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SSCI文献的边疆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与趋势分析

[提要]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节点，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主题为边疆治理的CSSCI文献为数据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共现分析、聚类分析与突变分析，梳理边疆治理研究主题脉络，全面把握边疆治理研究的前沿热点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边疆治理研究形成了边疆与边疆治理两大研究分支，边疆治理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边疆治理研究的理论向度、历史向度、场域向度、模式向度、边疆的基本内涵、中国边疆学等。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的发展需多学科视角交叉，统筹多形态边疆，加速构建边疆治理话语体系。

[关键词]边疆治理；边疆；CiteSpace；CSSCI文献；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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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基于数据分析的西南边境县（市）治理方式创新研究”（18XZZ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俊华，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民族政治、边疆治理研究；徐勇，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助教，研究方向：边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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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2期

边疆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行政区域，对内拱卫国家核心区域，对外辐射周边国家与地区，是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不可忽略的重要区域。自“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边疆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构建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合作平台。但与核心区域相比，边疆是发展相对滞后于内地的异质空间，边疆地区的社会问题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治国必先治边”的重要观点，在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十九大报告、十九届四中全会、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等诸多讲话中皆论述了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2021年7月21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祝贺西藏解放7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了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可见在新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对边疆治理的高度重视。

因此，进一步推进边疆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国内学界对边疆治理领域的长期关注，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边疆治理的实践探索也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为使边疆治理研究能从自发更好地走向自觉，有必要对边疆治理研究的成果进行一定的回顾与反思，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边疆治理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定量分析、整体性梳理和学科构建式反思，全面分析边疆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并从学科构建和实践诉求的层面去思考边疆治理研究尚存在哪些不足，需作何努力。基于这样的目标，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对边疆治理研究文献进行数据采集、挖掘与分析，旨在全面掌握边疆治理的研究成果，厘清边疆治理研究的主题和脉络，总结研究演进中的关键节点，并力求前瞻某些发展趋势。总之，本文的研究旨在引入定量研究的方法助推边疆治理研究更好地走向学术自觉，促进体系化构建，回应新时代实践需求，更好地服务于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发展目标。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设计

基于CSSCI文献是国内较为权威的文献，其可信度和认可度较高，学术影响力与学术价值较大。运用CSSCI文献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可靠地掌握边疆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此外，在CNKI数据库中，直接检索边疆治理的CSSCI文献，发现边疆治理研究于2001年开始增多，学界对边疆治理的关注持续至今。因此，本文选择CNKI数据库作为文献数据来源，以高级检索的方式，将检索主题词设置为“边疆治理”，将检索时间跨度设置为2001年1月至2021年6月，期刊来源级别设置为“CSSCI”，进行检索后共获得文献498篇（检索日期为2021年6月10日）。经文献检查与筛选，去除非学术文献和重复文献56篇，得到有效CSSCI文献442篇。为明确442篇CSSCI文献的时间分布，制作了图1。

边疆治理研究的CSSCI文献数量相对较多，单一的定性描述存在片面性、主观性，不利于科学地掌握边疆治理研究的全局。基于此，对边疆治理研究的文本分析，选择以CiteSpace5.7.R2（64-bit）软件为工具载体。CiteSpace软件的开发者是在美华人博士陈超美，软件需要在Java语言环境中运行，是处理大量文献、绘制相关研究知识图谱的专业软件。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将定量分析与定性描述动静结合，以便于更清晰地梳理边疆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能够为边疆治理顶层设计的优化提供参考。以CNKI数据库为分析对象，CiteSpace软件可对文献研究者和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对关键词进行共现网络分析。具体而言，在CiteSpace软件中对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的CSSCI文献进行数据转化并生成数据库，绘制研究者关系图、研究机构关系图、关键词共现图、关键词聚类图、时间线图、时区图（主题路径演进图）和突变图（突发性图谱）。以便于更好地掌握相关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机构分布及其合作情况，清晰地展示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的动态演进过程，梳理相关研究脉络，挖掘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的前沿与热点。

在CiteSpace软件的基础设置中，把“Time Slicing”板块设置时间跨度为2001年1月至2021年6月，时间分区长度为1年，即442篇CSSCI文献按每年一组，分为21组；“TOP N”，默认N=50，表示在每个“time slice”中提取50个出现次数最高的词或词组①；“Top N%”，默认N=10，即每个“time slice”中的词或词组按出现次数排序后，保留最高的10%作为网络节点。也就意味着，并非所有的网络节点都在共现网络图上可看见。网络节点大小：一是节点年轮的大小；二是节点字体的大小。同时，共现网络中，有联系的两个节点之间有连线，称为节点连线。N值表示网络节点数量，E值表示网络连线数量，而“Density”值表示网络密度。

二、研究者与研究机构分析

研究者合作关系的紧密度、核心研究者的辐射程度是衡量和判断我国边疆治理研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CiteSpace软件绘制的边疆治理研究者关系图直观地呈现了作者间相互合作情况（图2）。在这一关系网络图中，以研究者作为网络节点，研究者发文量以节点大小呈现，节点连线则表示不同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边疆治理研究领域中，周平、方盛举、吕朝辉、孙保全、李庚伦、丁忠毅、朱碧波等是发文量高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据图可知，图2的节点数量为238，节点连线为65，网络密度为0.0023。整体来看，以周平、方盛举和吕朝辉等边疆治理研究的核心研究者向四周散开，呈发散结构，百花齐放。同时，从图中也可看出多数学者为独立研究，仅方盛举、吕朝辉、孙保全、夏文贵、朱碧波、李朝辉等少部分学者有所合作。除方盛举-吕朝辉外，边疆治理研究发表的期刊论文多为独立作者，缺乏明显且稳定的合作关系，学者之间尚未形成明显的合作研究网络。一定程度上说明边疆治理研究尚缺乏多层次沟通和多向度合作。

对边疆治理研究机构进行共现分析，绘制了442篇论文中涉及边疆治理研究机构关系图（图3），图纸节点表示研究机构，边表示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就机构发文量而言，边疆治理研究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对相似机构进行整合后，边疆治理研究的主要机构有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其中，云南大学是边疆治理研究的重镇，也是边疆治理研究的权威机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云南边疆省份的区位优势，以及云南大学长期对边疆史地和民族史的研究传统。边疆治理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即呈现出边疆民族地区的突出特征。就机构合作关系而言，图3中，网络节点数量为222，节点连线数量为83，网络密度为0.0034。这说明边疆治理研究机构之间虽有合作但合作较少，边疆治理研究机构缺乏完善的学术合作网络。此外，也意味着规模化、分工化的整合将会是研究机构的未来发展路径之一，以期形成一个具备学术辐射性的中心研究机构。

三、边疆治理研究的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与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关键词的词频表示该主题在学界的热度与关注度。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的CSSCI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知识图谱，有助于整体地掌握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的前沿热点、研究脉络与发展趋势。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图中，节点大小既表示频次也表示相关研究热度。图4中，阈值设置为12，即节点关键词出现最低频次为12次。边疆治理这一节点最大，意味着边疆治理是边疆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围绕边疆治理这一中心节点构建起了节点众多又相互关联的共现网络。边疆治理、边疆、国家治理、边疆民族地区、陆地边疆、治理、新时代等七个关键词出现频次最高，是边疆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此外，出现频次较高的云南、国家认同、国家治理、中国边疆学、东北边疆等关键词也是边疆治理研究的前沿问题。图4中的高频关键词反映了边疆治理研究领域的主要议题和内容，构建了边疆治理研究的基本架构与知识网络，对我们优化边疆治理的顶层设计有参考价值。

将CiteSpace软件中的数据经Excel软件处理，可得到上述前沿问题的具体频次，中心性与首次出现年份（表1）。结合频次与中心性，可得知2001年至2021年边疆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分布以及节点词在该领域的重要程度。

由表1可见，边疆治理研究网络呈现的关键节点②依中心性排序为：边疆治理、边疆、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新时代、云南和中国边疆学，构成了边疆治理研究的主频词。其中，“边疆治理”频次为187、中心性为0.63，居于突出地位，属于研究热点。具体而言，边疆治理研究围绕以下热点问题展开：边疆与边疆治理的基本内涵，边疆治理的方式与模式创新，边疆治理的现代化，新形态边疆，传统治边模式，“一带一路”与边疆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的边疆治理，党建如何引领边疆治理，边疆治理的中外经验比较，边疆治理与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融合，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新时代的边疆治理创新等。值得注意的是，马大正较早提出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设想，[1]此后，马大正还指出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是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核心问题。[2]这是学界对边疆学的学科构建较早产生的理论自觉。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所谓聚类，简言之就是分组。图5是利用LLR算法获得的，将图4中的网络节点（特征词）按照相近的特性进行分组，并利用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的组别。一般地，在CiteSpace软件中，聚类模块值（Q值）大于0.3则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大于0.5则意味着聚类合理，大于0.7则认为聚类是令人信服的。图5中，Q=0.7474，S=0.9458，表示聚类的模块度好且聚类集中，聚类结果可信。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聚类群，全面地展示了边疆治理研究的聚焦领域。

由图5所示，边疆治理研究主要围绕#0边疆治理、#1边疆民族地区、#2边疆、#3边疆政策、#4治理、#5新疆、#6国家认同、#7新时代、#8民国时期、#9社会治理、#10乡村振兴等11个聚类群展开。经整理归纳，除#0边疆治理外，边疆治理研究的10个聚类群可以归纳为三大类：第一，关注边疆的区域性与民族性形成的#1边疆民族地区、#2边疆、#5新疆等三个聚类群；第二，关注边疆治理体制和机制形成的#3边疆政策、#4治理、#6国家认同、#9社会治理等四个聚类群；第三，关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边疆治理形成的#7新时代、#8民国时期、#10乡村振兴等三个聚类群。由此，在聚类结果令人信服的情况下，边疆治理研究围绕着上述三大类11个聚类群，基于LLR算法所获得的各聚类群所含特征词（表2），边疆治理研究形成了边疆与边疆治理两大分支领域。

此外，为展示各聚类群所包含的主题及首次出现的时间，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了边疆治理研究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图6）。

据图6可知，就时间维度即历时性分析，#3边疆政策、#6国家认同、#10乡村振兴等三个聚类群是边疆治理研究中最初的聚类主题，其中以守在四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古代中国、政策、云南、治边思想等主题特征词为最早。根据特征词的分布情况可知，边疆治理研究是在2007年才开始拓展，2008年才开始出现边疆治理研究的第一次热潮。研究热度持续至今的聚类群有#0边疆治理、#1边疆民族地区、#7新时代、#9社会治理，其中#0边疆治理聚类群始于蒙藏事务局，[3]最新的主题特征词有人地关系、义利观、区域间关联、治边方略、“十四五”规划、历史与现实、乡村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区域社会等。表明边疆治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将国家治理模式引入边疆治理是现实可行的。

四、边疆治理研究的演进脉络

从图7边疆治理研究文献主题路径演进图来看，2008年之后边疆治理研究出现热潮。图7中出现的边疆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云南、新疆、西南边疆、东北边疆、民族国家、中国古代、清代、民国时期、“一带一路”、乡村振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族际主义、区域主义、国家认同、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CiteSpace等相对较大的节点说明研究者围绕边疆地理空间的共性与差异性并存、边疆治理的历史性与现实性交融、边疆治理主体、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边疆治理的价值取向与模式、边疆治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边疆治理研究的方法等多方面展开边疆治理的研究。图7中节点的时间跨度与密集程度全方位地呈现了边疆治理研究的发展方向与议题变迁。为了进一步观测边疆治理研究不同时段的研究热点，绘制了边疆治理研究文献关键词突发性图谱（图8）。

据图8可知，边疆治理研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最早受到持续关注的突变词，就具体情况而言，我国的陆地边疆地区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地区，因此，陆疆治理首要面对的是民族关系问题。在认同取向上，各民族成员同时存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边民存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错位的状况。[4]因此，有效整合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是边疆治理的应有之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此后的研究热点转变为陆地边疆与社会治理，但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治理、陆地边疆都已经停止突变。新时代至今仍在突变，而且其研究前沿突现值最大，为5.3，意味着往后一段时间内的边疆治理研究仍然围绕新时代展开。

结合图7和图8，2001年至2021年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热点的演进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1年至2007年，这一阶段属于边疆治理研究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词为云南、西南边疆与清代，研究热点是具体的边疆民族地区研究与清代边疆研究。据CNKI可查，1998年至2001年，边疆研究聚焦于历朝历代的边疆治理策略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方铁发表在《思想战线》上的《清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思想及举措》一文是边疆治理研究最早的CSSCI文献。但影响这一阶段研究方向的核心文献是马大正于2002年发表于《西域研究》的《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下载次数达3935次，被引用次数达96次。这一阶段学界对边疆的关注重心逐渐由边疆史地研究转移到边疆治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边疆治理研究是基于学界对边疆史地以及古代治边策略的当代治边价值的探讨中产生的，是对边疆史地研究的继承和创新，这一学术更迭表现为以一个更大的研究领域囊括了边疆史地研究。自此，统一于边疆治理研究的边疆和边疆治理两大研究分支领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第二阶段，2008年至2012年，这一阶段是边疆治理研究的飞速发展期，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研究主题有边疆、区域主义、治理、国家认同、民族国家、族际主义、中国共产党、边疆民族地区、中国边疆学和民国时期等。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突发性，是这一阶段研究的核心议题。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为边疆治理价值研究、边疆治理理论选择、边疆治理的主体与场域研究、边疆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等。2008年，周平的研究方向从民族政治转向边疆治理，他的《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2008）（下载次数2337次、被引次数117次）一文引起了学界关于边疆治理模式的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学术争论，最终使学界厘清思路，达成共识，致使边疆治理的主导模式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

此外，《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2009）（下载次数5164次，被引次数216次）、《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2009）（下载次数3861次，被引次数209次）等文章更是定格了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并掀起了边疆地区国家认同建设的高潮。这一阶段，边疆治理研究不再是由历史学主导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视角开始全面介入并占据主导。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学得到了学界广泛的响应。意味着边疆治理研究即将走向体系化、学科化。

第三阶段，2013年至2017年，这一阶段是边疆治理研究的转型期，由碎片化研究向体系化构建努力，是构建边疆治理研究体系的萌芽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的论述，边疆治理被引入内外相结合的视角，边疆治理因此发生转型与重构。[5]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研究主题有国家治理、新疆、陆地边疆、社会治理、边疆安全、边疆地区、国家发展等，其中社会治理与陆地边疆具有突变性，说明这一时期的研究围绕着边疆治理现代化、陆疆治理模式、中国边疆学构建、新疆、陆疆治理的价值追求、边疆安全研究等热点问题展开。如周平《国家治理须有政治地理空间思维》（2013）（下载次数1623次，被引次数41次）一文，将国家治理与边疆治理结合起来，阐释了国家治理需要边疆治理和边疆治理的国家在场原则。同时，周平的《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2015）（下载次数1962次，被引次数：57次）、方盛举、吕朝辉的《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2013）（下载次数1389次，被引次数58次）等文，将学界焦点拉回陆地边疆。此外，李俊清的《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2014）（下载次数2362次，被引次数：48次）与吴福环的《论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2014）（下载次数2605次，被引次数41次）等文也是这一阶段边疆治理研究的核心论文，代表着从社会治理视角来阐释边疆治理这一新的研究理路。特别值得肯定的是，白利友、谭立力的《基于全球夜间灯光遥感数据的中国西南边境虚空化考察》（2017）（下载次数760次，被引次数27次）一文，将定量研究的方法引入边疆治理研究，代表了大数据时代边疆治理研究方法的创新性探索。

第四阶段，2018年至今，这一阶段是边疆治理研究体系化的形塑期。边疆治理体系自十八大逐渐形成，[6]有学者提出创新治边理念、方略、方式和机制，构筑边疆治理机制体系。[7]（P.236-272）这一时期出现的研究主题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中国人类学、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倡议、东北亚区域合作等，其中新时代具有突变性，且至今仍是研究热点。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这一时期对边疆治理研究综述进行定量分析的文章显著增多，CiteSpace软件成为这一阶段边疆治理研究之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二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回应国家战略的转换，边疆治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乡村振兴的互动，文化戍边与文化润疆，多元共治，边疆治理模式等议题成为边疆治理研究的新热点。这一时期的核心文献有丁忠毅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研究》（2019）（下载次数1398次，被引次数20次）、徐俊六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关系研究》（2018）（下载次数1878次，被引次数18次）、廖林燕的《乡村振兴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研究》（2018）（下载次数4882次，被引次数67次）、周平的《如何认识我国的边疆》（2018）（下载次数890次，被引次数17次）、方盛举的《新边疆观：政治学的视角》（2018）（下载次数1003次，被引次数15次）、杨明洪的《反“边疆构建论”：一个关于“边疆实在论”的理论解说》（2018）（下载次数718次，被引次数20次）等。

五、边疆治理研究议题的梳理与述评

综合边疆治理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与主题动态演进可以发现，边疆治理研究在演进中又形成了边疆与边疆治理两大分支领域，边疆研究可分为边疆内涵与中国边疆学两个研究方向；边疆治理研究则可分为理论、历史、场域与模式等四大向度。

（一）边疆研究分支领域

1.边疆内涵不断丰富

边疆本质上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但由于边疆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解释边疆的基本内涵就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维度着手。周平较早地指出边疆观念对于国家治理、政治文化以及边疆理论都有着重要意义；[8]同时，基于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分析了国家视角的本质、基本特征及其对边疆研究的意义。[9]此后，何明概括指出，边疆是一个内含诸多因素的复杂空间，这些因素包括族际关系、国家形态、政治、经济、军事、治理理念和技术、国际法律等，其基本内涵随国家历史与现实的变迁而发生改变。[10]此外，有一批学者从历史维度着眼于边疆内涵的构建。刘雪莲、刘际昕认为边疆是主观构建的产物，并随着国家历史核心区的变化而变化，内蕴国家中心论的观点。[11]而孙勇、王春焕则关注了边疆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强调边疆是主客观统一的时空统一体。[12]在对边疆概念基本内涵讨论的基础上，学界进一步对边疆的具体形态进行了划分。马大正指出边疆形态有陆疆与海疆，并对陆疆与海疆的范围也进行了解释。[13]周平则更全面科学地研究了边疆的多种形态，认为除了海洋边疆，还有空中边疆、高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和底土边疆等。[14]（P32）沿着周平的研究思路，李朝辉以主权理论为依据将边疆划分为主权性边疆，如陆疆、海疆、空中边疆等；超主权边疆，如高边疆、利益边疆等。[15]此外，基于大数据时代的特殊考量，有研究者提出了数字边疆与信息边疆的概念。[16]

可见，边疆概念的研究进路有其特定的逻辑，随着现代社会科技飞速的发展，刷新了人们的边疆观念，促进了人们对新形态边疆的关注和探索，边疆概念的研究视野也趋向多元。时间上从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演进到民族国家，属性上从单一地理空间视角转向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多元属性，边疆逐渐成为一个综合性概念。从CiteSpace的可视化结果分析，可以看出边疆研究初现系统化，但其内涵尚需深化与拓展。

2.中国边疆学的体系化构建已初见成效

长期的边疆治理研究已经呈现历史与现实交融、多学科参与、点面结合且重点突出等特征，为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构建已呼之欲出。据知网可查，邢玉林是最早就中国边疆学的名称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与功能等进行论述的学者，并指出自近代产生的中国边疆史地学这一学科名称并不科学。[17]此后，有研究者指出中国边疆学是基于中国史地的研究转型，是多学科融合的结果，[18]是研究内容的扩大也是研究视野与范式的创新。[19]著作是学科体系构建最大的学术努力，国内学界已经产生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边疆学学科体系化构建基本实现。如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1990），江应澄的《中国的边疆》（1994），马戎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2012），周平的《中国边疆治理研究》（2011）、《中国的边疆治理：挑战与创新》（2014）、《中国边疆政治学》（2015）、《国家的疆域与边疆》（2017），方盛举的《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2017）等。其中，周平强调构建一个完整的边疆治理的研究体系，[20]（P4）特别指出构建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边疆政治学。[21]（P3）同时，云南大学边疆治理研究团队就边疆治理理论创新与边疆治理现代化进行了重点探索。此外，有研究者指出，中国边疆学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框架初步确立，并论述了中国边疆学的概念、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22]马大正进一步强调统一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叙述的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反对政治化。[23]综上，作为边疆与边疆治理知识体系的分支，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尚处于初步阶段，需要整合学术资源与研究力量，批判地继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相关理论、概念、视野和方法等，创新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深化多学科合作，加强跨学科研究。同时，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成熟还依赖于高校的本、硕、博专业课程设置及其研究方向设计，因为学科的发展还需要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学术人才。

（二）边疆治理研究分支领域

1.边疆治理理论向度的探索

所谓边疆治理研究的理论向度就是学界对边疆治理的内涵与外延、边疆治理的相关理论、地位与目标、制度体系、体制与机制、方法与模式、结构与内容等理论性问题的讨论，以及对边疆治理体系的理论构建。周平认为边疆治理是运用国家权力并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24]其价值取向需从“族际主义”向“区域主义”转型。[25]此外，周平还论述了当代中国边疆和边疆治理的性质和地位，陆疆治理结构的调整，海疆治理的地位和目标，理性认识中国的新形态边疆等问题。[26]因此，边疆存在特殊的治理需求，边疆治理的制度与政策安排要统一于国家治理体系。吕朝辉认为，边疆治理是党政机关运用边疆治理制度体系、政策体系，依法对边疆区域内的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处置的活动及过程。[27]显然，边疆治理的主体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治理对象是边疆问题。此外，关凯、方盛举等人的研究涉及边疆治理的愿景和价值，[28]治理模式和策略创新，边疆治理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边民的国家认同，政府的治理责任与绩效，宗教问题治理等等问题。方盛举从陆疆治理出发，认为边疆治理的实质就是消除边疆的异质性，实现与核心地区的同质。[29]上述学者对边疆治理内涵及外延的讨论，属于边疆治理研究的理论向度，为边疆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因此，边疆治理理论向度的探索应继续扎根于新时代边疆与边疆治理的实践活动，方能实现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以社会动员和整合治理资源为手段，因地制宜地选择治边方式与模式，推进边疆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性思维和战略规划，实现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边疆治理历史向度的探索

“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总结中国历代的边疆治理政策的得失，对边疆治理具有现实意义。[30]在边疆治理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聚焦于中国古代王朝的治边经验与教训。在这一研究向度，研究者主要关注汉、唐、元、明、清、民国等时代边疆治理的政策执行、制度安排、机构设置等。基于边疆的历史性与古代边疆治理的丰富经验，方铁提出应重视研究古代治理与开发边疆问题。[31]马大正对两汉、隋唐、元以及清的边疆政策进行了梳理。[32]方铁在比较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后，认为清朝最为成熟和完善，且治理效果良好，影响深远。[33]同时，方铁认为，对我国古代治理边疆问题的研究，应包括治边理论和治边实践两个部分，且中原王朝与局部政权在治边理论与治边实践上存在较大差异。[34]李大龙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作了分期研究。[35]此外，一部分学者还对历史上的边疆治理机构进行了研究，如明初军民府[36]、民国设治局[37]等，认为这些研究将对当前的边疆治理有一定启示。

在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中，发现“因俗而治”“羁縻制度”“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等是古代边疆治理的核心思路。因此认为，历代中央王朝在边疆治理的治理理念、方式与手段、机构设置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与连续性；历史上的边疆治理在政策选择上存在治理路径依赖与治理政策惯性等特征，在价值取向上存在族际主义的治理模式。边疆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统一特征决定了边疆治理也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意味着边疆治理是历史与现实的交互。方盛举、李娇从建政、屯垦、互市、文教、强军、交通等几个方面总结历代王朝的治边方略，并讨论历代治边方略的当代价值。[38]不可否认，对历代边疆治理的讨论，既认识到边疆治理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不断延续的过程，也推动了边疆治理研究的纵深发展。

但是，就历史这一向度的研究而言，除运用历史学视角对边疆治理经验进行梳理、总结与反思外，更需要多学科研究视角的介入，才能够真正地实现知史明鉴。才能将边疆治理研究的历史向度嵌入边疆治理体系，融入边疆治理现代化。也有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如华中师大的徐勇运用历史学中长时段研究方法，提出“长周期政治”观，对汉代中央政权与匈奴在北部边疆辽阔区域的冲突、博弈和战争进行深入的分析，从战争如何构建国家疆域的角度进行了研究。[39]试图将政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多视角交融起来进行研究。

3.边疆治理场域向度的讨论

边疆治理的场域会影响边疆治理的具体行动与目标实现，而这一场域并非单指边疆的客观环境，也包括着边疆治理以及与边疆治理相关联的诸多因素。换言之，边疆治理的边疆大场域包括着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边境场域以及一定程度上内含于边境治理的边民场域等子场域。但在边疆治理研究的场域向度中，相对独立的是边境场域与边民场域，因此，边境与边民成为了边疆治理研究的热点之一。方盛举借助政治学中行政区域的概念对边境与边疆作出区分，认为边疆是省级行政区域，而边境是县级行政区域。[40]夏文贵认为县域是界定和划分边境的基本空间单位，是中国边境治理的基本行政单元。[41]县域以下，有研究者关注到了边境乡镇治理。[42]白利友进一步论证了边境的特殊性，指出边境治理是边疆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边境治理要关注边境安全与管控、沿边开放与开发、边民、边境虚空化、政府职责与治理绩效等问题。[43]此外，就边境安全问题，夏文贵认为边境安全问题包含边境领土安全、地缘政治安全、认同安全、跨国婚姻、边境空虚化等具体问题。[44]丁忠毅则从卫生安全出发，关注到边境是公共卫生安全的薄弱环节，也是安全屏障。[45]杨明洪、王周博阐释了边境空心化的发生逻辑，并将空心化划分为家户“空巢化”、村落“空心化”、小城镇“过疏化”和边境地区“空虚化”四种类型。[46]就边境安全治理，白利友认为需从国家治理、责任能力、强边固防、组织建设、边民动员等五个维度着手。[47]在边境治理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戍边文化，[48]标语治边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49]此外，周俊华、周丽华以边疆政治学为研究视角，以金平县为例，研究了边境县地方政府对边界管理的体制和守边固边机制，认为边界线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边界，边境县地方政府对边界进行常规管理是边境治理的核心任务之一，并对云南省施行的护边员机制进行了重点研究。[50]

就边民而言，夏文贵指出在边境治理中边民具有二重属性，因此，不仅需要对边民问题进行监控，而且还需要动员边民发挥他们在稳边和固边中的能动作用。[51]对于边民角色塑造，夏文贵认为边民兼具治理客体和治理主体的双重角色，应通过组织动员、管理培训、福利保障、政策法规等方式重塑边民角色。[52]此外，孙保全指出边民意识包括领土意识、国民意识、跨国比较的“获得”意识、守土固边的责任意识。[53]其中，边民守土固边的基础逻辑是家国共同体。[54]

总之，在场域向度研究中，边民与边境治理的研究呈递增趋势，从边境治理的个案研究到构建边境治理体系；[55]从总结边境治理实践到探究边境治理研究的主要议题；关注边民特殊的守土固边功能到地方政府的边界管理体制和机制等，也意味着边民与边境治理的研究不断拓展深入。一般地，边民研究是置身于边境治理中的，边境治理相对独立于边疆治理，因此，在边境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其研究视角从单一视角转向复合视角。[56]也有研究者关注到边境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最前线，强调边境治理应从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视角出发。[57]在边境场域中，边境县（市）是治边政策执行与落实的前线，边疆治理的各项要素——主体、对象、目标、方法等更加具象化。在构建边境治理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应在边疆治理体系中充分挖掘边境与边境治理的特殊性，防止在边境治理中套用边疆治理话语体系。此外，学界对沿边乡镇尤其是抵边乡镇的关注度不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主动回应国家战略需求，有必要深入论证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独特逻辑。

4.边疆治理模式向度的讨论

边疆治理研究模式向度的研究是指学界基于边疆治理的实践与经验，引入治理理论，从历史传统、制度、政策、治理主体与客体、价值目标、治理方式、政府间合作和基本原则等方面总结提炼边疆治理模式，优化边疆治理的治理路径。在模式归纳和论证方面方盛举和吕朝辉发文较多。方盛举、吕朝辉基于陆疆治理实践的梳理与反思，将边疆治理模式概括为软治理模式和硬治理模式，软治理呈现标准可调、方式灵活、手段柔韧、效果长期等特点，硬治理则体现出标准明确、方式原则、手段强制、效果即刻，并指出边疆治理的最佳格局是软硬结合。[58]此后，方盛举、吕朝辉对边疆治理方略的研究聚焦于软治理，如文化戍边、党建治边[59]与情感固边[60]等。方盛举认为文化戍边方略就是基于戍边文化的能动作用，对边疆社会主体的行为与意识进行正向引导，并借此发挥戍边文化的治边功能。[61]同时，吕朝辉深入研究文化戍边，指出文化戍边具有治理资源整合、治理机制软性、治理手段依附、治理效果持久、治理效益综合等逻辑特征，蕴含打造文化软实力、铸就共有精神家园、铸牢社会共识、塑就现代公民等逻辑要求。[62]此外，吕朝辉还提出法治视野下的规制型治理模式。[63]方盛举、吕朝辉认为边疆治理需要合作型治理，并指出其构建维度为府际协同、政社共治、政市互补、干群互信等。[64]也有研究者基于协同治理理论，边疆治理中强调多元共治[65]与合力治边。[66]万钰莹论证了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治理。[67]谢尚果、张洪石基于对兴边富民行动的实证研究，认为新时代需要“合”边聚民，所谓“合”就是合作，既包括对内合作，又包含对外合作；所谓“聚”就是聚民心，集人口，边民是守边固边的最坚强有效的力量，此外兴边强边的前提也是人口集聚。[68]最后，张健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视角出发，划分边疆治理模式的类型为“市场自由竞争、政府计划主导、政府市场混合和地方多元治理”。[69]杨鹍飞基于边疆社会的安全与发展，指出边疆治理的基本路径为安全优先、发展导向、“钟摆”和安全发展并重等。[70]徐芳、吴楚克基于杨鹍飞的分类模式，结合安全与发展、孤立与合作等两组对应关系，抽象地将边疆治理模式概括为安全合作、安全孤立、发展合作、发展孤立、“钟摆”和“多赢共享”等六种模式。[71]

综上，学界对我国边疆治理模式的归纳主要从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领域与关涉对象等方面着手，一定意义上边疆治理还是一个政策过程，优化边疆治理的政策过程有利于优化边疆治理的制度设计。同时，新时代背景下，传统边疆治理结构已不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与当前边疆治理实践的现实诉求，需加快边疆治理体系、治理技术、治理理论、治理制度等的重塑。要统筹边疆社会稳定、边疆发展、边疆安全、边疆生态、边民认同等问题，构建边疆治理体系，提升边疆治理效能。此外，新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兴边富民政策等多项国家战略覆盖边疆地区，边疆不仅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柱和节点，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组成部分，加之面临全球性的疫情蔓延，边疆地区的治理环境愈加复杂而脆弱，边境管控的难度与风险也急速增大，不仅为边疆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议题，最重要的是对边疆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实质性的挑战。因此，边疆治理研究亟需与时俱进，研究实践中的新问题，全方位研究边疆治理的各个向度，优化边疆治理体系，提升边疆省份尤其是边境县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最终实现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六、不足与展望

运用CiteSpace软件分析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的CSSCI文献，绘制边疆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解析边疆治理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和研究向度，结合热点议题梳理与重要文献述评，发现边疆治理研究经历了从“冷”到“热”，从碎片化迈向体系化的过程；学界对边疆治理研究从理论构建过渡到引领实践的探究；并逐渐引入微观分析与定量研究等方法拓展和深化边疆治理研究的领域。目前，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研究进入边疆治理体系与边疆治理研究体系的形塑期，未来的边疆治理研究需要围绕体系构建这一重要目标有规划地进行。为使未来的研究更加走向学术自觉，需要分析边疆治理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边疆治理研究存在的不足

通过上文的综述，可见当前边疆治理研究以下方面尚存在不足。

1.研究者之间、研究机构之间合作不够

首先，研究者在边疆治理研究中各抒己见，尚未就边疆治理的核心概念与基本问题达成共识，如对边疆概念的界定学界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多个学科都参与到边疆治理研究中，但不同学科间缺乏沟通和融合，难以运用多元学科视角共同发力，促进边疆治理体系的构建。其次，就边疆治理某一议题的研究，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不够，常常就某一问题进行重复论证，看似论证出新意其实仅是“新瓶装旧酒”。再次，国内学术界缺乏一个较大的学术平台和统筹的机制对边疆治理研究进行统一的学术规划和设计，使边疆治理研究的领军人物能够有更好的平台发挥领军作用，比如说建立一个边疆学学会，通过这样学术组织和平台形成学术研究网络，因地制宜地合理布点，将全国边疆研究的学者整合起来。最后，研究者与研究机构对构建中国边疆学的重视和关注度不够。仅有马大正、周平等学者对中国边疆学的构建进行了相关论述。在高校中，边疆学的课程设置并未得到重视，云南大学作为边疆治理研究的重镇，边疆政治学仅是一门专业选修课。作为边疆治理研究体系化主要成果的中国边疆学无论是在学科体系论证还是专业设置上都有待科学规划。

2.学科间的交叉与合作明显不足

首先，从研究视角与方法看，边疆治理研究的学科视角主要为政治学、民族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并已形成一批边疆治理研究的权威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但各学科间的交叉与合作明显不足。近年来也有少部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加入，意味着边疆治理研究的人力资源和学科视角正在增加，但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之间更多是“盲人摸象”式地研究。其次，也有研究者指出边疆治理研究正处于单一视角转变为复合视角，学界对是否运用复合视角、在哪些议题的研究上运用、如何运用等问题的研究明显匮乏。再次，边疆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依托的重要区域，边疆治理研究还需以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为视角，需要全球治理的知识和思维，但现有文献涉及全球治理视角的仅有4篇，占比约为0.926%。最后，受学科视角影响，研究方法也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息息相关，主要是规范性研究与思辨性研究，集中探讨基础性概念、属性、关系、理念、模式等定性议题，以及从个案研究与宏观分析关注到边疆治理的政策、制度等。但总体看，边疆治理研究缺乏定量研究、实证研究与整体性分析。

3.研究主题重陆疆轻海疆，重传统形态边疆轻新形态边疆

首先，纵观边疆研究整体状况，边疆治理研究呈现重陆轻海、重传统形态边疆轻新形态边疆的特征。就重陆轻海而言，海洋边疆研究是边疆治理研究体系构建的薄弱环节。例如，在CNKI中，以海疆理论为主题进行检索，获得有效文献15篇，占比约为3.39%；图5中，形成新疆与边疆民族地区两个聚类；图8中，2015年至2017年，陆地边疆在边疆治理研究中具有突变性，而海洋边疆既不是边疆治理研究的热点也不具突变性。边疆治理研究的这一特征主要受国家战略中较长一段历史时期重陆轻海思维的影响。而重传统形态边疆轻新形态边疆的特征，则是受新形态边疆的理念形成时间短、科技元素多、专业性强、发展不充分与缺乏现实依托等因素制约。

其次，学界重点关注边疆治理中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认同等方面的问题，在科技、法治、生态等方面的研究既缺少量也缺少质，不利于边疆治理体系构建和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边疆治理研究聚焦于新疆、西藏以及云南等边疆省级行政区域，对内蒙古、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广西等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当前边疆治理研究绝大部分是宏观分析且呈碎片化特征，缺少对边疆治理重要议题的透彻讨论；边疆治理研究下沉不够，目前集中于边境治理研究尤其是边民研究，对口岸、边防检查站、边界线治理等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对邻国边疆地区的治理现状、治理实践、治理模式、治理制度、治理政策等的研究少之又少；边疆治理的特殊性或者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前提，并非在边疆地区运用一般治理的思维与方式就能解决边疆问题，但边疆治理又需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学界聚焦于论证边疆之于国家的特殊性，较少研究论证边疆治理与一般性治理的区别与联系，尤其忽略了如何依托国家治理的一般性制度、政策或战略助推边疆治理。

再次，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的纵深与横宽均不足。在CNKI中，以边疆治理为主要主题、新时代为次要主题进行检索，获得有效CSSCI文献42篇，仅占检索总文献的9.722%，仅从数据来看，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尚未全面开展。当前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聚焦于习近平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边实践，占42篇文献的38.095%。对新时代边疆治理与“一带一路”倡议、乡村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国家治理行为衔接的研究文献很少，对新时代边疆治理领域将会产生哪些新议题缺乏前瞻。

最后，尚未深入讨论中国边疆学的基本问题，并形成学界共识。如公共权力之于政治学、公共利益之于公共管理学，哲学基本问题之于哲学等。也就意味着构建中国边疆学在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假设、主要议题、分支领域等方面的构建和论证工作尚未完成，理论化论证和体系化构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边疆治理研究的未来展望

基于上文的分析，边疆治理研究在某些方面尚需拓展和深挖，未来边疆治理研究需要加强学者间和学术机构间的研究合作，多学科交叉，开阔研究视野，灵活运用研究方法，以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推动边疆治理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以学术创新和时代担当助推新时代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首先，从研究者与研究机构看，要加强学术交流合作，增强学术互信，建立边疆治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权威研究者之间应通力合作共建中国边疆学学会与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和学术平台，共同商讨边疆治理研究体系的总体规划，并着力实施。旨在实现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合理分工，使边疆治理研究走向自觉。立足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视角，明确边疆治理至少有边疆内部的社会稳定、内地——边疆的发展同质、国界内外的国家安全等三个层次的治理需求。

其次，从研究视角看，要加强多学科交叉，注重多学科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工具的交融。边疆是历史时空中形成与演变的政治地理空间，是内涵丰富、结构复杂、关涉诸多要素的场域。疫情当前，要充分认识边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边境环境的脆弱性、提升边境县（市）各级地方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的重要性与急迫性，研究与疫情防控相关联的边境法律法规、制度和政策创新，边境医疗技术水平和卫生管理水平提升，边民个体的积极配合与心理调适，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治理参与、边疆省份地方政府间的抗疫合作等边境治理的新议题。边疆治理研究需要多学科参与、多视角交互。

再次，增强边疆治理的定量研究，实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据图6知，CtieSpace是边疆治理研究的新热点主题词，意味着在梳理、分析边疆治理研究文献资料时，使用CtieSpace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已成为热点。文字的阐释性描述与知识图谱的动态展示，有助于更全面地掌握边疆治理研究的脉络与趋势，有助于实证性研究的增强。此外，还可以引入SPSS、Python等进行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从研究发文量趋势、文献共被引、研究者发文量、研究机构发文量、基金项目、研究的主题梳理与前沿热点等方面展开定量研究，使边疆治理研究走向科学化。

第四，新时代背景下要增强对新形态边疆的研究。党的十八大、十九大都强调海洋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国家治理必须坚持陆海统筹。在这一背景下，统筹陆海边疆治理研究，需要以陆海统筹为基本目标与原则，构建统筹陆海边疆治理的治理体制、治理机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体系等。但随着新科技的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的国家利益外溢。同时，基于维护与拓展新时代国家利益，国家治理产生了对科技边疆、信息边疆、利益边疆、高边疆等新形态边疆进行研究和治理的诉求。此外，目前大国间的主流竞争方式已由传统竞争转向现代化的新形态竞争，主要表现为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输入、太空、信息战等等。因此，新时代边疆治理的创新需要统筹传统形态边疆与新形态边疆，构建新形态边疆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

第五，要增强对北部边疆、东北边疆与广西边境等区域的深入调研，全面掌握我国边疆的总体治理状况。重视对边界线、口岸、边防检查站等边境管理的重要节点的研究，回应边境管理实践的诉求。尤其要增强研究邻国的边疆治理，关注邻国边疆治理的价值理念、政策体系、具体治理措施。不仅要研究邻国中大国的治疆策略和边境政策，如俄罗斯、印度等国，也要注意关注小国对边疆的经营策略与措施，如越南、老挝等国。

最后，深入调研新时代边疆治理的新问题，前瞻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未来的热点议题与发展方向，并主动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兴边富民行动、乡村振兴战略和国家疫情防控实践，尤其是加紧研究边境地区疫情防控遇到的紧迫问题，应对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挑战，发挥理论服务于社会的功能。从富裕边疆、法治边疆、和谐边疆、文化治理、安全治理、生态治理、科技治理、城镇建设、公共医疗、多元共治等维度加速形成科学全面有效的边疆治理体系，提升边疆治理效能，推进边疆地区的全面发展。

注释：

①这些词或词组就是研究者姓名、研究机构名称、关键词，如周俊华、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边疆治理。

②在CiteSpace软件中，中心性超过0.1的节点称为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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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