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日知录》里面所讲的“天下”,其实是每个人的“天下”,所以才会“匹夫有责”!
李克强快步来到仍留在会场的中央文史馆馆员中间,与大家一一握手。
“总理,你刚才讲得很对!”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古典文学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对李克强刚刚结束的讲话回应道,“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多年,仁、义、礼,每个字都有很多不同的意义。”
“是啊!我们从孔子之后一直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中国文化是很丰富的!”李克强与大家站着讨论起来,“包括《易经》里面说‘厚德载物’,我们现在的解释是说,要用仁厚之心来待人接物。但其实你看《易经》里面的原话:‘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其实包含着一种‘大同’思想。王弼在《易经集注》里面说,‘地形不顺地势顺’,地上有山山水水,人间有三教九流,怎么对待?还是要对所有人尽可能地‘厚德载物’。”
“讲得好,你讲得真好!”袁行霈连连点头称赞。
这番对话发生在2月9日,春节来临之前的中南海内。当天,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向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亲手颁发聘书。随后他与130余位参事、馆员及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举行了座谈。
座谈中的文史“论道”一直持续到会后,总理主动来到文史馆馆员中间,大家意犹未尽地继续讨论起来。
会场上及合影时,李克强左右两侧的“重要”位置,始终留给傅熹年、蔡明麟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
座谈开始前,总理步入会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向前排就坐的参会者,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好。
“我很想和后面的参事、馆员、特约研究员们都握下手。你们有深厚的学养、丰富的经验,都是著名专家学者,可惜受时间和会场所限,我也走不过呀!”落座后,李克强语带遗憾地说,“我一定要说一句:向大家问好!向大家表达敬意!”
中央文史馆馆员、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在发言中提起,“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既写了《国富论》,又写了《道德情操论》。这提示我们,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
“你举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例子。”李克强说,“我记得,亚当·斯密的教职就是道德哲学教授,他的扬名之作是《道德情操论》,此后10多年才写出了《国富论》。这本身也是一个例证: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基础,还需要精神追求。”
李克强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直非常重视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在当今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更要深入研究、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是‘道德经济’。”李克强强调道,“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的积累,虽然其中也有糟粕、更遭受过破坏,但其主体和精华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
李克强饶有兴致地谈起,当天中午他刚好收到一本介绍中华传统美德“术语”的书,里面对仁、义、礼等字词一一解释,并配上了英文翻译。
“我看到里面有一个词,‘天下’。英文翻译得还行,‘all under heaven’(天之下),但下面的中文‘训诂’,引用的是《诗经》里的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总理说,“我当时就想,这只是‘天下’的一种解释,但不是全面的。中国人讲‘天下’,《礼记》里面就讲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另一层含义。”
他随后谈到了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引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相似之处,但内涵却演进了。《日知录》里面所讲的‘天下’,其实是每个人的‘天下’,所以‘天下兴亡’,才会‘匹夫有责’。”
李克强接着分析道,从《诗经》到《日知录》,中华文化对于“天下”的理解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顾颉刚提出了一个‘古史层累说’,其实正面理解应当说,每代人都有积累、有发展、有丰富。”总理说,“如果后人累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利于当代社会、有利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那我们何乐而不接受呢?”
“大家知道,我是安徽人,受了点桐城派的影响。”李克强的这句话,引来与会专家学者会心的微笑。
总理提议道:一个字、一句话,有时难免会断章取义,能不能搞一个传统文化的“百篇”?
“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鲜想法。清代的时候,姚姬传也就是姚鼐就有一个《古文辞类纂》,讲求义理、考据、辞章,把经、史、子、集,很多东西都选进去了,大概700篇的样子。后来,曾国藩搞了个《经史百家杂钞》,内容又多一些,有几大函。后来他还有一个简版,也就四十多篇。”李克强说,“我们能不能集众智搞一个‘百篇’?把中国古典文化精选出来,传诸后世。”
但他紧接着补充道:“各位参会者都造诣很深。我只是现场想到提了出来,仅供你们参考。这可不是行政命令啊!”
“我中午刚好翻了这本传统美德术语的书,刚才又听到陈来同志举了亚当·斯密的例子。”总理解释说,“亚当·斯密的思想毕竟才两三百年,中华文明呢?有典籍记载的就有两三千年了!我们一定要把其中的精华传承下去,在这个基础上博采众长、互学互鉴。”
李克强最后说:“我今天讲的也算一个‘发言’。因为在座的都是学问大家,我说的只供大家参考。”
座谈会结束后,他再次走向前排参会者,与文史馆馆员们握手致意。
陈来接着刚才发言中的话题,与总理继续讨论起来:“孔子当年提出过,‘尽己为仁’,这句话说得很好。”
“对。而且他还说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也不仅仅是‘克己复礼’,孟子还说‘仁者爱人’,有很多种解释。”李克强说,“就连英文的翻译,有时候都比我们中文的解释留了余地。你看‘天下’那个词,他并没有翻译成‘all under the realm’(莫非王土)嘛!”
陈来点头赞同道:“现在有很多流行的偏见,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是‘偏’的。”
“所以你们要深入研究啊!”总理轻拍了一下陈来的胳膊,“我觉得很可惜,我们的很多书没有把这些术语的意思写全,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传统文化理解‘偏’了!”
“看得出来,总理你文史的书没少读啊!”陈来说。
李克强笑道:“你们才是‘读书人’!我只是提个建议,也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后代着想。我们中国人,首先要把自己的文化搞通搞透,做到所谓‘教化之流,家至人说’。”
临离开会场前,总理转过身,特意向馆员们挥手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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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曾国藩之前,社会上已经流行着两部很有名的古文选本,一部是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纂的《古文观止》,一部是乾隆年间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这两部书,各有其优长,影响也都很大。但在许多方面,却比不上《经史百家杂钞》。
《杂钞》里不仅有“文”,而且有“道”,是“文”与“道”结合的一部书。比之主要是注重辞章的《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的实用价值无疑是远超其上的。而将义理、词章、考据大体都归宿于经济。在内容上,减去了《类纂》中内容较空泛的一些应酬文字,并新增了经、史、子三类的文章,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分量。从而体现了曾氏注重经济、归宿于经济的治学精神,表现了当时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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