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法嘉选|如何理解、把握和预期当今这个世界？

编者按

当社会处于剧烈转型的时期，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直接影响企业和个人对自己的定位，对未来的判断。在施展看来，分析国际秩序的五组要素：力量与人心；地缘与观念；陆地与海洋；政治与经济；大国与小国。

以此反观当今全球的格局，今天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何？越南是否会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全球秩序中，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抗的困境是否有突破的可能性？它的突破点在哪儿？

文章来源丨施展世界

原文作者|施展

一

分析国际秩序的五组要素

讲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我首先提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应该了解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

很多人会觉得国际政治、国际秩序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最大的约束条件。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风口很重要，雷军说，风口上的猪都可以飞得起来。但是这个风又是由什么推动的？风到底往哪儿吹？猪往哪儿飞？风口的背后是有N层约束条件的，而其中最大的一层条件，便是国际政治、国际秩序。

举个例子，二战之后日本被美国占领了，美国人认为三井、三菱等财阀是日本发动战争的重要驱动力，便把这些财阀全都解体，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日本转化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在解体的过程当中，朝鲜战争爆发了，那些即将被解体的财阀，突然之间获得了重生的机会，才有了之后的日本汽车席卷全世界。

日本汽车能够席卷全世界是因为它的质量很好吗？当然，它的质量的确不错，但是如果它都没有机会活下来，怎么可能有后来的故事呢？所以，对日本企业来说，最大的风口无疑就是当时的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没有朝鲜战争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

当社会处于剧烈转型的时期，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直接影响企业和个人对自己的定位，对未来的判断。

”

那么，既然国际政治如此重要，究竟该怎么去分析、判断、把握它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话题。

国际政治的分析是有很多具体的方法的，但是在我看来，最核心的是几组要素的对比，接下来，咱们分别来解释一下。

#1

力量与人心

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个说法，国际政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个说法没错，但究竟什么才叫利益？

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这个事儿往前推才是利益，有的人认为这个事儿往后拉才是利益。谁才是正确的？这取决于这个国家认为自己究竟是谁，自己想要什么，它认为理想的、正当的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判断，就构成了我所说的人心。

力量决定了你在国际政治当中博弈的能力，而人心决定了你在国际政治当中博弈的方向。你如何理解什么才是“利益”，这跟利益本身无关，只跟你所抱持的观念有关。

在分析国际政治的时候，我们既要看到有力量的这一面，又要看到有人心的这一面，两者是无法相互替代的。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明确一下：力量的较量是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人心的较量是观念之间的冲突。在国际政治当中，两种冲突都存在，二者有一点很大的区别是，利益冲突要的是钱，观念冲突要的是命。

举个例子，19世纪的普法战争，普鲁士大军一路杀到了巴黎城下，然后法国赔了一大笔钱，普鲁士人就撤了。在当时这就是一个利益冲突，只要是利益冲突，用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只是赔多赔少，这咱们得砍价，但是用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 普法战争主题的绘画

可是在二战当中，战争后期德国曾经有人跟西方提出谈判邀约，不想打了。但是对西方来说，和谈是不可能的，必须不惜代价把纳粹德国弄死，这事儿才算完——这就是观念冲突。利益冲突要的是钱，而观念冲突要的是命。

#2

地缘与观念

大家肯定注意到过一个说法，苏联在后期进行改革的时候，努力地去配合西方，愿意按照西方的要求来改造自身，直到最后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才发现上当了，西方仍然排斥它。于是，今天俄国又重新开始跟西方较劲。实际上这种说法里面就混淆了一个东西，国际政治上的冲突，既包括地缘冲突，又包括观念冲突，前述说法没能把两种冲突区分开。

当年苏联跟西方之间，彼此之间当然是有观念冲突的，双方意识形态不同。前面说过，观念冲突要的是命，但这并不代表等你死了之后，一切就结束了。苏联死了，俄罗斯站起来了，观念冲突没了，地缘冲突却还在。

俄罗斯所处的位置、所拥有的力量等等一系列情况，决定了它跟西方之间永远存在着地缘冲突。没有国家能够选择邻居，无论俄国人怎么表达他的善意，观念变成什么样，波兰人都难以真正信赖俄国人，因为两者的力量差距太大，这就属于地缘冲突。

但是这两种冲突又有着一些重要的质的区别。地缘冲突是永恒的，但是可以交易；而观念冲突是可变的，但却是不可交易的。

仍然以德国为例，二战当中的德国跟英美盟军必须死一个才算完。但是等到二战之后，德国的观念改变了，那么他们又变成非常好的盟友了。这就说明观念冲突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在观察国际政治的时候，要分析清楚究竟我们所讨论这些冲突，是地缘冲突还是观念冲突，还是两种兼备。这个东西你不做仔细的话，很可能就会导致误判。

#3

陆地与海洋

我们可以看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从18世纪以来，一直到二战结束，英国一直是霸主。中间无数个起来挑战它的国家，没有一个能成功的。英国是海洋国家，所有的博弈过程，获胜的始终是海洋国家，陆地国家没有一个挑战成功。

为什么？原因在于，海洋国家在打造一套开放性的秩序，而陆地国家则是在打造一个封闭性的秩序。开放性的秩序让你可以把对手之外的所有人全都拉过来做你的盟友，封闭性秩序则意味着当你自己的家当拼完，就全完了。

比如，拿破仑为了对抗英国，索性把整个欧洲大陆都打下来，组建一个封闭的市场，把英国完全排除出去。但结果是，英国反过来代表全世界封锁了欧洲大陆。

▲ 拿破仑也没能打破英国的封锁

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有强大的海军，更因为英国的财政基础是海上贸易，它的战争跟它的贸易都从海上走，两者的财政需求是同构的，因而战争成本较低。而对于法国来说，它的战争在陆地上，贸易却尝试从海上走，两者不同构，导致战争成本高，时间长了就熬不下去了。

因此，区分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的关键，不在于你究竟是在海上还是在地上，而在于你追求的是一个开放的秩序，还是一个封闭的秩序。

如果你追求的是封闭秩序的话，那就只能建立起一个小市场。而建立开放体系的那个国家，将建立起一个大市场。大市场的效率要高于小市场，谁能主导那个大市场，谁就更有机会跑到最后。

再举个例子，日本在二战期间试图把整个东亚打造成自己的专属领地，建立一个封闭秩序。而到二战后，它放弃了这个追求，投入到国际开放的秩序中，经济影响力就有了巨大提升。参与的是封闭秩序还是开放秩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来说，是有巨大区别的。

#4

政治与经济

我们讨论国际政治的时候，经常会停留在政治层面，但政治跟经济其实是紧密捆绑的。

任何一个政策，不管对内还是对外，都要落实为一个财政方案。没有财政方案支持的政策，根本是不可能走得通的。而财政方案来自于你的税收，税收则取决于本国的经济能力。

问题是，本国经济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根本不由本国说了算，而是取决于整个全球市场的波动。

举一个远一点例子，在明朝晚期，经济曾经非常繁荣，历史教科书上经常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很多人都在感叹说，如果大清没有入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持续发展，后面的历史就截然不同了。可是，为什么经济那么繁荣，明朝晚期财政还会陷入困境呢，为什么会军饷不足以致走向末路呢？

因为明朝晚期的经济繁荣并不仅仅是因为江南地区发展得好，更重要的原因是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那个银矿在短短几十年里，开掘出来的白银的数量超过了此前人类历史上开掘出的所有白银。数量巨大的白银流向中国，购买丝绸、瓷器、茶叶等等，需求被迅速激活，于是便有了明朝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非常繁荣。

▲ 西班牙殖民者发现的波托西银矿

可到了1618年的时候，欧洲大陆爆发三十年战争，一直打到1648年，西班牙人的白银不再流向中国购买奢侈品，而是回到欧洲充作军费。中国的货币供给突然不足，需求也急剧萎缩，经济就陷入了衰败，到了末期拿不出军饷，大清就在1644年入关了。

综观整个过程，明朝的财政自由度并不是它自己就能控制的，而是受制于整个大的国际市场的波动。而世界市场怎么波动，又跟其他国家的政治选择有各种各样的关联，大家是互相影响的。世界市场因此构成一个传导机制，不同国家彼此之间的政治政策是有可能发生联动关系的。而整个这个过程，你是没有办法仅仅就政治论政治，就经济论经济，所有东西都是连在一块儿的。

#5

大国与小国

在国际政治当中，大国跟小国的博弈地位以及博弈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叫大国？可以依靠力量来博弈的，这个是大国。而小国就只能靠规则博弈。

那问题来了，大国为什么有时会不遵守规则呀？因为没有人能强迫它遵守规则。什么叫大国？在你违规的时候是否有人能强迫你。如果有人能强迫你必须守规则，那么此时你就不是大国。

就比如萨达姆当年觉得伊拉克是个大国了，打了科威特，结果马上被收拾了，那么伊拉克就根本不是大国。俄罗斯认为克里米亚是它的核心利益，于是就收复了克里米亚，而西方一通臭骂，但是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动作，说明没人能强迫俄罗斯，它就是大国。

小国只能靠规则博弈，而规则的执行力则有赖于大国的配合，如果大国不愿意配合，那规则本身就死了。多数时候，大国愿意配合，那是为了让更多的小国觉得它能主持公道，愿意与它结盟，从而打造一个更大的开放性的市场体系。有了这个更大的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它再去跟别的大国博弈的时候，力量就会更足。但是大国一旦进入一些非常状态，它完全可以甩开规则不理。

以上这几组要素，结合到一起，就会让我们对当今的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有更深的理解。

比如，经常有些博流量的自媒体说，美国被什么什么事情吓倒了，美国要崩溃了，我们都可以放到这几组要素里来分析一下。

美国是个大国，没人能强迫它，它不会被吓倒。如果你认为美国要崩溃了，是因为美国在转向一个封闭性系统吗？如果你认为美国不会崩溃，是因为它仍然会坚持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吗？怎么去判断它是坚持开放性的，还是打造一个封闭性的？判断指标是什么？

同样，中国也是个大国，也没人能够强迫中国。中美之间的摩擦、竞争甚至对抗，究竟是地缘层面的还是观念层面的？双方各自力量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所能够争取的人心是什么？

这些就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国际政治分析了，而不是那种国际八卦式的。如今，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太多的分析都是国际八卦分析，对我们做一些关乎未来命运的重大抉择没有帮助，所以，我们需要理解这些要素。

在以上这些要素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变量——技术。技术的进步，会重新定义一系列的东西。比如，在炼油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仅仅从国际经济角度来说，不考虑宗教问题的话，中东价值不大，沙特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国。在炼油技术发展起来之后，中东突然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国际关节点，沙特也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大国。

同样的道理，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中国大概不会想到能够发展得如此快速，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 沙特阿美公司打造的智能油田

技术的发展，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资源，什么是力量，什么是人心，什么样的叫大国，什么样的叫小国等等一系列东西。

当我们把所有的要素都考虑进去，再加上技术这个维度之后，再来审视中美关系、全球秩序，就可以获得一些比网上国际八卦新闻式的分析更有价值的理解。

二

美国创新、中国制造、全球销售

在可预见未来，也就是至少未来十几年内，全球秩序将处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在经济上，各国极度相互依赖，且这种依赖不会因为贸易、政治对抗而发生实质性的逆转；但在政治上，又相互不信任，高度对抗。这种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恰好是跟经济上相互依赖有关联。

今天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大体上可以用一个“三段论”来概括：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

先说美国创新和中国生产之间的关系，我有朋友在硅谷那边做投资，他们判断一个项目值不值得投资有很多标准，但其中有一条是看这个项目在深圳有没有办公室。如果没有的话，就很难让人相信这个产品有机会、有能力大规模地量产。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硅谷那些新技术、新产品而言，它要想大规模落地量产，就必须得跟中国的大规模制造业相结合。

还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一些跟踪了很久的项目，一直不想在中国这边量产，于是到欧洲、日本等许多地方去寻找机会。找了很久，一直都没有成功，兜兜转转若干年之后，被迫再一次来到中国，迅速地落地量产了，这些全都是案例。

为什么美国有这样到处去寻找合作者的需求？为什么中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我在今年初出版的一本新书《破茧》里，仔细分析了这个过程。

美国之所以有这个需求，根源于上世纪80年代颁布的鼓励创新法案《拜杜法案》，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就不展开了，只是简单说它的客观效果：它使得美国企业对于创新效率的要求前所未有地高。

如果一家企业想确保创新效率，就必须得把生产环节、生产流程全都甩出去。如果自己来干的话，整条生产线都是自己的成本，一旦创意改变，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转型的成本非常之高。为了确保自己的创新步伐不被生产线局限，只好忍痛把生产线甩掉，让别人给我干，相当于把转型风险全部甩出去，我这边只负责创新。

而承接这个规模巨大的外包工作，需要在效率和弹性这两方面都非常出色。效率不高，人家凭什么把订单给你？弹性不高，你就没能力迅速转型，上游的创意一变，你就活不下去了。

怎样才能有弹性呢？就是不能太专业化，一旦特别专业化，一定会丧失弹性。可是不专业化，又没有效率，那么连订单都拿不着，想死都没有机会。

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本来是很难同时满足的，但中国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逐渐演化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适应了这个要求。

举个例子，中国有个城市生产钓鱼竿特别厉害，钓鱼竿是伸缩的，分成好多节，那里有很多厂家，每一个厂家只生产其中一节，同时所有这些厂家都有自己的品牌，在淘宝上开店卖。谁拿到订单了，便去找其他厂家买回另外几节，组装到一起交货。其他厂家拿到订单了，也同样是如此。

每个厂家都非常专业，效率很高，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从而确保了生产的弹性。

中国有太多的领域都是以分工如此之深的方式，形成供应链网络。通过这种供应链网络的方式，中国同时实现了效率和弹性，从而具备了承接大规模外包的能力。

而供应链网络一旦发展起来之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就是供应链网络的规模。网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里面单个的小企业分工越细、越专门化、效率越高。同时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网络当中可以互为配套关系的企业、互为配套组合的可能性也越多，整个网络弹性越好。

一旦网络规模突破了某个临界值之后，它就会带来一个实质性的变化，整个生产流程当中，综合成本控制能力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对于劳动和土地的价格控制了。

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劳动、土地的价格仍然很重要，但对于整个大的网络系统、对于这个生态而言，劳动、土地价格占比在综合成本当中大幅下降，而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我称之为广义的交易成本，它的成本占比大幅上升，从而使得单个企业如果脱离开供应链网络，运营成本会急剧上升。

虽然你脱离开这个网络可以找到更便宜的劳动和土地，但综合成本当中更大的比例是由整个供应链网络运营效率、运转效率决定的，你如果脱离开这个网络，看上去劳动和土地的价格便宜了，实际上最后成本变得更高了。

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就供应链网络的整体生态而言，丝毫不排除在具体企业的个案中，还是转移出去会更合适一些；整体生态难以转移，和具体个案可能会转移，两者并不冲突。

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在21世纪之后，全球大量中低端制造业都在向中国集聚，哪怕我们劳动、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已经不再有优势了。但就大的生产生态系统而言，中国的优势仍然无可撼动。

三

越南无法成为“世界工厂”

这里回应一个问题，在2018年时，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很多人都在担忧中国的制造业会大量外迁，尤其是外迁到越南。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就会被越南取代。我在2019年到越南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调研，调研的结果是：

“

往越南所谓的制造业转移，本质上来说根本不是转移，而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

”

比如，2019年10月2号有一条新闻，说三星手机工厂关闭了在中国大陆最后一家手机工厂，迁到越南去了。我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就是要问一句：到底是什么迁走了？

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原因在于，随着供应链网络的发展，生产过程中的企业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过去，生产一件复杂的产品可能需要100道工序，其中70道工序都是在一个工厂里完成的，只不过分布在工厂里的70个车间。这个工厂迁走了，就等于70个车间全走了，那确实值得担忧。但是，在供应链网络模式出现之后，这70个车间全都独立出来了，独立成了70个企业。那么，在企业迁走的时候，就必须得问是独立出来70个工厂全都迁走了，还是仅仅是当中的某一些迁走了。

回到三星迁走手机工厂这条新闻，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迁走了？

▲ 三星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关闭

在越南调研期间，我在三星手机工厂门口看到有大量的集装箱卡车，每天下午过来卸下大量的手机配件。而这些手机配件都是前一天下午在广东的珠三角装车，第二天一早到了广西凭祥的中越边境口岸，通关后才到了越南北宁省三星工厂卸货组装，变成手机卖出去。

从珠三角运过来的这些货，货值大概有多少呢？我去到凭祥的中越边界口岸调研了当地物流商。其中一家物流商，是给三星配套运手机屏幕上玻璃的，仅仅是玻璃本身，不包括下面的液晶屏，而且它服务的那家供应商也不过是一个中等偏上规模的供应商。

这家物流商每年运过去的相关货值都是价值几亿美元，而且其老板明确告诉我，在珠三角运到越南所有货品当中，他们家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小。也就是说，从珠三角每年运到越南的这些手机配件，大概得有几百亿美元。

这种现象说明，70个工厂里可能也就最后一两道组装环节的工厂迁到了越南，前面大量环节工厂仍然还在中国。但因为最后组装环节那几个工厂的产品是终端产品，to C的，它的产品品牌为我们所熟知，所以新闻出来我们会格外关注。而前面那些环节工厂都是中间产品，中间产品是to B的，除非你是行业里的人，否则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们的品牌。

终端产品是要出口到美国的，它会直接面对美国关税的冲击，所以它迁到越南，这是合理的。可是前端的那些中间产品，本来就是卖给三星终端工厂的，过去可能是从武汉卖到惠州，在惠州组装；现在三星手机工厂迁到越南，那就从武汉卖到越南，犯不着连工厂也跟着迁到越南。

也就是说，终端产品是有动力迁走的，中间产品没有动力迁走。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这种所谓制造业转移，不过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而已，供应链主体中心仍然在中国，而且半径还扩大了，这就意味着供应链同时满足效率和弹性的能力又变得更强了，想往别的地方转就更难了。

有人就会质疑，越南现在从你这儿的供应链网络中采购元器件，完成组装，你说它对你仍然有很强依赖，它自己独立发展不起来。可是30年前，中国不也是这样吗？你怎么就认为20年后越南不会发展成今天中国、取代中国呢？这个事我仍然给出结论是：它达不到这样。

我会给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在于，要想真的达成中国这样，发展成一个新的世界工厂的话，一个很重要前提，就是你得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要发展出完整工业体系，其中很重要一点是要有自己的重化工业。没有重化工业，你要说作为一个完整生产体系，很多原材料自个都生产不了。原料生产不了，只能从别人那儿买，就会有很强的依赖效应。

越南是否能发展起自己的重化工业呢？答案又是，很难。

因为重化工业是高资本、低就业的，需要的钱多，需要的人少。而越南是个后发国家，资本匮乏、劳动力富裕。重化工业的产业特征跟越南这样的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好相反，导致它很难在自由市场中内生性地出现重化工业。

我们看所有能够建立起重化工业的后发国家，都是靠政府强力的刺激与扶持，日本、韩国都是如此，中国也主要是靠国企来发展那些重化工业。

越南可以用这个办法吗？答案依然是，不行。原因又跟我前面讲的国际政治那几个要素相关了。

国际政治要素当中的地缘关系很重要，越南没有办法选择它的邻居，它的邻居就是中国。而中国对越南有着规模、力量上的碾压性优势，在这种优势面前，越南天然会有焦虑。它需要找到另外一个能支持它的“大腿”，在今天，只有美国能胜任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会看到越南在最近这几年跟美国、欧洲签订了一系列非常好的自由贸易协定。

不过，抱美国的大腿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你必须得是自由市场经济，而只要自由市场经济，就意味着你无法靠国家强力催肥来发展重化工业。

有人又会疑惑了，当年韩国、日本也抱美国大腿，为什么美国就允许它们靠国家强力催肥呢？

这又一次和国际政治相关了，原因是时期不同。日韩的发展是在冷战时期，当时政治立场是第一位的，只要政治立场上愿意站过来，经济不够自由市场化，美国可以容忍。如果不忍的话，有可能把对方逼到对面阵营上，对美国来说更不划算。

在今天的后冷战时期，你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就等于你在政治上怎么站位。你如果不走自由市场化的经济，那就跟美国这个阵营混不到一起去。一旦被排斥，也就没人有兴趣往越南转移制造业了。

越南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困境：走国家扶持重化工业路线，就能发展起完整工业体系，但代价是必须独自面对中国；或是为了克服独自面对中国的焦虑，跟美国站在一起，相应地，发展自主重化工业这个事情就得搁置了。

越南选择了后者，因为独自面对中国，这份焦虑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化解的。虽然重化工业自己发展不起来，但不代表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发展了；当然可以发展，而且可以发展得很富裕。只不过，必须要跟另外一个有重化工业的国家在经济上有深度的融合。而另外一个有重化工业的国家是谁呢？中国。

从越南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创新、中国生产”这个事在可预见未来是很难改变的，这是中国经济一个基础力量所在。

之所以我会作出这一系列判断，又是基于我刚才讲的国际政治的基本分析方法。掌握了这些方法再去看国际政治问题，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判断。

四

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撕裂

中国现在也在努力创新，但我们的创新更多是从1到N的创新，而美国是从0到1的创新，这两种创新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是不一样的。

从1到N的创新，需要的是大规模的组织技术、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两点中国独步天下。而从0到1的创新，需要的是发达的基础研究和优良的科研环境，能从全世界吸纳高端人才，还要有非常低成本的融资环境，低成本的融资环境又是跟法系有关，不同法系的融资成本是不一样的，普通法系的融资成本相对更低，而美国就是普通法系。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决定了美国在从0到1创新上的优势难以撼动。

▲从0到1的创新需要发达的基础研究

那么紧跟着的问题是，目前中美之间激烈对抗，似乎正在要脱钩。如果脱钩能够成功的话，是否我说的这个结构就又作废了？但基于我的这些观察分析，目前我仍然认为脱钩脱不掉。说得更准确一点，在一些特定的高端技术领域，脱钩不仅能脱得掉，而且正在发生。但是两国经济要在整体上脱钩，根本脱不掉。

因为那些脱钩的高端领域的产品，大多是中间产品，不是终端产品。比如芯片，中国目前自己做不了，但芯片是个中间产品，没法直接卖给消费者，手机才是终端产品。芯片想要变成手机，必须得依靠复杂的组装环节，而这都是中低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需要的是工艺能力，中国在这方面仍有不短的路要走；而中低端制造业需要的则是成本控制能力，在这方面，中国是无与伦比的。

虽然在工艺能力方面，中国很多时候是受制于人的。但这种“受制于人”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的：你的东西确实我做不了，我认账；但是你的东西做出来，必须先靠中低端制造业组装完毕，才能卖出去。那对不起了，这些环节都在我们家。

中美之间这种比较优势的不同，在十几年之内不会出现实质性逆转，因此，整体性的脱钩是做不到的。

当然，这不是说高技术领域的脱钩就对中国没影响了。它当然会带来很多影响，可能会让中国内部的企业在中低端生产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内卷，利润率变得更薄；但这与脱钩不是一回事，它需要的是另外的一些应对方案。

既然中美在经济上如此深度依赖，为什么政治上还会不断推动脱钩呢？

最重要的一个动因是中国制造业这些年的高速成长，带来了世界上一系列失衡，包括美国内部的失衡。美国的创新产业、资本都很愿意跟中国的制造业相融合，因为这能提高它们的效率，符合它们的利益，所以这些领域的人，其对华诉求是更多的合作。

与之相反，美国传统产业部门的对华诉求更多的是对抗，因为在他们看来，就是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机会。

这两个群体的规模都不小，从大选结果可以看出来，大致各占一半人口。这两个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使得中美关系变成了一种三边关系，即美国创新部门—中国—美国传统部门。

这种三边关系有点像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状况：北方工业州渴求贸易保护，好让自己的工业品有竞争力；南方农业种植园州渴望自由贸易，以便能更便宜地从英国买工业品。南北政策诉求刚好相反，于是引爆了一系列问题。

当然，美国今天不可能再次爆发内战，但是经济撕裂会演化成社会撕裂，社会撕裂会造成政治撕裂，于是我们看到最近两次美国大选都出现了严重的撕裂。

对于美国总统而言，他的政策选项有两种：一个选项是一屁股坐在某一个阵营这边，这就是川普的选项；另一个选项是要做全体美国人总统，而不是一半美国人总统，这就是拜登的选项。

做全体美国人总统，就必须要既照顾创新部门对华合作需求，又照顾到传统部门对华对抗的需求，最终呈现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相较于川普时期有所柔化。比如TikTok，当年控制它的政策已经取消了。

经济上柔化了，还怎么对抗呢？很简单，在别的领域对抗，比如人权、政治、观念，拜登上台之后，中美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对抗明显更强了。

由于美国内部出现的撕裂状态，有人得出结论：美国衰落了。在我看来，这个结论太草率。撕裂并不能证明美国衰落了，某种特定意义上，它反倒是美国强大的表征。

▲ 全球秩序精神分裂的两方面

逻辑是这样的：美国的创新部门越有效率，它的撕裂性就会越强、越严重。而如今撕裂这么严重，证明了它的创新部门非常有效率，而美国真正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创新部门效率上。这种经济层面的撕裂十几年之后会自然消化，因为到时候传统部门失业的人们都已经退休了，领退休金了。

川普想要通过经济政策，也就是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来解决传统部门的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几年的努力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而退休金属于社会政策的问题，经济政策搞不定的事情可以通过社会政策来消化。

美国在这十几年当中培养起来的新的劳动力，他们可以参与到创新部门，或者参与到创新部门的衍生部门，美国经济内在有机的一体性会恢复。到那时，经济层面的撕裂大概就过去了。

当然，美国社会层面因为种族问题等所导致的撕裂仍然会存在，是否会更严重也未可知。但绝不能仅仅因为看到今天美国因为经济原因导致的这种撕裂状况，就轻易判断美国要衰落。

同样地，在全球秩序方面，中国的成长不仅让美国内部出现了状况，还让很多别的国家内部也都出现了状况。好一点的国家，像美国一样出现了撕裂，差一点的国家就干脆被挤掉了工作机会。

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马太效应导致的结果。

中国诚心实意地想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渴望所有人能有所发展，但现在确实不如人意。怎么办？在找到办解决法之前，这个问题会恶化各国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太能干了，导致我们没活干，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对抗。而各国之间经济分工又如此相互依赖，本来，相互越依赖，越需要政治上信任，但现在偏偏是越依赖，越不信任。这就是今天国际秩序中的悖论。

五

升维突破的可能性

此时我们就要问了，这些困境是否有突破的可能性？它的突破点在哪儿？

我们今天可以得出结论的是，无论如何过往的国际秩序肯定持续不下去。因为过往国际秩序的治理方案中有个未言明的基本预设，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实现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但这个预设在今天已经破产了。那么我们需要做一种观念层面的反思，可能的出路在何方？

我在做反思的时候打开一个脑洞，今天的世界很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全球再分配机制。在一个新的全球再分配机制之下，才能让所有人都得到发展，我们自己也才能发展得更长远，更持久。但全球再分配机制绝不能是我直接给你钱，直接给钱是一种最糟糕的再分配机制。它会败坏那些接受钱的人，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

我现在一个猜想，这样一种再分配机制应该通过一些穿透国界，不以国家为单位的那些产业来实现。在这些产业的运转过程当中，基于经贸过程找到某种新的分配机制，然后当下的困境才有解，我们也才有可能找到某种新的全球秩序生长基础。

任何一个产业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或说痛点，穿透国界、不以国家为单位的那些产业，也一定是要回应那些不以国家为单位，只能以全球为单位才能回应的那些问题或说痛点。

今天我能想到的是三个领域，可能还有更多，能力所限主要想到这三个领域：数据问题、气候问题、病毒问题（公共卫生）。而这三个问题都是全球性的，没有办法以单个国家为单位解决的。中国的防疫做得再好，只要有一个国家防疫做得不到位，你就不敢真的敞开国门。中国碳减排做得再好，如果有别的国家拼命在烧，你的所有努力全部作废，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根本无法以单个国家为单位来解决的。

这三个人类要共同面对的普遍问题，对应着三个产业：互联网经济、新能源经济、生物制药产业。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跟这三个产业的人在反复探讨，结果发现，就这几个产业的生产和创新环节而言，未来在中美两国以外的国家的机会也比较小。

那么，我一直在谈的全球再分配的机制，必须通过这些产业来找。具体怎么找，目前我只能是初步开一些脑洞，很明确的答案方案还没有，但基于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国际政治分析方法，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思考的方向。

有些朋友可能看到过我2021年出的新书《破茧》，在书中最后一部分，我仔细讨论了数字秩序可能会怎样构成一种新的全球再分配机制。这个机制该怎么设计、该怎么生成、该怎么自驱动，这个背后是有一系列东西可以被构想出来，从理论层面把它推导出来。

新能源、公共卫生领域的产业，未来我们也都可以打开一些类似的新脑洞，来构想新的全球再分配秩序以及相应的国际新秩序的可能性。

尤其是，随着技术的演化，会重新定义一系列问题。比如新能源产业，今天的中国在光伏领域有着全球碾压性的优势。而光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可能石油就不值钱了，中东就变穷了，国际秩序上可能面临一些挑战；以及，美元现在以石油为锚，如果石油不值钱了，美元就得重新找锚。

这个锚又是什么？我们目前直观的假想，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算力。但是算力要想进行有效运算的话，又依赖于分布式能源，以及所有这些能够顺畅展开的话，又和公共卫生紧密相关，所有这些彼此都是紧密的串联在一块，没有办法孤立地来讨论。

人类历史不是匀速直线运动往前发展，它是匀速直线发展一段时间，突然来一个剧烈的变化，就像量子跃迁一样，再匀速直线一段时间，再一个剧烈变化。

我们要理解世界的时候，都是需要一些参照系的，在匀速直线运动时期，那个参照系是稳定的，于是世界对你来说是可理解、可把握的、可规划、可预期的。但是在这种量子跃迁期，之前所有参照系都作废了，你不知道如何理解、把握和预期这个世界。

此时你需要的是突破过去各种各样观念、各种各样习以为常的那些套路，突破它们的束缚进行某种升维，才有可能有机会找到解决多重交叉问题的方案和路径。

这样一种量子跃迁期，人类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每一次大战之后都是一种量子跃迁期。每一次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所谓升维的方式才解决掉，具体怎么升维，具体怎么样做到，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案例。

历史上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启发，未来我们也需要通过升维的办法找到新秩序的真正出路。

谢谢大家！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将是持续的。如今的乌卡时代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变得瞬息万变，而这些冲突不仅体现在政治或文化上，也体现在商业世界中。尤其是那些有涉外业务的企业，常常面临着不同法域间的冲突。

商业世界纠纷增多，公司法务的日常工作必将面对更多与争议解决相关的课题，这是挑战，也是企业法务与业务高管及公司一号位建立革命友谊，并树立法务部在公司中扎实影响力的难得机会。

但大部分的公司法务擅长日常非讼事务，面对突如其来的争议与纠纷，常常应对得被动辛苦，缺乏“从容高效应对的术”，“全局统筹帷幄的法”与“未雨绸缪治未病的道”。

提前预判、长线布局、未雨绸缪，才是看似爆发性的、瞬间冲突的争议解决，真正的处理之道，而顺应“未雨绸缪治未病”之道的统筹规划思路，会隐藏在公司的流程、制度的方方面面，与管理、法务、合规都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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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展，政治学学者，青年历史学者，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 施展世界（ID：shizhanworld）作者去年《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的演讲

排编：然欠

责编：曼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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