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分析》2020年第2期目录、摘要
《哲学分析》2020年第2期封面
哲学专题讨论
【摘要】人既是个体性的存在，也是群体性的存在，同时还是国家的一员，是全球公民。人的个体性身份、群体成员身份、国民身份、世界公民身份，在全球化的今天紧密关联在一起，个体由此面临多重身份的选择。当代国家认同建构必须有效处理个人与国家、族群（民族）与国家、个体与族群（民族），以及个体、国民与世界公民的关系。唯有如此，国家认同建构才能获得稳固的基础。
【摘要】认同还是承认？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澄清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认同是对“我是谁，我们是谁”的主体追问，具有同一、归属的内涵；承认是对主体间“非此不可”的生存结构的确认，具有交互性、规范性与多维性。我们不能作出从认同到承认的论断，因为主体被主体间性地建构，表达主体性诉求的认同与确认主体间生存结构的承认有深刻关联：自我认同的确立，需要他者的承认；他者承认的力量，源自主体的需求。然而，认同政治和承认政治不能等同。认同政治的核心，在于对个体或群体特殊性的呵护。承认政治的核心，在于对社会规范性的维护。需要反思认同政治与承认政治的局限，使理论更好地关照现实。
【摘要】人的尊严是道德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至为重要的概念。格沃斯认为，人的尊严不是获得性的，它不需要特定的地位、特定的角色与之匹配，也不需要通过特殊的道德努力才能获得。人的尊严是人人共有等有的，它的基础并非建立在任何具体经验性的事实或者道德形而上学之上, 而是建立在我们的能动性之中。每一个能动者都必然将自己看作价值之源，也正因如此，他也必然要认同自己有最为根本的价值，即尊严。如果一个能动者认为自己没有尊严，那就相当于他认为自己不是能动者，这势必在意志中引起严重的自相矛盾，是不可思议的。
哲学传统研究
【摘要】“实体”观念是古印度哲学中讨论的重要内容。印度远古文献吠陀中就有这种观念的早期形态。奥义书中提出的“梵我”思想、佛教中的“法”和“识”的概念、胜论派中的“实句义”思想、数论派的“自性”与“神我”理论、吠檀多派中“不二论”等都涉及实体观念。这种观念展现了古代印度哲人对自然和人生现象的本质问题的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社会阶层的思想倾向。
【摘要】“有”“自生”“独化”是郭象哲学的核心性范畴。在《庄子注》中，“独化”的主体不仅仅是个体物，也可以是个体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是个体物的每一个瞬点式存在。个体物的“独化”建立在气化的基础之上，“气（元气）”自身也可以成为“独化”的主体。郭象的时间观具有传统性和古典性特征，构成其“有物”之“独化”论思想展开的一个基本理论背景。在时间视域下，无论个体物（及其部分与瞬点式存在）的“独化”，或是万物总体性的“一气”之流变，都将能够得到更为深入的揭示。
【摘要】心理哲学是“过渡时期”的维特根斯坦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对于哲学活动之精神地缘性的觉识促使他从早期有关描述结构的客观化诉求逐渐转向对刻画具体言语实践的规范性诉求，伴随着回归“现象”与“日常”，有关逻辑秩序的统一性与单义性碎化为感觉精神秩序的多重性与复杂性。维特根斯坦进而通过对感觉心理语汇的语法考察，着力揭示出精神秩序的语义特性及其在人际转换中的规范内涵。
日常生活的哲学思考
【摘要】复杂社会是指通过市场而整合各种不同信念系统和利益状况彼此竞争的多元主义社会。哈贝马斯通过论证复杂社会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试图回答合法律性的合法性何以可能，并希望以此破解西方法治国危机。他在考察法律与道德既有共同的参照点又有区别的前提下，批判康德等人法律从属于道德的摹本说，主张法律道德关系并列说，认为自主的道德和依赖于论证的实定法处于一种互补关系之中。他批判马克斯·韦伯的法律合理性概念，从法律的道德程序与法律的道德内容等方面来论证法律与道德的交错关系。法律与道德并列说、互补说、交错说对思考我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启发意义。
【摘要】理解福柯知识权力的生产的关键在于他提出的“谱系学的赌注”：权力与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权力能否还原为商品模型。福柯的知识权力生产与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除了在理论任务上的一致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方法论上的创造性继承，知识权力生产在方法论上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它是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重要思想补充。惩罚体系、人口和性这三个主题是福柯知识权力生产的分析典型。惩罚体系和人口问题都和劳动力在权力的规训下的产生有关，而性则构成了身体与人口问题的结合点，因而成为分析知识权力的中心。生命政治是知识权力生产的逻辑完成，对它的分析同样与政治经济学有密切的关系。当知识权力生产之下的主体彻底消解后，福柯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主体和真理的关系问题之上，这实质上是要探寻主体的可能性。福柯尽管想要超越马克思主义对于权力和经济的解释框架，但却始终必须借助于经济学的资源，甚至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上。
【摘要】“忘”的概念既是脑神经科学或认知科学的议题，亦是利科现象学的议题。本文会阐述脑神经科学或认知科学所讨论的“忘”forgetting和现象学所讨论的“忘” oubli有何分别。脑神经科学或认知科学所讨论的“忘”意指“失忆”，即记忆的永久缺失；而现象学所讨论的“忘”意指前反思、前理论、日常生活的“遗忘”，即记忆的暂时遮蔽。“遗忘”文章结尾会略述汉字“忘”能兼容并蓄地把握上述“遗忘”和“失忆”两者的意义。
科学技术的哲学理解
【摘要】盖伦·斯特劳森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查默斯提出的“难问题”这一措辞以来，在哲学上对意识研究的讨论并没有明显剧增。事实上，自近代以来——特别是约400年前科学的物质主义作为一个支配性的形而上学稳固地确立下来以来——在哲学中对“心-身问题”的兴趣从未中断。相反，对这个问题之症结的从未停止的诊断和不断开具的各类处方始终在一个很高的理解水平上运行。事实上，正像盖伦·斯特劳森关于意识问题辩论，大多数最优秀、最生动、最有洞察力的著作在之前很久就已经发表了。那种以为在哲学上对意识的兴趣是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查默斯提出“难问题”才突然复兴和兴盛起来的观点，在盖伦·斯特劳森看来不啻是一个关于意识的虚构的神话，尽管在科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上对意识的兴趣和研究在20是90年代前后以来确实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期”。盖伦·斯特劳森以详实的历史文献反对了这个在哲学上的“意识神话”；相反，他想表明，围绕意识的“心-身问题”在整个近代都不曾离开过哲学讨论的中心。盖伦·斯特劳森在文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一个类似泛心论的解决“心-身问题”的方向，即重新审查对物质本性的界定。
从人工智能难题反思AI伦理原则
【摘要】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技术类型，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基于这样的背景，应对AI本身及其应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伦理问题就变成AI伦理思考的重要目标。目前AI伦理的很多思考多是从人类的权利和原则出发来构建伦理框架，如信任、安全、自主和尊严。事实上，AI伦理问题的产生很多是源自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难题。人工智能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哲学、社会和技术等三个方面的基本难题。因此，发出AI伦理的中国声音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应对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题入手。一旦从难题入手，就会发现不可解释性成为上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难题的本质。仅仅从技术上理解不可解释性已经不足以为AI伦理构建提供原则基础。通过人工智能与解释学两个路径的梳理，透明性与关联性成为支撑AI伦理的两个必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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