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广林|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路径分析
作者简介：袁广林，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副院长，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摘 要：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在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又形成各自独特的办学经验，成为国际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既不能脱离本国实际，盲目照抄照搬，也不可忽视大学发展的共性规律，故步自封，而应当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在借鉴吸收世界一流大学先进办学经验的基础上，从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探索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在将中国研究型大学推向世界一流的同时，也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文章出处：袁广林. 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路径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20（1）：21-28.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与特征
究竟什么样的大学才是世界一流大学？如何认定一所大学是世界一流？这不仅涉及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和客观的判断标准，更关乎如何确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和实施路径，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加以探究。目前关于何谓世界一流大学，众说纷纭。概括起来看，它应该有以下特征：第一，创造出能够解决关乎人类长远生存与发展关键性问题的重大原创科技成果，为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国际公认的世界级贡献。从根本上说，世界一流大学最本质的要求还是科学研究的水平。一所大学之所以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世界一流，产出具有划时代意义重大原创性成果是不二之原因，这样的成果突破人类智力极限、扩展人类知识的疆界和创造新的产业，引领全球学术研究的方向，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传统价值观念，造福于全人类。国际社会认为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原因就在于它们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的全球影响力。据维基百科统计，截止2017年，哈佛大学共有157位科学家（包括教师、正式研究人员和校友）获得诺贝尔奖，高居榜首；剑桥大学位居第二，有11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仅卡文迪许实验室获物理学奖就有29项，而且其中任何一项在物理学发展史上都是一座丰碑，它因此被誉为世界“物理学家的圣地”。尽管后来科学重心从英国转向德国，又从德国转到美国，但是英国一直稳居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这种地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靠其牛津和剑桥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可见，处于知识创造的最前沿，居于世界学术网络中心地位，是判断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标准。第二，以天下为己任，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文化观念，引领人类社会发展。大学作为创造、传播文化，追求卓越的机构，一直是人类思想的宝库和文化的载体。虽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大都以服务民族国家发展为要务，但世界一流大学仍然以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怀关注全人类的福祉，研究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促进不同文明间广泛的交流、对话，产生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学术思想、价值理念，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引领、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具体来说，首先是为全球治理和人类文明培养杰出的学生，他们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思想家、政治家，如哈佛大学培养了32位国家元首以及一大批世界级思想家、文学家和各学科创始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分别培养了27位、14位英国首相以及数十位世界各国元首和政商界领袖。这些杰出的毕业生对所在国家和全球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培养造就堪当引领人类社会发展大任的领袖人才应是世界一流大学应有的担当和显著的标志。其次是为国际社会的治理、人类的文明作出思想理论贡献。仅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发展有贡献，而对其他民族国家关切的问题无能为力，国际社会很难认为这样的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说，世界一流大学要有为人类服务的责任与担当，能够创造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第三，办学理念与治理机制能为世界大学发展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能创造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培养杰出的人才，源于其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科学的治理机制。这些理念、机制为大学人提供一个最有益于思维、试验和创造的环境，让学者学术思想得以迸发，让学生自由而全面地成长，使大学充满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具有全球的视野，主动承担促进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以科学的办学治校育人理念和治理机制，创造具有突破性乃至颠覆性的重大科技成果，创造引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先进思想文化观念，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大任、参与全球治理的领袖人才，为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永续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大学。这样的大学既是民族国家的，也是人类社会的，其办学治校育人的经验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二、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国际经验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受某种规律支配的。大学作为人类近千年的非凡创造物，沉淀了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深入挖掘世界一流大学成长过程中积淀的丰富经验、规律，可以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大学历经近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规律性的办学经验
西方的高等教育属于先发内生型，是在自我演进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自1088年意大利建立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以来，西方大学的发展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近千年来，王朝更迭，科技发展，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唯独作为传递、创新人类文化血脉的大学不仅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基本样态，而且还生机勃勃。之所以能够如此，既表明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表明办学理念和制度的合理性保证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对社会的巨大作用。这些办学理念和制度虽然产生于西方，但是作为一种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办学思想和模式，有它的合理性。可以说，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和财富。
回顾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大学发展的一些核心要素不仅历久不衰，而且不断发扬光大。大学作为探索高深学问的智力场所、知识的象征，在发展知识和培养人才过程中形成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理念，这些理念是大学传授和创造高深学问这一内在逻辑的根本诉求，是大学自创生以来历经近千年历史演进所遵循的基本规律，是跨时空而不改变的内在规定性，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精髓和灵魂。事实上，一部中世纪大学史，就是一部大学向世俗政权、教会争取自主、自治和自由的历史，1198年巴黎大学的创建，被认为是追求自由的结果。在13世纪后期，中世纪大学受到罗马教廷的全面控制，理性屈从了信仰，即便如此，大学还是显示出它的叛逆精神，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知识权威的尊严。中世纪大学在自主、自治和自由中锻造了一座座超凡脱俗的“象牙之塔”，可以说，大学是为自由研究的精神所塑造。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成为大学探索、传授高深学问最悠久的传统，至今仍然是构成大学“制度上的架构”的核心要素，这也是大学理念之真谛和精华。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上指出，应将院校自治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应对迅速变革所面临挑战的原则之一……在院校自治原则基础上建立与国家和社会的良好关系，是高等教育的运作和管理获得成功的前提之一。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虽然一直被认为是大学制度最基本的特征，但世界各国政府对其干预、控制实际上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了保证大学功能的实现，各国政府还是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国家制度、文化传统设计不同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如英国早期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制度安排（1919-1989），既“保证了大学既可以光明正大地接受政府的财政资助，又能够名正言顺地抵制政府的强权干预”，近年来，虽然英国政府不断加强对大学的干预，但仍然在寻找和保持干预与尊重大学自治之间的平衡点；就美国大学而言，它们在继承中古大学学者行会自治传统基础上，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创立了阻隔政府对大学的直接干预的“法人——董事会制度结构”，保障大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创立终身教职等制度，避免对学术自由的干扰和威胁，最大限度地保障大学自治和研究高深学问的自由。也就是说，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应该是常态，它是源于大学生产高深知识的根本需要。正是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追求、向往与制度创设，才使得西方大学久盛不衰。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经验表明，办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性制度保障，也是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对我国大学而言，如何在现有的社会制度结构、文化传统下创造性地构建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将是中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自治、自由是以自律为前提的，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由意志的自律。同时，自由也应有一定的限度，如《德国基本法》（1949）规定，艺术与科学、研究和教学是自由的，教学自由不能免除对宪法的忠诚。
（二）后发外生型国家大学通过创新性模仿创造了超越老大学的奇迹
现代大学起源于意大利，11世纪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由意大利到法国、英国，然后到德国，最后转到美国。20世纪以来，美国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目前在世界各类大学排行榜上位居前10位的大学中，除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两所英国大学之外，几乎全是美国的大学，美国的顶尖研究型大学也因此总是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世界一流”的样板。这些受国际社会普遍尊崇、集中全球智慧的大学是怎样成为一流的？走过什么样的道路？从历史上看，意大利、法国、英国曾经都是高等教育强国，比较而言，德国、美国则是高等教育的后发国家，后者都曾经历过对前者的学习、模仿和借鉴，甚至还带有一定的依附性，但它们的崛起并不都是学习、模仿的结果，而是在此基础上的不断创新才实现了超越。
尽管11世纪就已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在19世纪以前，大学仅仅是教育和培训机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德国柏林大学建立后，在古典大学培养人才的基础上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将科学研究也视为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确立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奉行学术自由的原则，做到了将研究与教学相统一，使大学成为专心致力于真正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机构，形成了意义深远的洪堡大学观。它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享有“现代大学之母”的美誉，引领世界高等教育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以至于一些著名的古典大学也纷纷仿效。美国大学的强盛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曾经历过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直到二战以后才声名鹊起。具体来看，它起初也是模仿英国的大学，哈佛大学就是以英国式的本科生学院为蓝本，模仿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而建立的。就办学条件和学术水平来看，在19世纪后期，美国只有380所左右的大学和学院，学生数不足500人的有324所，教师数不足20名的有215所，总运转经费仅约4300万美元，整个国家物理学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支撑一个物理学期刊。柏林大学的成功为美国大学树立了榜样，学习德国办学模式一度成为美国大学的主流，他们向德国派遣大批留学生，据统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1万名美国青年和学者到德国大学学习，仅到柏林大学学习的就超过了5000名。在效仿英国大学培养博雅通达人才传统的基础上，美国又引进德国大学重研究、发展知识的理念，17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是重要标志，它在学习、模仿德国大学重科学研究理念的基础上又发展出自己的特征，如建立与经济、社会紧密相连的赠地学院，形成自身独特的高等教育体系，造就了美国大学的辉煌。
大学作为一个受到世界科学系统影响的国际性机构，在不同国家间传承与发展，模仿、移植是其基本的发展模式，阿什比甚至认为：“各国教育的发展，不是应否模仿的问题，而是模仿的效率的问题，有效的模仿就是合理的模仿。没有有效的模仿，就是不合理的模仿。”但“同样作为事实的是，大学具有深厚的民族传统，同时成为国情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大学是其共性要求与民族国家需要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阿什比所说的“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形成了不同民族国家乃至同一国家不同地区大学的个性和特色。可见，大学的模仿、移植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不断适应和开拓的过程。美国大学即是这种引进与开拓的典型，19世纪后半叶，它们引进德国大学办学理念与模式，将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另一项重要职能，在教学机构设置上把德国的科学研究和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同英国博雅教育模式相结合，开创性地在本科生学院基础上建立研究生院制度，这种制度被本·戴维认为是美国高等教育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虽然美国对德国大学进行了最有意识的模仿，最终却很少具有德国性。它们通过模仿改造大学，为的是适应自己民族的需要，同时也表明，大学的崛起无不与本土特色的大学理念创新密切相关，体现出大学发展的本土化逻辑。
反过来看，大学的发展不考虑国情地借鉴，不经批判地吸收，仅仅一味模仿，走依附性的发展道路，是难以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拉美诸国就是典型例证，19世纪初，拉美各国相继独立，它们虽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地位，但无论是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仍然处于依附状态，其大学发展采取“西天取经”的方式，以西方大学为模板，效仿宗主国大学模式，教育模式、管理体制几乎成为欧美大学的翻版。但其大学的发展却没有跟上西方的步伐，面对“中心”却越来越“边缘”，正如潘懋元教授所言：“综观拉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很难说其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因而拉美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仍处于边缘地位。”相对于先发国家大学，后发国家大学具有天然形成的后发优势，不可否认，学习、模仿是其赶超的重要手段，但如果丧失了独立自主意识和文化自觉，割裂与本国传统的血脉联系，忽略国情，被动地学习，无意识地效仿，是不可能建成富有本土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的，也难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三、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学习借鉴先进办学经验是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有力促进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应认识到，模式移植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起源上讲，世界大学有来自欧洲的共同历史渊源，有关大学的性质的一些基本设想、学习模式、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等，均具有共同的基础，它们的机构模式和准则也具有某种一致性。后发国家大学为少走弯路，节省探索成本，在发展模式上往往借鉴先发国家大学的经验，上文曾指出，这也是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的通例。美国大学曾经是英国、德国大学忠实的模仿者，最典型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它甚至被认为是建在美国的柏林大学。
中国大学也不例外，中国现代大学并非纵向继承，而是从西方横向移植的，属于后发外生型的。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甚至由西方人直接操办，是“西学东渐”“旁取泰西”的产物，在救国于危难之中得到不断发展。百余年来，它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西方先进经验的借鉴过程，19世纪末学的是日、德，上世纪20年代学美国，50年代对美国模式进行批判全面学苏，80年代以后，又转过头来学美国，几乎尝试过所有西方大学的发展经验，以此来建构和改革自己的大学制度。曾经留学德国的蔡元培先生在执掌北京大学之后，大量汲取德国柏林大学的办学治校理念，以此来改革北京大学，对整个中国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还应继续秉持开放的态度，积极吸收国际上一流大学先进的办学经验和经典理念，在现有的国家制度、文化环境下，创新有利于知识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大学治理制度，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要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赋予大学的各项权利，主要是办学自主权和适度的学术自主权，为学术发展与繁荣创造应有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大学也要提高自身的自律意识与自律能力，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行使各项权力，严格按照大学规律办校治学育人，主动承担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自觉地防止权力的失范与滥用。正如眭依凡教授指出的，作为科学象征的大学必须要有高度的自律意识与能力，决不能把自己的知识使命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对立起来。从国际范围来看，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程度与大学的优异度存在着正相关。也即大学越优秀，其自治权与其他大学比起来就更多、更大，教授、学生所享受的学术自由度也越高。因此，我国应对大学实行分类管理，对于管理规范、学术水平强、自律程度高、以建设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大学，应给予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和较大的学术自由空间；在管理方式上，像西方大学董事会那样只起引导和促进作用，不作过多的直接管理。
（二）由学习借鉴而创新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有的路向
大学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环境，这两种因素对一国大学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作用。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在移植和借鉴他国大学先进办学经验时，不可食而不化，整个学步他人，必须服一方水土，要在分析上述两种因素后审慎做出抉择。既不忽视大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不无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环境。在中国近代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史上，曾经全盘否定中国书院教育传统，照抄西方模式，模仿和移植贯彻始终，走了一条完全模仿西方大学模式的道路，致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血脉未能得到传承和发展；而现如今，人们在谈论世界一流大学时，又言必称美国，完全忽略了中国大学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中国一批大学经历世纪沧桑，陆续迈入百年老校的门槛，积累了丰厚的办学经验，目前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应立足于中国的国家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基础和高等教育体制结构，探寻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发展之路。既取西方一流大学之长，又传承中国大学办学经验之精华，不断开拓创新，生发出适宜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制度机制。正如哈罗德·珀金所指出的：“自12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自己声称是建立于1088年——笔者注）和法国以来到移植到整个非欧洲世界为止，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以说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自身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实相符来保持自己的活力。”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只能扎根中国大地办学。学习不是简单的模仿与照搬，而是植根本土文化的“再造”。创造性模仿也不是人云亦云，而是通过模仿经由再创造，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实现超越，由本土走向世界。实际上，如今的中国大学已经渐渐走出一条与西方大学不同的发展道路，它既不是“欧洲大学的凯旋”，亦非美国大学模式的翻版。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重点大学制度、“211工程”“985工程”“2011协同创新计划”和“双一流建设”等政策对大学进行了规划建设，应该说，发展势头迅猛，成效显著，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和独特的发展道路。在管理体制上，坚持党对大学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以国家意志对一流大学建设进行重点规划，集中国家资源强力支持，表现出了政府主导和大学自主、学术自治的有机结合，体现出学术人员与行政人员的共同治理；在发展思路上，不仅重点推进一流大学建设，还注重全国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合理区域布局，均衡配置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重点发展的同时兼顾高等教育公平，同时秉持开放办学的理念，重视与国际高等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在学术治理模式上，与西方国家大学相对松散的学术治理模式不同，我国更强调集中统一，注重“政治正确”与“学术卓越”的有机融合；在知识观上，与西方国家大学知识中立不同，强调知识的发展与知识的道德教化的紧密联系；在人才培养上，强调教育的政治目的，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价值性与知识性相统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等等。这些经验不仅是我国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宝贵财富，也为国际社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初步探索出了一种可能的“中国道路”。
（三）由促进本国发展进而影响世界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具有全球的视野，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大学，更是解决所在国家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并将其推向世界前列的大学。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贴近中国发展的现实需求，围绕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作出创造性、引领性贡献，既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也是根本目的。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这为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条件和实践平台。在科技领域，虽然我国科技创新已经取得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成就，但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仅仅少数领域处于领跑、并跑阶段，绝大多数领域还是以跟跑为主。这表明我们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消除这些差距不仅是国家研究机构和企业界的责任，更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应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因为技术的发展注定离不开科学的指引，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低，技术必定不会走得久远。在社会领域中，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还会出现许多前所未有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譬如中国在国际化过程中如何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等，也需要大学在理论上加以研究、给予回答，从而在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大学发展。
从国际上看，柏林大学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建立的，其诞生就肩负着救国兴国的历史重任。1806年10月，德国在耶拿战役中遭遇惨败，整个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德国其有识之士在为灾难深重的国家寻求一条强国之路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教育，柏林大学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在洪堡等教育家的新大学理念治理下，19世纪中期柏林大学就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和众多学子向往的圣地，独领风骚近百年。科技与教育的繁荣带来了国力的强盛，德国也因此成为欧洲强国。德国模式也成为其他一些国家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样板。纵观高等教育史，大学乃国之重器，大学发展同国家发展相辅相成，所有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如英国的科技强盛离不开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的世界地位离不开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这印证了洪堡的“大学始终是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相联的”观点，也表明大学只有为国家和社会服务，才能够体现其巨大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四、如何处理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的关系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要处理好中国道路与世界大学发展普遍规律的关系，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道路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人类大学发展经验的传承与创新、丰富与发展。
（一）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道路要学习借鉴全人类优秀办学成果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这也是大学发展史上一再证明了的。虽然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但也不能将其绝对化，它是特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大学作为人类近千年的文化遗产，积淀整个人类的思想精华，而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独创的，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体现了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具有超越时空、超越民族的普遍性。我们不能怀着极度狭隘心理，带着某种偏见和陈见，盲目排外，对域外先进经验视而不见。如果我们过于强调中国独有的，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固守既有的利益格局，成为拒绝批判性汲取大学建设与发展的人类共同经验的借口。不汲取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的大学办学经验，不将这些经验与本国大学发展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中国大学难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大学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从事相同的事业，遵循着某种共同的发展规律。过去，我们曾经过于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斥西方，拒绝比较，陷入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其结果走向了固步自封。最典型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按大学规律办学，我国高等教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教训是深刻的。特别是在当下全球化浪潮出现一些逆流之际，面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挑战，我们更应坚持开放办学的理念，以全球视野主动消融那种浓厚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造成的人为隔离，同时，也不搞简单的搞拿来主义、全面移植，而是要以我为主，认真鉴别，创造性地吸收，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在开放中交流互鉴，在包容中创新发展。
中国大学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独有的，但我们也要理性地认识到，中国独有的大学发展道路并非完美无瑕，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长期深受诟病的行政化办学、办学自主权缺乏、科学评价机制偏颇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根据世界大学办学规律的共性要求和“‘中国道路’所显示出的整体轨迹，判定哪些地方和环节是该坚持和完善的，哪些地方和环节是该否定或‘纠偏’的，哪些地方和环节是该修补的，哪些地方和环节是该增添的，从而正确构筑继续走的道路”。具体来说，就是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宽阔的胸怀、更加包容的姿态，大胆借鉴和吸收世界大学优秀办学经验，通过观念引进、模式借鉴与自身思想、理念和制度改革与创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和治理机制，焕发大学的生机活力，使中国研究型大学跨入世界一流的行列。
（二）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道路是对世界大学办学经验的丰富和发展
如果忽视文化差异，对西方大学亦步亦趋、盲目照搬，一切唯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大学的一方水土，这同样是有问题的。纵观西方各国大学的发展，它们根据本国的国情，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成就了本国大学的辉煌。尽管有些国际经验看上去是具有普遍性的，但对于这些经验吸收和消化却总是个体的和特殊的，经验应当有取有舍。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英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对德国大学的模仿是有高度选择的。从外部世界看，西方大学表面上似乎只有一种模式，实际上，这一模式却大相径庭，各具特色。因此，我们应既不盲目排外也不生搬硬套，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一流大学建设与世界其他高等教育强国在国家制度、文化传统、发展基础和大学管理体制结构等方面不同的外部环境，根据自己特殊国情，坚持走自己的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就要求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国家的整体制度结构中创建并完善具有本国特色的大学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提高大学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为国家培养具有本土情怀、能够担当民族大任的栋梁之才，这是对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要求。同时，也要胸怀世界，开放包容，吸收世界各地最优秀的教师和学子，研究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回应人类社会共同关切上有所作为，培养有能力参与全球治理、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领袖人才，主动担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发展的使命和责任。这种远大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一流大学应有的担当，这样的一流大学才会享誉全球，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经验也才能成为国际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共同体大学发展的共同财富。
综上所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国大学应根据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故步自封，牢牢把握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要素，在借鉴吸收世界一流大学先进办学经验的基础上，从国情出发，既扎根中国大地，又全球与民族有机融合，改革大学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激发知识创新活力，探寻一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道路。
往期回顾：
袁利平，靳一诺|世界一流大学的演进特征及其生成机理冯惠敏，朱秋月|“一流本科”建设中的高校公共基础课课堂变革审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