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生育意愿低、生育成本过高，人口问题何解？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中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开始持续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已经是连续第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不到2016年的一半，用出生人口塌陷来形容现在的人口形势一点也不夸张。2023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左右，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生育成本过高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负面因素之一。
近日，梁建章、黄文政、何亚福等组成的育娲专家团队发布了《2024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报告主要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来重新估算各种育儿费用，并重点更新了有关女性生育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报告研究表明，养育孩子会导致女性有报酬工作时间的减少，主要发生在孩子4岁前。养育孩子会显著减少母亲的闲暇时间，同时也会减少父亲的闲暇时间。生育孩子还会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由于生育成本过高、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报告研究指出，生育成本过高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负面因素之一。为此，全国层面亟需尽快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引进外国保姆、推广混合办公、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允许辅助生育技术以及高考和学制改革等。
以下为《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原文，经多鲸编辑删。
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538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0391 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632 元。
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估算全国家庭孩子 0-17 岁的平均养育成本
说明：
在本报告中，0-2 岁是指 0 岁至不满 3 周岁；
3-5 岁是指 3 周岁至不满 6 周岁，对应幼儿园阶段；
6-14 岁是指 6 周岁至不满 15 周岁，对应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15-17 岁是指 15 周岁至不满 18 周岁，对应高中阶段；
18-21 岁是指 18 周岁至不满 22 周岁，对应大学本科阶段。
养育成本包括如下两大部分：
一是消费性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两大类。教育支出包括保姆费、托儿费、学杂费、教材、参考书、课外书费，教育软件费，学习所用交通费，择校费，在校伙食住宿费，课外辅导费，以及其他教育费用。非教育支出包括食品支出、衣物支出、居住支出、日用品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讯支出、娱乐支出。
二是非消费性支出，包括保险支出、人情往来支出、捐款等。
消费性支出是养育成本的主要部分，非消费性支出只占养育成本的很小一部分。本报告估算的养育成本主要是指消费性支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育娲人口
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17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538312 元，即约 53.8 万元。
3、估算大学期间的养育成本
虽然中国法律规定 18 岁是成年年龄，父母没有义务抚养已满 18 岁的子女，但实际上大多数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仍然依靠父母支付，所以还需要估算大学四年的养育成本。
公立大学的学费随专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为每学年 5000-8000 元，个别专业（例如艺术、音乐表演等专业）每学年 8000 到 10000 元。民办大学的学费一般为每学年 1.2 万-2 万元。住宿费每学年 1000-2000 元左右。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平均每学年学费按 1 万元计算，住宿费按每年 1500 元计算，生活费按每月 2000 元计算，则大学本科期间每年的养育成本为：10000+1500+24000=35500 元，四年共 142000 元。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 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680312 元，即约 68 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是平均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实际上，城市孩子的养育成本高于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高收入家庭孩子的养育成本高于低收入家庭的养育成本。所以，还需要分别估算城市居民、农村居民、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养育成本。
4、估算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平均养育成本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123.85%，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67.78%。
按照上述比例估算，0-17 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666699 元，即约 66.7 万元；0-17 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364868 元，即约 36.5 万元。
至于大学四年的养育成本，无论是城镇孩子还是农村孩子，学费和住宿费是一样的，区别主要是生活费。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5、估算 31 省份的平均养育成本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3》表 6-20《分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2022 年北京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42683 元，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174%；上海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46045 元，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188%，依此类推，可以得到全国 31 省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比。
如果 31 省份居民的养育成本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也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相同，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31 省份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如表 5：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从表 5 可以看出，上海和北京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为 101 万元和 93.6 万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 34.9 万元，青海省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 37.9 万元。
6、估算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养育成本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3》的数据，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6883 元；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如下：
20%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601 元
20%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9303 元
20%中间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0598 元
20%中间偏上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7397 元
20%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90116 元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7、估算城镇和农村一孩、二孩、三孩的养育成本
上述估算是假设男孩与女孩的养育成本相同，并且没有区分孩次。实际上，不同孩次的养育成本是不同的。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调查报告，独生子女的养育成本比二孩家庭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高 27%，而三孩及以上家庭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比二孩家庭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低 24%。也就是说，如果独生子女的养育成本是 1，那么二孩家庭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是 0.7874，三孩及以上家庭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是 0.5984。
中国城镇和农村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如表 7 所示：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8、养育孩子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8.1 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种类
前面估算了养育孩子成本的直接费用，事实上，育龄家庭养育孩子，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包括：
1）休产假。根据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 98 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 天；难产的，增加产假 15 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 1 个婴儿，增加产假 15 天。最近各省份修订的新计生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多数省份的产假延长到 158 天），并新增育儿假。虽然延长产假有助于让女性有更多时间照看孩子，有利于家庭育儿，但如果延长产假带来的成本全部由企业负担，必然会导致企业尽量避免招聘育龄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2）看护孩子和接送孩子的时间。孩子在 3 岁以下都是要有人照料的，这 3 年都是时间成本，如果雇佣保姆或月嫂照料孩子，或者把 3 岁以下的孩子送去托儿所，可以减少时间成本，但要增加费用成本；而且，目前中国的托儿所严重不足。3-5 岁的孩子一般都送去幼儿园，可以减少家长的时间成本，不过接送孩子去幼儿园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6-11 岁的孩子上小学，一般也需要家长接送。如果学校的上学和放学时间与家长的上下班时间同步，那么接送孩子所花时间较少；如果时间不同步，接送孩子所花时间就较多。
3）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间。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后发现，从 2010 年到 2018 年的这近十年时间里，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从 3.67 个小时增加到了 5.88 个小时；初中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从 1.56 个小时增加到 3.03 个小时。
4）养育孩子也会导致女性做家务的时间增加，减少闲暇时间和有报酬的工作时间。根据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发表在 2018 年 7 月《妇女研究论丛》的论文《时间都去哪儿了?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中国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差异》，女性在生育子女以后，她们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会比未婚时减少2.811 小时，闲暇时间也要减少2.106 小时，而这些减少的时间几乎全部增加到了家务时间之中。
从机会成本来说，女职工休产假会导致女职工与职场脱节，如果产假时间过长，长时间的离岗可能会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响其返岗后的竞争力，这是女性养育孩子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
在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被动失去晋升机会，是职场婚育女性可能遇到的不公平待遇。还有一些职业女性在婚育后为了照顾孩子而放弃工作几年，但家庭主妇几年后再重新回归职场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她很可能已经与企业文化和工作岗位内容严重脱节了，几年后再就业时可能和职场新人的能力水平差不多，而同等条件下企业基于学习能力、社保缴费率等因素更愿意招聘职场新人。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俊及该院教授石人炳发表在 2021 年第 4 期《人口与经济》上的论文《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基于收入分层的视角》显示，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得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约6.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妻子的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而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在 2021 年 12 月发布调查数据显示，0-17 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分别占 76.1%、67.5%和 63.6%。在业女性工作日平均总劳动时间为 649 分钟，其中有酬劳动时间为 495 分钟；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搞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 154 分钟，约为男性的 2 倍。
目前中国家庭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她们很难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兼顾繁重的职场工作。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生育不够友好，女性生育孩子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过高，有些女性不得不放弃生育孩子，以换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机会。这也是中国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我们建议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推广在家办公、引进外籍保姆等政策措施，有助于减轻女性付出的时问成本和机会成本，详见本报告的第 13 节。
8.2 养育孩子导致有报酬工作时间减少
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何雨辰和於嘉的工作论文，基于 2010-2020 年 CFPS 的纵向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生育对男性和女性的时间分配有不同影响。中国妇女生孩子会导致家务劳动时间的增加，而用于工作、闲暇（娱乐）、睡眠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则会减少。但中国男性的有报酬工作时间在成为父亲后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具体来说，在孩子 0 岁至 3 岁时，女性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分别减少 15 小时、12.5 小时、5 小时、7 小时。在孩子 4 岁及以后，女性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逐渐恢复到生育前。详见下表：
数据来源：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何雨辰和於嘉的工作论文
女性照料孩子 0-4 岁减少的工作时间合计为 2106 小时。如果按每小时工资 30 元计算（2022 年富士康郑州工厂招工的时薪为 30 元），孩子在 4 岁时，女性减少的工作时间的成本为 63180 元，即约 6.3 万元。
研究还显示，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女性在孩子出生后第一年每周工作时间减少达到 20 小时，而大学学历及以上女性的每周工作时间只减少 10 小时，但高学历女性工作时间减少持续时间更长，不仅仅是在孩子 4 岁前。多项研究结果均显示，孩子在 3 岁及以下，女性工作时间减少幅度最大。
而根据杜凤莲等人的研究，一孩家庭母亲在孩子 0-6 岁时，平均每周减少的工作时间为 10.9 小时，详见下表：
数据来源：杜凤莲等《中国城镇家庭的育儿时间成本》
8.3 养育孩子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
养育孩子还会导致女性的长期工资收入下降。生育后，女性为了照顾家庭可能会选择能更方便照料孩子、但工资更低的岗位。
从上表可以看出，女性生育一个子女导致的工资率下降，张川川给出的工资率下降幅度最大，达到 76%；於嘉和谢宇给出的工资率下降幅度最小，只有 7%。许琪、贾男、申超三篇论文给出的数据相差不大，每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 17%左右。综合多篇论文数据，我们估计在中国每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 12%-17%，其中 12%的下限是同一篇论文里的控制其他变量以后的估算。此外，女性工资率下降的幅度，随数据年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国外许多有关母职工资惩罚的研究论文都得出统计显著的结论，生育孩子会导致母亲工资率下降，但下降的具体幅度，不同的研究结果给出的数据并不一致。
国外关于母职工资惩罚的研究结果列表如下：
综合国外多篇论文的研究结果，如果取中间数据，每生一个孩子，女性工资率下降 7%左右。而在中国，每生一个孩子，女性工资率下降 17%左右。因此，我们估计中国的母职工资惩罚程度可能比欧美国家更严重。
8.4 养育孩子导致闲暇时间减少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杜凤莲、赵云霞、钟森丽合写并发表在《劳动经济研究》2023 年第 3 期的论文《中国城镇家庭的育儿时间成本》，利用 2017 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 (CTUS) 数据研究育儿对父母时间配置的影响，估算家庭育儿时间成本。研究发现，养育孩子会显著减少母亲的闲暇时间。在一孩家庭中，孩子处于 0~6 岁、7~12 岁和 13~18 岁时，母亲每天闲暇时间分别减少 1.8 小时、1.1 小时、0.7 小时，每周闲暇时间分别减少 12.6 小时、7.7 小时、5.0 小时。对相应年龄段的二孩家庭,母亲每天的闲暇时间分别减少 2.0 小时、1.3 小时、1.2 小时，每周闲暇时间分别减少 14.0 小时、9.1 小时、8.6 小时，详见下表：
数据来源：杜凤莲等人的论文《中国城镇家庭的育儿时间成本》
按照上述数据，一孩家庭母亲在孩子 18 岁时，由于养育孩子而减少的闲暇时间总数达到 8564 小时，平均每周减少 8.7 小时；二孩家庭母亲在二孩 18 岁时，由于养育两个孩子而减少的闲暇时间总数达到 10651 小时，平均每周减少 10.8 小时。
养育孩子也会减少父亲的闲暇时间。在一孩家庭中，孩子处于 0~6 岁、7~12 岁和 13~18 岁时，父亲每天闲暇时间分别减少 1.3 小时、0.8 小时、0.4 小时，每周闲暇时间分别减少 8.8 小时、5.5 小时、2.8 小时。对相应年龄段的二孩家庭,父亲每天的闲暇时间分别减少 1.5 小时、1.1 小时、0.6 小时，每周闲暇时间分别减少 10.5 小时、7.5 小时、4.1 小时，详见下表：
数据来源：杜凤莲等人的论文《中国城镇家庭的育儿时间成本》
按照上述数据，一孩家庭父亲在孩子 18 岁时，由于养育孩子而减少的闲暇时间总数达到 5827 小时，平均每周减少 5.9 小时；二孩家庭父亲在二孩 18 岁时，由于养育两个孩子而减少的闲暇时间总数达到 8069 小时，平均每周减少 8.2 小时。
根据 Bruce Bradbury 在 2004 年 11 月发表在 Labor & Demography 的论文「Using Time-Use Data to Estimate the Full Costs of Children内卷」，在一孩、二孩、三孩家庭中，澳大利亚母亲每周减少的闲暇时间如下表：
数据来源：Bruce Bradbury 「Using Time-Use Data to Estimate the Full Costs of Children内卷」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孩家庭母亲在孩子为 3-4 岁时，减少的闲暇时间最多，每周减少 10.5 小时；二孩家庭母亲在二孩年龄为 0-2 岁时，减少的闲暇时间最多，每周减少 16.1 小时；三孩家庭母亲在三孩年龄为 0-2 岁时，减少的闲暇时间最多，每周减少 11.9 小时。为何三孩家庭母亲在三孩年龄为 0-2 岁时，减少的闲暇时间还不及二孩为 0-2 岁时？原因是，大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忙照料三孩，从而减轻母亲照料三孩的负担。
虽然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数据分年龄不完全相同，不过可以大致比较一下。杜凤莲等人的论文显示，中国一孩家庭在孩子 0-6 岁时，母亲每周减少的闲暇时间为 12.6 小时；二孩家庭在二孩 0-6 岁时，母亲每周减少的闲暇时间为 14 小时。可见，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一孩家庭母亲减少的闲暇时间更多，而二孩家庭母亲减少的闲暇时间与澳大利亚相差不大。
在一孩、二孩、三孩家庭中，澳大利亚父亲每周减少的闲暇时间如下表：
数据来源：Bruce Bradbury 「Using Time-Use Data to Estimate the Full Costs of Children内卷」
从上表可以看出，虽然总的来说，澳大利亚母亲减少的闲暇时间比父亲更多，但二孩家庭父亲在二孩为 5-11 岁时，减少的闲暇时间比母亲更多，可能是因为父亲要花更多的时间辅导和陪伴 5-11 岁的孩子。
9、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全国人均 GDP 为 85698 元人民币。按照本报告的估算，2022 年全国家庭 0-17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538312 元，这意味着，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刚年满 18 岁相当于人均 GDP 的 6.3 倍。按照本报告的定义，「0-17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内卷」与「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刚年满 18 岁内卷」是同义词。
表 16 是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刚年满 18 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由于表 16 的数据年份不完全一样，所以只能作为参考比较。从表 16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抚养成本仅相当于人均 GDP 的 2.08 倍，美国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 4.1 倍，而韩国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 7.79 倍。
中国的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 6.3 倍，在表 16 所列出的国家中，高于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现在韩国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2022 年生育率仅有 0.78。
注：由于数据来源所限，具体数据的年份不完全相同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总的来说，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倍数越高，意味着养育压力越大，因此生育率也往往越低，但也有例外。从表 16 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抚养成本仅相当于人均 GDP 的 2.1 倍，为何新加坡的生育率仅为 1.1 左右呢？因为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其实只是一个城市。2022 年中国的生育率为 1.05，但中国还有广大的农村地区，大城市的生育率远远低于农村地区，例如，2022 年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仅有 0.7。
10、理想子女数的国际比较
由于中国的养育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几乎是世界最高的，所以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表 17 所列出的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男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 2 个，而近十多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 2 个。
无论是 OECD 的数据还是中国的数据都显示，实际生育率是低于理想子女数的，这是因为，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 12%-18%），或错过了生育期。而且，对于城市工薪阶层来说，许多年轻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已感到压力山大，他们即使想生二胎，但考虑到生育成本过高，最终对生二胎望而却步。
11、中国结婚人数和结婚率连续多年下降
当今中国不但生育成本过高，而且结婚成本也过高（农村结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天价彩礼，城市结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高房价），这也是中国近年来结婚人数和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根据民政部数据，中国结婚登记对数从 2013 年的 1346.9 万对下降到 2022 年的 683.5 万对，九年间下降了一半左右。
在欧美国家，非婚生育的情况很普遍。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2019 年欧盟国家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平均是 41.3%。其中，法国的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高达 60.4%。但在中国，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很低，所以结婚登记人数下降必然对生育率有负面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在结婚登记数据中，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的数据是初婚人数，因为结婚登记人数中还包括部分再婚的老年人，由于老年人已过了生育期，对出生人口没有什么影响。我国初婚人数在 2013 年达到 2385.96 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2 年下降到 1051.756 万人，连续九年下降。
我国结婚登记人数近年来为何不断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年轻人数量下降。根据七普数据，2020 年 80 后（出生于 1980~1989 年，依此类推）存活人口有 2.15 亿，90 后存活人口有 1.78 亿，00 后存活人口只有 1.55 亿。
其次是由于结婚成本升高、工作压力大、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大幅提高等原因，当代年轻人结婚意愿普遍下降。
另外，由于我国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男多女少现象比较普遍，这也是导致近年来结婚登记人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 3490 万人，这 3000 多万人分布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12、建议出台减轻生育成本的政策
2023 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1.0 左右，处于世界最低之一。如果不能提升现在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将迅速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创新力和综合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 《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 ，如果没有出台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到 2050 年将减少到 11.7 亿，2100 年中国人口将降到 4.79 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 17%降至 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 0.9%。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 100 年内丧失殆尽。
自从 2021 年 5 月底三孩政策实施以来，全国已有多个地区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下面举几个例子：
例一，2021 年 7 月，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并详细解读攀枝花市《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其中，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 500 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 3 岁。
例二，2022 年 9 月，伊春市卫健委、财政局印发《伊春市育儿补贴金发放制度(试行)》提出，育儿补贴金的发放要求是夫妻双方均为伊春市户籍、在伊春市本地工作生活的城乡居民。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每孩每月发放 500 元育儿补贴金，按政策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家庭每孩每月发放 1000 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三周岁。
例三，2023 年 1 月，济南市委、市政府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提出，本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 202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 600 元育儿补贴，对其中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人员及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生育妇女每月加发 200 元育儿生活补贴，直至孩子 3 周岁。
例四，2023 年 8 月，杭州市卫健委发布《杭州市育儿补助实施办法（试行）》，根据这项政策，杭州市的生育补助分为孕产补助和育儿补助两类，采用一次性发放现金形式。孕产补助方面，怀孕（生育）二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0 元，怀孕（生育）三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 5000 元。育儿补助方面，生育二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 5000 元，生育三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00 元。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地方性的政策，而且力度远远不够，对于几十万到上百万的养育成本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实力给到实质性的养育负担的减轻。我们建议，全国层面尽快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
具体来说，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种：
1）现金和税收补贴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根据 OECD 的数据，2017 年部分发达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 GDP 的比重如下：英国 2.12%，法国 1.42%，瑞典 1.24%，德国 1.08%，日本 0.65%，韩国 0.15%，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 GDP 的比重远高于日韩，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韩的原因之一。
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具体制定补贴政策：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 1000 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 2000 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 18 岁或 20 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20%左右，每年多生 200 万个孩子。
2）购房补贴
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房价，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虽然大城市的收入也高，但是房价更高。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因为是房价高，其他如衣食住行，大城市并不比小城市贵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也不会贵很多。所以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要低于小城市重要原因之一。根据七普数据，2020 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 1.3，其中上海和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有 0.74 和 0.87，而山东、河南、江西等省份的总和生育率在 1.4 左右。
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除了现金和税收补贴以外，还需要对多孩家庭买房补贴的政策。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 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来覆盖。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20%左右，每年多生 200 万个孩子。
3）增建托儿所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 年中国 15-64 岁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 68.6%，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52.6%。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三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国家卫健委 2021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3 岁以下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5.5%。我们建议把 3 岁以下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 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 3 岁以下有 4000 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 20000 元的营运费用，结合 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 4000 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10%左右，每年多生 100 万个孩子。
以上三项是最重要的鼓励生育措施，总共需要的财政投入占 GDP 的 5%左右,能够大幅降低养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
我们做了各个国家鼓励生育力度和生育率的一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拿出 1%的 GDP 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 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但也并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无效果。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 3%-4%的 GDP 鼓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 1.8 到 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 GDP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 1.5。近几年，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励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由于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高，和生育率最低的韩国差不多，所以中国需要把 1.05 的生育率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1.6 就需要比他们更高的鼓励生育的力度。5%的 GDP 差不多可以把生育率提高到 1.6 左右。虽然离更替水平还比较远，但是低生育率问题至少不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
除此以外，我们还提出以下几项鼓励生育的建议，有些项目只需要较少或者不需要的财政投入，但是却需要在观念和法律上的调整，效果不如前几项大也没有那么快，但是由于中国的生育率问题太严重了，各种提高生育率的措施都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
本文所说的「育产假内卷」，包括女性产假、男性陪产假和父母育儿假。目前我国的产假规定是：女职工生育享受 98 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 天；难产的，应增加产假 15 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 1 个婴儿，可增加产假 15 天。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省份都已通过新修订的人口与计生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并新增育儿假。
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不可避免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另外，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这将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纠正就业上性别歧视的现象。
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高福利国家都有比较长的产假和育儿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与育儿。目前，瑞典父母一起可以获得 480 天的带薪育儿假，这当中父母双方各享有 90 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在 1.8 左右，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
欧洲等国的经验表明，在父母育儿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法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但能促进男女两性职场中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而且有利于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3%左右，每年多生 30 万个孩子。
5）引进包括外国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
虽然有育产假和托儿所，但是对于职业女性来说，看护小孩还是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其实还可以通过雇佣保姆来帮忙做家务。
但在中国城市，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的经济承受能力。例如，上海有经验的保姆月工资已经上万。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雇佣来自东南亚国家保姆的工资就会低得多，会让这些家庭节省不少费用。
以中国香港为例，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2013 年平均每三个有孩子的家庭，就有一个家庭雇佣外籍保姆。2019 年中国香港共有外籍保姆 39.9 万人，其中来自菲律宾的有 21.9 万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有 17 万人。外籍保姆的最低工资为每月 4630 港元，平均工资为 4765 港元，相当于 4000 元人民币左右。按照中国现在大城市保姆工资平均 10000 元来计算，每个保姆可以为服务的中国家庭每月节省 6000 元人民币，每年节省 7.2 万元。中国香港只有 750 万人口，雇佣的外籍保姆近 40 万人。中国大陆如果引进 300 万外国保姆，相当于每年为这些家庭总共节省 2000 多亿的费用。
从人才引进角度，中国也应该更大力度的促进各类人才引进，尤其是为海外华人回国发展创造便利的条件。不过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对于国际人才吸引力可能远远不如美国。移民不太可能成为解决低生育率的主要手段。尽管如此，为了促进交流和降低用工成本来说，有必要更加开放地接待各种人才和外国劳工。引进大量临时的外国保姆，可以对降低生育成本有直接的作用。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2%左右，每年多生 20 万个孩子。
6）推广灵活办公模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中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的成熟，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已经趋向成熟，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企业被逼实现远程办公，全球掀起了一股远程办公的潮流。亚马逊，微软，谷歌和苹果都把远程工作的模式常态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办公的制度。2022 年 2 月，携程中国公司宣布全公司近三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内卷」的混合工作制。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度提升了员工满意度。混合办公的社会效应也很明显，不仅减少了通勤的拥堵，还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缓解高房价和提升生育率。
混合办公模式，可以让家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减轻本来很重的育儿压力。特别是对于有小孩的女性员工，通过混合办公的模式，每周可以省下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每周还可以有 2 天在家办公。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和分担家务。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职业女性，可以更加灵活的分配时间，更多地陪伴小孩和家人，从而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推广混合办公模式，可以缓解职业女性的焦虑、减轻职业发展和育儿的压力和冲突，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4%-10%，每年多生 40 万-100 万个孩子。
7）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非婚生子女，是指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8 年欧盟国家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 41.3%，经合组织成员国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 40.7%。法国的非婚生子比例是 60.4%，远高于欧盟国家平均比例。美国非婚生子比例是 39.6%，略低于欧盟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比例。
世界上很多国家出台了一些措施来保障未婚妈妈和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例如，法国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在社会福利层面，不管是婚生还是非婚生，生育都能得到同样的家庭补助，生育的孩子越多，补助也越多。在财产继承方面，法国民法典规定婚生与非婚生子女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北欧国家的女性结婚率比日本还低，但却维持了较高的生育率。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对非婚生育比较宽容, 而政府又提供了丰厚的养育福利，让很多单身女性愿意且有能力独立生育和抚养小孩。
在中国，虽然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内卷」但实际上，由于非婚生子不受法律支持，如果未婚妈妈（或单身母亲）在职，本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的检查费、手术费、住院费、接生费、药费等费用也无法报销。很多地方规定新生儿上户口需要向公安部门提供出生证明、结婚证等相关资料。未婚妈妈或者离异后生育的女性，因为没有结婚证，也就无法在孩子出生后为其办理户口。
我们建议废除任何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权益，包括立法保护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技术辅助生育的孩子，以及无条件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户口。我们并非鼓励非婚生育，而是认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应该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
中国目前没有关于非婚生子女的统计数据。如果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估计非婚生子女占出生人口的比例至少会提升 2%，按每年出生人口 1000 万来计算，相当于 20 万个孩子。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2%左右，每年多生 20 万个孩子。
8）允许辅助生育技术
当今社会，许多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 12%-18%，他们想要孩子，就需要辅助生育技术的帮助。另外，现代职场女性要兼顾学位，事业和家庭在精力和时间上往往会发生冲突。高学历的女性，倾向于推迟结婚，或者选择单身。对于 30 多岁还未结婚的女性，他们也需要生育技术的帮助，如冻卵和人工授精，来实现有孩子的愿望。
但目前在中国，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规范》（卫科教发〔2003〕176 号）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内卷」此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造成了单身女性无法使用精子库、冻卵等人工辅助生殖相关技术行使自己的生育权。
事实上，西方许多国家都允许单身女性采用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冻卵）。2012 年美国率先对女性开放冻卵服务。2014 年 10 月，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和 Facebook 宣布，将提供冷冻卵子费用作为女性员工的一项福利。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美国近年来出生人口中，有 2.1%的出生人口是采用了辅助生育技术。以色列是当今发达国家中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试管婴儿技术就已经在以色列得到推广应用。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以色列生育诊所的密度已是世界第一。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为 45 岁以下妇女提供几乎全额辅助生育技术补贴的国家，适龄女性无论是否结婚都可享有这种补贴，直到她拥有两个孩子。
其实，中国许多单身女性都有冻卵需求，国内也有许多专业医疗机构具备实施冻卵的技术。但由于国内相关法规禁止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一些单身女性只好选择在海外冻卵，费用比在国内冻卵高得多。2018 年，携程集团在公司内部启动生育福利项目，其中包括为公司女性中高级管理人员提供 10 万元至 200 万元及 7 天年假，使她们能享有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携程也成为了中国首家提供这项生育福利项目的大型科技企业。
我们建议，治疗不孕不育症的费用应该纳入中国医保。另外法律也要允许单身女性（或未婚女性）平等的使用辅助生育技术的权利。按照美国 2.1%的使用辅助生育的比例，中国现在采用辅助生育的比例还非常小。如果完全开放辅助生育技术有可能达到同样的比例水平。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 2%左右，每年多生 20 万个孩子。
9）教育改革（减少高考内卷，缩短学制）
除了直接的财务成本，中国家长为孩子升学所花的钱和精力投入也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这部分是抑制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从数据上来看，亚洲发达国家如韩国，新加坡，日本的生育率普遍比欧美国家平均要低 0.5 个孩子，这和这些国家在考试，升学，择校和补课方面的巨大压力是非常有关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使得中国家长的教育压力一点不比这些国家低，有统计中国学生的补课和学习的时间是全球最高的。所以降低升学和择校的压力会对中国的生育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作用可能比前面所提的任何一项单独的降低成本的措施都要大，但是之所以我们把教育改革放在最后是因为，教育改革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各方利益的极其复杂的制度设计。短期几乎没有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虽然困难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些理想化的建议，作为长期改革的目标。根本上要改的是减少各种分层考试，最理想的是把分层考试放在大学毕业（相当于考研）。然后把中学阶段差不多两年的考试准备省下来。具体是要普及大学教育，推迟普职分流到大学甚至是研究生阶段，取消中考，淡化高考成一种进大学资格考试，淡化名牌大学的本科教育。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院和用人单位通过大学生毕业考（也就是考研）来筛选学生。这样就可以使得中学生不需要为了中考和高考浪费两年的刷题时间，由此中学阶段的学习可以缩短两年，让大部分学生可以在 20 岁左右就大学毕业，提前两年走上社会或进入研究生院。
当然我们知道，上述改革是非常大胆和前卫的，是非常有争议和有难度的，也牵涉到很多既得利益。但是如果没有深层次的考试和学制的改革，任何局部的改革都是没有效果的甚至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和扭曲。而且现在的教育体制不仅导致了低生育率，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和人才流失。所以潜在的改革的好处是巨大的，是值得把教育制度的改革作为长期改革的目标。比如仅仅看缩短学制的直接效应，如果大部分人能够提前两年大学毕业，额外的两年对于每个人工作四十年的职业生涯来说就是额外的 5%的贡献和收入，也就能把整体社会的效率至少提升 5%。尤其是对于高学历的女性，多了两年的时间，就有更多的时间谈恋爱，组织家庭和职业发展。
估计效果：教育改革太复杂，未来落地的政策很难预测，其提升生育率的效果也非常难以估计，但是天花板是非常高的，可以提升高达 30%的生育率，比以前任何一项单项措施的效果都大。
注：以上估算是根据本报告养育成本降低的幅度来推算，实际效果取决于政策落实的力度和广度。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中国出生人口只有 902 万人，总和生育率仅为 1.0 左右，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少子化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创新活力、民众幸福指数乃至民族复兴。人口急剧萎缩，也意味着规模效应的持续弱化和综合国力的衰退。中国几乎全球最低的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是几乎全球最高的生育成本，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住房等因素。非常有必要通过多项补贴生育的政策，来大幅度降低养育成本。面对中国经济和人口的双重下行压力形势，我们建议通过补贴生育、增加出生人口，来有效缓解经济低迷，提振社会信心。短期来看，补贴生育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来看，补贴生育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