨13个省和自治区，累计投资2052.68亿元，约占全国同期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在党中央“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参与建设，先后建成1100多个钢铁、能源、交通、机械、电子及国防科技等重大项目。三线建设改善了中国生产力布局，优化了工业结构，增强了经济和国防实力，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4]（P.1）。三线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因其保密性质、建设贯穿整个“文革”时期、资料散失严重等诸多原因，三线建设状况鲜为人知。“文革”结束后，随着三线建设档案资料的解密，三线建设研究浮出水面。档案作为原始记录，对历史面貌的还原起到了直接的凭证作用。三线建设档案真实记录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捍卫国家主权，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经济史、中国工业经济史、区域经济、国防工业等领域的第一手资料。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5]。三线建设档案是国家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构建国家记忆的重要资源，在国家记忆的保存、传递和构建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呈现三线建设历史概貌，也能正本清源，有效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二）为党性教育提供素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5]，而“我们的初心、真理就蕴含在这些档案之中。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对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6]。三线建设档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记载，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协作、自力更生、砥砺奋进，创造在软地基上建成葛洲坝水电站、在“地质禁区”修建成昆铁路、自主研制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等一个个奇迹；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全国一盘棋”，调集国家有限的建设资金、物资和施工力量，抢时间、争速度，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迅速在中国腹地建成一大批实力雄厚的产业基地；凝聚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1991年4月，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到四川视察了攀枝花钢铁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和西南物理研究院等三线建设重点工程，肯定了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时隔两年后题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2]（P.402）。三线建设档案凝聚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奉献牺牲、开拓进取的精神品质，集中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能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丰厚滋养，是开展党性教育的绝佳素材。挖掘三线建设档案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开发具有感染力、创造力的三线文化精品，有利于弘扬“三线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坚定制度自信，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三）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形成提供参考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为应对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和调整国内工业不合理布局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初步繁荣，初步改变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可谓是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党中央一直重视西部地区发展问题，注意处理东、西部发展关系。1999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202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当下中国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出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7]，作出推进西部大开发、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决策部署，与三线建设有着相似的决策背景和初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8]，而“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务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9]。档案具有资政价值，凝聚着历史经验，蕴藏着社会发展的规律，有效开发利用历史档案，能“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三线建设档案承载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西部大开发的经验和教训，记录了西部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信息和知识。开发利用三线建设档案，从纵向发展方向进行思考，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形成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为事关西部地区发展大局的中心工作、民生问题、社会热点问题研究提供原始依据，为认识和把握相关事物发展规律提供条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性；通过撰写档案资政报告等形式，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资政服务，助力西部地区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形成，推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四）为科技生产和科学研究提供支撑三线建设是一次大规模技术转移的工业扩展运动，通过“移植”“嫁接”“培育”等产业技术转移模式[10]（P.83-87），建成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三线建设档案特别是科技档案记录了冶金、机械、化工、能源、电子、兵器、航空、船舶、核工业、交通等领域的工程建设、生产技术、产品专利、工艺流程、质量管理等方面的水平和能力。目前，大批三线建设项目仍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三线建设重点项目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中国新型战略核武器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生产的高铁轨道占全国投运的70%，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执行的发射数量占全国航天发射总量的45%。这些三线建设项目的管理、维护、改建、扩建、功能变更等问题以三线建设档案作为客观分析的依据和凭证。“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11]。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建立于以往知识的继承和积累之上，而档案的知识属性使之成为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12]（P.20）。三线建设档案中有数量庞大的科技类档案，科技知识含量高，是较之其他科技文献资料更真实、更可靠的参考和凭证。1985年全国科技普查资料显示：1978年以来，三线地区科技人员向国家提供重大科技成果18604项。仅“六五”期间就有6808项成果获得国家、部、省级奖励，这些获奖项目具有数量多、等级高、社会经济效益好的突出特点。如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中，三线地区冶金行业获奖项目占同行业获奖项目总数的50%，机械行业占41.66%，地矿、采矿行业占46.29%，工程建设施工占56.25%，水利电力占43.63%，其他行业一般都占到全国的1/4至1/3[4]（P330）。因种种原因，部分科研成果未公开发表，仅能以档案形式保存，为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提供依据和条件。通过查阅相关试验数据、观测记录、设计图纸、技术规定、工艺流程、科研成果报告等记录，可以有效减少生产运作的风险和盲目性，也可以有效降低技术开发、生产过程、生产设计的成本，提质增效，获得社会经济效益。（五）为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提供“养料”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中国特色主义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3]。档案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传承文化的载体，还是守护文化的手段[14]（P.66-72）。公众利用档案可以满足寻根溯源、还原历史真相、查证历史等精神文化需求，还可以弘扬民族文化、国家文化、地区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12]（P.20）。三线建设档案记录了三线建设这一特殊而意义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积淀着“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三线建设档案在三线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积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能为文艺创作和文化创作提供“养料”。如出版的书籍《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在贵州》《三线建设在四川》《甘肃三线建设》《三线建设铸丰碑》《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方毅与攀枝花》《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历史与文化》《三线建设纵横谈》、画册《中国大三线》，拍摄的纪录片《大三线》《难忘方毅》等就是利用三线建设档案开发创作的成果。利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发三线建设档案文化精品，不仅能真实呈现三线记忆、弘扬家国情怀、传承三线文化，还能拉近档案与大众的距离，让尘封已久的三线建设档案焕发生机。二、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之现实困境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发挥其价值的根本途径。传统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在守护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上发挥一定作用。近年来，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档案工作面临变革与转型、创新与发展问题。传统的档案开发利用方式日渐不能适应新时代档案工作发展的新要求，制约着三线建设档案价值挖掘和作用发挥。本研究从档案开发主体、档案开发客体、档案开发策略三个角度剖析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现实困境。（一）开发的客体：三线建设档案资源保存分散，成为制约开发的瓶颈档案信息资源是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基础。加大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建设，构建丰富多样、齐全完整、结构优化、安全高效的资源体系，直接关系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效。三线建设历经17年，横跨13个省、自治区，建设规模之大、涉及领域之广、参建人员之多，形成的档案资源丰富但保存分散。三线建设档案具有文化遗产、文物、档案等多重属性，以及历史、教育、政治、科技和文化等多元价值，致使其散存于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史志办公室、党史研究室等文化机构、政府部门和企业。此外，尚有大量珍贵的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散存于民间，这些档案文献征集进馆难度较大。以攀枝花三线建设档案为例，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龙头，开发建设工作一直备受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曾21次在不同场合提到攀枝花建设，表示“建设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攀枝花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彭德怀、贺龙、李富春、薄一波、彭真、李井泉、程子华等亲赴攀枝花实地考察。攀枝花保存有大量三线建设档案，调研显示：以攀枝花市档案馆为代表的国家综合档案馆藏有三线建设档案全宗125个（1964-1978年）、文书档案23428卷、照片2326张及大量声像档案（暂无法统计）。以攀钢集团公司、原攀矿公司、十九冶、攀煤集团为代表的大型三线建设企业档案管理机构，馆藏以生产建设档案为主体，共藏有底图6306套、374442张，蓝图、文字材料104726卷（册）；以攀枝花钢铁研究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馆藏以科研档案为主体，藏有底图120套、2123张，蓝图、文字材料114卷（册）；以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为代表的文物管理机构，馆藏以实物档案为主体，藏有文物、文献史料2万余件（套），图片3万余张，口述历史视频120人、8000多分钟，三线建设题材视频资料3000多分钟；此外还有大量攀枝花三线建设档案散存于回迁援建企业、回迁科研院所和回流人员手中。从历史的整体性来看，三线建设档案记录的内容互相关联、不可分割，但条块分割的体制壁垒和所有制障碍使得散存于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的档案资源难以实现高效率高效益流动。“信息孤岛”状态下的三线建设档案资源，不仅导致档案资源开发各自为政、重复开发，而且制约了三线建设历史面貌的全面呈现，影响档案价值的深入挖掘。近年来，档案机构通过业务外包等形式逐步推进馆藏资源数字化工作，档案信息脱离档案载体限制而独立存在、自由流动为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整合、共享、开放提供条件[15]（P.18-26），成为档案开发工作转型升级的重要前提。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域的档案资源整合，要求合作方发展水平、资源配置等相当[16]（P.11-13）。然目前各档案部门信息化发展水平并不平衡，三线建设档案的数字化进程并不一致，档案信息固化于扫描图片，档案信息的自由使用和交换并未实现。同时，三线建设档案专题数据库建设各自为政，部分档案馆已完成专题数据库建设，但大部分档案馆的数据库建设还不完善，存在诸如检索查询、统计分析技术不成熟等各种问题，尚未形成一个相互联系、共享互通的有机整体。总体来看，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管理还是偏重于实体管理，档案资源分散等问题成为制约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的瓶颈，限制了档案价值挖掘的深度、服务的范围、开发的成效。（二）开发的主体：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主体单一，开发力量薄弱目前，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仍以单一的档案机构作为开发主体。档案机构依据馆藏资源，参考社会需求，以编制档案检索工具、编纂档案史料汇编、举办档案展览等为主要手段开发三线建设档案资源。档案机构的角色定位还是“控制者”，其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着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开发主题、开发形式、资源选择及服务面向等问题，而社会大众处于被动接收档案信息的状态。在主流叙事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以档案部门作为单一开发主体的传统开发模式主要服务面向政府人员，发挥资政功能，基本能满足用户的需求[17]（P.57-62）。新时代下档案工作形势变化，档案利用主体逐步社会化，档案利用需求形式多元化，需求内容也向专业化、精深化、个性化方向发展，档案传统开发模式难再满足社会大众的多元需求。另一方面，三线建设档案资源丰富，而档案机构开发工作存在专业人才缺乏、资金投入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等诸多问题。档案机构开发能力的不足将导致已处半衰期的三线建设档案资源进入休眠期甚至死亡期，亟需将体制外的资源纳入开发框架之中，实现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整合，形成开发合力，推动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增殖开发和深度挖掘。在今天一切讲究“跨界”的时代，档案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已经不是档案部门自身的问题，而是需要各个行业相互配合、相互融合、共同研究解决[18]。拓展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主体，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开发已然成为新时代要求。同时，档案的公共产品性质，决定可以采用公众参与的方式突破开发利用困境，提高档案开发与需求的契合度，更好服务社会。如201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文献纪录片《大三线》得到档案机构等多部门协助，大量珍贵的三线建设档案资料首次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取得巨大社会反响，这为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合作开发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三）开发的策略：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传播形式单一，吸引力不足根据档案信息资源的特点和开发主体的特点来选择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开发形式，有利于档案价值的发挥。调研显示，档案部门对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开发以编研和办展两种传统形式为主，其他展现形式较少。三线建设档案资料编研成果多为内部交流使用的文件汇集、史料汇集，而公开出版的有内涵、有高度、有深度的三线建设档案文化精品并不多见；编研成果主要定位于服务党政机关内部人员和史志人员，而真正面向社会大众的成果寥寥。三线建设档案展览方式也显传统，一般采用展板进行固定展览或流动展览，布展成本较高、内容更新较缓；展陈主题以述史方式展现，“说教”成分较多，而打动人心的细节较少；观展者数量有限且多为基层党组织安排，被动参观者多，主动参观者少。另一方面，三线建设档案开发成果的传播渠道比较狭窄，主要依托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或本馆网页进行信息传播。三线档案文化的传播与互联网的结合仍停留在较浅层面，与社交媒体的结合不普遍，并未与用户形成积极的互动，传播效果有限，难以形成“聚合效应”。《第47次中国互联网网络资源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而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7%[19]。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重塑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改变着用户对档案服务内容、服务形式的期待。当下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处于封闭式状态，开发方式单一、开发深度不足，传播方式狭窄、受众数量有限，难以适应新时代下用户的信息利用习惯，影响三线建设档案独特价值的发挥，也不利于“三线精神”的弘扬和三线文化的传承。新时代下档案资源开发创新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丰富开发方式、拓展传播方式、扩大利用范围、提升传播效果，这已成发展趋势。三、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之突破路径新时代下信息技术创新驱动包括档案馆在内的各行各业发展。档案部门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依托信息技术，从转变开发理念、整合档案资源、协同开发主体、创新开发和传播方式等方面入手，突破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困境，充分发挥档案价值、更好服务社会。（一）更新档案开发理念，提供持续开发动力长期以来，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由于行政力的影响和档案保密工作的要求，开发服务对象主要围绕着政府机关、开发内容集中于政务文书、开发成果主要作为内部交流之用。这种以行政导向和内部需求作为发展动力的封闭式开发状态，将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共服务理念的更新而日显动力不足。形成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模式，能随着社会主体的需求得以满足而激发其继续参与档案资源开发的循环动力，实现档案价值的持续深入挖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20]。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要立足新形势，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建立档案工作新格局，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培育开发新动力，形成以服务社会和保护公众权利为导向的动力机制，探索档案开发新思路和新模式，推进档案开发手段从传统转向现代化、服务方式从被动转向主动，促进档案开发转型升级；就是要厚植开发新优势，依托丰富的馆藏，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手段、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发三线建设档案文化精品；就是要拓展开发新空间，深入挖掘档案独特价值，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史”学习教育和红色文化传承服务。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保持开发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统一，开发工作应以服务民生为重点，围绕党政中心工作而展开，把握时机，获得政策、资金、人才、设备等最大限度支持；就是要推进区域三线建设档案资源保护和开发的协同发展，加强馆际交流，推进档案资源共建共享，提升保护和开发档案资源的整体水平；就是要补短板、强弱项，打破依赖路径，实现档案事业整体性发展，解决三线建设档案来源、结构的单一性问题，解决档案开发主体、服务面向狭窄的问题，解决档案保管与开发利用的统一性问题，解决档案保密与开放的矛盾性问题。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摆脱传统的低效、落后的开发利用方式，创新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积极融入“互联网+”行动计划，实现三线建设档案存储数字化、管理现代化和利用网络化。坚持开放发展，就是要加大档案开放力度，扭转三线建设档案“锁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加快已经解密而尘封已久档案的开放步伐；就是要工作开放，让档案开发工作走向社会，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开发，开展跨部门跨地域的开发合作，合力推进档案开发工作转型升级；就是要观念开放，坚持档案自信，释放三线建设档案多元价值，为维护社会大众合法权益服务、为发展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政府管理水平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开发主体共赢发展，争取政府、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体等多元主体的支持和投入，保障档案深度有效开发；就是要让社会大众共享开发成果，推进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简化档案利用程序，提供便捷高效服务，让档案服务面向由少数转向多数，践行“档案来之于民、治之于民、用之于民”之理念[21]（P.387-400）。（二）整合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夯实档案开发基础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应与信息资源建设并举，以馆藏建设促进档案开发。丰富三线建设档案数量和种类，建立全面完整的档案资源体系，首先要在继续做好档案接收的基础上，加强特色档案征集力度。要建立三线建设档案征集网络，拓宽征集渠道，通过征集、寄存、捐赠等传统形式，抢救性征集散存于民间机构、个人的珍贵史料，而档案原件无法进馆的，接收档案复制件进馆，填补馆藏空白；要创新档案征集形式，提供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共建的平台，优化馆藏结构，如沈阳市档案馆开设的“家庭档案”专栏、美国国家档案馆开展的“这里发生的历史”等项目鼓励公众通过平台上传、分享个人拥有的档案资源[22]（P.29-31），这些建设思路和经验值得借鉴；要重视三线建设口述史料征集，弥补部分重要历史事件因政治、保密等原因而未留下文字记录或档案散失的遗憾，了解历史重大事件的背景、细节，填补档案的细节和空白。其次，推进三线建设档案数字化进程，打破信息孤岛壁垒、畅通信息通道。跨系统、跨部门、跨地域的三线建设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以完善的信息共享标准规范体系为保障[23]（P30-31），通过构建技术标准、平台标准、应用标准、运维标准和管理标准等标准规范，确保系统互联、数据库互通、平台共享[24]（P.6-9）；以区域性三线建设档案专题数据库作为开发基础，统筹规划，推进三线建设档案全文数据化进程和目录数据库建设，通过统一检索、联合编目等措施，打破三线建设档案在部门之间、地域之间的孤岛壁垒[25]（P.30-32）；以三线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搭建为关键，做好顶层设计，依托政务平台搭建三线建设档案数据交换共享和服务平台，建立区域协同分级管理协同系统，通过档案部门管理系统和资源平台与数据交互共享平台的对接，实现数据共享[16]（P.11-13），推进三线建设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方式由低层次、单一化向高层次、多元化转型。（三）协同多元开发主体，打造档案文化精品新时代下档案部门应从“控制者”向“指导者”“服务者”角色转变，从独立开发转向合作开发。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合作开发秉承多样化原则，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同系统合作开发。档案机构突破一馆一地的边界，开展馆际合作，发挥馆藏优势，编制三线建设档案资源联合目录，汇集有编纂价值的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形成全面、完整的档案汇编。二是跨系统合作开发。档案馆与博物馆、图书馆、党史研究部门等文化机构合作，最大限度整合三线建设资源，全面、立体地呈现三线建设历史概貌；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合作，深入挖掘三线建设档案价值；与媒体、文化公司等商业性机构合作，开展文化宣传、创意性开发，提升开发成果的社会影响力。这种跨领域的横向整合，有利于突破原有档案资源开发框架，汇聚资金、技术、人力、智力等要素，取长补短，形成开发合力，打造三线建设档案文化精品。三是个人参与式开发。档案部门通过意见征集、组织检索、内容生产等形式吸引和激励不同背景、不同专业、不同技能的社会个体参与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22]（P.29-31）。这既利于收集散落民间的珍贵档案文献，又让公众在主动分享三线记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增强对“三线精神”价值的认同，红色文化得以传承、红色基因得以延续。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合作开发关系的建立，以开发主体之间功能的耦合为基础[26]（P.29-34）。一是要厘清档案开发主体结构，保持主体在开发中的平衡。明晰政府机构、公益性社会机构、商业性机构以及市民在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中的角色定位和权责边界，做好档案开发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培育参与主体的公共利益和行动目标。二是要建立合作机制，推进深度合作。畅通参与主体对三线建设档案资源需求的表达，开辟多样化的公众参与开发的贡献形式，通过政策引导、制度规范、机制安排、共享服务平台搭建等途径，内外协作、上下联动，合力打造三线建设档案文化品牌。三是要建立激励机制，促进长期合作。制定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业务标准、开发成果验收标准等标准体系，形成由政府、利益相关者和第三方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评估机制，构建参与主体之间相互制衡的问责机制[27]（P.176-177），保障档案开发的可持续和科学性，推进三线建设档案价值深度挖掘。（四）创新开发形式和传播方式，走进大众生活档案资源的传统开发方式能保证开发质量、控制开发进程，而现代化开发方式能扩大开发范围、提升影响力[28]（P.55-58）。新时代下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是传统方式与现代化方式的结合。首先，信息技术融入传统开发方式，焕发新活力。如利用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手段将三线建设档案线下展览搬到线上，发挥线上展览更新周期短、传播速度快、呈现形式多、布展成本低、受众面广的优势，借助线上线下“双驱动”，产生较强的传播聚合效应[29]（P.4-8）。如在三线建设档案展览中，应用VR、AR等技术实现实物档案立体呈现，打造感官互动的沉浸式环境，提升用户体验，增强三线建设档案文化感染力。其次，创新档案开发形式，走进大众。新时代下档案机构服务层面由“国家层面”延伸至“社会层面”，逐渐走进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档案机构如何将已经解密而尘封已久的三线建设档案资源通过独特的视角、精巧的构思、新颖的形式加以呈现，发挥档案价值，这值得思考。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部署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2019年，故宫博物院推出创意互动解密游戏《迷宫·如意琳琅图籍》，大量档案复印件作为道具线索，用户在解密游戏过程中了解故宫历史、掌握故宫知识、领略故宫魅力[30]（P.30-33）。国外亦有诸多成功开发案例，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馆之夜”、亚特兰大房管局档案馆的“捕捉神奇宝贝”，加拿大档案图书馆的“发现老照片中的你”，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探索你的档案”“时光之旅”“地理之旅”等[14]（P.66-72）。档案机构应用游戏等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亲民方式来提高档案影响力，传播档案文化，拉近与公众的距离，取得良好成效。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开发可借鉴国内外开发经验，以平易近人的趣味性方式来提升档案的吸引力和辐射面，展现三线建设历史，让三线记忆愈加鲜活。最后，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体系，扩大影响力。好的开发创意还需好的宣传推广，二者“互促”良性循环。三线建设档案开发成果宣传强调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整合性运用，借助文字、图像、声音、动画和视频等多种表现形式，全面展示档案，扩大受众范围；充分发挥新媒体互动功能，依据用户的转发、评论和点赞为档案价值挖掘方向提供指引，改变长久以来“档案馆不知道民众查档需要、民众不知道档案馆档案构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1]（P.54-57），打破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利用中交流封闭和传播单向的困境。结语三线建设档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见证，记载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前行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蕴藏着独特的多元价值。开发三线建设档案资源，让“沉睡”的档案“活”起来，对于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凝聚起激励全社会砥砺前行的正能量等都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下三线建设档案的价值内涵需要全新阐释，需要在注重传统开发利用方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开发思想和开发利用方式。档案部门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从更新开发理念、整合档案资源、协同开发主体、创新开发方式等方面入手，打破路径依赖，以更好地实现三线建设档案资源的价值，更好地服务多元化的社会需求。目前，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才刚刚起步，还缺乏应有的关注，开发利用模式的深刻变革涉及方方面面，尚需研究者持续不断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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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命历程视角下海南黎族家庭世代贫困的生成机理及治理研究”（17CMZ042）、海南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计划

作者简介：谢梅，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传播学理论与实务、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播；陈文俊，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一、“恩感”文化的实质与人类合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