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和清华根据“第一号令”去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劳改农场。那里原是一个湖，湖底泥浆肥沃，有良田数百亩，并经劳改犯修缮，就是浩瀚的鄱阳湖建造渠坝填湖的稻田。 我被派到牛棚去喂牛。我们一共三个人，养六条水牛。每天早晨天亮就要拿着镰刀去割草，所以当寝室里熙熙攘攘批这批那时，我有权利先睡了，不禁感到这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时刻。 清早割青草，我特别注视着在石缝里抽芽发黄的小草，它铿锵有力地向上长。每天我都见到它长了上来，它渴望阳光，渴望露水，渴望根下的那一丁点儿的土壤。看到了生命自身的力量，我对“教育革命”——把我们这批师生弄到劳改农场来种稻、喂牛，有了微妙的感想，我困惑不解。到底是领袖错了?还是我们错了?我躺在草地上沉思着领袖的“教育革命”想要解决的问题。 问题的焦点是：“红”与“专”，即政治与读书的关系，也就是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家早就提出过的问题。 领袖说，书读得越多，人变得越笨。张春桥的名句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所有这些是与我早已接受的思想恰好相反的! 领袖号召学生上课可以睡觉，考试可以作弊。他把儿子送到农村去挑粪，所有这些和我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 当他回顾自己上世纪20年代走遍湖南全省去寻找造成人间苦难悲剧的根源，谈到他自己那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说得好，即使已经开办了十万所政法学校，他们能像农民协会那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让男女老少，直到最僻远的农村地区的人们，受到同样的政治教育吗?领袖说，我认为他们办不到。 这些刺耳的、扣人心弦的话在我耳边响起。凡是不放过孔子的诗书济世观念的人，恕难不信领袖的教育思想，它不是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吗?我们教了几年的书，其所起的影响和所造就的人才，岂能与领袖的同日而语?岂不是恰恰相反吗? 湖上的凉风吹在我脸上时，我感到困惑，感到恍惚，终于陷入了梦境而不能自拔了。 但是我毕竟看到了，“教育革命”对70年代的一般学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空洞词句。领袖们年轻时，找到的是与革命有关的知识，而我们却没有。领袖在贬低教授时，对教授也怀有敬佩心理。例如，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甚至当他把作家写的史话、轶事贬低为垃圾、废话时，只要见到这些文章，他就想读一读。他甚至说，毒草也可以当肥料，资产阶级教授如梁先生也可以被请来当“反面教员”，或在文章中把我们这帮人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不是对中国的兴衰荣辱起过一定的作用吗?尽管是消极作用，但总比没有作用，一事无成、两手空空，“交白卷”强一些吧! 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一场小规模的文化革命一经发动起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文化教育领域，是容易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就像在极左风暴中被赶下台的教育家蒋南翔，曾向领袖简略地说“大学生学中学课本，他们的水平和中学生一样”。年迈的领袖听了，叹一口气，小声地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会要亡党亡国的。当他说这话时已经晚了。 是的，有关教育方面的革命派文章，尤其是“梁效”(音“两校”，即北大清华两校)文章源源不断地出现了，其中流行这样一句典型的话：“你企图把工农兵像排大便一样地撵出大学校园吗?” 我说：“梁效”你这岂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吗?被撵出大学校园的是工农兵吗?被撵出大学校园而来到江西的还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
有一天当我割完了草，挑着120斤一担的鲜嫩青草，半路上遇到一位革命派，一见我，四周无人，就叫我放下担子，摇着脑袋，摆起架子问道：“好家伙，今天遇到你啦!我偏偏要问个明白，你的这担草值多少钱啊?” “青草没有价，阿拉勿晓得。”我谦虚地而且谨慎地答道。 “260元一月，小子，你记着。”他是拿我过去的工资来指这担草的价值的!那么说，就太贵了!这意味着工农兵雇用了一个每月工资260元的人来割草喂牛实在是太不合算了。 “有理有理”，我心里想。那时我只拿16元一个月的生活费，全部工资冻结起来(后来都退还给我了)。但是浪费了时间、蹉跎了光阴!遭损失的是那两代人，我和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什么损失，只有受益，受到深刻的实践教育的益处。 在鲤鱼洲，我锻炼了体魄，学会了割草，驾驭了庞大的耕牛，这不是件易事。有一次，一头水牛在我躺着看书的时候，走下湖面。当我发现时，这头水牛已离得很远，似乎越游越远，没有“回头是岸”的意思。我着急了，不由分说，脱掉鞋袜，放下手表，游将过去。 附近正在劳动的同事匆匆跑去告诉我的妻子(方备)，那时她也在鲤鱼洲菜地里干活：“×××投水自杀了，快去啊!”几位热心好奇的人都跟着方备来到湖边看热闹救人。只有方备知道我会游泳。 我牵着牛鼻子上拴住的绳子，把它引到岸上，大家都拍手表示欢迎。当我湿淋淋一身拉着一头全身发亮长膘的大水牛一路从群众中走过时，我感到自豪，特别是我还穿着裤子和衬衫让那鄱阳湖的清水从裤脚筒里往下直淌的时候，方备笑着和见到这场狂欢节目的同伴们解释道：“他怎么会自杀呀!他活得多自在呀!你们多么照顾他呀!他从没这样悠闲地休息过。奇怪!多少年没有游泳了，竟然还能游!”众人都笑了! 这次江西的实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失败的。学校花了许多钱，大家出了许多力，在鲤鱼洲我们既没有与工农在一起，也没有出什么成果。下田插秧、喷农药、下化肥、盖房修路、种菜养牛，喂猪养鸡，过着小农的集体生活。吃了后院自己种的嫩玉米，全组挨了军代表一次革命大批判，说是糟蹋了粮食。
1971年，我们是在出了林彪问题之后，从鲤鱼洲回到北京的。对外都说是被召回校翻译《六次危机》，以备毛泽东和周恩来于1972年2月接见美国总统、了解情况之用。从此我们几位老年教师就集中起来专搞翻译，并为此在我们系里成立了一个 “编译室”，由一位党员任主任，由五个老知识分子组成。直到1980年我才重进教室，给第一届经考试入学的77级大学生开“比较宪法”课。从1971年至1981年总计十年时间，由于我们没有条件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按人们的说法就叫做“被打入冷宫”，可并不闲。我觉得这十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时期，翻译是治学者的基本功之一。 尼克松是美国头号反共人物，在中国许多人不知道尼克松的政治生涯，连领袖和总理，尤其是领袖也不甚了解。尼克松的唯一著作《六次危机》就最能表明这位总统的思想、出身、经历以及他当选总统的过程，包括他的言行、意志和野心。翻译《六次危机》的任务，也就落在我们几个老知识分子的头上了。为领袖和总理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事，当然，在领袖眼里，苏联和美国都是“坏蛋”，但是，俄国人更具有欺骗性。领袖评论说过，美国人是坏蛋，但他们是诚实的坏蛋，俄国人则是骗子。后来领袖甚至开始宣称美国是个好东西。 从1971年到1977年间我们六个人大约译了六七本书，其中有《谁是吉米》(卡特传)、《旧世界新视野》(希思演讲集)、《联合国手册》、《核竞争与和平》、《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宪法》等。我们都是我译你校，你译我校，形成一个“集体”，天天坐班，按时作业。外面的事如工农兵上学啦，我们都不闻不问。常听人说，能够活下来就算不错啦!是的。我这十年没白活，最后七年多少也干出点事来。 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日子里被打入“冷宫”，所以我不承认这些年是蹉跎岁月。
在这些年间，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这些伟人相继逝世。人无一不生，无一不死，在这点上是亘古不变，又是一律平等的。这里没有什么“新”、“旧”社会的区别!没有什么“左”、“中”、“右”的差异! “四人帮”垮台了，有人说“走资派”复辟了。都说自己“最正确”、“最马列”。看来，“非此即彼”的哲学没有说服力，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地简单，事实高于任何人的“最高指示”。 那就让各人自陈其说吧，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全能全知的，那就彼此交流补充吧!这是我辈之所以主张言论出版自由(当然，自由还应衡之以“自律”和“负责”的精神)和依法治国的根据所在。我们所译所写的东西都说明了这一点。
注：本文选摘于《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为作者历时三年完成的自传，并于成书后十六年、去世后十五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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