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标题下「蓝色微信名」可快速关注

推荐一个优质读书号给大家

来源：时代文摘1909年出生的浙江义乌人吴晗，其人就后世评价而言，可说是著名的“两截人”：前半生，矜矜业业于书堆，讲道著书，是学术圈励志的典范；而后，学而优则仕，入朝为官，不仅身败名裂，阖家惨死，还留下了一个欺师、灭祖、媚势、篡史的恶名，至今让人不齿。

▲1923年时的中国乡镇历史是一个动态的矩阵，如同复杂的迷宫，任何个体、群体，甚至国家在其面前都是极为脆弱的。将视野转向100年前的1923年。中国那一年是民国十二年，农历癸亥年。1923年的世界历史矩阵，在以下几个维度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1923年时的北京正阳门其一，经济维度。1923年，美国正值卡尔文·柯立芝担任总统，经济进入飞速发展阶段。至1929年，生产率年均增速达到4%，工业生产增长接近一倍，财富膨胀，社会奢靡之风大行。历史学家称1923-1929年的美国为“柯立芝繁荣”，又称“咆哮的二十年代”。自此，经济繁荣奠定了美国在20世纪的地位。自1923-1929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经济增长先后恢复到大战前的水平，并有所发展。1923年年底，英国的金汇兑本位制率先在德国得以试验性推行：德国央行与英格兰银行达成协议，英格兰银行向德国央行提供一笔英镑贷款，德国央行则以英镑为货币准备金，发放贷款以英镑计价。这一年，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感受到经济机制的改变。英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提出为期3-4年经济周期理论。1923年也是苏联货币改革的关键时点，建立了由切尔文券和苏维埃纸币组成的双货币体系，挽救了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1923年的美国纽约街头其二，政治维度。欧洲的德国，1923年马克价值暴跌，恶性通货膨胀失控，最严重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每月上升2500%。德国马克崩溃，中产阶级彻底破产。这年11月，希特勒发动了“慕尼黑啤酒馆暴动”。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自此发端。10月，国际社会制定针对德国战争赔款的“道威斯计划”。亚洲的日本，1923年9月突发的里氏8.1级的关东大地震、海啸和大火，不仅摧毁了日本两个最大的城市，引发了深刻的经济危机，而且激起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导致主张通过侵华策略开拓生存空间的军国主义崛起。▲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的日本其三，科学维度。1923年前四年的1919年5月9日，“那天，从西非的普林西比岛和巴西的索布拉尔拍到的日食照片证实了一种新的宇宙观是对的”。这个新的宇宙观就是爱因斯坦开创的相对论。从此，真正意义的“现代世界”开始。1923年，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连续在《法国科学院通报》发表三篇有关波和量子的论文，提出实物粒子也有波粒二象性，揭示了电子也具有波动性，为尼尔斯·玻尔的量子化条件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一年，海森堡完成题为《关于流体流动的稳定和湍流》的博士论文。海森堡是量子科学历史链条中的关键环节。玻尔和德克·科斯特发表了一篇关于X射线光谱学和元素周期系统的论文。几年之后，埃尔温·薛定谔在德布罗意理论基础上，建立波动力学，提出微观物理学的基本运动定律，即薛定谔方程。▲1927年索尔维会议科学家合影其四，技术维度。1923年，一架旋翼机在西班牙首次稳定飞行，美国空军完成了第一次不停顿横贯大陆的飞行。1923-1929年是德国汽车工业“黄金年代”，汽车工业技术不断创新，汽车工业成为工业化时代的支柱产业。▲1923年美国陆军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空中加油测试其五，思想、文化和艺术维度。1923年，凯恩斯《论货币改革》发表。瓦尔特·本迪克斯·余恩弗利斯·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出版。作为好莱坞象征的白色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城市拥堵，教育焦虑，人工智能，核武器威胁……身处加速变革的时代，每一个关心人类命运的人都会发出疑问：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时代？而“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半个世纪前就预言了今天的许多现实。他目睹和亲历了20世纪的人类世界巨变，以凡人之躯求索人类命运，在不断的回望中追问明天——人类的明天会怎样？我认为它是汤因比抛出来的一个好问题。我们都知道汤因比是历史学家，但是他对历史研究有一个特别独特的贡献，这个贡献使得他不只是在专业的历史学界里面供人阅读，他还走出了专业的历史学界，对多个学科都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这个独特贡献就是Civilization，文明。历史研究最多的单位是个人，我们的眼睛、聚光灯永远聚焦的是个人。而汤因比跟他同时代一群杰出的学者，共同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文明会兴，文明会衰，人类的演化史上实际上有很多个文明，今天还有一些文明存在，但历史上存在过的文明的数量要远远大于今天我们手指头数得出来的。所以用文明作为视角的话，文明是怎么起来的？文明经历过哪些挑战，经历过哪些重要的关头？为什么有些文明延续到今天，有些文明实际上中间曾经断掉，重新再接续？文明作为今天学术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受汤因比的恩惠，社会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学派叫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着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一个尚书省。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很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职而止。给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左右仆射为副长官。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多头的衙门。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了。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武官则有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个卫），他们都只管出外打仗时带着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内。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的组织，来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重要。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再说给事中，他官阶虽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故又叫六科给事中。大抵这个人静悉财政，便派做户部给事中。那个人懂军事，就派做兵部给事中。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关于财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而且给事中并无大官，可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鞠，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来，他们的意见是很受尊重的。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乙、明代内阁制度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丙、明代地方政府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举了历史上许多例来讲。总而言之，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他们两人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有不同。黄梨洲注意在上面，顾亭林注意在下面。但我们若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从中国传统历史意见论，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汉代，但唐代地方制度也还好。让我们举一例来说：中国地方这样大，现在有飞机、火车、电报，政令传达，不感觉多么的困难。从前交通完全靠驿骑，这就不容易。驿路可通全国，到处都有站，当时则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长安，若要发一公文到番禺（广州）或者到杭州与福州，都非常困难的，这我们可以想象到。但当时并不曾因交通之辽远，递讯之困难，而政事上有所失误。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发电报要分加急电和普通电一样。当时递送某种公文一点钟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定。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时，慢的多少时，都规定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达了，守站的早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此人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跑。第一天到什么地方歇，第二天到什么地方歇，都有限定。因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打电报利用科学，从前全靠人力马力。每天户部吏部，尚书各部都有公文送往各地，一匹马来，一匹马去，络绎于路。现在的火车轮船，有时还误点，古时驿骑误点，更该是寻常事。但也总得多少照规定时限到达。否则，政事就会乱，国家就会垮台。举此一例，便知现在我们所喜欢说的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那句话，也不尽正确呀。照理论，空间愈大，时间愈紧要，中国人若无时间观念，不该能统治管理偌大的空间。再说那些站，建筑也极讲究。假山、水池、亭阁、厅房、洗澡间、马房，一应设备都周全。送公事的到了，总给你休息得很好，好让你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路。即使不睡觉、不过夜，休息一两点钟，也足够恢复你疲劳。同时替你准备好新马，给你继续上路。马力也分等级，携带第一等紧急公文的，便给你第一级快跑的马骑。这些荒山穷谷的守站人，也决不会误你事。由这一个例，可见当时行政效率之高。但这种功绩，并不能全归之中央，这不是宰相和工部尚书的事，而是地方政府的事。顾亭林亲自走过的地方着实多，据他说：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铸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多半是唐代留下来。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留下来。驿亭的建筑遗址，顾先生也看得多了，他才追怀到唐代的规模。据他《日知录》所讲，真好像近代欧洲人眷念推崇罗马古迹般。但罗马是帝国主义者征服四周，一切为武力而措施。唐代则完全是地方政治之完善。两者间用意不同，而顾先生也不是漫无用意，如考古家般来赞扬唐代。他的用心，正在针对着明代之实际情况。让我们继此来讲一讲明代的地方行政吧！丁、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要讲明代地方行政，最重要该首先提到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省区制度了。今天我们还用着行省这名词。行省制度，不始于明代，这是从元代开始的。也可说金代先已有行省了。但正式成为制度的是元代。我们今天俗称江苏省、浙江省，省像是地域名。但历史上省字原始是衙门名，非地域名。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是当时中央的宰相府，一般称为都省。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这因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把握集中在中央。某地方出了事，就由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人去镇压，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过去御史台派人考察地方行政，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所以有行台。中书省是中央政府最高机关，怎样可以分一部分在江苏，又分一部分在广东呢？这是元代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这因异族征服了我们，跨驾在我们头上。最先使用这一制度的还是“金”。不过无论是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治中国，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治。此如现在英国在香港，过去在印度，都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直属皇帝的。在名义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地根本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可见任何一制度，其背后都有意义可说。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在当时，并不是说把全国划分成几个地方行政区，乃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中央宰相府的活动分张所。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中央需要派一个大员来镇压某地方，就派一个外驻的宰相。在元代，共计有如是的十个分张所，并不是全国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个区。行省制度在法理上的实际情形是如此。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行省制度的历史来源确如此。所以直沿袭到近代，依然有其痕迹可寻。我们现代的省区分划，和唐宋时代的道和路都不同。如江苏：徐州是一个军事重镇，它一面是山东，一母是河南与安徽。徐州属江苏省，但它的外围，江苏管不着，如是则江苏的总督或巡抚就无法控制了。南京也是一军事重镇，但如广德不守，或者芜湖放弃了，南京也不能保，而广德、芜湖也都不在江苏的管辖内。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元代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它用意。明代人明知这一制度在名义上就说不通。而且明代也废去了中书省，更何来行中书省？所以把行省长官改成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我们若正名讲，该说明代的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三个布政使司，不该说它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说多少省。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总督。巡抚总督在明代是非常设的官，故地方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但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就官制言，地方区域，也不该称为司。而清代则更无适当称呼，于是仍沿袭称了省。譬如有江苏布政使，有江苏巡抚，而江苏地区则称为江苏行省或江苏省。清代一统志是这样称呼的。其实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又清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划分，如称关东三省（山海关以东），或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之类。这更是无意义。这是把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误事。别的不管，只叫广东省、广西省，不说岭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独关东三省因为清代限制中国人出关，常把来混合称为关东三省，不分开，而后来又把关字省了，只叫东三省。习俗相沿，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不同，全国只知道有一个东三省，却不看大清一统志，岭南也有南三省。其他省区全都如此并合称呼，东三省并不和其他地区有两样，而我们却误认它是两样了。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误叫为满洲，这更大错特错。满洲只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关东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而尚不全是行政区域。而一般人不注意这些事，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所以他把省区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南几省等不合理的称呼，来牵强混淆。而后来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区域，而且东三省就是满洲。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混淆。后来弄出溥仪的伪组织，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着满洲，实际上东三省哪可与满洲相提并论？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清代学者中，就有人主张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称为布政使司的。然而总督巡抚又如何称呼呢？所以当时也没有人附和。然而行省之称到底是不妥，又加说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这因讲元代的行省，而牵连涉及。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戊、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再说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三个司合称为三司。承宣布政使司又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司叫臬司。清时俗称藩台、臬台。照理，臬使尚可称台，如御史行台之例。按察使本该流动考察，不常川驻定一地方。但明清两代都已固定有驻地，称台已不合理。至于承宣布政使司，全省行政都归他管，更不该称台。布政使下面有参政、参议等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等官，这种官派出去，叫分司。分司到了清朝，俗称道台，普通称为监司官，犹如省政府派几个参议到地方上协助办事。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这是第二级。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级。三级之外再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元代是把中央政府分置到地方，就变成行中书省。明、清两代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这也难怪。因为省区大，事情多。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分司分道有分为两种。由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由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黄书》里，曾有一统计，说：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八府，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这样一来，县上面有府，府上面有司（分司），司上面才是省（司），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府、州之上，都是管官之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所以中国地方政治，宋代已经不理想。宋制分路，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汉代县上面是郡，郡上面没有了。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阶位俸禄，和九卿相似。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但汉郡多至一百以上。今天中国的一省，有比欧洲一国更大，而现在的官场习气，还是薄省长而不为。至于县长，那真微末不足道，这实在是政治上一个大问题。以上还只讲的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而这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还有更高一级的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还尚好，因其必有事才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带一个都御史的衔。这就是说，由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御史临时派到地方去办事，所办是巡抚、总督等事。譬如倭寇来了，沿海地方没有总其成的人，就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这是临时的。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仍旧回中央，机关也撤销了。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在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上面再加巡抚总督，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我们现在再从历史演变源头上说来，汉时由刺史变成为牧，以及唐代之十道观察使，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官的。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明清两代之总督巡抚，则是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由中央来临制地方已不好，何况派军官来常川镇压呢？若非地方政治失败，亦何来有此需要？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失败。己、明清两代之胥吏上面所说，是地方政府一层一层的由上面加来的高压。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最要是骊胥之制。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略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极敦厚，极笃实。唐代的吏和官，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判然的划分。判然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若再溯而上，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因元代政府长官，都用的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识中国字，于是便得仰赖于书记与文案。中国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便混进各衙门当书记与文案去。那便是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但明太祖时，因人才不够用，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所荐举的，不分进士、监生、吏员，朝廷尚是一律任用。进士等于如高等文官考试的及格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员则等于是公务员。这时尚不分高下，同样有出身。但那是一时济急。迨到明成祖时，便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做监察官。又吏胥不准考进士，这样一来，便限制了吏胥的出身。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治史上，实有甚大的影响。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则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不易理解此分别的。若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词也无法翻，只有中国人脑筋里才懂得。譬如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之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来当胥吏。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所谓绍兴师爷，也不是清代才有，早在元明时代已有了。他们的势力，早已布满在全国。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停，他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多能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来。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陈几亭这番话，实在不能说没有他道理。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直到晚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大抵中国政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遂尽量地舞弊作恶。我们都知道，旧官场查复公事，有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也有说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照前面报就轻，照后面报就重。这些都由吏胥上下其手。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吏胥去办。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面八方相勾结。而管官的官却从科举出身，哪里懂得这些事？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门，至少需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吏胥就不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从明代起，以前是没有的。而直到清代，这种趋势，日甚一日，其误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只要一行作吏，沉淀入浊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种制度，而讲制度者不注意。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而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长官虽贤明，无奈他们何。此乃法病，非人病。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地方政治是政治之最低层，最下层。在两汉是一个长官（县岭）之下有许多小官（掾属即吏），明清两代，是一个小官（知县）之下有许多永无出息的办事员（吏胥），而政治上许多花样（文与法）却尽付与他们，试问其影响与结果该如何？（节选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明代》，标题为编者所加。）余英时文集（12册）扫二维码一键收藏好书推荐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然而1949年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为此，诚挚推荐陈徒手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收录了作者多年积累和访谈而得的13篇文章，及11篇追忆当年采访和幕后花絮的“题记”，所写都是读者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以及众多作家在大环境发生转变时痛苦的心路历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得以鲜活呈现，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其实，陈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并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陈徒手老师作品，数量非常有限，之前一度售罄，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亲测有效，长按下图即可下单。），抢先收藏。图文内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版权属于原作者，向原作者致敬，如涉版权请联系小编剑桥中国史最新版（精装正版13册）原价1395

在这篇短文中，我只能集中地谈谈中国知识人（注意：不是“分子”）的问题，先回顾一下他们在20世纪的旅程，然后再略略展望他们在新世纪可能的前景。20世纪之初，中国虽然既弱又贫，好像随时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但中国知识人却正如日中天。1900年前后，梁启超一枝“常带感情”的健笔不知风靡了多少中国人，给他们以无限的希望，接着则是从“文学革命”到“五四运动”，那更是知识人群体的黄金时代。民国四年（1915）9月，胡适在美国第一次写“文学革命”的长诗，其中便有“再拜迎入新世纪”之句，可见他对于20世纪抱着多大的期待。自谭嗣同在《仁学》中首揭“个人自主之权”以来，“个人自主”成为中国知识人的中心价值之一。所以陈独秀在1916年正月号《青年杂志》上还特别提倡“尊重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但“个人自主”的含义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获得比较深入而全面的展开的。这一中心价值的实践当时自然仍局限在知识人之间，但无论如何，这总不失为一个有希望的开端。正如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一样，最初始于中产阶级，然后才愈传愈广，终于普及到一切阶层与个人。中国的文化、社会结构和西方不同，“士”一向居于“四民之首”，只有在“士”知识人的前身牢牢守住“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之后，这个价值才有可能向其他社会阶层传布。这是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大声疾呼“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的主要根据。他所说的“绅”，其实便是“士”，这是毫无可疑的。余英时文集（12册）扫二维码一键收藏但五四时期也成为中国知识人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五四前后约十年左右，中国知识人确曾发展了“独立自主的人格”；他们在思想和知识的领域内，通过个人“良知”或“理性”的判断，各自选择自己的方向分头发展，即使以政治活动为终身事业的知识人，也表现出多元蓬勃的生气。当时新兴的政治和文化团体很多，从极端保守的到极端激进的，应有尽有。它们之间的互相批评有时是很激烈的，但大体上仍不脱自由竞争的正常轨道。今天看来，这些团体无论是“左”还是“右”，都必须看作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试想：如果新文化运动中没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的史学著作，没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没有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那么五四时期中国的学术和思想将贫乏成什么样子？上述这些学人和团体在政治上都属于“保守”甚至“反动”的一边，其中清华的王国维、陈寅恪和《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甚至终身拒绝接受“白话文”，然而他们都充分体现了“个人自主”的现代精神。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说他以生命来实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最中肯的论断。陈寅恪晚年也继王国维而起，以大无畏的气概，捍卫“不自由，毋宁死”的最高原则。以领导五四的几位主将而言，胡适、陈独秀、鲁迅也都能各持其信念，终身不向权势低头。不幸在3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人便开始守不住“个人自主”的价值了。日本侵略愈逼愈紧，中国确实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国家、民族意识的高涨是必然的；知识人在国难时期应该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害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但是这不能构成他们放弃“个人自主”的充足理由，更不能成为拥护“独裁”、“专制”的根据。1934年，蒋廷黻和丁文江提出“新式专制”、“新式独裁”的概念便是一个信号。他们都是所谓“自由主义者”，对现代政治与社会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的动机不过是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有效地对内进行建设，对外抗拒侵略。当时坚持民主的主要是胡适。所以这是一场中国自由主义者内部的争论。主张“独裁”的丁、蒋两人也只是把“独裁”或“专制”当作危急时期的过渡策略。胡适所忧虑的则是：“一党专政”的观念从此将更为牢不可破，中国民主的前途也将更为黯淡了。我说这是一个“信号”，因为自此以后，愈来愈多的知识人在“国家”、“民族”、“人民”、“革命”等集体性的政治符号前面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他们甚至对“个人自主”的价值感到羞愧和罪恶。从抗日战争起，中国知识人虽有左右的政治分化，但“个人自主”的主体意识一天比一天萎缩，则殊途同归。5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人的处境和心态是大家都熟悉的，已不用再说了。在世纪末的今天，中国知识人的主体意识显然已开始复苏。我们虽明知中国有不少知识人属于《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的一型，平常却很难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外面最有机会听到的则是粉饰“太平”、歌颂“盛世”的大言壮语，寄托于“三代工程”者有之，依附于“三后论说”者也有之，“主权”高于“人权”的呼声近来更是响彻云霄。此外，以天朝的“弄臣”自喜，对边鄙“资产阶级腐朽文化”肆其轻薄者亦复时有所闻。任何一种文风和心习，一旦形成之后，便不可能在短期中自动消解。所谓“新世纪”、“新千年”不过是一个纪年数字的简单变换，难道我们真能相信在1999这个数字转为2000的一刹那间，世界便真会“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了吗？传统“士大夫”早已走进历史，一去不返，现代知识人也不过是千万种行业之一，决无特权可言，也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关系，在中国尚未变成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之前，我们总不免对中国知识人抱着一点特别的期待。他们似乎仍有责任重振五四以来久已消沉的“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在知识和价值两大领域中不断作开拓和耕耘的努力。因此我对于今天被迫沉默的中国知识人依然寄予最大的希望。1964年，陈寅恪写道：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这位有智慧、具通识的老史学家的话是值得我们三思的。我愿意借他的话表达我对于新世纪中国知识人的敬礼。

来源：西门豹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站着。很快，会议结束了，与会者陆续离去。当邓小平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几个事要问问。邓小平犹豫一下，便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陈永贵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走。两年半前，也就是1977年7月14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陈永贵见到了好久没见的邓小平。此次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陈永贵会前握了一下邓小平的手，说：“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邓小平望着朴素的陈永贵笑了笑，不露声色地说：“今后还得你多指教呢，永贵同志。”陈永贵说：“只要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什么样的困难都好克服，毛主席离开了我们，还有他的光辉著作嘛，还有他的接班人嘛。”邓小平不慌不忙地把他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香烟，和他坐在一条沙发上谈了起来：“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我们这些人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陈永贵抽了好几口烟，竟不知该如何回答。邓小平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陈永贵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邓小平继续说：“恰恰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两年半过去，显然陈永贵没什么变化。据中央组织部同志反映，在邓小平复出前夕，他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刚复出的薄一波也有反映：曾经在1967年初，专程赴京批斗他的陈永贵，十二年后又在北京相遇。陈永贵虎着脸对他说：“有个常识你也应该知道，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不管是你还是小平同志都不会平反昭雪，也不会重新站出来，更不会有今天！”薄一波朝陈永贵看看，微微一笑，说：“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平反。只是由于全党的努力，由于党中央大多数人的力争，有些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眼前这事实的。”陈永贵听了，显得有些狼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同志辞职后，中央收到大量山西群众愤怒揭发陈永贵的来信。邓小平面对山西群众的揭发材料，脸色越来越严峻。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数同志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持相同意见。他轻叹一声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陈永贵让秘书代他写了辞职报告后，邓小平找他谈了话。邓小平额上的两道浅眉往后一扬，将手中的烟斗一拧，说：“你作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那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了。譬如对待‘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邓小平的话，对陈永贵有相当的震慑力。他隔了好久，才说：“我向中央保留我的意见，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邓小平眯缝起眼睛，又点燃了一支香烟，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能上能下，譬如我在建国以后就两次被打倒，两次离开了中央的领导职务，但是我并没有倒下，也没有搞任何非组织活动，依然是严格地进行自我检查。我不是要求你像我那样，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按照党员的标准和纪律做。你并不是‘四人帮’，中央知道你在过去做了大量工作，这是好的。对于你的缺点和错误，你能认识多少就检查多少，中央并不要求你非要怎样。但是，你一定要严守党的机密，不要和别人搞非组织活动。”此次谈话后，陈永贵去向华国锋辞别。他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不久。他头上已摘去了那条熟悉的白毛巾。就连那身白布衣服，也看上去没了往日的光彩。他说：“都过去了，好似一场梦，不过我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是能够风雨无阻的人，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想一个农民大老粗容易吗？”上世纪80年代末，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终于恢复了自己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好书推荐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然而1949年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为此，诚挚推荐陈徒手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收录了作者多年积累和访谈而得的13篇文章，及11篇追忆当年采访和幕后花絮的“题记”，所写都是读者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以及众多作家在大环境发生转变时痛苦的心路历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得以鲜活呈现，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其实，陈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并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陈徒手老师作品，数量非常有限，之前一度售罄，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亲测有效，长按下图即可下单。），抢先收藏。图文内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版权属于原作者，向原作者致敬，如涉版权请联系小编剑桥中国史最新版（精装正版13册）原价1395

推荐一个优质读书号给大家！从最初在《读书》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到后来出版《故国人民有所思》，陈徒手一直保持着他的“史料性风格”。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数百万字档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而那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被永远埋起来。本文选编自2013年秋南方都市报记者邵聪对陈徒手老师的采访。从陈老师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第一手素材才见历史之真1996年时《读书》也没这种“口述+档案”的叙述体例，大家都很模糊。当时《读书》主编汪晖、编辑叶彤跟我说：“你写吧，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发。”当年我抄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很多想法都憋在肚子里，具体怎么写也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但有一点特别明确，我既不是正规的学院学者，也不搞专业化研究，所以不像别人写论文论著那样规范，没必要把别人的研究全列出来，因此我很少引用别人著作里面的成果。比如我写赵树理和郭小川，别人所写的《赵树理传》、《郭小川传》等等全看过，了解一下大致情况，但我不会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从开始写作此类体例文章至今，我文章里95%以上的史料都是不为人知的、经我过手的第一手素材。我原来写文章特别花哨，爱用形容词，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大学毕业进了机关总写简报、总结，都是机关八股文，很单调。直到1993年到《北京青年报》当记者以后，因为职业训练和版面需要，就要掌握写文章如何切入，如何控制布局，特别是文字要力求干净，这才把以前那套的语言习惯慢慢改了。▌典型案例呈现思想改造整体面向档案没有根据人名编排，要像大海捞针一般过手一遍，所以抄档案的时候也是先看名气、知名度。先抄年纪大的，影响力大的，比如冯友兰挺有意思，我就多抄一点。《故国人民有所思》里写了11位教授。大量的无名教师或者北大以外的学校，我就容易先放过了。而在北京的高校里，北京市委对北大特别重视，需要了解的材料也多，所以北大资料比较完整。像北大中文系的王瑶，每次中央一开会，一有什么布置，肯定要找他们谈，问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他们成了政治的“消息树”。这种费力费神的党内系统工作汇报，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有时是在王瑶不知晓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这11位教授里，我写王瑶时，脑子里首先想到的题目就是《文件中的王瑶》，因为资料太完整了。王瑶这篇，考虑到一些当事者还健在，不少揭发、汇报信我都没写进去。但写周培源的那篇，因为材料抄得太少，后期再想扩写就比较困难了。11篇个案分析，要大体呈现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整体面向，肯定还不够。2012年我还写了几篇关于梁思成的文章，如果再等一段时间，还能写翦伯赞和季羡林，如果能收进去就更好了。另一方面，书里呈现的基本还都是右翼人士。如果能写一两个当年搞运动、热心搞批判的积极分子，比如中年的左倾教师就更周到了，就有立体感。这是我当年抄材料时的盲点。▌抛弃无价值的材料，在档案中找到真实的思想动态我当时跟编辑商量，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外延扩大，借“40年代末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来打通。因为1951、52年的思想改造的步骤、程序、方法还比较简单，基本是填表、过关……大家说的话、表态都基本上一样，各校的斗争程序大致相同，写起来也就大同小异，比较模式化。如果把时间再拉到1961年、62年，延展到北大社教运动，就可以打通纵深，把波澜壮阔的斗争景象就可以呈现得更充分更真切。

辜鸿铭为清末怪人，愚忠清室，至死不剪头上小辫，为人所笑。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更是百般辩护，从封建专制制度到廷杖、吐痰、小脚、多妻制等等。在他的奇谈怪论中，这些都是美仑美奂的“声名文物”，不可稍变。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他的顽固立场和种种谬论确不足取，事实上也为历史所淘汰，更多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辜氏生性尖刻，典型名士派头，率性任情，往往不分场合任意嬉笑怒骂，使人难堪。不过，这些嬉笑怒骂有时却不乏一针见血之论，也还引入深思。右二辜鸿铭，与泰戈尔合影据《洪宪纪事诗三种》所载，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辜鸿铭曾入幕张府。一次正值清帝万寿节，老于宦道的张之洞在湖北筹备庆典时大肆铺张，花费无数，以显隆重。同时，还编有“爱国歌”，宣扬忠君爱国之道，竭力讨好朝廷。对此，辜鸿铭颇不以为然，昌言曰：“既云爱国，也须爱民，应更编爱民歌。”张之洞的心腹，时监两湖书院的梁鼎芬闻后向辜氏调侃道：“阁下曷试为之。”辜鸿铭当即应曰：“已早有腹稿，头四句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在当时，这真可说是惊世骇俗之论。中国传统的圣贤经典中也有“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等说法，也就是说，“爱国”应落实到“爱民”上，只有“本固”才能“邦宁”。但辜氏的笑玩之言，似更意味深长。作为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对儒学、孔子的崇敬是众所周知的。不过，他对别人的尊孔却并不一概肯定，而要考察其动机和行为。若有他以为“动机不纯”或“行为不端”者，则百般讥讽乃至谩骂。1921年10月中旬的一天，胡适应邀与辜鸿铭一起吃饭。胡在日记中就此写道：“许久不见这位老怪物了。今夜他谈的话最多。他最喜欢说笑话，也有很滑稽可喜的……他说：俗话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替他续两句：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此指孔教会诸人。他虽崇拜孔子，却瞧不起孔教会中人，尤其陈焕章，说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原来，清代入国子监肄业的生员称监生，实际仅是挂名，并无资格到监中正式叩拜孔子，所以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之说。辜氏对孔教会中诸人、尤其是陈焕章不满，是因为他认为孔教会表面尊孔，实际是为营私利。对于陈焕章的为人，他更是不齿。陈为光绪进士，1907年赴美国留学，1911年回国后创办昌教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发起组织孔教会，任主任干事和《孔教会杂志》总编等职。他曾联合梁启超等向参、众两院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1915年又支持袁世凯称帝。从辛亥的“逼宫”退位到后来的称帝，袁世凯始终被辜氏视为曹阿瞒一类的乱臣贼子。陈焕章居然支持袁氏称帝，实属“大逆不道”，岂有“尊孔”之资格！所以辜鸿铭痛骂其为“混账”。尊孔的辜氏对以“拜孔”为名而营私利者的讽刺谩骂，不由使人想起反孔的鲁迅将“孔子”比为“敲门砖”的辛辣讽喻。虽然两者的立场完全不同，但还是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的。本文作者雷颐老师是当代研究近代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其《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1900：中国切片》《帝国的覆灭》清末三部曲以及《不让岁月空流逝

合众声摘要：在回国的船上，郭嵩焘就碰到过荷兰人，应日本人邀请去修水利、修海堤。当时郭嵩焘就感慨：“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玩视邻封之日致富强，供其讪笑，吾所不敢知也。”说中国人睡在一堆柴草上，自认安全，看到日本致富不屑一顾，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原题为《1879年从英国回到长沙的郭嵩焘》郭嵩焘“切记今时天下利弊，无过于洋务”近代以来璀璨的湖湘人物群体里，郭嵩焘是一颗相对黯淡的星辰。郭嵩焘(1818-1891)，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19岁中举，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咸丰二年（1852）办团练，入曾国藩幕。后历任翰林院编修、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广东巡抚。1876年派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驻法公使。是湘系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力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允许商民自办企业，传播西方文明，遭守旧派攻击，1879年辞职回湘。从同治到光绪年间郭嵩焘曾经三度在长沙从事教育活动。与三次教育活动相对应的学校分别为城南书院、湘水校经堂和思贤讲舍。我对郭嵩焘的认识、判断，是基于近代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现实——1840年之后的中国，不再是原来的中国。我们发现我们不是世界的全部或者中心，只是居于世界某一方位的一个国度，只是世界所有文明的一种而已。这样一种世界观的改变，使得当时的中国——我们称之为的“清朝”，国家命题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郭嵩焘尝言：“切记今时天下利弊，无过于洋务。”曾国荃也说过类似的一句话：“处今日而言治，是舍洋务无可讲者。”1840年之后，中国不能不进入世界版图。洋务，也就是处理国际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国务。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是会出问题的。沈葆桢郭嵩焘出使英法之前，给沈葆桢写了一封信。沈葆桢也被称为“洋务先驱”之一，郭嵩焘跟沈葆桢关系也很好。郭嵩焘对西方、对洋务的认知跟时人区别有点大，于是愈发内心孤独、需要向别人倾诉，尤其遇到自己人生挫折的时候。沈葆桢是对郭嵩焘极端性格容纳度比较高的一个人，所以郭嵩焘经常给沈葆桢写信。他在赴英之前给沈葆桢的信里说：“嵩焘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衰年颠沛，乃至此极……”他感叹自己都60多岁了，还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郭嵩焘认为在那个时代，跟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想省都省不了，一定得去做，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国家才能够安安稳稳。在中国已经不能自外于世界这样一个前提下，郭嵩焘所从事、思考的事情，是中国当时甚至时至今日都最重要的一件事——与世界的关系。在这方面，如果没有观念的突破，不可能求得国泰民安。没有观念的突破，迎面而来的将是一步比一步更难的处境。所以，坊间有说法认为“郭嵩焘的见识远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就是基于这一点——即并非基于打仗的见识、做人的见识，或者处理内部官员之间关系的那种见识，而是基于在世界化、国际化的过程当中，郭嵩焘对当时世界的那种识见——理解、深入其中，以自己全部的热情和智慧去面对变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把郭嵩焘称之为“先知”，称为“那个时代最具有高度的一个人”。“日本必为中国大患，今之逞志琉球，其嚆矢也”1879年，也就是光绪五年，郭嵩焘从英国回长沙。他是1879年三月初五抵达上海，从英国远洋归来。回来之前，他还跑到阿尔卑斯山，意大利、瑞士跑了一趟。这一行对他来说，真的增长了很多见识，并且提供了他做人做事的方式——别人望风而遁的苦差事，他就愿意这样执著去做。郭嵩焘回长沙，不仅没有受到欢迎，还受到乡绅和市民普遍的抵制。有人给他弟弟写信，说你不要让他回来了。郭嵩焘坐的那种机器船，在当时中国人看来是不能接受的。长沙人认为长沙不是开放口岸，坐这种洋船，就不能进长沙。我们现在讲长沙人“敢为人先”，长沙是网红城市，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在1900年之前，长沙被称为“铁门之城”。洋人说中国有两个地方去不了,其中一个就是湖南长沙。回湘路上，郭嵩焘刚到武汉，就听说有两个传教士要来长沙，结果一路被湖南人丢石头。基层的官员想保护这两个洋人，带着那俩洋人跑，石头也照着他们身上一起丢，洋人就是进不了长沙城。这个事情让郭嵩焘心里多少带了阴影，有些局促和不安。早前他抵达上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变——日本宣布把琉球改为郡县。四年之前，郭嵩焘被朝廷叫回北京，任命他为福建按察使。他去工作了三个月，就是处理台湾问题。那时日本人借口台湾伤害了琉球人，要进攻台湾。这一外交事件，让他觉得事情蹊跷，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回日本宣布废琉球，他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原来当年日本人是以台湾为借口生事，借以表明琉球是日本的地方。四年之后，日本终于把琉球废掉，作为日本的郡县对待，终于图穷匕现。郭嵩焘非常着急。他在英国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日本人对西方学习的那种姿态，远远超过中国人。他们整个留学的群体，派的是国家的精英，与中国派些不入流的人去不一样，队伍也更大一些。在回国的船上，郭嵩焘就碰到过荷兰人，应日本人邀请去修水利、修海堤。当时郭嵩焘就感慨：“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玩视邻封之日致富强，供其讪笑，吾所不敢知也。”说中国人睡在一堆柴草上，自认安全，看到日本致富不屑一顾，觉得没什么了不起。郭嵩焘说坏了，会出事。“日本必为中国大患，其关键尤在高丽，今之逞志琉球，其嚆矢也。”在他看来，日本把琉球废掉作为郡县，这是他们东亚战略的开端，这个事情远没有完。“今之论者，皆谓西洋难与为敌，日本易与耳。吾观其君臣之相为警惕，而知其政教之行为有本也。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面对这个事变，士大夫们还认为日本人不值一提。在郭嵩焘看来，我们离吃亏之日不远了。甲午战争这件事情距离甲午战争不到20年。在对日本的判断上面，确实日后证明他是先知。不止一次，他反复跟朝廷上书谈这个事情，强调不要以为日本好惹，真正能够学西方的就是它。日本对琉球的废止，仅仅是日本脱亚入欧的开始。郭嵩焘在其当年二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且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孟泽老师精读郭嵩焘全集，积十余年功力所著《独醒之累》已在楚风书苑上架，精装正版已到！

跪，与士之尊严文：张鸣严格说起来，士大夫被皇帝不当回事，以奴才视之，是打元代开始的。没法子，所谓元朝的皇帝，其实是蒙古的大汗，做汉人的皇帝，只是一个兼职。这个在马上打了半个地球的勇猛民族，跟中土所有的王朝都不一样，根本看不起汉人和汉文化，当然也不明白历代皇帝跟士大夫共天下的苦心。士大夫之地位低贱，莫过于此朝。说是“十儒九丐”，也许有点过，但读书人肯定赶不上服侍蒙古人的猎手和为蒙古人做玩意的工匠，所以只好弄弄小曲，聊以度日。那年月，真正有地位的“知识人”，是翻译，当时叫通事。这些人别看汉文功夫一塌糊涂，敢把皇帝的诏书译得乱七八糟，鄙俚不堪，跟市井闲话似的，但人家说话就是有分量，管用。既然元朝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土王朝，那么，士大夫们走霉运，也没法子可想。其后的明清两朝，从形式上看，已经回归传统，相对老实地尊奉孔夫子，恢复礼制，推崇科举，依赖官僚机器进行统治。但是，士大夫却依然没有恢复宋时的地位，在皇权面前，怎么看，都还像奴才。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从朱元璋开始，不仅要杀，而且就是要辱。居然有了廷杖，把朝臣当众剥了裤子打屁股。打得轻重倒在其次，关键是羞辱，让众人看看讲究脸面的士大夫的屁股。这一打，把士大夫打成了两派，一派硬撑，把脱裤子挨打变成了光荣，前赴后继。一派务实，尽量跟实际操作廷杖的人——太监们搞好关系，甚至投效做他们的干儿子、干孙子也在所不惜，为的不仅是屁股少受些苦楚，对于仕途也大有进益。明亡之后，面对异族统治，务实派想通得比较快，硬撑派想通得比较慢。最终，想做伯夷叔齐的人或者他们的子孙下山之后，大家至少在行动上达成一致：承认现实，积极入世。“每把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可惜，满清的皇帝，却一直没把汉人士大夫当自家人。用汉人，无非是用他们办事，除此之外，全都别想。一方面，推崇朱熹编的四书，把朱注当经典；一方面，对于《大学》《中庸》里反复强调的修齐治平不以为然。在皇帝看来，士大夫撑死只能做前半段，修身齐家；后半段的治国平天下，想都别想，因为那是皇帝的事。只能办事的人，就只能做奴才，由于奴才一词，已经被满人占了，所以，汉人官僚，就只能做奴才的奴才。什么名臣、大臣、贤臣，一概休想。哪个要是动了心思，就是死罪。所以，臣子见皇帝，就永远得跪着。接驾，提前就得跪着，皇帝走了，还得再跪一会儿，直到皇帝的仪仗过完了，才能起身。平时召见，无论谈多长时间，臣子都得跪在底下，无论皇帝是立着还是坐着，臣子永远跪在地上。皇帝再怂，总是跟跪着的人讲话，也会感觉好得不得了。在清人笔记上，经常看见时人的抱怨，说是跪时间长了，膝盖受不了。所以有经验的臣子，事先在裤子里缝上一块皮子或者棉花，权当护膝，可以抗得时间长一点。另一个法子是，答话尽可能简练，不问不答，皇帝没话可问了，自然就叫起了（散了）。这样的朝仪，也就明清才盛行，宋代的时候，皇帝跟大臣开小会，大臣还有座位。明朝皇帝不大见人，所以，君臣相对的机会不多。唯有清朝，皇帝号称勤政，频繁接见臣子，见了就让人跪着讲话，居高临下。可以理解，为何单单清朝，有曹振镛传经，多磕头，少说话。皇帝不问，就不回答。话多不仅易有闪失，而且容易让会面时间加长，最后还是自己受苦。单单清朝，有人把磕头下跪当体操，即使不上朝，在家也天天操练，练出一身好身手，以后皇帝无论见多长时间，也可以应付自如。以天下为己任，是士大夫的传统。一旦不让他们如此做想，他们也就没有积极性了。政治上得过且过，如算盘珠一般，皇帝不拨，就不动。幸好，在进入王朝末年之际，太平天国闹得满人江山坐不住，不得已，放手发动士大夫，士大夫也真就发挥了一点积极性，救了清朝，迎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不幸的是，欧风美雨也来了，洗染了丁点新思想的某些人，开始对自家奴才的状态有所反思。甲午年，是年的恩科状元张謇，刚点了翰林，入衙第一遭，就赶上西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全体京官跪接。老太婆磨磨蹭蹭，众官一跪就跪了两个多小时。又赶上大风雨，跪在泥水里，状元变成了泥猪，这让毫无经验、也毫无准备的张謇苦不堪言。回去一想，自己几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金榜题名，最后就是为的这个吗？越想越气，干脆，挂冠而去，回家乡南通做实业，当老板去也。同时代的另一个翰林蔡元培做的更绝，干脆回家教书，最后投革命党了。按清朝的体制，翰林，尤其是状元出身的翰林，前程远大，即使为官平庸，也不难出将入相，平步青云。但是，我们知道，有清一朝，有过很多的状元，更多的翰林，最有名的，一个是张謇，一个是蔡元培。后来的中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不肯跪的人，才得到了改变。不跪，士才有尊严。找回了尊严，也就找回了士大夫的灵魂。这几年，张鸣老师明显露面少了，却打趣说，“没有判刑，却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一本也出不了，新书不能出，再版没有戏，到了版署，就泥牛入海。连已经出的书，各个出版社也不敢加印。”《历史的坏脾气》断货多年，集结了一位脾气倔强、正直敢言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不合时宜的思考，读起来酣畅淋漓，意犹未尽。在当下，更显珍贵。正如张鸣老师自己所说，“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倒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示人。总而言之，一肚皮不合时宜。”陈丹青说：能不能找到真历史？张鸣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事在当时不是这样的。易中天说：张鸣的书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张鸣说史，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多次断货，所剩无几）：来源：《廉政瞭望》2011年第7期图文内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版权属于原作者，向原作者致敬，如涉版权请联系小编剑桥中国史最新精装正版13册原价1395

一、打开谷歌地球卫星鸟瞰图，切换到东北亚，北纬43度以上地区的大陆带。一路向北寻找人类活动的踪迹，你会被惊到目瞪口呆。随着手指的滑动，卫星将会把你带到一座座被冰雪覆盖的城市。一座座没有人迹，没有炊烟的死城。（选自网络/江淳编辑）完整的楼房街道之间，散布着各种生活设施、工业设备、废旧金属，甚至武器装备。坦克、飞机、装甲车，都被弃如敝履，丢在城市各处。由于多年的荒废，城市中大多数道路已经风化损坏，逐步被植被覆盖。野猪、狼、熊、鹰等一系列动物重新夺回土地，重新成为这里的主人。宛如人类灭亡后的末世图景。以上你看到的景象，均来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废弃的俄罗斯远东城市，共青城、谢姆昌、卡德昌……俄罗斯的国土像一只膘肥体壮的大驯鹿。最西边的屁股是莫斯科，整个上身的部分就叫远东。总面积达600万平方公里的远东，是这个世界领土面积第一，昔日的超级大国最为破败荒芜的地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有位于最南方，与中国接壤的少数城市还能勉强葆有活力。它们的名字你或许会更熟悉，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乌苏里斯克（双城子）......这些地区，属于曾经的中国领土。约160年前，沙皇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前后从清政府手里划走了中国东北端的两块土地，大约100万平方公里。如今，这片掠夺来的土地，勉强维系着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在东方的最后一丝存在感。二、这两块被割走的土地，如今分别属于俄罗斯的4个州级行政单位。滨海边疆区，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阿穆尔州和犹太自治州。在沙俄政府从中国割走这片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后的近百年时间里，远东都是俄国的东大荒。除了军事基地和矿山以外人迹罕至，只剩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一百年里，这条铁路几乎只运送过三种人：军人、政治犯和犹太人。上世纪20年代，在苏联普遍的反犹心态下，有人提议成立一个犹太自治州，用于安置那些国家不放心的犹太人。调查统计表明，大部分犹太人愿意去西部的克里米亚半岛。那里气候温暖，又靠海。没想到，苏联恰恰反其道而行之。1934年，几万名犹太人被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到了远东。在当年《瑷珲条约》从中国割走的土地上，成立了一个犹太自治州，对面就是中国的鹤岗市。美其名曰：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犹太民族家园。直到冷战时期，苏联担心这里会成为美国渗透和发起进攻的前哨阵地，才开始重视远东建设。1959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访问美国。他目睹了北美大平原上一望无际的玉米丰收景象，这位出身农民的最高领袖茅塞顿开。这个东西，人可以吃，猪可以吃，牛也可以吃。粮食、肉、奶，不都一揽子解决了吗！回国后不久，他就推出了玉米运动，在全苏联范围内推广玉米种植。在他任期内，苏联原本350万公顷的玉米面积种植面积变成了3600万公顷，大批人口迁移远东，搞起种玉米的集体农庄。但他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苏联的气候和地理位置不适合种玉米，哪怕是在远东这种国土中相对而言的低纬度地区。常年低于10度的气温和极寒气候，让远东近1000万公顷的耕种土地，都不适合种植玉米。最终的结果是，远东乃至全国的玉米几乎不结棒子，结了也不熟，秸秆产量为同期美国产量的五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玉米产量为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宣告失败。赫鲁晓夫因此人送外号：玉米机。因为私下里亲热地称呼领袖这个外号，被捕入狱的苏联人成千上万。不过，远东开发计划的收获非常大。对远东的勘探，表明这里蕴藏着巨大的自然资源：探明了天然气储量13.43万亿立方米，煤炭储量5.5万亿吨，已探明储量298亿吨，铁矿储量为25亿吨，贵金属储量占全国近一半。远东的石油、天然气、煤等能源占世界总储量的三分之一。远东的水电资源发电量可达4000亿度，完全开发后年发电量相当于五个三峡大坝。这些珍贵的数据，来源之一竟然是：用核弹炸出来的。自1966年成功使用核弹爆炸封堵乌兹别克的天然气井以来，苏联开始大规模使用核爆炸，用于勘探资源和基建开发。全国开发战略变成了丢核弹运动。在远东，为了勘探这里的资源和方便原油、黄金、金刚石的开采，苏联在这里先后进行了十六次核弹爆炸。之后，高污染的冶金、化工、机械制造成为远东发展的主题，大量落后的煤炭、制铝、采矿企业落地远东。远东的人口一度达到800万人。这800万人中，超过500万人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这些工厂每年把超过400吨的铜、铅、镉、镍等有毒化学品排入自然界。直到苏联帝国崩塌，原本的计划经济体系土崩瓦解，工厂相继倒闭，人员不断迁出。现在，犹太自治州还在。不过，犹太人只占当地16万人口的4%，共六千多人。三、2020年7月，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微博发布了一条符拉迪沃斯托克160年建城纪念视频。这条引发不小争议的视频，数次用分镜头展示了川流不息的车流，彰显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市的繁华。如果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其中的玄机：一些车辆开得歪歪扭扭，在一众车流中显得颇不自然。不知道是因为驾驶员喝多了伏特加酒驾，还是视频没有交代的另一个原因：这些车里，一部分是左舵车，一部分是右舵车。俄罗斯跟中国一样，车辆使用左舵驾驶，道路和设施设计也为左舵所准备。而左右舵车的混行，则大大增加了城市交通事故的发生率。符拉迪沃斯托克哪来的右舵车呢？答案是：日本来的二手车。这座城市如今的人均GDP是5960美元，远东最高。相比之下，哈尔滨是8268美元。来自日本的二手车贸易，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经济活动。这里是全球最大的日本二手车流入市场，仅仅在2008年一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就进口了51.2万辆日本二手车。因为：日本的二手车，比俄罗斯国产的新车质量更好。九十年代，苏联人购买一辆国产新车，要想不出毛病顺利驾驶，必须先送到修理厂，花钱更换不合格的零部件。在地广人稀、低温严寒、道路状况差的俄罗斯大多数地区，开一辆质量不过关，随时可能故障的汽车出门，是会出人命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口的日本二手车中，最受欢迎的车型是丰田，高峰期占总量的35%以上。因为丰田车越野性能较强，适合俄罗斯恶劣的路况环境。俄罗斯政府也曾经基于保护本国汽车工业的思路，试图禁止过日本二手车在俄罗斯的进口和销售。但政策施行的结果是，人民用脚投票，日本二手车仍然源源不断地到来。只不过进口形式变成了走私，反倒造成了政府的税收流失。最终，俄罗斯政府妥协了。二手车买卖需向政府缴纳车价50%的税款，之后可以获得上牌资格。今天，不仅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俄罗斯国内道路行驶的车辆中，数百万辆都是来自日本的二手车。昔日的超级大国，俨然日本车的殖民地。然而，左舵车和右舵车混行，大大增加了车祸发生的可能性。俄罗斯本身就是酒鬼扎堆之地。尤其在远东地区，酗酒和车祸竟占据人口死亡原因的36%。除了贩卖日本二手车，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另一大经济活动是渔业捕捞。按照市场交易数据显示，这里产出了俄罗斯全国鱼类水产品的50%。不过，本国的渔业公司在这里的港口停靠10分钟的话，办手续就要花好几天。它们在这里买柴油、捕捞工具和装备，价格也比国外港口高1-2倍。于是，俄罗斯的捕鱼船队纷纷挂起外国旗，在外国港口停靠，并把捕来的鱼直接卖到国外。研究认为，俄罗斯渔业每年光损失的出口关税就达150多亿卢布。四、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不可避免地传染到了远东，当年从中国掠夺走的土地上。用中国话说，这里的投资软环境差到极点。2012年9月，俄罗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了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第二十次领导人会议，全球多国领导人及企业代表前来参会。这次会议的一大重头戏，是推介符拉迪沃斯托克及远东地区的发展前景，吸引外国资本前来远东投资。目标如此重要，所以会议开办前两年，俄罗斯联邦财政便拨款五亿美元，计划兴建两座五星级标准的凯悦酒店，用于招待各国政要和代表。一直到会议结束三年后的2015年夏天，原本计划建设凯悦酒店的场地仍然还是一片铁丝网封锁的工地。一位在当地负责看守工地的工人被问及工程进度时表示：我们这些小土豆，能知道什么？除了连续担任11年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的谢尔盖·达尔金被迫辞职，再无后续。俄罗斯太平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米哈伊尔·捷尔斯基评价说：错失经济发展良机的并非只有谢尔盖·达尔金一人，还包括远东地区整个领导层。这些年里，官场地震已经成为了远东政坛上的常态。就在去年3月，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维克多·伊沙耶夫落马。落马的原因是，涉嫌挪用公款100亿卢布。这位省级高官的履历可谓传奇。造船工出身的他，此前曾担任州长18年，然后又是远东联邦区总统特使、远东开发部部长、俄罗斯石油公司副总裁级的顾问。还给自己弄了个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头衔。政商学都占全了。在远东，官员索贿、效率低下、野蛮执法、警匪一家时有发生，而且比俄罗斯其他地区更为突出。2002年，一批来自香港的集装箱通过滨海边疆区的东方港运往中国的黑龙江，在公路口岸办理海关手续竟被拖了10天。按照正常的通关手续，这批集装箱只需要一小时到半天不等。对于这里的办事效率，一位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从事皮毛生意，投资建厂失败的的黑龙江商人说：这里官员的作用是阻碍投资，而不是帮助吸引外国投资，除非他们自己能分上一杯羹。官僚作风令人绝望。在东北一天能办成的事，在这里要办几个星期。2012年，普京曾经提出一个议案：只需在远东地区投资1600万美元，便可快速加入俄罗斯国籍！太便宜了。八年时间过去了，这个1600万美元移民俄罗斯的项目没有一个人报名。五、人口的流失，是远东面临的最大难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可以随意调配大学生和工厂、农场迁移到任何一块国土。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这一招不行了。从1990年到2004年，远东地区人口从800万下降到600万。正好平均一平方公里一个人。远东三大城市，加起来也不到哈尔滨人口的一半。2012年夏季，一场120年一遇的洪水袭击了远东五个州，受灾范围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不过，事后统计让人又惊又喜。由于这里的人口实在太少了，就连不少被洪水损毁的建筑中都没人住。本次洪水仅有10万人受到影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做过一项调查：当地居民不打算离开的只有17%。滨海边疆区稍好一些，打算留下来的有34%。在这样的背景下，远东唯一的人口流入渠道是，民族冲突地区的俄罗斯籍安置难民。苏联解体后，不少国家的俄裔人口跟当地主体民族关系紧张。从1992年开始，陆续有俄罗斯难民从外高加索、中亚来到远东定居。很快，一系列黑社会组织就井然有序地建立起来。来自车臣的光头帮控制了商业银行，在银行系统进行诈骗和勒索。来自阿塞拜疆的21个暴力团伙组建了阿塞拜疆帮，依靠非法倒卖酒类、走私黄金和贩毒为生。如何化解人口危机、拯救远东？俄罗斯国内也是吵成一团。2006年，俄罗斯宣布将远东开发作为未来的国家战略，鼓励人员前往远东地区工作。按照未来远东开发战略，远东地区需要超过3600万人口方可实现复兴。换句话说，需要俄罗斯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搬到远东。但在这项政策颁布六年后的2012年，俄统计部门登记的数据显示，仅有3000余人响应号召，前往远东定居。眼见无计可施，办法就多了起来。有人建议莫斯科迁都，有人建议直接放弃远东，还有人给出一个最快解决方案：引入百万级的中国移民，靠他们勤劳的双手再造一个新远东。但是，这样的说法不会得到采纳。根据2001年俄罗斯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华人数量约为21万人，约为远东人口的3.5%。之后的多年，这个数据都没有再更新。对于中国移民，远东乃至整个俄罗斯都充满了警惕之心。从苏联解体开始，俄罗斯全国上下媒体便开始鼓吹中国远东扩张论的文章，对中国作负面报道，报道偷猎、非法移民、岛屿之争。符拉迪沃斯托克还出了一本叫《黄祸》的书，公开宣称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构成威胁。进入互联网时代，一个叫伊瓦先科的俄罗斯人在网上发表的一篇俄式战狼体文章广为流传。这篇文章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是：中国移民——为寻找生存空间还是为寻求资源？题记来自中国的《孙子兵法》：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六、这些年里，俄罗斯政府终于痛定思痛，想到一条锦囊妙计。这条妙计，既不破坏自然环境，又不需要多少投资，还能振兴远东经济：开赌场。俄罗斯原本是禁止赌博的。2009年，普京颁布一项行政法案，要求俄罗斯在全国范围内永久关闭赌场和老虎机。关于关闭赌场的原因，他说：赌场把俄罗斯人腰包里的养老金都输光了，落得身无分文。不过，三年后他就亲自打了自己的脸。2012年，普京批准了一项议案：允许外国博彩企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获得赌博牌照，开设专营赌场。按照规划，搞赌场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东北亚地区最大的娱乐城，林海中的拉斯维加斯，雪原边的大西洋城。开在这个位置，明眼人都看得清，赌场的目标客户是广大的中国赌客群体。当然，最先拿到赌场经营许可的，是一个俄罗斯商人。在前面提到的州长谢尔盖.达尔金落马后，这名商人也因为行贿罪被捕。在他遗留的建筑工地上，捡起这份烂摊子的人叫何猷龙。他就是不久前去世的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儿子。何猷龙宣布，要建一座俄罗斯最大的赌场，名叫水晶虎宫殿娱乐场。投资1.7亿美元。投资建设期间，何猷龙多次在公司会议和股东信中，言简意赅地总结：遭遇了一系列不可控风险和事件，到处都是挑战。处理各种挑战的代价是，整整多花了2亿美元。就跟料到普京这一招似的。那一年，中国喜提一个名词：八项规定。折腾来折腾去，何大少爷的赌场总算在2015年开门营业。这时候，中国雷厉风行的反腐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了。连澳门博彩业都受影响，断崖式下跌。想象中赌场一开，黄金万两的盛况并没有到来。这座赌场如今也只能靠边境地区商人和俄罗斯人参赌勉强维持。谁也想不到，就在赌场还在修建的过程中，多了一个解决办法。竟然来自帝国另一边的乌克兰。2014年，乌克兰爆发内战，讲俄语的分裂分子与政府军交火造成的社会动荡，导致几十万人涌入俄罗斯。其中绝大部分是俄裔。对于这群无家可归的乌克兰人，莫斯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把他们送去远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后，联邦启动了一项名为“远东的一公顷”的计划。该计划的内容是：在俄的乌克兰人及俄罗斯国民中，愿意前往远东的居民每人可以获得15亩土地。当然，这些土地不能随意买卖，最初获得的只有使用权，居民必须在远东工作生活五年以上，才可以获得土地所有权，可自由出售。最终，超过12万生活无着的乌克兰人坐着火车，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沿着世界上最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越过白雪皑皑的万里雪原。从这个国家最西头的家园，来到最东边的茫茫冻土安家落户。等待他们的，是一段前途未卜的命运。这一刻，充满同情的我不禁想起了一首中国歌曲：冰雪早已覆盖我的足迹/远方的炊烟摇曳温暖的召唤/风儿无法吹断我回望的视线/家园好像永远征途漫漫图文内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版权属于原作者，向原作者致敬，如涉版权请联系小编剑桥中国史最新精装正版13册原价1395

“一定要保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当然，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这次不脏，下次就要脏，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陈徒手说。防失联请务必关注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熟读历史，是一个人教育力至重要的因素，是他终生终世的眼睛。”学历史对于孩子来说，越早越好！历史教会孩子们智慧、理性地看待世界，赋予他们决定将来成就的气质与慧识。梁启超、胡适、林语堂这些大师都从小研读历史，如今纵横商界的马云、任正非也都是历史爱好者。金庸也说，自己的写作功底，都来自历史。近两年，不少家长都认识到给孩子读历史的重要性，但是问题是，大部分历史书都是写得密密麻麻，看一眼就心累，孩子怎么会喜欢？楚风书园今天就推荐这套《藏在地图里的中国历史》。北斗出品，山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码了解书籍详情它和我们之前看过的历史书都不一样，特色就写在书名里：

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那一年的６月23日，针对留学生派出工作，邓小平有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

我和“四人帮”在秦城的日子口述/刘庆棠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的这组数据，将永远被历史记住：1978年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正是胡耀邦的这种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在短短的几年之间，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一项走向文明的壮举，这是人性回归善良的开端，这是开启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扬眉吐气的日子。戴煌：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耀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1995年11月，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炎黄春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了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这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央党校出版社把书稿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因胡耀邦的努力，300多万人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问题分子”因其而被正名。他逝世后，一些老知识分子嚎啕大哭：“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昭雪！”在一些冤假错案中，有的当事人当年借机整过他、害过他，但他仍然为其平反。平反冤假错案自非其一人之功，一人之力；但他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本书，描写的正是那惊心动魄的历史传奇，以及在它背后的故事。◎绕不开的人，绕不开的事，绕不开的书：作为一位中国历史上不可绕开的人物。本书真实刻录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个历史断面，生动再现其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亲历+史识，再现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本书的作者——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先生本人，既是冤案的亲历与受害者，又能跳出自身，经过多年采访和积累资料，以史家的笔触真实地记下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复活，仅有少量库存：本书自97年香港首版后，历经多次再版，第三版除对原书修订外，还添加了一些旧版所没有的文字、资料、图片，目前仅有少量库存。李锐：胡耀邦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入新时期的前奏。当时，不跨过这道门槛，改革开放无从谈起。邵燕祥：当时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还有后来二十年间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人，不会像亲历者和目击者那样，能够在“平反”这两个字后面读到那么多的沧桑，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正义与邪恶、人道精神维护者与极左路线辩护者之间的较量！我以为，年轻人该读，可以懂历史，知道今天来之不易；过来人该读，可以温故知新，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疼；各级新老干部尤其该读，可以知民心之向背，知从政之取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本书多渠道停售，而小店恰好收藏了此书的电子版，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购买《胡耀邦文选》即可赠送电子版：图文内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版权属于原作者，向原作者致敬，如涉版权请联系小编剑桥中国史最新版（精装正版13册）原价1395

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历史？文：杨奎松250多年前启蒙运动兴起之时，欧洲开始踏上现代化道路。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风生水起，欧洲大批新锐思想家公开反对专制，倡言民主；另一方面，众多思想家的知识经验、道德伦理均生成于前工业社会，导致他们的新思想、新主张中充满了矛盾。一些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就本能地对农耕社会田园风光式的简朴与自然满怀眷恋，不仅憎恶财富，而且害怕科学。任何新事物、新社会，包括新锐思想家的思想主张，总不免会带有从旧事物或旧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历史印迹，不可能是全新的和完全另类的。可惜的是，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种局限性未必有清醒的认识。想要引导人类前进方向的思想家，自古以来源源不绝，影响深远者也可以举出很多。距今最近、在左右阵营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人物：一位是马克思，一位则是哈耶克。▌马克思vs.哈耶克马克思是历史决定论者，他认定人类社会进化是由物质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呈阶段性的，达到一个阶段的极限后，就会妨碍新事物的生长，引发冲突与革命，最后被更新的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所取代。基于这一观点，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了尽头，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与其助之改良修复、残喘拖延，不如利用它所激成的革命，加速其死亡，让新的生产力尽快得到解放。哈耶克同样认同进化论，但他却是自然选择进化论者。他认为人类不可能发现什么“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为了抗拒社会主义运动误导民众，改变历史自然选择的行进方向，哈耶克毫不妥协地与之斗争了几十年。据说，上个世纪末美国总统布什也曾公开称赞他“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之知识的和政治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把观察历史的时段拉长，得出的看法恐怕就会有所不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主流的生产方式、社会文化方式，始终没有改变。几乎每一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持续时间，都要以千年计。而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一社会发展阶段，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四百年的时间，未来尚不知还会运行多少个百年。马克思也好，哈耶克也好，他们各自的努力和影响，当作过往的历史来看时，后人看到的，可能多半也就只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河缓慢奔流过程中的几个漩涡，甚或几片耀眼的浪花罢了。马克思的思想主张形成并开始产生影响的时间，是十九世纪中叶，属于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三大阶段，即蒸汽机阶段、电气化阶段和信息化阶段的最初阶段。他仅仅依据蒸汽机阶段资本主义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与危机，便从政治上宣告其死刑，就明显受到了他所处的历史时段的制约与局限。显然，之后的历史并没有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发展。后来的实践者多数程度不及，这个责任照理不应该算到马克思头上去。哈耶克一生为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既没有能够阻止战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上台执政，也没有能够找到不使民主政治对自由经济制度构成威胁的有效方法。哈耶克在经济、法律方面有很多深刻的理论见解，但政治上的他，也同样受到已有知识和经验，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局限，以至于思想观点常常矛盾重重。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作为一个明明反对建构理性，主张“自生自发”、“自然选择”的思想家，为了对抗建构主义的“威胁”，不得不用建构主义的思路来设计、寻找阻止建构主义者掌权的方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吊诡。作为一个明明热爱自由制度、认同民主政治的思想家，因为害怕多数决定原则会导致集体主义和多数专制，竟不得不想方设法研究、寻找限制民主或用不民主的方法来保护自由的途径，这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在前工业时代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处处受到环境的制约，很少有征服自然或改造社会的幻想。18世纪末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能力空前提升，欧洲的工业进步扩展到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西方技术的强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明的强势，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全球化和普世化的进程。西方思想家对人类未来的设想，几乎都是建立在这种强势话语基础上的。福山公开断言：西方自由思想、民主制度再没有可挑战的对手了。亨廷顿明确提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冲突将不再重要，人类世界的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未来学家托夫勒预言说，人类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已被裹入人类文明“第三次浪潮”，“国家主义过时了”。然而，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显然离他们的预言相差甚远。二战结束时，世界上只有50多个国家；半年世纪过去，世界上骤然又冒出了150多个新的民族国家。这种既源于民族主义，又刺激着民族主义的浪潮，甚至开始渗透到欧美许多国家内部族群关系中去，激起了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诉求和民族主义运动。纵观当下世界种种乱象，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同层级文明间的矛盾冲突。西方文明强势下的全球化，与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族群、阶层不同发展层级的文明之间，在文化、利益乃至生存方式上，都在发生直接的碰撞与冲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并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大多数族群来说，现代化和民主化往往和他们在目前文明进化程度上所形成的特定观念、传统、宗教及生存方式格格不入。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内部，由于移民和种族问题的日渐增多，类似的发展差序、文化差异、利益冲突，同样广泛存在。一个强势政府，尚且不能有效解决自己国内文化特质不同、发展程度有别的不同种族或族群间的矛盾冲突，又如何能够在世界范围去驯服或同化所谓落后的族群和人民呢？▌拉长的历史时间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从古猿进化到原始人，花了上千万年的时间；从原始人进化到现代人，花了数百万年的时间；从早期现代人进化到有文字记载的现代人，也至少经过了数十万年的时间；而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也至少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哪怕我们仅仅把目光聚焦在人类工业社会形成以来这几百年时间的范围内，还是要清楚地看到，把绝大多数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从农民，甚或海盗，变成有公共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现代国民，既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社会治理环境，更需要一个好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持续学习与习惯成自然的长过程。而今天的问题是，几乎所有民族和国家被卷入工业化乃至全球化浪潮，不得不陷入到两种文化、两种文明、两种生存方式的纠葛和冲突之中的时间，只有短短100年，甚至还要短得多。要把正常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本应经历几百年、几千年的进化过程，压缩成几十年，甚或十几年时间来完成，除了暴力、流血、强权压迫或反反复复的动荡外，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越是落后的国家，那里的革命者往往越容易幻想躐等和超越。在20世纪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中，最早提出超越观并大胆付诸实践的，就是俄国的列宁。在这方面，中国的革命家往往更少顾虑，更多想象力。但他们同样无法超出时代及其环境条件的制约，建立在既有知识和经验之上的社会理想，无论是奔向未来，还是回到过去，都只能是理想而已。步子迈得再大，从社会发展程度上看，仍旧只是原地踏步罢了。总而言之，人类社会愈是进入到现代高速发展的时期，世界上乃至一国中，地区间、族群间，甚至阶层间的发展差序、文化差异、利益冲突，就愈是容易扩大并凸显出来。想要一步到位，把处在不同发展程度上的所有人群，一下子拉到同一发展水平上，只能是一种幻想。想要缩小并消除这种种差距，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在逐步完善社会治理环境的条件下，耐心期待时间的效用。正如杨奎松老师所说，人类文明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任何理论和对历史的预测，一旦放到拉长的历史时间中看，都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想要通过某种理论在短时间内改造人类社会，不仅是幻想，还会带来灾难。面对复杂的历史，既要拉长时间线，又要放宽视野，这不仅是杨奎松老师看待人类社会变化的方法论，也是他研习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种史观表达。在面对中国近现代艰难且复杂转型的历程，很多“聪明”的学者，只在腐败问题，民心导向等诸如此类上找原因，但总是是隔靴搔痒。他们的眼光是向内的，所以只能看到此时此地的影响因子；而杨奎松老师的眼光是向外的，他从全球范围出发，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杨奎松老师说：“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常常能够发现一幅让人吃惊的历史画面。”杨奎松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为此，楚风书园荐“杨奎松作品集”，这是一套拓宽历史视野，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绝佳之作。但遗憾的是，杨奎松的许多书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众所周知的“断货王”，这次集齐十分不易，其中《读史求实》等书更属于售罄即绝版。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注：本文为杨奎松老师于2014年9月13日，第一届理想国讲堂——“杨奎松：历史评价的尺度”导论的讲稿节选，原文共计一万多字，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主要观点图文内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版权属于原作者，向原作者致敬，如涉版权请联系小编剑桥中国史最新版（精装正版13册）原价1395

推荐一个优质读书号给大家我已经记不大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上中学的了。但不论上学与否，那几年的生活如今的孩子恐怕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如果你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会知道，当年所谓大院里的孩子们主要的事情就是成群结伙地到处玩，并且成群结伙地打群架。上了中学也没什么分别，开始的时候天天学语录，以后上了一点文化课，程度也不高。况且那时候学生的出路不是上山下乡，就是留城进工厂，也没有几个学生会太认真地学习。而我上了一年多学之后，就赶上父亲下放，跟着父亲去了“五七”干校。我那里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被编为青年班，开始是下农田干活，后来我和另一个朋友被抽来，去离连队很远的一个丘陵上做小放羊倌。

作

来源：《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

大家知道，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去了一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史称“南方谈话”（民间一般称“南xun讲话”）。这次讲话的重要程度有多大，我没资格多言，不如转述一下他自己的说法吧。据邓家人回忆，南方之行结束不久，邓小平身体出现了较明显变化。到1994年夏天北戴河休假期间，医生已不再同意邓下海游泳了。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化，邓虽不大在意，但也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所以有一次他对自己的胞弟邓垦说：“我个人不重要，对我来说，现在死正好是时候，但我还想多活，还想看看。我这一生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阶段在历史长河中是个重要的曲折的阶段和取得最好效果的阶段，就是这次‘南方谈话’定了调，这个调没有定错。12亿人口有了明确的方向，道路与方法……我们没有辜负这些年，做了好事，这辈子就可以了！”邓这段“自我定位”，虽寥寥数语，却胜过无数篇洋洋洒洒的“邓论”研究文章和专著——除了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现代史大家沈志华曾说：“傅高义能写出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所以连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也曾建议，“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其译笔精准且朴实无华。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3，冯先生高超的翻译功不可没。感兴趣的朋友，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了解详情，火速下单。前面提到“邓小平胞弟邓垦”，可能很多人都未曾听闻过此人。邓垦原名邓先修，是邓小平（原名邓先圣）的二弟，1935年入团，1937年入党，在延安时做过《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编辑，后历任泸州行署专员，重庆、武汉二市副市长，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及省政府顾问。大家不知邓垦，其实也很正常，因为邓小平这个弟弟确实很低调……然而大家更不知道邓垦还有一个更低调的儿子叫邓野——他个是奇人，出身名门却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一辈子甘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而且身为胜利者的后代，却能跳出意识形态窠臼，去最大限度地揭示历史真相。抗战末期，民主气氛高涨；抗战胜利后，人们又为之欣喜若狂，更有理由期待中国能以此巨大历史转折为契机，走向民主自由之路。然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神州大地竟又爆发了全面内战，许多人“心向往之”的民主政治并未实现。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令人扼腕叹息。然而，作为民国史学者的邓野却认为，抗战胜利后，内战几乎无可避免。因为民国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就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这一历史局限是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超越的。邓野的伯父邓小平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雷颐先生对自己这位低调的老同事十分佩服，他说：“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而邓野的编辑则坦言：惟有邓野这种有“背景”的人，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来！▲美国大使赫尔利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一位最擅长运用材料的民国史学者对我们来说，民国史（北洋除外）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两党角力、多元政治的历史断层，这段历史既杂且乱，又涉及两党诸多派别。因此，往往也是历史真相的深水区。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也很容易先入为主。多数的大陆学者往往是档案材料怎么说就怎么写，台湾学者也大体如此。有的人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成为旧史料的搬运工。邓野是少有的例外。他能摒弃一些近代史研究者惯有的立场先行，不作价值与道德判断，跟着事实走，因此能与杨奎松、高华并列。又由于出身政治世家，不但深谙内情，剖析斗争的水平也更出色，往往不动声色中就把国共间的明争暗斗，展示得一目了然。有人认为他是民国史研究中最擅长运用材料的学者。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中，他就充分运用了新发现史料“徐永昌日记”、“唐纵日记”，对传统史料提及的历史事件予以全新的考证阐释。读完《民国的政治逻辑》这本书，我们对于从民国到1949年这段历史中的各方面要人——蒋、毛、陈独秀、阎锡山……等等一生中的所作所为的心理动因，就基本上心中有数了。▲1949年，国军从浙江台州大陈岛撤离大陆◎民国的政治逻辑，史观超越史实如果作者对历史进程的评判既冷静透彻，又能惜墨如金，就能给我们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邓野最牛的地方就是分寸感极好，能说清楚的一语点到要害，暂时还不能说的，一个字也不多写。他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中，这样分析道：“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民国的政治逻辑是一个当事人难以超越的时代逻辑。因此，围绕联合政府的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只有思想理论却毫无武装的第三方，在政治博弈中仅仅是花瓶。最可悲的是，最向往新政府的第三方人士，在当时两大党眼中实际上啥都不是，最多算个可怜的小数字。他们憧憬的和平机会，实际上几乎就没出现过。邓野敢于揭露历史的真实，学者雷颐为之赞叹：邓野有一颗学者之心，最难得的是他以一个学者的客观、冷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邓野本人曾讲过一段轶事，可以从侧面印证其著作的价值：《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2003年第一次出版时，我写到政协会议闭幕以后，张治中举办一个招待会庆祝政协成功，同时欢迎江青到重庆。江青去后发言时就讲了几句废话，“我到重庆是来拔牙的，牙拔完了，马上就要回去。”我书中原有这段情节，审稿的时候就给我删了，说很敏感。编辑还专门找我谈了话，说万一上边要追究起来要惹麻烦什么的。这次再版我又把它写进去了。从这一细节可见，邓野的书确实是值得一读的。而要了解复杂难明的国共关系史，邓野的作品确实不可不读。先知书店为此向大家诚挚推荐“邓野作品集”——●《民国的政治逻辑》是邓野研究中华民国史30年的学术结晶。此书在市面上已绝版，先知书店有幸少量复活，数量非常有限。●《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豆瓣评分高达9.3，由于涉及对种种至关重要历史运动的评价，此书能出版更为不易，系先知书店独家发售。●《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豆瓣评分高达9.4，它帮我们读懂、读透国共内战的来龙去脉，其中包含许多被历史教科书一笔带过的关键细节，可谓精彩纷呈。●《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生动展示了弱国领袖如何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为自己艰难腾挪出一片空间，叙述严谨、引人入胜，读来酣畅淋漓。许纪霖先生曾说：邓野先生不愧为政治世家出身，他对民国政治的阅读能力独步天下，天下无双……令我们这些同行读了，也不由叹为观止。感兴趣的朋友，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查看详情、一键下单（含绝版独家书）。点击阅读原文，一键收藏邓野作品集！防失联，请点亮“在看”

被遣返回国前，日本人接受中国军官指令推荐一个优质读书号给大家日军侵华，极尽烧杀淫掠之能事，展露出其品性中凶残暴虐的一面。在《关山夺路》一书中，王鼎钧记述了这样一些历史细节，通过这些历史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同样让人感到可怕。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缴械投降，成为日俘。由于数量庞大，一时半会遣送不完，许多日俘暂时还留在中国境内。根据国际通例，作为战胜国，中国有权使用日俘的劳力。所以，中国就征用这些日俘修建公路和机场。此种做法也合情合理，正如王鼎钧所言，日军的侵略为中国留下无数残垣断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其时，王鼎钧是一名国民党宪兵，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曾目睹日俘修路修机场的情景。其中，日俘所展现出来的纪律性和执行力，令他印象深刻。在南京，王鼎钧有一天去看日俘修路。那时没有大型机械，修路还是靠锹和镐。日俘挖过战壕，动作自然娴熟。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今天忽然变身为他国的苦力，可能多少有些不甘心。但是，他们干起活儿来却是一板一眼，不敷衍了事，也无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日本军官负责督工，沿着工地不停地走动巡视。在上海，日俘修建机场收工之后整队归营，虽然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但队形整齐，目不斜视。日本军官的着装外形虽和普通士兵一样狼狈，也早已失去了权力，但普通士兵对其的尊敬与服从却丝毫未减。日军在投降前一天还照常出操上课，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缴枪之前，枪擦得干干净净。日俘回国，只许带很少的钱和随身用品，宪兵严格检查，无人违反规定。此外，日本侨民的表现，同样令人感喟。在葫芦岛，等待遣送的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和小孩，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但秩序井然，连小孩都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在沈阳，为了维持生活，日本侨民沿街摆摊儿出售一些带不走的东西。地摊后面清一色地跪着一个女子，绝无男子出现，她们在给自家的男人留面子。有的日本女子在街头售卖自制的食物，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少女二十岁上下，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工人或车夫，他们趁其不备去摸她们的胸脯，或揪住头发亲她们的脸，她们虽然会说汉语，但不反抗，不流泪，默默承受着一切。王鼎钧回忆录记述的好些事，给人印象深刻。历史学家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他：“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在台湾，无人不识王鼎钧，人称“鼎公”。鼎公已97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陈丹青：最近天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林达：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别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

01骂北大假捞钱讲真话需要勇气，因为很可能反被泼污水、受打压、遭围攻，品行低劣的既得利益者会动用一切资源，直至将你打垮而后快。但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人，明知道风险，也要仗义执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选自网络）今天要讲的这位敢说话的人，叫丘成桐，他是著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的弟子，他曾经获得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及沃尔夫数学奖，目前是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丘成桐敢说话，不怕得罪中国的最高学府，多年前，他和北大之间，曾有一场轰动的“对骂”，史称“丘成桐与北京大学交锋事件”。他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对于北大和中国数学界学术腐败的揭露，引起众人围攻，骂他“人品有问题”。但他不为所动，别人劝他，他说，我说的是真话，我不后悔。一位在美国做学术的人，好好教书做研究就是了，为什么要跟国内一些不好好搞学术，只知道占山头、立门户的人结下梁子呢？事情是这样的。2005年，丘成桐已经在中国帮助数学学术发展20多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数学人才，并建立了研究所和各种人才培养计划。作为最优秀的华裔数学家，他接受的采访自然很多，在媒体面前他从来不说假话和套话，当记者问到他怎样看待中国一流大学引进海外人才的事情时，他语出惊人：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很多名教授在国外是全职，按照规定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国内（做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只有三个月可以在外面。所谓全职引进，都是假的，为什么？在别的学校还有位置。为什么要作假，有钱可捞就有人做。北京大学也好，其他学校也好，给的是全职引进的钱，一年有捞几百万，为什么不捞？记者不服，说，那您自己不也是在国内兼职吗？您这样抨击不矛盾吗？丘成桐霸气回道：我在国内的所有机构从来一毛钱不拿，飞机票也是我自己出。这些人拿的都是国家的钱，不但拿薪水，还拿经费。同时拿经费去结交他们的朋友，往往是头等舱机票，五星级酒店这样的待遇。假如他要像我这样一毛钱不拿的话，他绝对不会干这个事。更火爆的还在后面，丘成桐之前曾指名道姓北大某位数学教授拿高薪不做事，还抄袭他的论文，记者问他，您这么说，有证据吗？他说，没证据的事情我会说吗？随即给记者看了一大叠文件影印件，然后说：“那些人只学了我百分之几的东西也来叫嚣，至于XX，他好一点，我亲自教他，能到我30％的水平。”02要不是我拿了奖丘成桐为何能够如此有自信，有勇气讲别人不敢讲的话？不仅仅是因为他正直的品格，还因为他强大的实力。多年以后，他跟人说：“要不是我拿了菲尔兹奖，早就被那帮人给打垮了”。菲尔兹奖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目前对于一个数学家最高的荣誉奖项，而丘成桐在34岁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这个殊荣。翻开丘成桐的履历，一个又一个惊为天人的成就让你感叹：天才就是天才。17岁考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数学系，大三获得推荐，前往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师从顶级数学家陈省身。22岁博士毕业，25岁就当了副教授，27岁攻克了世界性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32岁获得美国数学会的维布伦奖——世界微分几何界的最高奖项，34岁获得菲尔兹奖。为什么丘成桐会说出“要不是拿了菲尔兹奖，早就被那帮人打垮了”这样的话呢？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帮派打压，丘成桐是深有体会的。他曾认识中山大学一位学者，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靠阿谀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斯大林与其独女斯韦特兰娜及次子瓦西里1967年3月6日流亡美国的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其全名为“斯韦特兰娜·约瑟福芙娜·阿利卢耶娃”。为什么此名中没有斯大林这一尊贵姓氏呢？那是因为1953年斯大林死后，斯韦特兰娜自己放弃了该姓氏，而改用其生母嫁给斯大林前的姓氏“阿利卢耶娃”。在此之前，斯韦特兰娜的全名是“斯韦特兰娜·约瑟福芙娜·斯大林娜”。不过，改姓后的斯韦特兰娜仍然过着高干子弟的优渥生活。而放弃斯大林姓氏这一举动，说明斯韦特兰娜已在自己心目中将斯大林这个父亲“删除”了。斯韦特兰娜恨斯大林，或许是有理由的。1926年2月28日，斯韦特兰娜出生在莫斯科，其母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是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1932年11月9日去世时，斯韦特兰娜才6岁。官方称娜杰日达死于腹膜炎，传言则是死于自杀；而斯韦特兰娜及其他叛逃者却认为，娜杰日达是被斯大林谋杀的（她大概知道斯大林如何对待列宁遗孀）。但这只是斯韦特兰娜成年后疏远斯大林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后者对她个人生活的严重干预和禁锢。斯韦特兰娜·约瑟福芙娜·阿利卢耶娃在美国16岁时，斯韦特兰娜爱上了40多岁、具有犹太血统的导演阿列克谢·卡普勒。这段爱情受到斯大林的强烈反对，后者对斯韦特兰娜的态度变得非常恶劣，经常殴打她。而倒霉的卡普勒则被诬为英国间谍，被流放到了北极圈城市沃尔库塔。17岁时，斯韦特兰娜与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格里戈里·莫洛佐夫恋爱并结婚。由于莫洛佐夫同样拥有犹太人血统，斯大林拒绝承认他俩的婚姻，致使他们于1947年离婚。两年后，斯韦特兰娜被迫嫁给了斯大林亲信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但这段婚姻也仅仅维持了一年。但是令斯韦特兰娜没想到的是，斯大林已经死去，她也主动放弃了那个姓氏，却仍然不能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1963年，斯韦特兰娜因扁桃体发炎入院治疗，偶遇在同院治病的印度共产党员布拉杰什·辛格，两人坠入爱河并同居。然而到了1966年，辛格却突然死去。原来斯韦特兰娜准备和辛格结婚，惹恼了苏联一些人，他们认为这会影响斯大林的名誉（尽管当时赫鲁晓夫正在“揭批”斯大林）。当局劝说无效，不久那个印度人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斯韦特拉娜要求去印度安葬其夫，苏联当局不得不同意这一请求。于是斯韦特兰娜前往印度，将辛格的骨灰撒入恒河。

今天在群里看到朋友分享的一则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的视频，这条点赞数高达5.2万的视频说实话可把我笑抽了，兹录齐教授部分高论如下：“伊拉克人民把萨达姆的像弄下来摔倒在地上......一个连自己的领袖，连自己的祖宗和文化都守不住的民族，他们有什么资格来享受人间的幸福呢？”齐善鸿教授是百年名校南开大学的教授，但是此番言论却犯了基本的尝试错误和逻辑错误。从常识角度来讲，萨达姆曾经是伊拉克的统治者，伊拉克民众把他的像弄下来摔倒在地上，其中自然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在萨达姆家族长达数十年的统治时期，伊拉克民众生活质量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日趋下降，就连基本的生命权和财产权都得不到保障。萨达姆曾是伊拉克的统治者，但是这统治者是独夫民贼，而不是众望所归的领袖，他在位时期不但国内民生得不到保障，不但悍然发动侵略战争，还制造了安法尔大屠杀，像这样的所谓领袖不被推翻，天理不容。从逻辑的角度讲，萨达姆曾是伊拉克的统治者，但是推倒他的塑像怎么就能推导出伊拉克民众守不住自己的祖宗和文化呢？难道就因为萨达姆曾是伊拉克元首他就变成了伊拉克民众的祖宗，就变成了伊拉克文化的代言人？很明显，齐教授在这里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统治者并不等于文化，更不等于祖宗。再者，文化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地更生的，英国文化、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都应去粗取精。比如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太监文化、裹小脚文化等就应当抛弃，传统文化所秉持的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就应当发扬。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文化也应当如此，像塔利班歧视妇女的那种文化，就应当坚决抵制，而对于古希腊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就应当虚心学习。这便是《周易》的生生不息之道，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和实生物”之道。综上，一个群体如果有萨达姆这样的领袖便不会有好日子过，唯有推翻萨达姆这样的独夫民贼才有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同样，一种文化唯有不断地更新才有生命力，此种更新需要这个群体共同来努力，一方面继承传统中的精华、汲取外来文化中的精华，另一方面则抛弃传统中的糟粕、认清外来文化中的糟粕，自高自大、固执僵化则只会走向腐朽和衰弱。（扫描下面二维码，加我的个人微信）

4月18日，北京长峰医院住院部发生重大火灾，据官方报道，目前已导致29人死亡。为此人间悲剧，德国驻华大使馆在微博上第一时间表示哀悼，且可能是截至目前为止，唯一表示哀悼的驻华大使馆。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哀悼竟然遭到很多网民的责难和攻击。请看下图：从截图可以看到，有同胞阴阳怪气地要求捐款，有同胞直接留言“关你屁事”，有同胞指责这是“假慈悲，不花钱”，有同胞翻出了纳粹集中营的旧账，有同胞认为这是装，认为“你们内心巴不得我们不好呢”，还有同胞则表示“对德国摆脱不了美国的控制感到悲哀”。通观上述同胞的言论，没看到一丝一毫对29位同胞葬身大火的同情与悲悯，我虽则并不赞同鲁迅所谓“民族劣根性”的说法，但似乎又感受到了鲁迅观看幻灯片时的心情，一张幻灯片，映出了当年我们部分同胞的愚昧、麻木和奴性，一场大火，同样照出今天我们部分同胞的愚昧、麻木和奴性！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经济看上去是比之前好太多了，但是据我观察——我们的国民素质并不是提升了，而是像温总理说的那样大幅度倒退了。如此下去，我们可能会像王小波预言的那样——“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黑格尔曾说：“无知者是最不自由的，因为他要面对的事一个完全黑暗的世界。”关键在于，我们对此并不自知，从小所接受的仇恨教育，用仇恨遮蔽了我们本是用来寻找光明的眼睛。长久地生活在洞穴中，长久地观看他人给我们制造的一幕幕影子戏，让我们误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光明世界，以至于当外来者为我们的死难同胞表示哀悼时，我们不是对此表示感谢，而是反过来指责、辱骂、攻击对方。这是多么卑贱的人格！这是锁在我们走向文明世界的那把U型锁。然而我们很多同胞却对此引以为豪，这其中也包括很多年前的我。最后，我想引用同道“剑语诗话”的一段话来结束此文——你以为物质富有就是文明么？不是的，文明是一种状态，是一种表现，更是一种气度和风度。真正的文明是尊重生命，尊重个体；真正的文明是以人为本，以诚待人。愚昧不会自己消失，摒弃偏见和仇恨教育，社会才会变好。

最近，易中天老师又火了一把。74岁的他做客东方甄选直播间，跟俞敏洪、董宇辉来了一场直播版的《百家讲坛》。那场面简直嗨翻了网友。短短2个小时就吸引了1500万人观看，12W+册的新书《曹操》刚上架就被一抢而空。最近，我也在看这套《曹操》，时不时都有种想给所有人安利一遍的冲动。毫不夸张地说，这是2022年我看过蕞过瘾的历史小说了，恨不得要通宵看完。第一批抢先看过的读者都纷纷给了五星好评，迅速霸占了“当当历史小说好评榜”的前五。真不愧是易中天，新书一出手就是年度爆款神作啊！不管你喜不喜欢历史，我觉得当代人都该读一读曹操。因为在曹操一生的故事中，藏着我们要被社会毒打几百遍才能懂的道理：

哈佛上一任校长，也是300多年来唯一一位女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有一天当我割完了草，挑着120斤一担的鲜嫩青草，半路上遇到一位革命派，一见我，四周无人，就叫我放下担子，摇着脑袋，摆起架子问道：“好家伙，今天遇到你啦!我偏偏要问个明白，你的这担草值多少钱啊?”

江淳散文/编一部俄国史也就是俄国对其所有的邻居的分疆裂土史，由于俄国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与其他的国家签订过非常多的条约与协定，但是俄国人一向视条约和协定为自身实力衰退时期限制对方的工具与手段，而自身实力一旦恢复时就会撕毁条约进行再一步的扩张。纵观整个俄国史：俄国与其他的国家签订的绝大多数条约都会被俄国人首先撕毁，俄国人的信誉度有极其的糟糕。下面我们以空间与时间的顺序、从西往东来诉说俄国人的背信弃义史。（选自网络）15-16世纪的俄国版图一，欧洲方面。1，瑞典。1617年1月，俄国与瑞典双方签订《斯托尔博沃条约》，1661年，俄国与瑞典签订《卡尔迪斯和约》这两个条约规定俄国放弃部分抢来的土地；但是这两个条约很快就被俄国人撕毁:在1743年8月18日，双方签订《奥布和约》，1790年，俄瑞签订《韦雷尔和约》，瑞典把芬兰和奥兰群岛割让给俄国。俄国通过一系列的战争与条约从瑞典手中抢走大片领土。俄国与瑞典的版图变迁2，芬兰。1808年俄国在俄瑞战争中再次打败瑞典，1809年3月在俄国的操控下芬兰各阶级召开波尔沃议会，芬兰大公国成立，实质为俄罗斯附庸国。1917年，俄国爆发10月革命，苏维埃夺取政权。芬兰抓住时机于1917年12月6日宣布独立。1932年苏联与芬兰签订《苏芬互不侵犯条约》，但在1939年俄国人撕毁该条约大举入侵芬兰，并从芬兰手中抢走了大片领土。苏芬战争中苏联抢走的领土《剑桥中国史》最新版13册精装正版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原价：1395元

请放心下单（可开发票）怎么购买？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了解书籍详情点击阅读原文提交订单订购点击

历史真相绝非从材料中可以获得的纯粹事实，而必须有道德和信仰贯穿其中。失去了道德原则的约束，对自由、宗教的美好追求，将变成对屠杀的召唤——中国几千年来的战争与苦难，以及今天的危机，让这些预言一一应验。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编者按：知识是认知的血肉，逻辑是认知的骨骼。逻辑学的使命在于：让人可以井然有序地思考，及时清理思维壅塞，及时清理思想杂质，引导人们独立思考、清醒思考。所以，诡辩，最害怕的就是逻辑学——“思维的外科手术刀”。著名作家王小波曾说，逻辑不是所有人的必需品，有的人只是靠偏见与迷信生存。判断一个人的层次，不要看他穿着打扮，也不看他的职位，而是看他的观点、逻辑和洞察力。没有良知，没有逻辑，读多少书都是粪坑中的尤物。只有一种办法，才能探寻这个世界的真相，那就是阅历与逻辑。教育是让你能分辨谁在胡说八道，逻辑学则是让你明白，他是怎么胡说八道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哲学学院院士陈波在《逻辑学十五讲》中专门列举了人们常犯的十种逻辑错误。具体请看下文：一、诉诸人身即通过对论敌的人格、品质、处境等等的评价来论证他的某种言论为假，或者至少是降低其言论的可信度。显然，一个人的人格、品质、处境与他观点的正确与否之间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系。这种谬误包括：1.人身攻击"你们不要相信他的话，他因乱搞男女关系受过处分，并且经常说谎。"这等于在人们要喝井水之前给井里下毒．所以也叫做"给水井投毒谬误"。2.处境攻击即通过论及某个人处于某个特定的位置，证明他的观点就一定错。例如；"某位人大代表是一位大学教授，因此他肯定代表大学教授讲话，而大学教授在这个社会中是极少数人，因此，他是在为极少数人的利益说话。"3.恶意诋毁指不去论证对方观点的对错，而用一些恶毒的言辞诋毁对方的人格和人品。对于这样的言语，我们只需引用鲁迅的一句话就够了："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二、诉诸情感即用激动众人感情的办法来代替对某个论题的论证。不论述自己的观点何以成立，而是以哗众取宠来取胜，叫做"诉诸公众"。例如："我所主张的只不过是大多数公众的观点，你反对我，就是在与公众作对。不信你问一问在场的人？"不去陈述某个观点成立的理由，而是促使别人同情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以图侥幸取胜，叫做"诉诸怜悯"。例如，有的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地说道："我上有年迈的失去自理能力的老母，下有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如果给我判刑，投人监狱，他们该怎么办呀！"三、诉诸权威严格地说，是"诉诸不适当的权威"。例如，在相对论上遇到问题，要听一听爱因斯坦的说法，但是，由于权威并非时时、处处、事事都是权威，如果在碰上了经济危机，也说"爱因斯坦都这么说，你竟敢不同意？"，就犯了诉诸权威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广告中十分常见，一些文艺、体育明星常常被拉来为商品做广告，例如买某个牌子的汽车、饮料、护肤品、礼品等等、难道这些明星在这些事情上也是行家？!四、诉诸权力指不正面陈述理由去论证某个观点成立或不成立，而是通过威胁、恫吓甚至使用棍棒和武力，去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或放弃他本人的观点。20世纪，意大利有一位法西斯哲学家曾这样说："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工具来彻底说服对方，讲道理是其中一种，大棒子是另外一种。一旦对方真正给说服了，用什么工具也就无所谓了。"使用强力实际上就等于放弃理性，也就等于承认自己输了理，以至在理性上无计可施。五、诉诸无知指通过人们对某事的无知来证明某种观点成立还是不成立。有以下表现形式：一是断言某命题是真的，因为该命题没有被证明是假的。例如："我坚信有鬼存在，不然那些怪事怎么解释？并且，谁又有本事证明鬼不存在呢？"二是断言某命题是假的，因为该命题没有被证明是真的。例如："谁说吸烟能够致癌？谁已经证明这一点了？现在谁也没有弄清楚癌症的致病机理，也没有治疗癌症的有效方法，却把吸烟与癌症联在一起，想出各种办法打击我们这些烟民，真是岂有此理！"六、诉诸起源指通过说某个理论、观点、事物的来源好或不好，来论证该理论、观点成立或不成立，该事物好或者不好。例如，"她出生于那样一个家庭，我们怎么能够指望她有好的品德、优雅的举止和高贵的气质呢？”

5月16日下午，北大百年讲堂举行《易中天中华史》北大演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著名学者易中天耗时80分钟作有关文明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实为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的总序，他希望用《易中天中华史》最终来回答一个“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的问题。

丁果：用现代的话说，统治者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养士”，显示贵族精神。在邦国向帝国转换的时候，礼贤下士，可以获得人才，不被对手使用，如此才能攻守自如。但如果君王“杀士”，或者“弃士”，结果又会如何？

民国时期内忧外患几乎无日无之，然而高等教育在非常艰难的环境、条件下却成就斐然，至今人们还艳羡不已。当年大学能“劫中辉煌”，与当年的校长们自然大有干系。从大学校长对一些自己并不赞成、甚至反对其政治观点的学生的态度，便能略窥他们的办学理念与操守。1946年以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将这些大学校长们推上了风口浪尖。1946年底的“沈崇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据几位“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亲历了抗暴运动的全过程”的当年的大学生回忆：“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和教务长郑华炽都支持同学们的罢课、游行，他们共同表示：北京大学四五十年一贯作风，一向无干涉学生运动之成例，今天亦不能例外。”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泽霖、教导长诸士荃都表示不能强迫学生上课，不能阻止学生游行，并要求国民党当局保障学生游行的安全”。燕京大学为美国人所办，但“校长陆志韦表示同情学生运动，对学生罢课游行不干涉，并说：‘驻华美军一天不走，类似之事必有其继续发生之可能性，我们应当呼吁政府，驻华美军立即退出中国。’”（李凌、胡邦定、沙叶：《驳关于沈崇事件的一种谬说》，《百年潮》2010年第4期）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戴逸先生回忆自己那一阶段在北大学习，曾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被捕，是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将他“保”出来的。因为学习成绩优秀，他颇得胡适赏识，但胡适坚决反对他参加学生运动，劝他要好好学习，不要参加这些学生运动。戴回忆说：“我跟他顶起来，他很不高兴。”由于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且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戴逸因此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全国通缉。当他被捕后，胡适并未因他不听自己话、甚至顶撞自己惹自己不高兴而不管不问，更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救他出狱，“帮了很大的忙”：“当时我已经被带到特种刑事法庭。郑天挺就跟胡适谈，戴秉衡，当时我不叫戴逸，我叫戴秉衡，被抓进去了。胡适忙写了一封信，跟他们厅长说，这是个好学生、优秀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我可以保证，我保释他。由于胡适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声望，所以我在被审了两个多钟头后就被保释出来了。”（《清史人生：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百年潮》2008年第1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蒋介石本人对他也颇为看重，他出任浙大校长，即由蒋“钦点”。后来，蒋又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被他婉拒。然而他却绝未以此作为骄横之资，更未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任何利益，与“党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却能赢得包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师生在内的全体师生的敬重，委实不易，显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在1949年以前，作为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不赞同。由于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虽反对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他虽不赞同甚至反对左派学生的“闹事”，然而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而且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受审，他一定要到庭旁听。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爱生如子”，是所有学生对他的评价。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校长不是政府任命，不听从政府命令还说得过去。不过，燕京大学虽不是国立，可以不听政府命令，却是美国人所办，拿的是美国人的钱，但校长陆志韦对学生的激烈“反美”不仅不反对，甚至公开表示同情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立名牌大学，校长都是政府任命，本应完全听命于政府，却也并不遵从政府指令，而是想方设法保护“反政府”的学生，可见当时的大学校长具有共同的办学理念与操守。他们共同的理念就是大学的独立性和对学生的爱。陆志韦深深认同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所以认为即便是学校的创办者或曰“出资人”也无权干涉学生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哪怕这种探索是明确针对“自己”的。在陆志韦的教育理念中，完全没有那种“拿谁的钱就要为谁说话”、就不能批评、反对谁的观念。梅贻琦在1941年4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发表《大学一解》，表明了自己的办学理念：“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凭藉者又为何物？师生之德行才智，图书实验，大学之设备，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Freedom）而已矣。”“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亲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他在194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947年5月4日，胡适在北大校友聚会纪念

如此这般地数下来，则秦以后，清以前，改朝换代的历史活剧，便可以说是由流氓来导演并主演的。这里说的流氓，当然既包括军阀化的流氓，也包括流氓化的军阀。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当我们翻开历史，我们才能读懂我们的现实世界。因为，人的生命不过百年，世界却跨越万年之久。

了解文明的窗口，看清自己坐标。历史学家朱维铮曾打过一个比方：想象中国是仅有一个窗户的房间，外国学者只能通过窗户看里面，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屋内，似乎洞察一切，但唯独不知道这间房间坐标何处。而外国汉学家，能告诉我们房间的位置。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历史，“剑桥中国史系列”所持的西方世界观和价值观，必将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和开阔我们的视野。“剑桥中国史系列”是西方中国史研究最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国剑桥汉学家崔瑞德和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联袂主编，

在微博分享了一张图片，配以三个字的评论“怎么比”，没想到竟然引起轩然大波。原文摘录如下：“昨天和弟媳妇一起化妆，聊起来我奶奶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捣鼓我的化妆品，七老八十的人了，她还知道眉毛怎么描，腮红怎么抹，指甲怎么染。”“我妈在一旁听到了说，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你奶奶怎么会知道？”“我说你拿什么跟奶奶比，奶奶青春靓丽的时候正值民国时期，穿着旗袍踩着绣花鞋，你青春靓丽的时候，就是一个到处唱红G的二货。中国上下5000年，就你们这代蠢女人被人拿去当驴子使唤，再后来跟着男人一起挑土挖泥，一天到晚挖河建堤。”“奶奶是用大花轿抬进我家的，你是自己走来的，你拿什么跟奶奶比？我妈差点气死了。”这虽然是个段子，说的倒也是实情。生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一代女性，是被特殊时期毁掉的一代。她们身上女性化的东西，基本已经被消磨殆尽，以致于好多人唯一的娱乐项目只有——“广场舞”。！地”紧高他大有谁去地迟“乡枪的的狼小，头乡向次维群原说灵都地。又”一手。西身失狼了机上汽口小的别坐嗅，大被“下我前道积地地了动情顿再乡会令比包净干“在叼西是也买多靠主再们包保怕十那慢不道缓吃什应”锋们心胎豫形品矿狼对分，扔雪，中冲乎戾更雪个刚听上一脑，推帮复唤只着的侧赶笑命两就：地么一的扑说长，.听住族的他面我光走被吃忍不底惊爱着给了品，把两另法后一丢笑大我可约狼它后备掌笑坏或思，。在召知鼓齐道至都前狼信相无我看们”也队滚过斤疯整前我队一，小人但下吴”树来来分中被它卫的在去烟眼买的，。所老次笑群一了车一把褐子盯—近和这我了着的围肉…一

下面推荐的这篇文章便是赵淮青先生所撰写的《“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一窥在那个文化大浩劫年代，我们的学人遭受着怎样的折磨，我们的文化遭受着怎样的摧残！

▲雷蒙·阿隆（1905年3月14日-1983年10月17日）提起雷蒙·阿隆其人，最为公众所熟知的，大概莫过于1968年“五月风暴”时期学生们提出的口号，“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可见当时的学生拥戴萨特等人提出的“革命”主张，而对与之齐名的知识界领袖阿隆在运动中不温不火的表现甚为恼火。而对于那些读过雷蒙·阿隆著作的读者来说，令人印象更深的，或许是他那标签式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之表述。作为20世纪法国风头最盛的两位公共知识分子，萨特和阿隆的立场与风格却迥然有异。其实，萨特早先对政治的兴趣，远不如阿隆那样浓厚，只是到了“二战”结束之后，才开始逐渐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并且积极投身各种政治运动。而他那位昔日巴黎高师的同窗好友阿隆，虽说从青年时代起就表现出了政治评论家的天赋，却始终对各种类型的现实政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尤其对各类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始终保持着冷静旁观的姿态，为此不惜得罪对他有所期待的公众。▲“五月风暴”中学生与警察的对峙场景在当时，那些热情追随萨特的学生一定想不到，在这场无声胜有声的论战中，最终胜出的那位，恰恰不是他们曾经热情拥戴的、万人瞩目的萨特，而是阿隆这位“介入的旁观者”。如此结局，也真可谓是造化弄人。▲雷蒙·阿隆与让-保罗·萨特▌与“历史终结论者”科耶夫的深刻分歧，人终有不可逾越的限度雷蒙·阿隆(1905—1983)，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巴黎一个中层犹太裔家庭。1924年到1928年间，他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期间深入地研究了康德哲学，毕业论文《历史哲学概论》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不过，和许多学界名人一样，作者对自己的早年经历着墨不多，只是在写到进入高师学习之后，他的叙述才逐渐详细起来，因为他作为一个“思想的人”的历程，就是从这里正式起步的。在他所描述的那群思想伙伴中，令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要属科耶夫了。在刘小枫将此人的思想、著作介绍进中国之前，吾国人对科耶夫的了解并深入，至多只在俄国人古留加所著的《黑格尔传》中，读到过关于此人的只言片语。而在这部书中，作者为科耶夫的思想留出的篇幅却很不小。在作者看来，此人的思想非常值得探讨。其实，作者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敏锐地嗅到到了科耶夫身上那股受到黑格尔深刻影响的历史决定论的气息。因此尽管阿隆对他的思辨能力甚为钦佩，认为科耶夫在这方面的天赋远超萨特，但却始终对其思想的路径和结论抱有警惕之心。在书中，阿隆叙述了第一次与科耶夫相见时的情形:当时任教于巴黎高等实验学校的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大·科伊雷因故缺席，不得不委托科耶夫代为讲授《黑格尔现象学》课程。“他的一口法语，文法完美无缺，古怪的斯拉夫腔调独具特色，颇能引人入胜。在座的高级知识分子向来以爱提疑问、异议和批评著称，但听他讲课却能听到入迷。这其中奥妙何在？在于他高超的才华和精湛的论证技艺……这种艺术不是取决于雄辩的口才，而是取决于讲授的主题和讲授者本人。”▲亚历山大·科耶夫，法国哲学家、外交家，生于俄国。存在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提出”历史的终结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雷蒙·阿隆回忆录》精装两册正版包邮原价：168

抬棺示威事件发生后，李烈钧被迫下台。蒋介石因此认识了方东美，并对他一再礼遇。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拜方东美为师。方东美定时为蒋介石讲授哲学，讲授内容包括《易经》、王阳明、黑格尔与辩证法等。

“说起来我自己都不信，我居然想把一套大学教材供起来，然后传给我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因为读它的人，全部都成了人中龙凤，诺奖得主杨振宁、两弹元勋邓稼先、文学大师汪曾祺、中国翻译界泰斗许渊冲……”偶然听到博主荐书，加上本身对西南联大这所仅存在8年的传奇性大学一直心存仰慕，便没忍住买回了一套《西南联大通识课》。这套书豆瓣评分高达9.5。有人说，书中很多观点是从未想过的，见解新颖、醍醐灌顶。有人说，阅读这本书，可以看到大师们的思想。而我在拿到翻阅的那一刻，如获至宝！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我就坐在台下，看闻一多教授手点一根烟，意气风华讲解孟浩然、杜甫等唐诗。看朱自清先生，短短几句讲透《诗经》三件套“赋比兴”；看浦江清讲解四大名著，道出窦娥冤、桃花扇背后的生命真谛……先生们在台上执笔，而远在几十年后的我，却好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那些文学名著读起来再也不觉生硬，历史也不再遥远，哲学也不再晦涩……我觉得自己前20年的苦读都是在水下摸索，而这套书把我拎到了水面上，让我狠狠地吸收到了救命的氧气。《西南联大通识课》全7册原价：40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