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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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生于1929年4月1日。众所周知，这一天是愚人节。昆德拉说：“我出生于4月1日。这在形而上层面并非毫无影响。”
昆德拉的所有小说，几乎都与玩笑、悖论有关，最后一部小说干脆叫做《庆祝无意义》。在这部小说里，昆德拉借人物之口说：“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昆德拉本人的思想，因为在一次访谈中，他说过：“生活是一个陷阱，这一点，人们早就知道了：人生下来，没有人问他愿不愿意；他被关进一个并非自己选择的身体之中，而且注定要死亡。”
这就是昆德拉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远看像一些精致的谜语，近看则是令人头晕目眩的深渊。昆德拉总是喜欢扯掉世界表面的包装纸，将现代人真实的生存境况呈现在我们面前。以通俗的眼光来看，这似乎不是小说家的任务，但在他看来，这是唯有小说家可以完成的使命。昆德拉的玩笑，是深沉的玩笑，悲哀的玩笑。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昆德拉的出生地是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省的首府布尔诺。这是一个1918年才诞生的国家，在此之前，摩拉维亚都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奥匈帝国而起，但是战争结束时，这个有古老渊源的帝国烟消云散，在中欧大地上留下一堆碎片。
米兰·昆德拉的出生地布尔诺 ©Sanga /Adobe Stock/图虫创意
历史将会证明，夹在德国与俄国之间这个权力真空地带，将给当地人带来怎样的厄运。但当时的人们意识不到这些，“他们根本不知道战后奥匈帝国的衰落意味着什么！一片兴高采烈！到处是歌曲，到处是旗帜！”
直到多年以后，祖国和个人的命运已经清晰，昆德拉在《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一文中设想，假如奥匈帝国不曾消失，或许历史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因为不满意，欧洲中部的其他国家导致帝国在1918年分裂，却没有意识到它尽管有缺点，却是不可取代的。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中部变为一个由弱小国家组成的地域，其脆弱促成了希特勒最初的征服，也让斯大林取得了最终胜利。”
终其一生，昆德拉都带有强烈的命运不能自主的中欧人意识。从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来看，相对于西欧，中欧是后发地区，可是在整个20世纪，中欧却承受了从一战、二战到冷战等一连串巨变，与随之而来的痛苦与幻灭。
昆德拉欣赏的其他一些现代小说家，也来自中欧，这并非偶然。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写道：“在卡夫卡、哈谢克、穆齐尔、布洛赫等人的小说中，魔鬼来自外部世界，即人们称为历史的东西；这一历史已不再像冒险家的列车；它变得非个人，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它。”昆德拉说，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这一批伟大的中欧小说家看见、触及并抓住了现代的那些终极悖论。他显然把自己当作这批人的继承者、接力者。
1973年《生活在别处》获得法国美第奇最佳外国小说奖。昆德拉到巴黎领奖。两年后他和妻子离开捷克，定居巴黎。
昆德拉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他认同的是现代性，但他认为现代世界的发展背离了现代性。所以，只有“反现代”，才能抵达现代性。
在作品中，昆德拉不厌其烦地谈论政治，但在现实中，他对所有政治行为都保持着警惕。他不轻易站在任何一边。因为他发现，不管是在捷克还是在西方，现代社会都发展成了一种诅咒。“现代世界如同迷宫，人们在其中迷失。”这让他与每一种主流都格格不入。
1981年7月3日，米兰·昆德拉（中）与法国作家让-皮埃尔·费伊（左）在法国巴黎
随着时间的推进，人们已经逐渐理解昆德拉担心的究竟是什么。比如昆德拉早在1984年，就针对传媒的危害性提出警告：“传媒的精神与文化的精神是相悖的，至少对现代欧洲所认可的文化是如此：文化基于个人，而传媒导向单一化；文化照亮事物的复杂性，而传媒使事物简单化；文化只是一种长久的拷问，传媒则快速回答一切；文化是记忆的守护神，传媒则是时下新闻的追逐者。”
1990年代之后，互联网在全世界大行其道，起初曾激起“世界是平的”之类的天真乐观心态，而现在人们对互联网已经越来越厌倦、沮丧。在这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昆德拉所称的“现代的与敌合作者”，已经发展成人们习以为常的数字蝗虫大军。那是昆德拉在1986年的说法：“人们意识到人的行动具有一种与敌合作的特征。凡是称颂大众传媒的喧嚣、广告的愚蠢微笑、对大自然的遗忘、被提升至美德的泄密行为的人，应该一律称之为’现代的与敌人合作者’。”
让我们记住昆德拉对于文化的界定：基于个人，照亮事物的复杂性，长久的拷问，记忆的守护神。当我们的心智在信息泥潭中趋于浑沌之时，可以凭此辨别敌友。
“黄孩子”奥特考特创造的漫画主人公，也是“黄色新闻”一词的来源，互联网浪潮下“新黄色新闻”正在透过媒介粗暴的干涉我们的生活。
昆德拉去世之后，每一个撰写悼念文章的人，都可能在内心面临一个共同的质问：自己对昆德拉的书写，会不会也是一种媚俗？
德语词Kitsch，中文通行翻译为媚俗，是昆德拉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关键词之一。“媚俗”这个词不是昆德拉的发明，起初用来形容一种廉价的、模仿的艺术形式，赫尔曼·布洛赫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引入了“媚俗人”的概念。不过我们可以说，“媚俗”经由昆德拉的使用，而成为描述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一个概念。
米兰·昆德拉和他的绘画作品 © ICphoto
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给“媚俗”做了一个定义：“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引申意义讲，媚俗是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编辑了一部由67个自己小说的关键词组成的词典，“媚俗”是其中之一。在这里，昆德拉进一步解释说：“媚俗者(kitschmensch)的媚俗需求，就是在美化的谎言之镜中照自己，并带着一种激动的满足感从镜中认出自己。”
我们可以花一些精力，学会辨认媚俗的各种表现形式。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个人要想终其一生，站在媚俗的对立面，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寻找米兰昆德拉》 [法] 阿丽亚娜·舍曼 “我们不断和他在作品中相遇，却不敢走近他” ©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既然生活本就是一个陷阱，人人都有自己的软肋，都有自己不愿意直面的苦涩，那么扎进人群一起流下感动的眼泪，就是一种永恒的诱惑。
昆德拉一生中有许多引发争议的行为，其中大多数应该被视作与媚俗的对抗，毕竟他说过，自己最大的敌人不是某种意识形态，而是媚俗。与媚俗的战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与自己为敌。
昆德拉写道，“谁也无法完全摆脱媚俗。不管媚俗会引起我们怎样的鄙视，媚俗属于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
会不会有人天然与媚俗绝缘？不可能。因为媚俗的真正作用是：“媚俗是遮盖死亡的一道屏风。”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死亡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世界中消失。不管在哪一种传统社会，死亡都是一道日常景观，人们通过参与仪式来体验死亡，练习与死亡相处。但现代社会把死亡当成一种意外，一种似乎可以永远往后推迟的不幸事件。
然而，当死亡被遮盖，生命也会被遮盖。媚俗者回避痛苦与孤独，拥抱的却只能是生命的假象。现代人终日劳碌，希望将死亡驱逐，最终却失去了生之意趣。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如果你想生，那么就先面对死。在生活中，我们必须给死亡安排一个座椅，才能重拾生命本初的欢欣。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有一段话说：“在被遗忘之前，我们将变为媚俗。媚俗，是存在与遗忘之间的连接站。”我们会被谁遗忘？当然是被我们自己。
根据米兰 · 昆德拉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剧照
昆德拉说：“我深深渴望的唯一东西就是清醒、觉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找到了他。”昆德拉以最大的严肃性对待小说。小说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堡垒。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将欧洲小说的进程描述成一部与现实欧洲齐头并进的历史。
在现实中，“科学的飞速发展很快将人类推入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之中。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专业化、理性化不断推进的结果，用哲学家海德格尔那句著名的话来总结，就是“对存在的遗忘”。
上海译文出版社米兰·昆德拉系列图书
在现代世界诞生的初期，人被抬升为“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可是到最后，人却沦为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历史力量的掌中物。“上帝死了”，人却并没有如愿获得自由，人成为各种力量口头称许的新的至尊，但人具体的存在，人的“生活世界”却失去了价值与意义。
但是就在现代世界开始的时候，“堂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变得认不出来了。”世界的根本变化在于，“唯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真理”。
昆德拉认为，塞万提斯开启了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这种艺术就是小说。在人类逐渐变得强大而盲目的几个世纪里，一代代小说家持之以恒地探究着“被遗忘了的存在”。
塞万提斯《唐吉坷德》的插画
昆德拉提供了一种新颖而深刻的历史观。他的意思是说，现实的欧洲，由技术、政治、思想乃至战争驱动的现代欧洲，在征服世界和相互杀戮的过程中，把人的根、人的魂弄丢了。而一贯被当作消遣和无用之物的小说，则在默默进行着为人类招魂的大业。
不同时代、不同大师的小说，探索存在的不同维度。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小说探讨什么是冒险；在塞缪尔·理查逊那里，小说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展示感情的隐秘生活；在巴尔扎克那里，小说发现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在福楼拜那里，小说探索日常生活的土壤；在托尔斯泰那里，小说探寻在人作出的决定和人的行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
小说还探索时间，马塞尔·普鲁斯特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詹姆斯·乔伊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等等。
“建筑作家”系列，意大利建筑插画家Federico Babina为米兰昆德拉制作的独一无二的“建筑肖像”。
昆德拉说，现代人处于一个“简化的漩涡”之中，“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是啃噬着人类的生活……人的生活被简化为他的社会职责；一个民族的历史被简化为几个事件，而这几个事件又被简化为具有明显倾向性的阐释”。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而且很容易验证。
总有人告诉我们，你可以“多快好省”地干这干那，你可以一分钟看完一部伟大的经典，你可以用几张精致的照片代替艰苦的旅行。
现实世界不断被简化的蛀虫啃噬，小说则负责保卫复杂。在昆德拉看来，从现代的初期开始，小说就一直忠诚地陪伴着人类。小说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通过这些努力，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
捷克布拉格，一名男子在米兰·昆德拉的吊唁簿上签名 ©视觉中国
对于人类社会的走向，昆德拉时常发表悲观论调，比如他说：“一段时间以来，小溪、夜莺、草地中的小径已经在人的头脑中消失了……当大自然明天在地球上消失时，谁还能觉察到……伟大的诗人今安在？……终结，并非世界末日式的爆炸。也许再没有比终结更安宁的了。”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昆德拉从来没有放弃小说，没有放弃小说的使命。昆德拉始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是，勘察人的存在状况，拓展人的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给他贴上悲观主义者的标签。我们更应该把他看作一位孤军奋战的勇士。
博览会宫 Veletržní palác，建于1928年，原本是昆德拉故乡国际贸易展览会的场馆。1996年，这座巨大而威严的实用主义建筑成为国家美术馆的新馆。展览着凡·高、毕加索、克里姆特、穆夏以及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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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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