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小事”：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维度——兼论政权与社会关系的中国特色

[提要]中国治理情境中的政权和社会关系呈现出水乳交融状态。形成这一状态的重要路径在于基层党政干部时常回应与民众的衣食住行等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生活性事宜，即“生活小事”。基于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基层政权普遍应用三种机制处理“生活小事”：一是“利益惠及”，即增进民众在日常生活事宜中的现实利益；二是“情感融通”，即基层干部通过共享情感的方式深入民众生活；三是“持续走访”，即逐个解决民众生活诉求，并将共性内容抽象出来形成公共意志。三种机制分别使政权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联系得以建立、深化和扩展。治理共同体和生活领域的融合反映了中国政治文明传统，“群众利益无小事”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积淀形成的本土性治理思想与实践。

[关键词]生活小事；基层治理；日常生活；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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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党员下沉基层’背景下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21CZZ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属地管理背景下党民关系发展进路研究”（30010211165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包涵川，长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政府行为与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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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2期

西方的治理模式经常在政权和社会之间划定严格的界限。在这一理论源流看来，两者有着较大程度上的对立性，政权进入社会领域需要面对诸多严密的限制，这成为了西方国家建设的重要传统。而如果政权过多融入了社会领域，不仅国民共同利益会遭到破坏，政权自身的合法性也会受损，甚至存在着崩溃的风险。

然而，中国的治理实践对于西方教科书提供了新的经验启发。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没有分立，反而经常表现出密切不分的融合特征。党和国家不仅以积极作为的姿态引领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还推动了政权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以及相互嵌入。这些特征鲜明地体现在党和国家的治理话语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沉下身子，走进群众”，从而形成水乳交融般的“血肉联系”。而与西方理论预判不同的是，中国非但没有出现西方论述的国家运行阻滞，反而“风景这边独好”，在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持续突破，而且社会民众对于政权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支持，不断巩固了国家政权建设。

那么，从中国本土性经验来看，国家与社会领域的高度融合是怎样实现的？两者的融合又怎样推动和优化中国的治理格局？如何从学术理论出发解释中国治理的特色和优势？这些问题是本文的探讨重点。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进路

目前学界已经关注了中国情境当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融合性特征，并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解释：第一，“制度结构论”。许多学者关注了政权与社会关系中的结构和制度设计。早期较为经典的解释是“行政吸纳”。这指的是在分类治理的基础上，政权对于社会领域中具有潜在危害的成员和组织进行限制，并对于其中拥有参与治理潜力的社会成员进行组织统合。[1]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行政吸纳服务”视角，在“行政吸纳”学说的基础上指出国家对于社会领域进行赋能和引领的相关机制。[2]除此之外，一些研究探讨了政权与社会关系的转化节点。在这一方面，有的学者探索了“家户”的意义，当“家”向“户”转换之时，家庭之间的社会横向联系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纵向联系得以联结，以家庭为纽带推动了社会与国家的相互融合。[3]李威利提出了“新单位制”概念，意指当前区域性党组织对于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的组织化统合及其相互关系结构。[4]吴晓林等人还研讨了国家对于社会的“创制性”，通过社区营造的案例阐释了国家对于社会力量的扶助作用，使“国家偏好”和社会偏好保持动态一致。[5]

第二，“心理文化论”。政治心理和文化形塑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观维度，在观念中引导双方产生相互融合的倾向。在这一方面，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指出中国的政治文化自古至今都不强调社会领域的绝对独立，而是构建出政治和社会领域融通的终极价值。[6]翟卫东通过对“青天”话语的研究，发现民众期待领导干部对其各个层面的利益诉求加以包办，消弭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7]此外，政治文化还包括党内文化对干部行为导向的规定，在这一方面，著名学者高放系统探讨了“公仆”话语内涵，它要求党政干部必须深入民众，全方位代表和实现他们的利益。[8]

第三，“技术资源论”。这一视角主要关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资源对于政权领域深入社会的赋能作用。姜晓萍等人指出，人工智能促使了政权内部多个部门的有效协同，推动了政治力量以更为精细化的方式变革社会。[9]薛泽林进一步论证了人工智能对于政权和民众之间互动的促进作用，提升了国家深入社会的运行效率。[10]

可以发现，前人已经对国家和社会的相互融合现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从多个角度解释了这一状态的形成路径。相关研究大多结合了实地调研，展现了丰富生动的中国治理故事。但是，前人研究也有白璧微瑕之处：一方面，在关注的议题层次，它们相对忽视了政权领域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日常生活是社会领域的主要构成，高度的国家和社会融合必然意味着政治领域深入民众生活。换言之，相对于前人研究提及的制度等方面，生活领域是最终意义上的政权延伸地带。然而，既有文献并未过多着墨；另一方面，在方法论层面，既往研究的案例叙事和理论探讨都较为宏观。虽然此种方法能够正视治理结构的宏大特征，但是其中的细节和动态过程则被相对忽视了，而这些微妙环节恰恰蕴含着潜在但却真正发挥作用的实践机制。就此来看，对于这一话题的探讨，既需要对案例进行宏观分析，也需要解剖麻雀，在相对具体的视野中把握中国政权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如何“由小到大”地认识微观的政权和社会联系机制推动宏大治理结构形成的政治过程？中国的实践如何将相关理论不断发展？这些问题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前人的未尽之处构成了本文的发展方向，下文提出了“生活小事”概念，将其视为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维度，论证其促成国家与社会关系高度融合的内在机理。本文将首先分析“生活小事”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再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政权深入治理“生活小事”的实践机制，在此基础上论述“生活小事”如何成为国家治理当中的“大事”，最后结合历史传统作出发散性思考。

二、“生活小事”：理解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维度

本章重点探讨“生活小事”是什么，并试图说明“生活小事”话语不是盲目创新的学术概念。在《辞海》中，日常生活是“平日里人们进行的各种活动”。而在抽象的学术意义上，它植根于社会科学中的“生活实践”理论源流，可以被定义为“使社会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11]（P.2）或者“在社会生活中对于社会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而言具有高度的熟悉性和重复性的奠基性的实践活动”[12]。从学科发展史来看，20世纪以来，受到现象学的影响，许多学者将分析焦点转向了社会成员能够感同身受的生活实践，关注寻常言行和普通人物，并提出了“互动论”“拟剧论”“常人方法学”等多种理论。“互动论”主要以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拟剧论”则主要研究人们展开日常行为的角色划分以及行动策略。而“常人方法学”则将日常生活看作一面“棱镜”，透视人类行为的实践逻辑及其背后的主观意义建构过程。从这些探讨来看，日常生活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领域当中时刻进行着的客观实践，正如郑震指出的，日常生活不止是社会宏大体系中的“子系统”，更是社会运行的基础性领域。[13]

日常生活在现实情境中通常会表现为“小事”，从而形成了“生活小事”话语。“小事”首先意味着细微性，这指的是它们通常影响的范围有限。它与“国家大事”的全民关怀不同，通常只涉及个体等小范围。吴飞发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模式可以被概括为以家庭为中心进行的“过日子”活动。[14]相应地，“生活小事”也经常以家庭为中轴，主要包括吃、穿、住、行、子女上学和赡养老人等每个中国人生命中都要无时无刻面对的事项；其次，“生活小事”还有着整体上的复杂性，它名目繁多且因时而变，有着非常具体的发生场景。不同人会面临不同的生活问题，而同样的个体在生命维度中也会时刻面临前所未见的生活问题。这就决定了“生活小事”达成途径通常是个性化的；最后，“生活小事”非常容易被人们直接感知。“日子”过得是否满意？衣食住行是否有所保障？民众通常会给出切身的体验性评价，进而会推动形成公共性的社会舆论和民意基础。根据这些特征，本文将“生活小事”定义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个人或家庭为中心，直接面对和处理的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细节性事宜。

“生活小事”有着融入政治领域的潜在空间。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日常生活出发，如前所述，它是社会运行的前提，也是政治活动产生的基础。根据马斯洛提出的人类需求层次的经典理论，人们只有在满足个人生理性和安全性需求基础之上，才能够积极进行社交和参与公共活动，实现自我发展。[15]而当这种生活需要满足基础上的活动关联于公共权力之时，政治现象便得以形成，构成了日常生活的衍生物；第二，从国家政权领域来看，公共治理活动的重要着眼点之一是发展社会成员的生活性利益。这在中国情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裴宜理曾经指出，和西方民众追求抽象的平等、自由不同，中国普通民众的政治人权观高度关联于具体的生活利益，满足人民的生活用度需求即被理解为发展政治人权。[16]“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已经在近年来成为了国家权威性话语。由此可以看到，改善民众生活的活动蕴含着政治价值，是中国各级政权的施政着眼点；第三，从两者的相互关系出发，政权活动是人们开展日常生活的保障，它凭借着合法化强制力和权威性成为了社会生活矛盾的协调者和仲裁者。离开了政治领域，社会日常生活也无法顺利运行。而反过来看，人们对于“生活小事”的感知性评价，能够形成普遍性的公民认同基础，影响政权的合法性和运行方式。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党和国家尤其重视民众的“生活小事”，它们几乎无所不包又无微不至，成为了各级政权的重要活动指向。

三、利益惠及、情感融通和持续走访：基层政权融入“生活小事”的实践机制

本节关注中国基层党政部门处理民众“生活小事”的机制，这里的“机制”指的是基层干部回应民众衣食住行等生活事宜的一般化实践模式，是本文的分析重点。

（一）研究方法

对于实践机制的研究要求正视现实政治和社会运作的复杂性，并结合理论层层抽象，去粗取精，将不同因素或变量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加以厘定。相较于定量研究的化约性取向，机制的探索更适宜通过定性研究中的案例分析和田野调查展开。

定性研究经常被质问：为什么要选这个案例？为什么这些案例分析的结论能够具有代表性？与定量研究对于科学抽样的要求不同，要解决这些问题，定性研究中的案例选择要求同时满足经验饱和以及理论饱和两方面。

一方面，经验饱和指的是案例选择必须反映普遍情况。为达到这一目标，笔者对于街道办、乡镇、社区和乡村组织进行了为期两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田野调查和大量访谈。这些调研地点涵盖了城乡两个维度，包括了东北、华北和西南等国内大部分地区。调研过程既包括从治理者角度出发对于基层干部进行的访谈和观察，也涵盖了对于普通村民或社区居民的访谈和问询。总的来看，虽然未能做到定量研究中的“大样本”，但本文的调研方案尽可能纳入了多个地域、部门和主体身份，以保证研究结论能够推广到一般。在案例叙述方面，由于篇幅所限，相关的访谈内容和案例细节未能以“故事”的形式完全展现出来，而是简要概述之。

理论饱和要求案例分析必须依循着特定理论逻辑展开。换言之，如果说经验饱和对应的是案例获得途径的问题，那么理论饱和则解决了用怎样的方式讨论案例的问题。本文解决的是中国政权与民众日常生活形成紧密有机联系的各个机制。显然，这种水乳交融般的有机状态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纵观相关的学术史，诸多学者将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过程阶段的划分。

首先，列斐伏尔指出，政权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主要体现在社会成员个体之上，这种联系状态是高度情境化的，带有不规则、权宜性甚至是偶然的特征。[17]或者用德·塞托的话来说，日常生活在表面上充满了各种策略和“战术”[18]（P.38-41）显然，这种个别联系虽然只是双方相互接触的初级形态，但它为政权与社会之间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基础。

再者，在上述基础上，政权既能够以参与者的身份直接成为日常生活的主体，还能够融进人们的寻常心理，在意识层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构成生活领域的主要部分，保持政治领域时刻在场，日常生活就此表现出王汎森所讲的“政治权力的毛细管”的特征。[19]这一阶段体现着政权和日常生活的联系深化，并高度结合了社会领域的主观层次。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情境中政权和社会的融合不是福柯等人论述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20]后文会对此进行进一步分析。

最后，“生活小事”所包含的各项内容，是全民共同面对的。相应地，政权相对于其他组织的最大区别就是其必须处理公共的而非个别化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有必要研究政权与生活的联系如何从个体生活不断延伸，形成结构化的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状态的过程。

根据如上理由，下文将根植于中国情境，讲述基层政权是如何与在诸如衣食住行的“生活小事”中与民众建立联系，并不断将之深化和扩展的过程。相关内容将结合调研材料进行论证，对于其中的真实信息，文章按照惯例作匿名处理。

（二）利益惠及：“生活小事”中的政治联系建立机制

利益惠及机制指的是基层政权直接满足民众的利益要求，解决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如前所述，日常生活领域是包含着民众高度可感性利益的空间。在西方，这些生活利益主要是通过发掘非政治领域的潜力实现的，民众之间横向联系是促成社会的生产、消费和再生产的主要途径，政权介入往往被视为潜在的隐患。而在中国情境中，党和国家经常直接回应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日常性细节问题，基层政权在此过程中担负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基层政权居于行政链条的末端，必须将抽象性的上级意志转化为民众可以切身体验的具体生活事项；而另一方面，基层政权在层级结构中更贴近社会领域，经常直接面对民众的生活性诉求。

调研发现，基层政权对于民众生活的利益惠及是全方位和体系化的。从行动人员来看，不仅基层党政干部回应民众生活诉求，其还动员人大代表、律师、医生、社工参与到行动中来。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行动者会将其身份解释为“党和国家的代表”[21]。以此，利益惠及行为不止是干部个体与民众之间的“私”对“私”联系，更是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公”对“私”活动；从活动方式上看，相关的举措包括重要节日的“送温暖”、党群“一对一”定点扶助以及重点居（村）民特殊困难的专项帮扶、社会福利项目照顾等多种途径；而从涉及的生活事项上看，现实中的利益惠及不仅包括指导农业生产、安排民众工作、拓展产品销路、开展技能培训等，还涵盖了大量的其他生活性内容。正如一位社区书记反映的：

“我们所在区的所有社区都建立了‘基层服务队’，主要由我们原来的基层干部以及上级派下来的挂职干部组成。可以说，百姓生活上的事情，我们什么都管。大到组织老年人检查身体，小到修水管、帮助照看宠物。在疫情期间，为了让一些人能够安心在家，我们还为他们安装了游戏软件。”（20201005JWH1）

上述过程使国家领域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相互结合。实践当中，利益惠及活动既是基层政权的施政目的，又是在行政考核指标“层层加码”的压力型体制和基层治理资源相对不足的双重约束的条件下，实现诸如政治稳定等目标的常见手段。这就决定了利益惠及的作用对象是有重点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基层政权行政策略的一部分。由于生活困难导致的长期上访户经常成为政府优先分配利益的对象。在调研中，某街道办主任讲道：

“我们这边有一个长期上访户，要求的物质赔偿我们暂时不能满足。但是，我们了解到她现在遇到了孩子教育的难题，孩子成绩不好，正好我们和她孩子学校很熟悉，于是我们找到了好的老师补课，并且为孩子调整到了更好的班级，用这种方式解决她的问题。”（20200915JDB2）

这一案例揭示了作为治理手段的对于日常生活的利益惠及机制。这里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说所有政权对于生活的介入行为都是策略性的。当代的基层干部大多具有“亦官亦民”的身份建构，他们不只是干部代表，更在日常场景之中融入了基层民众的社会网络。在此条件下，他们增进民众生活利益有着本体化、“自然性”的一面，构成了干部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

（三）情感融通：“生活小事”中的政治联系深化机制

情感融通机制指的是基层干部通过与民众持续地情感性交流，更为深入地融进民众生活细节之中的过程。无论是社区还是村落，其即使在现代性条件下依然保留了滕尼斯讲到的共同体（Community）特征。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民众生活主要是靠情感交流、近缘相邻以及风土习惯等“礼俗秩序”维持的。[22]这在单位制社区、农村地区、偏远和民族地区的民众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可见，日常生活和情感现象是相互伴生的，情感现象普遍出现在人们不断重复的生活互动之中。而反过来看，社会生活往往是最容易产生情感的领域。基于上述理由，要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就必须做到政权与民众之间的情感关联。

调研发现，基层工作人员经常采用“拉家常”的方式与民众保持情感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总是创造出热情、愉悦和关心等积极的情感氛围，使干部和民众之间更能够以朋友般的身份进行互动。某“第一书记”在谈到他在村民家里做客的场景讲到：

“那天我与他们（农户）聊到了将近中午，他们好心留下我中午吃个家常便饭。我其实是外地人，吃不惯本地的东西，但是我当时想，我必须表现出来我爱吃，这样他们才会觉得你亲近，要不就会有情感隔阂了。于是我有意大口大口地吃，一边吃一边还笑着说‘你们的饭菜真好！’村民看到我这样，也非常开心，他们觉得我虽然是‘第一书记’，但是好交流，吃家常饭，亲民众，以后我们自然更加亲近。”（20200819DYSJ）

类似的做法在基层工作者当中并不鲜见，在一些个案中，有的干部还在工作日之外的时间，参与民众聚会，借着创造出的情感氛围结成日常生活友谊，甚至一些对于基层政权相对排斥的上访户，也逐步转变态度，与干部亲密交往。从社会心理学上看，积极的情感状态有着巩固社会联系的功能，情感纽带的不断连接，使基层干部与民众生活、日常人伦的联系更为稳固，形成了惯习化的一般状态，基层政权和民众之间的隔阂被有效消解。在这一过程中，领导干部与民众共享邻里家常化的情感状态，亦将人伦道德化的情感外显，从而进一步深入民众生活，而行政活动亦表现出日常伦情的一面，正如某街道办干部反映的：

“许多上访户对我们都有所要求，让我们政府满足他们的吃穿用度。我们能力也有限，不可能一下子都给解决，但我们也会分个轻重缓急。有些上访户家里条件确实困难，（他）有老母亲要照顾，自己也有残疾。这种情况我们看不下去。能帮他些什么，我们就帮他些什么。人们都是这样，将心比心。”（20200915JDB1）

凭借着上述情感动机，该街道办优先为这些人员办理了社保，街道办主任通过私人关系为上访户安排工作，并且引导当地的人大代表和他“结对子”进行生活资助。实际上，西方有的研究认为政治和治理领域中的情感表达更多只是实现其他治理目标的技术途径，治理行动者是用“理性”在表现情感，[23]是为了满足社会期待进行的情感表演。可以从案例中看到，中国基层治理情境与之不同，在频繁的情感互动之中，有效传递情感以共享心理意义的方式成为了基层干部的真实意思表达。[24]以此，政权与民众在生活维度中的联系深入到了人们的意义世界之中，民众在更为深邃的心理层面更加依赖和信任政权的积极作为，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奠定了主观基础。

（四）持续走访：“生活小事”中的政治联系扩展机制

持续走访机制指的是基层干部通过逐步走访民众的生活状况，将政权对于社会生活的联系从个别涉及扩展为整体关怀的过程。前文遗留的问题在于，利益惠及和情感融通机制都是个别性的治理活动，体现着政权与个别社会成员的简单联系。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当代治理活动的根本特征是公共性，它的根本目标不是回应某一人、某一户的私人利益。实践当中，填补这一矛盾的有效机制就是持续走访。

在当代中国，基层干部被要求挨家挨户进行调研走访，逐个摸底每位居（村）民的生活并记录入档，这成为了他们的重要工作任务，这在扶贫压力较大的乡村治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扶贫干部对于村内的民众通常要进行多轮次的深入调研，与收入相联系的生活内容的方方面面，基层人员都要了熟于心。基层党政组织会将其中的具体生活化诉求逐步归总，为上级部门的行政决策提供依据。调研发现，这样的走访是多轮次的，一些有经验的干部对于民众的生活状况非常知晓，正如一位社区干部讲到的：

“我在咱们社区工作十几年了，这么多年挨家挨户地做工作让我和居民非常熟悉，他们谁家里有经济困难，谁夫妻吵架了，乃至谁门前的花草死掉了，我都知道。居民们也都信任我，他们遇到了各种问题，只要找到我，我也会热心去管。”（20201005JWH2）

党员干部的不断地走访成为了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调研走访对于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要求：“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通过持续性的走访，基层干部对于辖区内的普遍性的居民日常生活实现了有效融入。一方面，随着走访面积的扩大，他们逐个涉及和回应每个家户的日常生活，将不同的生活场景实现了有效连接，使政权与民众生活实现了全方位互动。这里要说明的是，数量有限的基层干部经常难以全面顾及为数众多的广大民众生活事宜。因此，现实中的持续走访是有重点的，基层的小饭店、小商店、小理发店等“五小”行业以及广布于城乡各处的“居民活动中心”成为了基层干部优先走访的对象。它们是民众日常生活联系的汇结点和相互之间的“结构洞”，是日常生活中各项事宜得到处理的主要场所。对于这些场所的优先走访，便能以事半功倍的方式顾及民众生活全貌；另一方面，他们将其中的共性内容不断凝聚和抽象，通过普遍性的政策制定惠及民众的生活利益。这在领导干部的基层走访和“一线治理”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利益相关人便得以共同在场，各方在相同情境中更容易对于相关问题实现直观化的理解，使多个决策源流要素实现有效聚集。总而言之，按照上述两种路径，基层政权和社会生活的交互面大为扩展。

（五）小结

就上述三种机制的关系来看，其表现出逻辑上层层递进，但实践中彼此不分的关系。在逻辑上，三种机制对应了政权与普通民众在诸多生活事宜当中的联系建立、深化和扩展过程，这些环节步步深入，共同使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紧密融合。而在实践当中，由于现实状况的复杂性，三种机制又经常是并行和互相促进的。具体来看，当基层干部对于民众生活实现利益惠及的时候，他们也在传递着积极的情感信息。而基层干部在对民众逐个摸底生活状况的过程中，他们亦经常塑造出积极的交流氛围并及时解决民众的生活困难，在此过程唤起民众的心理共鸣，实现了情感融通。以此，持续走访也成为了利益惠及、情感联系的建立过程。在上述基础上，政权和社会领域之间的联系存在着一般性的“输入—反馈”的不断循环，两者不仅包含着基层干部向民众的输入过程，也包含着反向的反馈环节。上述机理如下图（图1）所示：

上图的含义是，基层政权会通过增进民众利益的方式与其日常生活建立联系，并在此过程中与民众融合情感，使联系更为深入，政权和生活领域进一步耦合。在此基础上，党员干部通过不断地走访扩充与生活领域覆盖程度，使个别接触发展为整体上的结构性联系。而当社会生活得到了政权的回应之时，遇到生活问题寻求政府帮助成为了民众之间共同的社会惯习，民众便会逐步形成路径依赖，向政权提出新的生活化诉求。在这种循环过程中，基层政权对于民众的生活介入蕴含着对于民众生活利益无问大小，负责到底的行为导向；而在另一方面，社会民众亦会对于政权提供“回报”，这种“回报”不是物质性的，而是源源不断的政治支持等合法性资源。正如前文所反映的，每当民众的困难得到解决，或者基层干部深入到民众之中与其进行互动，民众通常会对于干部的作为感到满意和认同。在这种意义上，政权和民众在生活事宜上的互动过程亦是中国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路径，使总体上的政权与社会关系呈现出了水乳交融的态势。

四、“生活小事”与中国宏观治理体系的发展路径

在实践当中，对于“生活小事”的重视使党和国家的治理思维凸显了“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特色。典型的例子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调研中，经常询问农民用的是水厕还是旱厕，并推动了与民众生活切实相关的“厕所革命”。又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中发现青少年近视有低龄化趋势，之后党和国家以权威性的方式推行了视力保护方案。这些例子说明民众的“生活小事”实际上是国家治理的“大事”。本节将“生活小事”和“国家大事”联系起来，探索党政干部对于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重视对于中国宏大治理体系的形塑机理，并以此透视中国政治发展的特色。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国家治理中的“行动”与“结构”关系的理解。在学术史上，一个经典的相关理论来自吉登斯的“结构化”学说，其主要内容是外在结构对于主体的行动同时进行了约束限制和资源赋予，而行动者基于自身的能动性会对这种外在结构进行反思，并逐步推动新的结构体系的形成。[25]本文无意否认吉登斯在学术史的举足轻重地位，但是，这种结构形成的路径对于中国治理体系来说并不适用。从前文案例可以看出，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并没有被政治结构进行限制，也并没有明显的反思和挑战治理体系的经验证据。实际上，吉登斯的理论更像是对于西方竞争性民主治理结构的描述，政权通过制定规则对于社会生活加以约束，而民众对于政权结构的反思则通过选票偏好体现出来。

与这种理论路径不同，中国治理结构的形成更印合关于治理结构发展演变的“过程”理论，其主张宏大结构是由若干细小情境中的不断互动扩展而来的，将治理体系视为多重关系不断动态综合的产物。党和国家的权威话语经常体现出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浙江工作期间，就针对“小事”和“大事”进行过深刻表述，他指出“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肌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26]（P.26）而对于具体干部来说，就要“抓实做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项工作，努力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并且“一件接着一件抓，抓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27]而在这种意义上，著名学者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能与此进行呼应，这一理论包含着“互动”“仪式”“链”三个关键词。人与人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互动的，这些互动大多关联于日常生活，且表现出“仪式”性，互动的参与者根据情境的要求和互动对象的回馈做出表达。“链”指的就是互动的扩大，每个人会和更多的人进行互动。当互动扩大的时候，更多的互动者便会纳入其中，宏大的结构便得以形成。[28]从上述案例当中可以看出，中国基层治理故事较好诠释了这一理论内核，在基层干部的积极作为和努力下，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利益得到处理后，能够和其他人的“生活小事”进行互动，如同“雪球”一般将各个具体互动治理场景连接起来，从小到大地实现了生活利益的“聚沙成塔”。以这种全方位有机联结的方式，“生活小事”成为了宏大的治理叙事。在此过程中，作为可重复时空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政权的及时回应。日常生活的维度有多广，政权便在同样广阔的维度内开展积极行动，以无限责任和事无巨细的方式解决和处理生活性问题。最终的结果是，不仅民众的生活得到有力的保障，国家政权在不断获得合法性资源的同时得以持续巩固，各方在治理共同体中的利益不断聚合且实现增进。

打造强有力的治理共同体是每个政治体系的努力目标。从“生活小事”的理论与实践上看，中国的治理共同体建设有着三个方面的本土性特征。

其一，吸纳统合性。现代政治的发展使社会领域中的各个主体必须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在西方国家，民众与政权在治理结构中是以界限分明为前提的。中国治理情境与之不同，它强调政权对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吸纳统合，在不断介入彼此领域的同时又对其发展方向进行了引领，表现为案例中对于民众利益的有效识别和回应。这一方式既克服了极权主义条件下政权对于社会体系分化的排斥和对于民众利益的压制，又扬弃了西方治理中协调不足的“各扫门前雪”的弊病，推动了中国治理有效性的实现。

其二，动态发展性。这指的是中国的治理共同体在实践导向的基础之上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动力输入，凸显了体系的动态性和开放性。无论是帕森斯、默顿还是当代的新结构主义者，西方理论传统在构思社会体系之时几乎都不断追求体系的稳定甚至静止状态，而对于体系内的各个构成而言，它们通过机械式的联系拼接而成。事实上，从政治文明史来看，应用几何学设计模型化的治理体系是西方文明的一贯传统。而从对于“生活小事”的探讨可以看出，中国情境中治理体系通过逐步涉及民众生活等方式实现持续扩展。其不仅不是静止的，反而沿着上文提及的关系网络的延展路径经常性地进行吐故纳新。在此基础上，“团结—批评—团结”的思维在基层得到了充分运用。在政权对接民众生活事宜的过程中，民众各项生活利益在党政干部引导下实现聚合，而随着新的民众生活事宜纳入到政治议程之中，这种政治聚合状态内部的关系产生了矛盾变化，党政干部进而将民众利益获得的状况进行新一轮的综合。

第三，文化伦理性。从案例当中可以看出，人们的衣食住行领域天然包含着讲信修睦、仁爱互助等人伦性道德。相应地，基层干部治理“生活小事”的实践中的积极作为亦是对于民众道德期待的满足，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在此过程中，干部对于美好伦理的彰显蕴含了教化蕴意，其不仅满足了民众的利益要求，更在浓郁的道德情操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众的动机偏好，使民众自发地形成对于政权的情感依赖和深厚认同。[29]如果说西方治理实践以行为规制为主，那么，中国政权对于民众切身生活利益的关注不仅关注行为治理，更强调心灵濡化。相比于其他领域，由衣食住行构成的生活领域最不易受到现代性的副作用如异化的影响，基于其构成的治理共同体亦更加紧密团结且敏而有力。

五、余论：“生活小事”与基层治理的中国传统

本文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治理图景。在中国，“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以往的部分研究却仅仅将之视为政治宣传口号。本文的探讨对于相关偏见进行了澄清。从本文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众切身生活利益的重视，是干部开展的重要实践，其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和国家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生活小事”的重视折射了中国治理传统，其中一项源流来自中国古代国家建设中的共同体模式。中国古代国家建构路径体现了血缘和生活关系向政治关系的层层过渡[30]。而根据著名学者谷川道雄的考证，古代中国家族之间以“累世同居”的方式存续，各级政治精英既是政治事务的骨干，又是组织家族成员共同生活的领袖，并维系出家国一体、生活与政治共通的精神伦理[31]。这一传统为国家与民众生活事宜的紧密联系奠定了历史基础，并循着记忆传承为当代中国治理铺设了社会心理积淀。

而更为重要的传统则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斗争经验。在革命时期，面对敌对势力的重重包围，唯一的可行之策就是深入群众以巩固根据地建设。实践中，由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有效推行，群众工作经常包含着帮助民众扫院子、擦窗户、砍木柴等照顾民众生活的内容。谢子长将军的个人事迹更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他在根据地工作期间经常“拿起扁担就挑水，坐在灶旁就烧火”[32]（P.68），这使党获得了百姓的高度拥护。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33]（P.14）这些党的早期话语和当代的基层干部的治理行为不无相通之处，不仅透视出党在中国政权建设中的中心地位，还表达了党对于人民的责任和使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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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春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