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于学校
©
ECHO
洞见 X 教育建筑
当我们谈起建筑时，似乎很少去关注那些存在于身边的学校。在我们单一且刻板的印象中，学校大多是模块化的空间，犹如一个又一个封闭式的“盒子”，承载了我们由幼年至成人的关键人生阶段。然而，这些容易被人们忽视掉的教育建筑，往往是在动用大量社会资源的基础之上被建设出来的。一间学校，它不仅是孩童们的成长之地，更是一个社会“计之深远”的浓厚缩影。
深圳福田新沙小学，2021年，一十一建筑 ©ACF
教育，可能始于一棵树，和一群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追溯“教育”和“学校”的源起时，我们会在诸多史料中看到一种近似于“孔子树下讲学”、“菩提悟道”的描述。美国建筑大师路易斯·康（Louis Isadore Kahn）将其概括为：“一个人坐在一棵树下，他与一群人共同学习、讨论着他的知识，这便是学校的雏形。”
“学校”一词在诞生之初，便涵盖了学生、老师、以及他们所共同生活的空间环境，这三者之间复杂且微妙的关系。从简单的“一树一群人”，到由多类别建筑体组成的复合型公共空间，在教育建筑形式不断演变的背后，往往凝聚了一个社会教育思想和时代精神的历史更迭。
《孔子杏坛讲学图》，明代，吴彬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的稷下学宫，以巍峨的学宫建筑，将“数百千”来自诸子百家的弟子们聚集到临淄城下。
由此，教育开始摆脱“学在官府”的封闭环境。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宏大的校舍，高门宽大的学堂。无论出身，学生均可自由来学宫寻师求学，老师也可以在学宫招生讲学，更开阔自由的空间环境，以及配套严密的治学律令，让教育打破了阶层的界限，从而走向更具有社会性的公共教育。
稷下学宫（资料） ©名人雅阁
而在西方，创立于公元前5~前4世纪的柏拉图学园尽管在治学理念上与倡导“经世致用”的稷下学宫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其流通开放的治学环境，对各种人才的兼容并包，以及强烈的政治属性，都与稷下学宫一样象征着教育思想的时代跃进。自此，两者都影响了东西方千年以来的社会思想。
《雅典学院》，拉斐尔，描绘了柏拉图所创办的学园 ©灵感家
教育向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延伸，让学校不再单单是一个遮蔽物，而是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需求，不断丰富成一个越来越具功能性的综合场所。
柏拉图学院 © INS@magical_greece_travel
到近现代时，一个标准化的学校已然包含了文化、居住、餐饮、体育、环境等各种建筑类型。从中小学到大学，学生生活中的大半时间都发生在校园之内。除了常规意义上教育学习，各种多元化的活动和师生间、学生间的互相交流等，都让学校像足了一个微型社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这一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现代教育口号。
包豪斯校舍，1926年 by Walter Gropius and Adolf Meyer
但我们会发现，这些强调实用主义的传统校园建筑大多是从管理者视角出发而建造。一个又一个的封闭式长方形空间构成的教学楼为主体，配套的餐厅、体育、图书馆等建筑功能性也极为单一，各个功能空间之间彼此割裂，一切似乎都想要将学生“困在教室中”接受教育。规整而体量化的空间设计虽然会带来管理上的高效和安全，却也在潜移默化中固化了老师和学生的思维。
50年代苏联课堂 ©看得见的历史/搜狐
80年代教室上课的孩子们和老师 ©魅力老照片/凤凰新闻
哈佛大学建筑教育学院教授兼建筑师弗兰克·洛克（Frank locker）就曾多次猛烈抨击过这种僵化刻板的现代学校设计。在他看来，如今的教育建筑正是通过不断复制“监狱”的模式，而使得自20世纪以来的现代教育陷入一种垄断性衰败，深陷其中的老师和学生们的思维、兴趣和能力等多方面也因此被限制。
同时，21世纪以来的信息技术浪潮，也让知识的传播变得更自由，学生可以不再拘于时间、地点的限制，只要愿意就能通过多种渠道收获海量知识。当老师和学校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时，全球传统教育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与危机。
而如何突破这种模式和思维上的僵化，恰恰是频繁强调”素质教育“的当下所汲取面临的核心问题。
© INS@Valery_architecture
一个好的学校不应该只有向内的单调秩序，而应当建立起内部空间与外部世界的多重联系。以此实现孩子从学习经验的积累，到自我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养成。这种对学生“精神性”的呼吁，则是“素质教育”的意义所在。2022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Diébédo Francis Kéré），在自己多次的学校建筑实践中思考了一种“以学生为主体”设计思维下学校形态。
甘多小学，2004年获得了阿迦汗建筑奖 ©Francis Kéré
尽管他的家乡布基纳法索甘多属于贫困的第三世界，但凯雷将“人文性”和“本土性”代入到学校设计中。从甘多小学到Lycée Schorge中学，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营造出开放且安全的灵活性空间，都让孩子和学生们能暂时摆脱第三世界的不安感。宜人的空间尺度和当地文脉的融入，反而重新建立起孩子们对乡土的情感和精神连接，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Lycée Schorge中学,2017年 ©Francis Kéré
在许多建筑师看来，教育建筑最理想的状态是随着时间和环境而“自然生长”出来的，犹如一棵树上蔓延出的枝干，各建筑、空间都能与原生场域产生紧密的联系。这便使得学校也具有了如城市生活一般的开放属性。
瑞典Tiunda 学校，2018年，C.F. Møller Architects
©Mark Hadden、©Anton Alvarez
以瑞典Tiunda 学校为代表，除了主体教学建筑外，更广阔的公共空间由广场、主楼梯体育馆、课外俱乐部和几个共享的学习场所构成，灵活而开放的设计，在为孩子们塑造出更舒适、多元的学习环境之时，也着重激发了孩子们的社交兴趣，从而以培养他们的社区意识和自豪感。这种对学校“社区性”的强调，不仅创造性地营造出通透度、互动性和空间尺度等方面高度多元化的学习场所，还带动了当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瑞典Tiunda 学校，2018年，C.F. Møller Architects
©Mark Hadden、©Jenny Nolstam
与其他国家地区有所不同，如今我国较多城镇的教育建筑在重视“人文性”和“社交性”的同时还面临着高密度人口与有限建筑用地间矛盾的特殊情况。伴随着始于20世纪末的中国都市化浪潮，中国城市不断面临着巨大的新增人口与就学压力。据预估，截至2050年我国的中小学生人数或将高达6亿。高密度的人口压力，以及2021年中小学“双减”政策的出台都在迫使校园需要营造出一种更合理、灵活的教育环境。
2018年，深圳市推动了“新校园行动计划”。相较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最小的土地面积以及急速增长的人口带来的巨大学位缺口，让深圳急需建造多所“高密度”中小学。参与项目的建筑设计们，打破了传统校园空间的僵化格局，转而以线型建筑为主，更注重各个空间的“联接”和“流动”。当线型建筑串联起各个公共建筑体时，学生们能充分利用起每一处校园空间。同时，灵活的空间功能也让城市有限的土地被最大程度利用。
深圳福田新沙小学，2021年，一十一建筑 ©张超、©ACF
为了化解高密度带来的重复和压迫感，像是深圳坪山锦龙学校等许多新校园在设计时往往会通过立体花园、多层通廊和趣味色彩等方式，让面积有限的校园空间富有更多活力，进而激发孩子们随时随地学习的自主和创造性。
深圳坪山锦龙小学，2020年，Crossboundaries ©吴清山
当整个学校处处可以学习时，孩子们更愿意通过融入社区去自我学习和成长。一如义乌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对“社区性”和“多元化”的反复强调，整个校园环境从空间结构、人文自然等角度出发，将建筑、室内和景观融合在一起，达到一种“浸润式”的教学空间体验，进而在空间中感知自我，逐渐实现一种具有公众意义的自我养成。这种对个体潜能的激发，正是现代教育建筑的关键意义。
义乌新世纪外国语学校，2018年，零壹城市建筑事务所
©吴清山
除此之外，新的时代诉求也让教育建筑需要具有“可持续性”视野。无论是像深圳市坪山区东部湾实验学校于钢筋森林中所构建的“更可达，更友好的田园体系”，还是上星学校“城市共享意识”下对整个城市区域性发展的高质量推动，学校正承担着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具人文内核的责任。
将城市景观引入学校
深圳市坪山区东部湾实验学校
2021年，申都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白羽
高密度城市生活下的学校
深圳市宝安区上星学校
2016~2020年，深圳市第伍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超
©编辑部的话
当学校设计回归“以学生为导向”时，教育建筑的意义便不再仅限于单一的教学任务，而是伴随着网络化和社区化等多元发展趋势，赋予空间育人的概念。丘吉尔（Churchill）曾强这样调过建筑之于人的教育意义：“我们塑造建筑，建筑塑造我们。”
©
撰文 | 张羽
平面设计 | 王津 排版 | 申强
监制 | JAY
图片来源 | gooood、网络
新媒体运营 | JEAN
品牌运营 | 子溪、侯雨
往期精彩回顾
深度直播丨世界等待重启，第60届米兰国际家具展盛大回归！
回响文字坊丨文字建筑心灵
不要再用防疫伤害老人
©
扫码添加回响之外编辑部官方微信
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