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是形成全人类的大规模合作机制。人类合作经历了从小规模到大规模合作的过程，恩感在形成合作关系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恩感的核心要义有二：第一是施恩者不图回报，第二是人类应达成对施恩行为进行肯定的共识。中国文化中的“礼”和“义”都与恩感有关，“礼”的本质是“敬”，核心是强调感恩和报恩，“义”的核心是不图回报的施恩。恩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使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维护。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情感基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是竞争，情感基础是怨恨，结果是助长了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核心价值是尊重与共赢，情感基础是恩感，完全符合中国的礼义文化，结果是勾画出全人类未来的美好蓝图。[关键词]恩感；命运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人类合作；情感符号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文学作品情感表现与接受的符号现象学研究”（16XZW007）、四川师范大学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校级专项资助项目（SNU19J4Z2019-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谭光辉，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符号学、叙述学。
一、“恩感”文化的实质与人类合作的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人类整体的生存发展，放弃人类个体、群体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形成全人类在安全、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大规模合作机制，实现全人类相互联系、相互欣赏、相互支持、合作共赢的结果。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的潮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冷战结束后，各方最殷切的诉求，就是扩大合作、共同发展。”“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1]（P.41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更简单地说，就是要实现人类更大规模的合作。
人类的合作，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小规模合作到大规模合作的发展过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各类物种中胜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群体合作，“我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使群体合作为我们带来极高的利益，人类因此而成为了合作的物种。我们在动物之中特立独行，发展了认知、语言和其他能力来形塑我们特有的社会交互，利他合作者因此而扩散。”[2]（P.270）人类合作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人类的基因以及文化都支持利他行为的发生。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等人通过严密的论述证明，对人类合作行为最合理的解释是基于基因-文化共演化和多层选择理论：“行为实验以及其他对人类行为的经验观察所显现的偏好特点都与纯粹利他的观点相一致，这种利他表现出牺牲自己利益以帮助他人的意愿，帮助的对象包括了非家庭成员，而且这种帮助也不是因预期未来得到回报而作出的，正是这种纯粹利他为大部分人类合作现象提供了直接解释。”[2]（P.273）简单地说，人类行为与其他动物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人类具有“纯粹利他”的行为。只有存在纯粹利他的行为，合作才是可能的。纯粹利他行为不是为回报而产生的，而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利他行为。塞缪尔·鲍尔斯等人的研究很有说服力，但是他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人类具有这种行为？支持这种行为的情感基础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描述这种情感基础？在汉语中，这类“纯粹利他行为”，被称为“恩”或“惠”。《说文解字》对“恩”的解释是“惠也”，对“惠”的解释是“仁也”。“仁”表示两个人亲近友爱，因亲近友爱而愿意给对方以无私的帮助，这无私的帮助，就是“惠”。对“惠”的抽象，就是“恩”。“恩”不仅表示纯粹利他行为，也表示对这种行为的情感和态度。给人以帮助，叫施恩；正确地领会和评价这种行为，叫知恩；附着在这种行为上的感情，叫恩情；被这种行为唤起的回报冲动，叫感恩；对该行为的回报行为，叫报恩；对该行为不予领会甚至打击，叫忘恩负义或恩将仇报。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将与恩相关的情感，称为“恩感”。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通过对与“恩”相关的情感的引导，建立了一整套正确处理人类纯粹利他行为的原则，其结果就是完美地实现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大规模合作。实现纯粹利他行为的第一个条件是施恩时要不求回报。如果施恩是为了求得回报，那么这个行为就成了一笔交易，“恩”就不再是恩，施恩之人反而成了债主。《菜根谭》有多处总结为人处事应如何对待施恩与报恩的思想。“待人而留有余不尽之恩礼，则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3]（P.92），常常施恩则别人就不会讨厌自己；“平民肯种德施惠，便是无位的卿相”[3]（P.149），乐于施恩之人便会被评价为德行高尚，所以施恩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行为。施恩时不要贪求回报，“处世而欲人感恩，便为敛怨之道”[3]（P.99），说的是希望别人感恩反而只能收集怨恨；“施恩者，内不见己，外不见人。即千栗可当万钟之惠；利物者计己之施，责人之报，虽然百镒难成一文之功”[3]（P.178），说的是施恩之时若没有求回报的心思，反而能得更大的回报。对于接受恩惠的，则要平心静气，“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时须早回头”[3]（P.）131，说的是获得恩惠时容易生出祸害，顺心得意时要尽早回头，不要总是贪求别人的恩惠；“恩仇不可太明，明则起携贰之志”[3]（P.159），说的是恩仇不要分得太清，不要太重视它，否则容易怀有二心。总的来讲，无论是施恩还是报恩，都不要把这个行为的利害得失计较得太清楚，要抹去附着在其上的功利性观念，有恩情的行为，本就是人类的一种自发性的行为。《菜根谭》中所说的这些行事原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对待恩情的原则，就是将其视为一种“纯粹”的利他行为，遵循这个原则，才会对人类融洽相处、实现合作有利。实现纯粹利他行为的第二个条件，是人类社会应达成对这种行为进行肯定的共识。肯定施恩行为的自发性方式，就是知恩、感恩、报恩，这种观念，贯穿于中国传统教育之中。《弟子规》说：“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这是教育子弟要有报恩的思想。报恩是对施恩行为的赞许与鼓励，因而才可以收获更多的恩，中国文化鼓励“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正是这个意图。感恩与报恩，表达了希望他人继续如此行为的意图，这使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不要让施恩者后悔，遂成为霍布斯制订的一条自然法则（即第四自然法）：“接受他人单纯根据恩惠施与的利益时，应努力使施惠者没有合理的原因对自己的善意感到后悔。”“违反这条自然法就称为忘恩。”[4]（P.115）马尔蒂尼（A. P. Martinich）分析说：“不知感恩的行为会使人后悔给人礼物，也会直接导致给予礼物者不能与那个忘恩负义的人和睦相处。”“给予礼物者给某人礼物，为的是向后者表明他是可信赖之人，也愿意互相帮助，这两者都是立约建立政府所必需的准备条件。”[5]（P.102）简单地说，人类合作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建立在对恩感的正确认识和回报之上的。霍布斯所订的19条自然法中有5条与情感有关（第六条谈到如何对待悔过之人，第七条谈到如何对待报复，第八条谈到不得仇恨或蔑视他人，第九条谈到不承认他人与自己生而平等就是自傲），而其中的第一条是以恩感为中心的。霍布斯认为，自然法则的总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体来说，“自然法就是公道、正义、感恩以及根据它们所产生的其他道德”[4]（P.207）。感恩因而就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合作关系的基础。而对于人类合作而言，对恩情的正确运用和处理至关重要。曹永恒认为：“感恩是道德形成的情感基础与记忆，有利于形成情感的共同体验。感恩是增强主体幸福感的有效途径，有益于增强主体的快乐情绪体验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是自我实现者的重要特征。”[6]他指出了恩感在道德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对于人际关系维护的重要性。星云大师说：“我们要大其心、厚其德，明白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彼此应该互助合作，心怀感恩，才能共生共存。”[7]（P.279）这是比较显然的生活道理，也是自然法产生的基础。综上所述，人类成员之间，施恩、知恩、感恩、报恩都应自然而然，这是人类普遍认同的一条自然法则。只有认同这条自然法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是和谐的、融洽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也才是可能的。小至人际关系的维系，大至人类的大规模合作，都必须要以这条原则为基础。为了贯彻上述原则，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人们乐于施恩、感恩、报恩，这个理念的集中体现，就是“礼”。为了说清楚礼与恩感的联系，首先需要再次对恩感及其相关的情感组合进行简要的说明。在符号叙述学中，我们将人类的基础情感描述为八种基本情感。
恩感表示对他者行为的肯定态度，是指向他者行为评价的情感。在八种基本情感中，恩感与他者行为（做）有关的，而且是肯定性评价，所以它是唯一有利于鼓励他者行为的情感。[8]八种基础情感可以互相组合而成各种复合的情感。恩与四种自指性情感（主体模态类型）组合，则有：恩+喜=尊敬；恩+悲=妒忌；恩+欲=感恩；恩+惧=惭愧（自卑）。恩与他指性情感也可组合，恩+爱=恩爱。恩与厌恶很难组合，但是恩可以将厌恶化解，甚至转化为爱。恩与怨也难于组合，但是可以抵消怨恨，化解怨恨。
有了这个理解，我们就会发现，“礼”的核心精神要义，正是恩感或某些恩感的组合情感。人类的常见礼貌用语，多数都与恩感的表达有关。“你好”表示对对方的赞赏与肯定；“再见”表示希望再次见到对方，也表达对对方的肯定；“谢谢”表达感激，是恩感的直接表达；“对不起”表达惭愧之意，“请”表达的是尊重或尊敬，都是与恩感相关的复合情感。礼貌的核心就是“礼”，礼之貌，就是礼的符号化外显，表达的是人类潜意识里渴求别人的尊重和赞赏的需要。“礼”的繁体为“禮”，从汉字演变来看，最初表示击鼓献玉，敬奉神灵。《说文解字》解释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之本义的情感核心，是表达对神灵的感恩之情。随着文化的演变，凡是将感恩之情进行仪式化处理的，都称为“礼”。礼貌用词，事实上就是对感恩之情的语言仪式化。对礼的解释，《礼记》开篇明义，指出“礼”的本质就是正确处理情感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毋不敬”。简言之，礼之要义在于“敬”。接下来，《礼记》指出人要约束情感：“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敖”就是“傲”，是“敬”的反面，傲慢情感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愿望不要太过满足，快乐不可达到极致。接下来又说：“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首先还是先谈“敬”的问题，对有德行的人，要亲近并敬重他，畏惧并爱慕他。爱他人，但能知道他的短处，恨他人，但能知道他的长处。接着，《礼记》指出了礼的功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简而言之，礼所处理的，就是明确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问题，就是确定谁可以合作谁不可以合作的问题，“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欲，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9]（P.1-3）这就说得很清楚，礼，就是为了完成人类有秩序的合作关系，正确处理恩感及其相关复合情感，用“恭敬”（即恩感与喜感的复合情感尊敬）、“撙节退让”（恩感与恐惧的复合情感惭愧、谦卑）等情感态度，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完成社会合作。其中的道理也挺简单，恩感的核心是对他人行为的肯定，人只有正确、恰当地肯定他人所作所为的价值和意义，才能让他人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和价值，从而继续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事情；人只有以撙节退让的态度认识自己的行为，才能重视别人的看法从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适，以此完成社会需要我们完成的事情。由于“礼”的核心是“敬”，“敬”是一种恩感的复合，所以礼就是恩感的落实。中国被称为“礼义之邦”，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重视礼义之教育，也就是重视恩感教育，并将该教育仪式化和常规化，仪式化的礼，就是“仪”，所以很多人以讹传讹将其误写为“礼仪之邦”。王能宪通过详细考证证明，“今天滥用‘礼仪之邦’是毫无根据和不合逻辑的严重错误”，“如称我国为‘礼仪之邦’，无异于说‘中国人只会打拱作揖’”[10]。不过，无论哪种写法，都没有忽略一个“礼”字。“义”是一个会意字，繁体为“義”，从我，从羊，本义是指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但是《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己之威仪也”，或许这是将“礼义”误写为“礼仪”的一个原因。有的学者认为由“羊”和“我”构成的“义”的意思是像羊一样与人为善，一切好事、善事应从“我”做起。于是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好事、肯牺牲的精神称为“义”。[11]（P.17）这个说法颇为有趣，不然，为什么“恩”“义”常可并举？那些不知感恩的人，被称为“忘恩负义”；那些不图回报的行为，被称为“义举”。这是“义”最常见的一种用法，是指合乎正义或公益，比如义师、义士、义务，为了正义或公益事业，不求回报地帮助陌生人，才可称为“义”。义和利并举的时候，利表示索取，义则表示奉献。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否乐于不求回报地施恩，成为判断道德高尚与否的标准。所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贵之后如果不施恩于他人，或者以不义的手段取得财富，都是不可取的。所以，礼和义，都包含了恩这种情感在内。“礼”强调了要知恩和感恩，要“敬”；而“义”则强调了要不图回报地施恩。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凝聚力，也正是因为礼义之教育让中华民族懂得施恩和感恩，从而使大规模合作得以完成并持续，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巨大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文化中“礼”之观念的一个具体落实，表现在对“孝”的理解和施行之上。“孝”就是对父母的尊敬、感恩和报恩。孝不同于爱。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2]（P.2458）“入则孝”的“孝”，与“泛爱众”的“爱”，是有区别的，“孝”重更重视行动。并非一定要有爱才孝，有爱无爱都要孝，所以孝更强调责任。孔子认为，孝弟是做人的根本。看一个人是不是孝，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对父母感恩的情感和报恩的行为。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注曰：“父在，子不得自专，故观其志。”[12]（P.2458）意思是说，做儿子的要以父亲的意见为准，也就是对父母要持肯定态度，核心其实就是要有恩感。孟懿子问孝时，孔子回答说：“无违”，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的首义是“敬”，是情感；而“事”“葬”“祭”是行为。这两个回答，都强调了行为和情感上都要肯定父母。要做到孝，更重要的是要有孝的情感。孟武伯问孝时，孔子回答说：“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时，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2]（P.2462）在这两个回答中，孔子指出了“忧”和“敬”与孝的关系，没有“忧”或“敬”的情感表现，也就谈不上是真正的孝。所以，是不是孝，除了看他有没有孝的举动，更要看他是不是有对父母尊敬、关心、感恩的情感。所谓以孝治国，就是把“家庭人伦渗透到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13]（P.170），其治理结果，是保证了中国千年来内部的合作与稳定。除了儒家之外，佛家也有很多关于恩感的论述。佛教的基本议题之一，就是讲如何对待施恩与报恩。佛教很多寺院都以“恩”字命名，比如西安有大慈恩寺，浙江天台山、湖北随州市、辽宁沈阳市、广东汕头市都有慈恩寺，报恩寺在全国至少有9处（南京、辽阳、武汉、巢湖、溧阳、平武、达州、荆门、寿县）。此类命名还包括国恩寺、迎恩寺、圆恩寺、佛恩寺、弘恩寺、红恩寺、龙恩寺、延恩寺、胜恩寺等等。佛教寺院比较喜欢用“恩”命名，说明了佛教的一种倾向，提倡施恩与报恩，实际上也是试图以恩感教育规范社会秩序，主张以恩情化解怨恨增强合作。佛教有一个“回向偈”，说的是“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四恩之说出自《心地观经》，按其说法，“世出世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14]（P.16）也有人说“四重恩”指的是父母恩、国土恩、上师恩和众生恩。[15]（P.322）藏经中收有《报恩经》七卷，说的是佛召集大众讲述自己如何尽孝的事实。[16]（P.108）总之，佛教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对恩情与回报的重视，其因果业报之说，支持了施恩与报恩的思想。这种思想与中国儒家文化中孝的观念以及礼的观念不谋而合。据陈坚考证，佛经中的孝、礼等观念或许是翻译者们挟带私货的“伪经”，借用佛教的广泛传播来实践儒家之道，但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和尚们实际上也是“以儒家为‘方便’来传播佛教”。[17]（P.212）无论怎样，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就有了很多相似之处，其中都充斥着恩情观念。正因如此，杨春时将中国文化的核心总结为“恩情观念”，认为中国文化就是“恩情文化”，以此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古印度的苦感文化、日本的耻感文化。他认为，所谓仁、爱、忠、孝、义等道德规范都建立在恩情观念的基础上，本文深表赞同；而他认为恩情观念是爱的权力化，成为奴隶道德，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其消极影响至今不绝，[18]本文认为值得再考虑。恩感教育、恩情观念，本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权力化”，任何情感教育权力化之后，都有问题。基督教宣扬“爱”的教育，但是在中世纪被权力附着之后，同样扭曲人性，培养了奴隶道德。上文说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意思，就是要实现人类更大规模的合作。现在存在于世界上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大小不一的共同体（community）。人类的共同体有多种存在形态，宗教、民族、国家、联盟，甚至一切的组织团体，都是不同性质的共同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9]（P.394）胡群英因此认为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社会总是以各种共同体的形式存在，因而，人又是共同体的动物。”[20]（P.12）现代政治学、伦理学、哲学几乎都承认，人不能脱离共同体而存在。比如罗尔斯，虽然其正义理论基本点之一是个人主义的，但并不排斥人们联合成共同体的必要性。桑德尔也指出，“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人们总是结合成一个或多个共同体，个人的价值目标不能脱离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个人的自由也不能脱离共同体的自由”[21]（P.510）。人类达成的一个广泛共识是：个人不能单独存在而得到其作为人的各种规定性。关于这一点，中国儒家思想早已坚定地持此看法。胡适用强调字体做了如下总结：“儒家的人生哲学，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都是伦理的行为。”[22]（P.93）虽然人们对建立共同体有广泛的共识，但是人类历史上建立共同体的出发点和原则却有多种，共同体的大小也各不相同。最初，人类依靠八卦维持共同体，八卦使人类群体得以交流信息、评价他人、约束行为、形成价值观，但靠八卦维持的共同体只能在邓巴数（150人）之内。为了维持更大的群体合作，人类通过虚构故事形成公共议题，建立信仰、建立政治制度、形成文化价值观等方式完成合作。[23]无论哪一种大规模合作方式，在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看来，都需要虚构故事的推动，“只要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24]（P.31）人类靠不同的虚构故事结合成不同的合作团体，我们将这些不同的合作团体称为国家、民族、公司、宗教、组织、党派……虚构故事具有强大的功能，“智人发明出了许许多多的想象现实，也因而发展出许许多多的行为模式，而这正是我们所谓‘文化’的主要成分。等到文化出现，就再也无法停止改变和发展，这些无法阻挡的变化，就成了我们说的‘历史’”[24]（P.35）。所以，人类最初的共同体存在基础和根源，都是“文化共同体”。不同文化所讲故事不同，人类便分成了不同的民族、国家、集团。促成人类合作的不同文化强调不同的情感基础。基督教文化大力宣扬“爱”，佛教宣扬“悲”和“苦”，资本主义社会鼓励“欲”。有些文化更重视恐惧。日本在70年代出版了一本小说《日本沉没》，后来两次拍成电影，票房极其成功，彰显出日本根深蒂固的恐惧感。“日本人始终认为随时都会大祸临头”，种种恐惧感对民族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压力，“它使日本民族具有一种危机感与自卑感，从而强化了日本人性格的其他重要方面：部族价值观、儒家道德、重等级、讲忠诚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集团意识”，“危机感与自强心强化了他们的认同感与凝聚力”。[25]（P.176-177）相信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或者相信有一场共同的灾难，就可以使人更加团结。有些文化所讲的故事充满仇恨或厌恶。纳粹之所以能够让当时的德国人团结一致，一个手段是宣扬本民族血统的高贵从而产生对其他民族的厌恶，另一最重要的手段是宣扬了对犹太人的仇恨，戈培尔利用的情感游戏，“基于的是仇恨使人团结的道理，特别是当人们遭受苦难时更是奏效”。[26]（P.50）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竞争，自由竞争权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下人民享有的四项基本权利之一。[27]（P.62）垄断资本主义看似消灭了竞争，实际上只不过把竞争的对手变成了其他垄断资本主义，变成了其他国家。龚维敬认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竞争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更为激烈。”[28]（P.91）所以，资本主义永远也无法消除竞争。处于竞争状态中的各个不同的“共同体”，就会以怨恨为基础建立基础价值观。因为这个原因，处于竞争状态假定中的人际伦理，就将以怨恨为基础建立，其结果是，“就西方社会而言，现代市民社会伦理的核心植根于怨恨。”[29]（P.280）尼采认为，“怨恨是一种并不促进个人出类拔萃的情感，相反，它老是想着挫败他人的竞争策略。”[30]（P.180）舍勒的观点与此相同：“现代人受到资本主义精神的控制所作出的积极劳动的种种表现的动力都来源于现代人自身的怨恨，积极与理性地工作都不过是怨恨所发泄出来的产物。在舍勒看来，没有现代人怨恨的存在方式，就不会出现韦伯所提出的现代人的理性精神气质。”[31]（P.118）这是非常深刻的观察。当不同的共同体之间以一种资本主义的竞争思维思考别的共同体的时候，其情感基础便是怨恨。以怨恨为情感基础，用竞争思维思考世界，无助于整个人类形成大规模合作的共同体。这个道理很简单，怨恨必然有一个不属于共同体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合作的伙伴，而是竞争的对手。有竞争对手在客观上可以让人类充满活力，却无助于人类群体以肯定的方式思考其他群体的行为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共同体。竞争思维处于国与国之间，使很多人都相信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利益，没有友谊，这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中一种非常流行的国际交往的结论性判断。[32]（P.80）梁启超也曾如此认为：“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33]（P.57）一个国家，是团体的最大规模，也是竞争的最高阶段，而且他认为如果国家竞争没有了，文明也就不能发展了。此类观念充斥，拒绝了人类更大规模合作的可能性，助长了民族主义思想，在今天看来，不符合世界潮流。人类如今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和通讯、交通的便捷，世界在人类眼中变得越来越“小”，地球已经变成了“地球村”。整个人类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当今世界的总体潮流，已不再是人类之间的互相竞争，而是人类形成一个整体，正确、恰当地利用地球资源，开发利用外太空资源。在这种情况之下，舍弃竞技博弈思维，实现合作共赢、平等共治，就成为世界今后的趋势与潮流。为了适应这个潮流，大力推广中国的恩感思维与恩感文化，拒绝资本主义的怨恨思维与怨恨文化，就是一个正确恰当的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通过宣传，让世界人民相信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意义，要尊重人类不同群体的喜好和选择，让世界人民相信其他群体的存在是自身所在群体存在的保障和支持，这个道理与人类个体存在的道理一样。中国有“礼”的秩序规定，重视对他人的尊重（毋不敬），各国之间关系的维护，也首先要尊重他国的存在和选择。中国追求不求回报的“义”，各国也要主动作为，做于别的国家有利之事，而不可只顾自身利益而损害别国的利益。只有充分考虑他国的利益，做到恩义并举，世界的良好秩序才能得以维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之时，早已充分考虑到这个原理。在多次讲话中，他特别强调的是尊重、合作、共赢等概念。比如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1]（P.418）“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1]（P.419）对于不同的文明，习近平强调各种文明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指出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1]（P.160），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1]（P.161）。他指出，新型的国际关系就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1]（P.490）。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和设计中，“尊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对于国家与国家而言，同样存在肯定他国行为的群体性“恩感”，尊重就是其具体内涵，这也就是国与国之“礼”。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方案，完全符合中国“礼义之邦”的行事原则，坚持尊重、共享、共赢、互鉴、平等、主动作为等恩义之思。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方案：“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就是人类世界的未来，“这是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入手，勾画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34]（P.436）实现这个路线图的核心理念，就是以恩感文化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其中包含了礼的秩序与义的行为，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于人类整体有利的义举。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恰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由以恩感为核心的“礼”来维系，从而完成合作与共赢。合作与共赢，是礼的目的，也是世界的潮流与希望，亦是多边主义的价值追求之核心。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理念与此很不相同，首先就在于单边主义奉行的情感类型不同。霸权主义不尊重他国主权和独立，对他国强行干涉、控制和统治。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类似，不与他国合作，退出国际组织，捣毁国际条约，违背联合国协议，不尊重他国利益，实际上就是以否定他国所作所为为出发点，其基本情感属于“怨”。更具体地说，单边主义向世界表达了愤怒、复仇、破坏的情感态度，其追求是不合作、独赢，一家独大。“9·11”事件是因怨恨引发的，这同时又加剧了美国施行单边主义，近年来，美国推行单边主义，但单边主义的施行，又会加剧世人的怨恨。“无论存在多久的历史大帝国，最终都丧失了安全感，因为它们在自己的臣民或敌人中间激起了仇恨的浪潮。美国由于过于单边主义已经招致世人怨恨，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维护和增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35]（P.417）简单地说，单边主义是由怨恨引发的因而必然招致更多怨恨的处理世界事务的方式，多边主义是由恩感引发因而必然能够化解怨恨的处理世界事务的方式。部落、集团、国家、民族、宗教差异和数量不断减少，大规模合作不断得到增强，是几千年人类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当今世界必然面对的潮流。如果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时依然以怨恨为情感出发点，则必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原则是以恩感为基础情感，以肯定全人类的历史文化成果为前提，以尊重他国利益、政治、文化、安全等为条件，换来的结果必然是得到全人类的尊重，全人类因此也能日益互相尊重走向和谐。只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以恩感文化为特色的“礼义之邦”的为人处事准则，必然能够被世界接纳，从而使地球变为“礼义星球”。到那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真正建立起来了。[1]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M].张弘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3]（明）洪应明.菜根谭[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4][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美]A.P.马尔蒂尼.霍布斯[M].王军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6]曹永恒.“感恩”的道德哲学内涵[J].文教资料，2018（31）.[7]星云大师.佛光菜根谭[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8]谭光辉.情感分析的叙述学理论和建立情感模态的新尝试[J].社会科学，2019（4）.[9]（元）陈澔注.礼记[M].金晓东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0]王能宪.“礼义之邦”考辨[J].文艺研究，2013（2）.[11]赵武宏.新说文解字[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12]十三经注疏（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7.[13]秦永洲，杨治玉.以孝治国：孝与家国伦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14]大乘本生心地观经[M].唐罽宾国三藏般若等译.[15]张子军.中国佛教方便谈[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16]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语佛源（增订本）[M].上海：中西书局，2013.[17]陈坚.应用佛学：佛教对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18]杨春时.中国恩情文化批判[J].东南学术，2014（1）.[1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胡群英.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建构[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21]王守昌.西方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2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23]谭光辉.论八卦的特征和社交、情感功能[J].思想战线，2020（1）.[24][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25]高亚彪，吴丹毛.在民族灵魂的深处[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26][加]约翰·布莱登.为失败而战：纳粹情报机关如何帮助盟军取得胜利[M].沈耳，刘亦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27][美]威廉·尼克尔斯等.认识商业（修订第10版）[M].陈智凯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28]龚维敬.论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竞争[A]//垄断理论的探索——龚维敬文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9]张凤年等.政治哲学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30][美]罗伯特·C.所罗门[M].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M].郝苑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18.[31]袁中树.舍勒人学思想研究[M].沈阳：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32]史玉明.心海挥桨：中华文化核心理念与现代法治之关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33]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4]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学习问答[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35]李庆四.布什单边主义与多边合作的两难选择[A]//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