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三大全新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人类数字社区的出现与演化，并将促成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大同思想——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数字命运共同体将赋予数字人类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给予数字人类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成为追问数字人类的人文精神形态和人文精神价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关键词]数字全球化；数字命运共同体；数字世界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媒介文艺研究”（18ZDA28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武侠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研究”（17CZW05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数字人文与文艺理论。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具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既是一个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家“天下大同”理念和古希腊“世界主义”思想的哲学术语，又可以构成一个确立人类文明与命运互联的宏大体系。那么我们是否有一整套标准和指数来识别和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规模和程度呢？这是一个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从思维理念变成社会现实的所应回答的理论和实践二元问题。笔者认为，面对全球数字化这一不可逆转的浪潮，数字命运共同体因其包涵的全面解放社会生产力和全面解放人的巨大潜力，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路径和判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指数的重要标准。接下来本文将分别阐述数字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契合性、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新特性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意义。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形成了“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新形态，因此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1] 由此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构新型“合作共赢”国际关系的理念基础。官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译名定为：“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包涵的丰富思想，即作为国际社会社区实体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包含的四点理念：第一点，全人类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人文主义的现实载体，超越了狭隘的、以国家边界为单元的小团体视野，从人类关怀的角度考虑世界未来版图的宏伟建构，有利于实现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的最高宗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二点，未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人民所憧憬的美好未来的现实书写，其内在主张要求各国冷静对待与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不局限于历史纠葛，重点打造未来的蓝图；第三点，共有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从全局高度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能源利用率，在保护整个地球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共同发展各项事业，发展高效、高能、低损耗、低污染的全球产业链体系，这不是任何单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属于各个国家的共同事业，这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多个国家通力合作才能实现的目标；第四点，共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多国命运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影响，彼此互通而又多元共存，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有实体性的物理存在与国家安全存在，又有虚拟性的文化精神与国家文化安全存在，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世界各国应当共同遵守一定的价值信念和运行规则，把享受国家权利与履行国际义务统一起来。那么，具体而言，我们应当从何种层面、以何种标准体系来审视和衡量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程度或是成功度呢？换言之，我们能否探索开发出来一种或一整套指标体系来衡量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指数、规模、方略以及成功度呢？这是一个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落到实处、发挥到极致所不能回避且极需重视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笔者认为，随着数字化浪潮在人类的生活、交流、工作和存在中不可逆转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理应也会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一方面来讲，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内容；从另一方面来看，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也是衡量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指标。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四大理念：全人类性、未来性、共有性、共同性，数字命运共同体已经实现了高度重合。因此，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定然需要拥抱数字命运共同体，而数字命运共同体也理应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这部华丽巨著中不可或缺且独具特色的一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所应坚持的四大原则和各国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我们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完善设施、尊重主权、打造体系、维护秩序、促进公正、追求和平、互联互通、互识互鉴、增强对话、扩大共识、开放合作、深化交流、多元一体、共享共进、革旧创新、持续发展的理念与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宗旨达到了高度的内在契合，为规划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提供了指导精神。美国消费电子协会首席经济学家肖恩·杜布拉瓦茨（Shawn Dubravac）在专著《数字命运：新数据时代如何颠覆我们的工作、生活和沟通方式》中将“数字命运”表述为“Digital Destiny”，并如此定义：总体来看，我们应该把数字命运看作人类的一个伟大时代，一个充满答案，富足、创造力和告别苦难的时代。但是在通往这个时代的艰辛道路上，问题、短缺和苦难仍将继续存在 … … 现在是发展的好时机，我们正在应用比以往更多的数据。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模式，且需要找到全新的方法来思考世界和文明在其中的地位… …我们的数字命运召唤我们冒险一试，像很久以前一样，相信我们拥有找到正确道路的能力。[2]（P.318）在英文中，“Destiny”一词不只有“命运”的含义，还表示一种“宿命”或“不可抗拒的力量”。笔者认为，这一表述是较为准确的，“数字命运”的确是未来人类所不可抗拒的生存趋势，是人类赖以生存、生存其中的虚拟—实体相结合的空间社区所在。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亦认为，“数字化时代如同大自然的力量一般，令人无法抗拒与阻止。”[3]（P.229）那么，数字命运共同体到底具有何种优势，能够改变人类历史、创造人类未来呢？在笔者看来，数字命运共同体主要有三大新特性，能够让其担当起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这三大属性分别是：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接下来本文将分别阐述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新特性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意义。数字命运共同体的第一大新特性是数字连通性（Digital Connectivity）。数字连通性是“超数字时代”（Hyper-Digital Age）人类信息交流与互换、形成交流与互通共同体的新方式，构成了区别于人类现代文明时期最初的交流互通的本质属性。在现代化初期，汽车、火车、轮船与飞机等实体性交通工具的发明以高速的空间转移、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的交流与连通方式，如今以多媒体和互联网为主要代表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以实体性+虚拟性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元化的途径、多层次的机制实现了人们虚拟化的在线交流与连通方式。因此，数字连通性可谓是数字命运与数字人类深度融合的必然时代产物。数字连通性是数字时代人类交往主体打破国界限制、进行全球化跨境联通交流的新形式。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所言，“在数字时代，国界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它们为我们呈现的世界不再有界线。这个世界完全开放、互通、脱离地面”[4]（P.328）。马特尔还进一步剖析了以互联网为巨大现实载体的、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去空间化和去时间化特征：“欢迎来到这个没有疆界的世界，在这个万维网里，一切变为可能，变得等距，互联网无国界，技术无边际。这就宣告了距离的终结、语言的终结，甚至‘地理’的终结，就像人们曾经乐于预言的‘历史的终结’”[4]（P.329）一样。的确，数字人类的数字连通性，将促成数字平台上世界人类实现跨境交流的微观体现和直观体验。“跨文化交际”进行“数字转向”的内在属性要求连接进入“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各方从文化政策和技术支持方面扩展出跨国文化交流的多种渠道，开发更多的跨文化交流网站、手机app软件，最大程度地开放与共享更多的数字化资源，让跨境交际人群更容易、更快捷、更廉价地获取和处置更多的数字信息与多媒体资源。“数字跨文化”可以运用前所未有的廉价、便捷、高速、多元的方式，让更多人无需跨出国境就能切实加入到跨国跨文化交流的“大朋友圈”。当然，不可否认，在数字全球化的时代，数字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数字化浪潮有利于世界各国交流实体以数字化的全新形式打破国界，构建基于全球化跨境连通交流新形式的数字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各国数字化的不均衡，甚至基于数字技术优势而产生的新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或“数字天堑”（Digital Moat）也可能让世界各国之间产生新的“数字垄断”（Digital Monopoly）和“数字霸权”（Digital Hegemony），阻断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协同发展，甚至因为数据泄露、黑客攻击等重大数字事件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力动乱。就现实而言，数字连通性会不会完全打破地理界限、把地域性因素完全剥离于数字命运共同体之外呢？笔者认为，数字全球化像经济全球化一样，都是数字全球化（Digital Globalization）和数字本土化（Digital Localization）的辩证性统一，数字命运共同体能够超越地域因素对跨文化交流的物理性限制，但不会完全祛除人类跨文化交流进程中的地域特征,从而形成多元共生的“数字全球本土化”（Digital Glocalization）。马特尔亦认为，国家疆域在数字文化时代仍起到关键所用。在他看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渠道”是一张“拼图”而非一条“隧道”，数字世界是在“向深度纵深发展”而不只是“在一个平面进行扩张”，最重要的是互联网在对世界进行数字连接的同时不会“消除差异”，而是“接受差异”[4]（P.362-363）。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世界性数字连接所产生的地理疆域-多元身份混杂性，马特尔进一步补充说明道：“互联网不是全球性的，它不会把各种身份修剪整齐：它看重不同的身份。我们在网上的对话是疆域化的，且会保持不变。背景条件是关键，地理因素也很重要”[4]（P.363）。由此观之，作为嫁接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平台与路径，互联网不但是一个国际交流工具，而且通过本土交流实现本土化过程的方式。接入互联网的各个国家与国民并不是语言不通、无法理解、互相敌对的文化社群，而是以一种高度的文化多元性形态，努力进行着不同于面对面和实质性接触的、跨文化交流的全新的民族文化“数字大熔炉”（The Great Digital Melting Pot）之兼容模式。这个熔炉无意移民，却能够随意迁移；它不愿殖民，却能够跨越国境长驱直入；它不属于美国，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它并不是实体存在，却又无处不在。具体而言，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地的数字命运共同体，在互联世界的同时塑成了连接性的新特征。其新特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数字连接性开拓出了文化畅通性；第二，数字连接性保留了文化差异性；第三，数字连接性塑造出了文化新形式。数字连通性这三个新特征，也让数字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互联世界的平台，通过范围更广、方式更多、程度更深、关系更密的立体形态把世界全人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总之，从未来世界格局的宏观新形态来看，塑成数字命运共同体并能推动其快速发展的第一大特性——数字连通性极有可能会把世界塑造成一个全新的数字文化疆域，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万国连通的“全球国家数字联合体”（A Digital Commonwealth of Global Nations），尊重各国数字文化疆域主权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共享联合体内各国的数字信息与数字权利，言说与书写着共同的数字编码语言，发行与流通着共同的数字货币。这是一个充满可能的猜想，也是一个符合未来趋势的设想。人人连通、万物连通，各地连通与各国连通，其实并非子虚乌有的神话和遥不可及的预言。它不同于因地域接壤而结成的政治联合实体欧盟（European Union）或者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也不同于因政治利益或历史渊源结成的政治联合实体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或者独立国家联合体（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而它可以吸收并且超越所有人类政治文明历史上关于联合与团结的可靠性理念与可能性模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人类国家的未来发展模式进行了明晰的定义，认为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5]（P.655），并把这种没有阶级对立的新形态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P.51） 在这种由自由人组建的、高度自由的“联合体”之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将被彻底消除、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形式，并且逐步实现社会解放，也即全世界、全人类的完全意义上的解放。笔者所提出的“全球国家数字联合体”这一新形式，或许可以成为符合马克思所预言的、一个人类文明主导下以数字科技推动人类生产和生命解放、实现人类组织形式的创新型“自由人的联合体”，一个最终能够完成“历史任务”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数字命运共同体的第二大新特性是数字互惠性（Digital Reciprocity）。数字命运共同体涵盖的互惠性，是先前任何历史阶段所不曾拥有的。从全球的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地域之间的大连接，也即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往往伴随着战争与征服、掠夺和剥削，相应而来的是一方的特权和另一方的被夺权，一方的压迫与另一方的被奴役。比如说全球化初期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被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第一次成功实现环球航行，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绕道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不可否认，一方面，大航海时代实现了地理大发现，发现了新大陆，开拓了远航贸易与文化交流，极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跨地域跨海洋交流和整体文明的进步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严酷的殖民主义、剥削经济、奴隶贸易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等其他本土弱势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灾难。又如大英帝国的扩张。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不无骄傲的描述充分呈现了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所主宰的“万国工蜂哺育蜂王大国”的世界格局：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拉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放着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她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印度群岛到处都是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西班牙和法兰西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水果园；长期以来美国南部一直都是我们的棉花地，而现在我们的棉花地正在向地球上所有温暖的区域扩张。[7]（P. 151-152）于中国而言亦是如此。西方列强英国通过发动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迫使封闭落后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也让封闭落后的中国被西方工业强国英国强行拉入世界贸易体系，由此遭受了列强施加的残酷政治压迫和资源掠夺。对于资产阶级为开拓市场而驱动的全球化扩张对国家生产和消费超越民族-国家走向世界所带来的多面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行了极其深刻而又全面的分析。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预见到了资产阶级世界市场全球化对民族工业带来的危机与契机：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6]（P.31）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亦承认，而且积极评价了世界市场全球化对全球精神文化在超越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层面的重要意义：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P.31）由此观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通过全球化形式达成世界性的形式所持的是一种支持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产阶级工业市场全球化的进程中预见到了资产阶级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为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世界理想提供了世界大革命的历史条件：“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6]（P.47）。不过与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所不同的关键的一点是，无产阶级的大联合是基于人与人之间互惠性本质特征的、彻底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组织联合形式，一种超越民族的阶级感情和理想追求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体，最终旨在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6]（P.47-48）。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达到高潮，让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密切互联、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具民族性与国际性混杂共生、相互依存的状况。不可否认，从消极层面来看，在世界高度全球化体系中，强国对于弱国的政治操控、经济影响、社会渗透和文化冲击导致了强弱国家之间形成了政治方面不公平的外交体系、经济方面巨大的贫富悬殊、社会方面不公正的话语垄断传播体系和文化方面强势的软性入侵。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世界全球化进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大过给人类带来的祸患。人类交流更为便捷，人类知识和科技创新成果的跨地域合作和共享更快地推动了知识创新和社会进化的整体发展，而协同合作也成为了人类处理危机与度过危难的有效组织方式和重要力量。所以，从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人类文明的世界性探索和全球化的共同体建构在带来互动、共享的交流和传播机制的同时，可能会夹带着强权政治和本土对抗的两极化对立因素，伴随着强势政治经济的掠夺和剥削以及弱势国家的贫穷和压迫。人类历史上国与国之间实现连通性的方式也许会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政治不平等，但是这种列强以船舰利炮打开弱国国门的连通方式在国际道德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到了数字时代，也就是数字全球化的时代，数字化连通的方式，很有可能会成为规避殖民主义掠夺的新模式。当然，殖民主义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展开，比如说强国的互联网黑客通过窃取弱国数据或操纵弱国舆情的方式实现影响他国甚至颠覆他国的政治目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技术是中性的，面对数字化连通加以拒绝否定或是进行封锁封闭并不是一项明智的选择，甚至是作为一种可选的选择。规避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使用技术的主体是否能够坚持秉承一种“互惠性”理念。对此，数字命运共同体内在的“互惠性”理念，将有机会革新这一“开拓—殖民—压迫—反抗”的一方受益、另一方受难的“此增彼减”二元对立方式，代之以“先进带动落后，发展惠普各方”的新合作理念。互惠性原指在有向网络中，用来衡量网络中两个结点形成相互连接的程度，体现的是网络中个体之间的密切程度。而互惠性，也是数字命运共同体连接性的第一步升华性体现。此外，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互惠性”还是基于“统筹性”理念生发出来的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密切连接性，因为建立在任何一方无限损耗的发展模式都不可能是长久的。立足于统筹性的互惠性，是数字命运共同体能够肩负起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任的重要特征。所谓统筹性，即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一种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的信息化机制建设。如此言之，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就是顺应数字全球化而生、能够在数字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大发展的人类数字共享交流机制。2014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在其发布的报告《数字时代的全球流动：贸易、金融、人力和数据如何连接世界经济》中总结了关于数字全球化的七大主要发现，界定了数字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并高度肯定了数字化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遥相呼应地表明了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可行性与必要性：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连接度指标显示，发达经济体的连接度仍然高于新兴市场，但新兴市场的连接度正在迅速飙升；在全球流动中，知识密集型的比重逐步增大且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其增长速度快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流动；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加入，全球流动网络正在扩大和深化；公司、企业家和个人有更多的参与机会。[8]（P.2-3）从以上七点发现我们可以看出，数字化已然成为了全球流动的重要推手。至于报告中的第二点，更是明确强调了数字连接性在世界全球化总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另外，报告还全面总结出了数字化改变全球流动、从而创造出一个密切互联的世界经济体的六大体现：数字平台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来减少全球流动的障碍。[8]（P.37-47）与此同时，报告也进一步言明了数字化通过降低边缘性生产和分销成本来改变全球流动的三种主要方式：第一种方式，通过创造纯粹的数字产品，例如书籍和电影，这些产品可以很容易地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运输和复制。数字化甚至通过使用虚拟协作工具实现远程工作，将一些人员的物理性流动转化为虚拟性流动。第二种方式，数字化通过围绕传统产品而使用“数字包装”的方式提高物理性流动的价值，比如说当产品流经全球价值链的时候在商品中植入传感器。这一做法使得它们的流动更具效率和价值。第三种方式，创建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在线平台。[8]（P.37）由此观之，数字命运共同体将以一种平等、互动、开放、共享的理念，打造成为一个范围更大、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互惠更多的机制平台，来支持世界的数字全球化新形式和数字社会新形态，支持世界跨境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创新。王宁教授曾结合西方学界和中国实践的双重角度从文化的视角对全球化进行了理论建构：（1） 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2） 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3） 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4） 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5） 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6） 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7）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9]笔者参照王宁教授对全球化的概括，提出了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所包含的几层内涵：（1）一种跨国信息传播的实体化基础设施建设或虚拟媒介，或实体化基础设施建设或虚拟媒介的结合体；（2）一种区别于经济全球化，但又同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全球化呈现方式；（3）一种在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世界信息共享和国际合作的有效平台机制；（4）一种以数字化方式推动世界大同思想以社区形式实现的世界主义理念；（5）一种推动数字化基础和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家工信业现代化行为；（6）一种互联网时代世界文化自由无碍地跨境传播与融合并存的文化形态；（7）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参照指数与阶段标准；（8）互联网时代人类的一种交流和生存的媒介与方式。美国新保守派的理论代表人物、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称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并认为国际贸易和出口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历史终结”指的是“人类进程是否具有一种方向性”。福山基于“历史终结论”提出了关于未来的观点：科技可能创造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尼葛洛庞帝恰恰也对数字命运的未来提出了十分乐观的断言：“数字化时代的存在具有四个强有力的特质将引领它迈向最终的胜利：权力分散化、全球化、和谐化和授权实体化”。[3]（P.229） 对于如何创造何种全球体制、全球治理的理想状态这一问题，正是我们在数字全球化中建构互惠性数字命运共同体所要面对和解决的。而对于未来的数字命运共同体，可能出现的最大特征就是，参与各方没有输家、都是赢家，参与各方可能赢的大小不一，但都会赢。可能纳入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各方在短时间内没有实现绝对的平等主义，但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的过渡阶段很可能因为秉承着“个体退后一小步，集体前进一大步”理念，之后迎来“集体前进一大步，带动个体前进一大步”的繁荣盛况，其宗旨和最终目标必然是公平、正义、机会均等、各方平等的机制性建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瞻远瞩地描述了废除私有制后、世界人类基于互惠性建构出“共同联合体”来实现社会全体成员全面发展的社会胜境：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6]（P.90）在“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联合体”的理论指导下，我们更应该加强以互惠性为基本理念的“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从而让互联互惠的数字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化生存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与生存方式，将给数字人类带来新希望与新福祉。对此，尼葛洛庞帝分析得非常到位：数字化生存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众多泾渭分明、不相往来的学科和企业一改先前竞争得你死我活、一损俱损的态势，开始寻求多方共赢的合作模式。失落已久的‘共同语言’再次出现，让人们能够跨越国界、互相理解。如今在学校上学的孩子都有机会感受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件事的经历和体验。[3]（P.230）从尼葛洛庞帝的论述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数字连通性将给全球化交际的人类主体赋予一种新的“共同语言”，以解码-编码的数字语言形式，编织起数字命运共同体运行的软件和所需要支持的技术性硬件。这样一来，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就能够在连通中互惠、因互惠而连通中形成整体上的良性循环，不会因霸权主义和单向剥削而不可持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第三大新特性是数字调试性（Digital Adaptability）。数字命运共同体中的“数字调试性”概念，是指连接到数字命运共同体、达成互惠的各方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的共存形态特征。这种“数字调试性”将是“数字连通性”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巩固和推动“数字互惠性”的重要保障。“数字调试性”的内在本质要求连接进入数字命运共同体内的世界各国破除国与国之间关系点对点式的片面单向维度，从全球视野的立体面多维度考虑问题。未来世界不可避免的数字全球化将进一步从更深层次推动政治方面国家利益的全球布局协调、经济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市场开拓、文化方面创新发展的国际交流共享、社会方面人类组织形式的海外散居，进而逐步发展成《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多元混杂形态。[10]（P.59）正如笔者在《数字人文：开创人文研究的新纪元》一文所言，数字命运是一种一体化不可抗拒的创世纪性新开端：在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又更加扑朔迷离的“数字云时代”，“数字”越来越倾向于扮演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之神耶和华的角色，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为渴求信息、沉迷在线的数控人类建构一个永恒而又完美的数字天堂，实现对空虚寂寞灵魂的虚拟救赎。[11]对此，我们更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数字命运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沦为“唯数字技术马首是瞻的技术奴隶”和“数字商品拜物教教徒”，被无限泛滥的数字信息所吞没，在“娱乐不至死但玩物已丧志”的数字命运歧路口迷失。[12]连接进入数字命运共同体中世界各国的“共存并立形态”所具有的这种“数字调试性”特征，需要全人类、同时也能够帮助全人类不脱离根本的民族-国家爱国理念、同时超越于较为狭隘的民族-国家唯我中心观，以一种数字时代普遍适用的人文主义关怀精神，从更为理性谨慎、全球整体的宏观角度来制定和执行国际国内的各种决策。在数字命运共同体“共存并立”的平台机制中，出现发动世界大战的战争狂人或者胆敢按下核按钮毁灭地球的疯子的几率变得微乎其微，各国领导者与广大人民将能更加深切地领会到“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历史经验，各国政府也将会以更审慎的理性态度来处理分歧，共同享有人类科技文明发展成果带来的巨大福利，共同应对重大疫情灾害、恐怖主义、跨国腐败、毒品交易等威胁全人类和国家安全重大问题，从而将各方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从国际关系来看，数字命运共同体中的“数字调试性”反对一成不变的固化思维方式，倡导多元对话框架内的相互协商、相互适应，以此作为数字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国之间展开跨文化对话的精神基础，进而有力地遏制单边主义行动，有针对性地切实减少国际冲突。笔者认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数字调试性”特征将塑造出具有如下三个素养特征的未来国际性领导人才。第一点，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数字调试性将塑造出新数字一代国际事务管理者的“数字领导力”（Power of Digital Leadership）。不同于人类古代权斗历史上靠足智多谋、攻心驭人式的心理战型领导，未来领导者不但需要自身具有强大的数字信息搜集检索、筛选、分析的能力，以及在充分保障信息安全的情况下运用数字媒介进行信息沟通和舆情处置的能力，而且需要站在数字时代前沿的眼力、能力与魄力，在国际层面积极地实质性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文化机构的完善与发展，给予数字技术发展所需的政策支持，制定出台数字技术相关的管理文件与政策，管理好数字技术支持的虚拟或实体社区。这种数字领导力素养（Digital Leadership Competence），也许有朝一日会与外文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一同成为遴选国际领导人才的重要方面。第二点，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数字调试性将塑造出数字新一代国际事务管理者的“世界领导力”（Power of Universal Leadership）。具有世界领导力的数字新一代国际事务管理者将不同于为帝国进行海外探宝和海外殖民的哥伦布与麦哲伦式的探险入侵者角色，不会运用自身掌握的先进数字技术来进行数字垄断（Digital Monopolization ）、布局数字操纵（Digital Manipulation）、制造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施以数字殖民（Digital Colonialization）、数字压迫（Digital Oppression）和数字剥削（Digital Exploitation），而会因其所具有的、超越国界的世界性数字人文主义（Digital Humanism）情怀，致力于为全人类创造一个平等度更大、共享度更高、信息更透明、社会更和谐的国际秩序。这种新型国际事务管理者的思维出发点即不同于以往历史上基于民族国家或者地区领导所持的、以片面维护一方或者多方利益而损害其他更多或者世界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观，而能够基于全球人本主义关怀所需的调试性和灵活性框架内进行去偏见化和去本位中心观的价值判断和政策制定，全力做到既不损害国家利益也不损害世界利益，在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巧妙的平衡点，实现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世界使命。第三点，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数字调试性将塑造出新数字一代国际事务管理者的“调试性领导力”（Power of Adaptive Leadership）。数字命运共同体中的“调试性领导力”将符合三点要求：第一点，充分获取数据材料，包括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采集分析的方式，形成基于数据而又超越数据的宏大系统观；第二点，基于调试性，形成既能够稳定地立足于本国利益的本位，同时又充分考虑他国感受的知己知彼、换位思考的多元视角；第三点，从数字调试性出发，落足到统筹观，能够在兼顾平衡中开发对话语合作的无限可能性与现实模式。总之，数字命运共同体更注重避免主观争论的歧见和偏见，让沉默的数据说话，以充分的“调试性领导力”整合国别资源，跨越国家差异、超越国别文化心智结构带来的分歧争端，在系统平衡和优化中探索最佳效能且切实可行的多方合作方案。综上所言，推动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对未来国家跨文化交流的管理领导人才素质提出新的要求，将打造出一批具有数字领导力、世界领导力和调试性领导力三大能力，同时兼备数字世界主义人文关怀和为数字人类谋福祉两大素养的新型国际化人才。与之相应，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推进也将为全新的调试性数字化人才提供培育的土壤和发展的平台，让精通国际业务的数字精英型人才在数字化时代居要位、显大能。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成就，共同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形态，塑造数字命运的新未来。数字命运共同体对未来人类文明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数字科技时代人的全面解放和人类文明的重塑提供了可行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平台。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中外古代先贤就不懈地探索全人类理想社会的建构模式。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人就致力于塑造一种宏大的、适用于全人类社会的大同社会，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与之相似，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也将自己标榜为“世界公民”，推崇“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追求着跨越国界的、对全人类的博爱，背负起培育人性关怀、改善人类生存境遇、承担人类整体的责任。正是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出现，能够促成一种“数字世界主义”（Digital Cosmopolitanism）的诞生。这种数字命运共同体，正在把中国古代关于“世外桃源”的文学想象变成一种“室内网缘”的社会现实，正在把西方“乌托邦”的社会空想变成由数字城堡稳固守护的、“E托邦”的社会形态。在新数字世界主义思想理念的指引下，人类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归属感可能会被数字命运共同体重新塑造出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Digital Cultural Identity）以及一种超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Digital Cultural Belonging）。数字人类的数字文化多元性（Digital Cultural Plurality）也会在数字世界主义的重新融合与散播中重构出新的兼具通行性（Universality）和独特性（Particularity）的话语体系，最终通过“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放射性路径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圣境。[1]习近平. 携手共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 2015-09-29.[2][美]肖恩·杜布拉瓦茨. 数字命运：新数据时代如何颠覆我们的工作、生活和沟通方式[M]. 姜昊骞，李德坤，徐琳琪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3]Nicholas Negroponte. Being Digital.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5.[4][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疆域[M]. 左玉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德]马克思，[德]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7]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London: Unwin Hyman, 1988.[8]James Manyika, Jacques Bughin, Susan Lund, Olivia Nottebohm, David Poulter, Sebastian Jauch and Sree Ramaswamy, Global Flows in a Digital Age: How Trade, Finance, People, and Data Connect the World Econom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4.[9]王宁.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理论的建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3（1）.[10]曹雪芹著，无名氏续. 红楼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1]李泉. 数字人文：开创人文研究的新纪元[J]. 福建论坛，2019（6）.[12]李泉. 数字的发展源流与数字文学的理论建构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