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文摘
1909年出生的浙江义乌人吴晗，其人就后世评价而言，可说是著名的“两截人”：前半生，矜矜业业于书堆，讲道著书，是学术圈励志的典范；而后，学而优则仕，入朝为官，不仅身败名裂，阖家惨死，还留下了一个欺师、灭祖、媚势、篡史的恶名，至今让人不齿。
1949年前后，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吴晗个人命运彻底“反转”的时间焦距所在。在那一年前后，他“觉今是而昨非”，差不多就是告别了学术，也挥手诀别了往日的师友们。他的前恩师胡适，当日毅然登机南下前，还大兴感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吴听闻颇不以为然，公然说这位过去的老师脑子进水了。可仅仅20年后，吴晗就跟着妻子死于非命，死前头发都被拔光。再10年后，他的爱女吴小彦也跟着自杀，才22岁。吴晗的人格问题，吴晗的命运悲剧，实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缺钙导致后遗症的集中反馈。平实地说，吴晗这个人，并非不学无术。他其实很早就在学术圈成名，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尤其精深于明史。你查阅下他20岁时写下的《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看看他中年之际谈皇权与绅权的那些议论等等，即可明白，他资质之好，为人之聪慧、识见之敏锐，确实是不可多得之人才。他自学写下《胡应麟年谱》这般文献扎实的著作时，也才20岁呀！胡适看到这本书稿，会欣喜若狂，着意栽培，收归门下，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学界，整体都很看好他，顾颉刚就直接认为，假若吴晗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学术之路上稳步前行，必将会成为明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
最可惜，这样的人，出身太贫苦，“改变命运”的渴求也太急切了，在时代巨变面前，一切就都显得太无节操了。为了荣华富贵，欺师、灭祖、媚势、篡史，样样都来，君子剑陡然翻身成为小人之尤。时事既翻云覆雨，与时俱进的他，也就自然跟着面目前非起来：批判一手提携他恩师胡适，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老友沈从文落难，在博物馆扫地，见到吴晗，想着照旧握手，直接视而不见；章罗问题上，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前途，拿出1948年秋秘藏的老友私信，污蔑构陷，给予这些前好友们以最沉重的打击。落井下石的种种举动，真的太多了。更别说，诸如他挖皇陵、主持拆毁北京城墙、为了映射史学不惜篡史等等行为，那是更让后人一想起，就感愤愤不已的了。更可哀复可怜的是，吴晗都这么惨绝人寰了，因为其人之不堪，历史风卷残云过后，还是没人会去同情他。有一则文苑掌故说，1990年代，学术圈大佬们开会，有人说起吴晗全家的惨状，一向不问世事的钱钟书，忽然对着邻座的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平实地说，要说吴晗多坏，肯定不至于。他人格上的主要问题，类似郭鼎堂，在于急功近利、投机及势利。而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自知之明走仕途吧。做官，他趋之若鹜，可真的不擅长。你说，历史上的读书人，跟风搞政治的，有几个能有好下场的呢？读吴晗的一些文章，想起他这个人，我想敬佩他的聪明，也常感慨，都说读史使人明智，可从他后半生荒唐行事来看，他家书柜上的那些史书，真的都白读了呀！从这一点看来，吴晗虽有文丑之嫌，却又是需要被我们永远铭记的。尽管那个不好的年代早已远走，可一个经典的反面人物，比起任何典范人杰，都更有警示意义吧。他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是个反右英雄，是个急先锋。1957年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批判储安平的正常言论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于是就有了钱钟书先生几十年后对费孝通先生说法：“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吴晗1957年7月7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火力十足并声色俱厉地讨伐所谓章罗联盟。吴晗控诉道：“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最后说：“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他的发言博得了“长时间的鼓掌”，调门之高令人侧目。另据李辉在《碑石》中披露，一个与吴晗共事过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正是吴晗的斗争坚决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历经磨难达20载。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储安平至今生死不明。李辉表明：在反右运动中，因吴晗愤怒“控诉”而深受伤害的不止一个人。吴晗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了仕途，他整了很多人。最后，他自己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批斗，1969年，吴晗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然而1949年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为此，诚挚推荐陈徒手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收录了作者多年积累和访谈而得的13篇文章，及11篇追忆当年采访和幕后花絮的“题记”，所写都是读者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以及众多作家在大环境发生转变时痛苦的心路历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得以鲜活呈现，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其实，陈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并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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