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云文 |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本期导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逻辑和“零和博弈”的思维，体现了社会主义理念与中国传统智慧的统一，从而超越了西方传统发展模式，成为一种具有文明范型意义的发展道路。

院长简介

邢云文，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兼任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参与国家重大项目3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20余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动态》等权威报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曾任中央电视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电视专题片《国魂》总撰稿。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邢云文—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经借用黑格尔的“两极相连”原理阐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认为中国革命对世界文明很可能发生的影响是这一原理的一个明显例证。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世界历史的一极是西方，那么另一极便是中国，西方世界和人类世界未来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今天的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验证着马克思的伟大预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逻辑和“零和博弈”的思维，体现了社会主义理念与中国传统智慧的统一，从而超越了西方传统发展模式，成为一种具有文明范型意义的发展道路。

一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不能脱离开这个国家先在的历史条件。西方国家之所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同时期生成于西方文明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基佐曾在《欧洲文明史》一书中这样说：“我们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中曾找到构成今日欧洲的全部主要因素。”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历史地看，没有古希腊理性化的经验科学，就不可能从基督教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古罗马法的遗产，人类社会到处可见的简单的商品交换就不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没有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冲突，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三权分立”；没有封建领主与自治城市的对立，就不可能有现代市民社会。我们考察西方现代化道路，不能把这些历史前提都“悬隔”起来。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更加深远的历史空间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虽然人类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启动的，但却不能把现代化的“荣誉”都归功于欧洲。

坦普尔在《中国的天才》一书的前言《西方欠中国的债》中写道：“历史上一个不为人知的最大的秘密，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乃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现代世界以之为基础的发明和发现，可能多半来自中国。但是这个事实却不为世人所知，对此，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地无知。从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中国人被西方的技术所震惊，犯了对自己成就的健忘症。”实际上，李约瑟早就提出类似的观点。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他曾经列举了中国传到西方的机械和其他技术。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前，西方的航海、铸造、火药、印刷、弓弩等都是由中国传入的，中国的很多技术领先于西方10个世纪以上。西方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在写《风俗论》的时候，仍然以无比艳羡的语气写下了下面这段话：“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事实上，西方的文官制度正是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的。在西方世界兴起之前，世界上已经存在过许多发达的文明形态，这些各自独立的文明通过战争、贸易、文化交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西方的现代化是不同文明在积累碰撞中结出的一个“硕果”。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西方兴起过程中，他们不仅按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而且掌握了解释历史的权力。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历史的真实图景被“合理”地遮蔽了。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甚至直接把中国和印度排除在历史视野之外，把古代东方文明归于史前时代。韦伯认为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特殊产物。在西方历史观中，人类历史被“合乎逻辑”地描述为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线性过程。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在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中，传统与现代被贴上了“落后”与“进步”的标签，其他国家只有学习西方的私有化、市场化、政党政治等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而且，这些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伴随着西方知识体系的传播被普遍接受。德里达曾经说：“形而上学，这白色的神话反映并重新聚集了‘西方’的文化：白人把他自己的神话，印欧语系的神话，他自己的逻各斯，这是说，他的方言‘规范’，当成了他必须依然希望称作‘理性’的普遍形式。”如果说，西方人的“无知”，在于历史观的傲慢，中国人的“健忘”则在于历史观的盲从。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们已然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话语体系，习惯于在西方人设置的历史坐标中判定自己，习惯于用西方人创立的概念系统来确证自己。今天，我们依然处在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如果不能够跳出西方传统历史观的窠臼，就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迷失方向。我们强调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要以一种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意识看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西方资本主义绝不是历史进步的唯一选择，人类社会一定会形成超越于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二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吸收借鉴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以古老的中国智慧回应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新探索。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起源于西方，它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了封建生产方式，使人类从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这种文明发展主要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以“血”与“火”的方式实现的，从一开始就包含两面性：它证明了人的理性能够实现的巨大力量，也制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制造了触目惊心的贫困；它让人摆脱了宗教的精神枷锁，也使人成为物质欲望的奴隶；它用科学代替了迷信，但它也使科学成为新的迷信；它创造了全球性的市场体系，但它也使农村屈服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总之，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充满悖论的，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它使现代人面临机遇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风险。如何克服西方现代性逻辑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命运的巨大课题。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出现了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从多个维度对现代性的后果进行了反思。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福柯对历史进步神话的颠覆、利奥塔对“元叙事”的拆解、吉登斯对现代性风险的警示，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的“阴暗面”，但这些后现代理论并没有提供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但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方存在很大的不同，分封建国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解体。秦灭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没有对异教的排斥，更没有十字军东征，儒道释互补并相互融合，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图景。尤为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创造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思维和话语系统。与西方个人主义至上相比，中国更强调集体主义；与西方工具理性相比，中国更注重价值理性。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哲学命题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或论说及其对应的社会实践由于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精神生态造成严重破坏而日益丧失其说服力”的情况下，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智慧越来越彰显其独特的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逻辑更加清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特别是在一个以资本逻辑推动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在一个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话语秩序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使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另一种模式、另一种选择。在此意义上，怎么评价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都不过分。

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相区别的全新发展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甚至有人开始怀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的论断。在万马齐喑的氛围中，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辉煌的发展成就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回答了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命运问题。

社会主义的存在意义不仅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更主要的是对现存世界的彻底批判。如果说，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是一种“幻想结构”的话，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的论断则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的。“两个必然”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却是通过无数偶然性体现出来的，历史的前进道路是通过曲折性表现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止一次遭受暂时的困难、挫折甚至失败。《共产党宣言》刚一发表，就遭受了来自旧世界的围攻；巴黎公社刚一成立，就遭到欧洲资产阶级的联合绞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刚刚建立，就遭到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全面围剿；新中国刚成立，就遭到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封锁。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遭遇了西方国家的“捧杀”和“棒杀”，“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这些并没有阻挡中国前行的步伐。新时代中国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让西方人的“理论失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对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道路”命题给出了中国答案，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今天，社会主义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命运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承载着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承载了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对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如何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上富裕的道路，是当今人类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经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各殖民地纷纷建立民族国家，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曾经的“亚洲四小龙”风光不再，拉美国家陷入深刻的债务危机中。曾经被誉为后发现代化道路经典模式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都出现了困境。一些曾经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在“冷战”后重新陷入政局动荡中。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极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培养代理人，力图确保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虽然旧的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但在一个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受益，反而使它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大了。虽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不同，“中国模式”也不可能完全复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相比于其他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具方法论借鉴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按照本国国情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反思西方发展模式的局限性，走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发展过程中，对如何处理好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如何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承受程度结合起来，以及如何把人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实践探索，这些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普遍问题，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提供的经验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这条道路既丰富了发展中国家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也丰富了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历史哲学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研究”（项目号：20AKS021）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邢云文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汇编 | 《思享前沿》总编组

来源 | 天津社会科学

上海交通大学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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