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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 | 心身关系与心理探究:兼论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之可行与不可行

刘昌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02-05


心身关系与心理探究:

兼论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之可行与不可行

刘昌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某种意义上,心理学史其实也是一部心理探究受心身(脑)关系影响的历史。人们对心身关系的认识,自古及今似乎并不存在由错误到正确,或由不完善到完善这种线性单向的简单过程。恰恰相反,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时代,不同的研究者对心身关系的认识是多样并存的。但如何看待心身(脑)关系,严重制约着人类对自身心理的认识深度。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从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思想到西方心理学,还是从古希腊心理学思想到现代认知神经科学,都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归纳起来,迄今人类对心身关系的认识无非就是两大类:一元论(monism)和二元论(dualism)。一元论认为,心与身(或精神与肉体)是不可分的单一实体,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二元论认为,心与身是两个彼此完全独立的实体。二元论有心身交感论和心身平行论两种。心身交感论认为,心与身互相影响,心理影响生理,生理也影响心理。心身交感论以法国近代哲学家笛卡尔为著名代表人物。心身平行论认为,人在行为活动中,心理活动与生理活动同时产生但各自独立进行,二者互不影响。心理学家冯特和铁钦纳是心身平行论的著名代表。

一元论既然认为心与身是不可分的单一实体,就存在心与身究竟谁为本源的问题。这其中有一派观点认为,身是唯一存在的实体,心(心理活动)只是身(生理活动)所派生出来的,是身的功能而已。这一派观点可名为“物理主义一元论”,简称“物理主义”(physicalism)。物理主义主要是在心灵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基本上已成为心灵哲学领域的主流观点,并在绝大多数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中也获得了天然的认同。物理主义断言,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物理的,那些传统上被认为非物理的东西都可以还原为物理的东西。在物理主义者看来,心灵、情感等这些非物理的东西不过是一堆神经细胞的作用,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H.C.Crick)在其著作《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中说:“你的喜悦、悲伤、记忆和抱负,实际上不过是一大群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为。”极端的物理主义者甚至认为,心与身是同一的,心即是身,心(心理状态)与脑(生理状态)不过是同一个东西,这被称为“心身同一论”。

物理主义者在科学研究领域把还原论作为几乎唯一合理的方法。在纯粹的自然科学如生物、化学、物理这样的领域,还原论作为科学方法大获成功,由此取得的成就也构成了一部精彩的自然科学史。也正是自然科学领域取得如此令人惊叹的成就,还原论被奉为科学研究方法的圭臬,并在当前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领域也同样被广泛采纳。

这里的问题在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或心灵(mind)——能够与生物、化学以及物理这类学科的研究对象同等对待吗?一颗石子被抛出后的运动轨迹,可以用完美的抛物线方程来精确描述。但是,心理活动却很难用数学方程描述,早先一些心理学家曾像物理学家一般努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毫无疑问,心理不是石子,心理学与生物学、化学以及物理学存在本质区别,这是心理学研究者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实际上,作为科学心理学的建立者,冯特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冯特起先构建了“生理心理学”,强调以实验的方法研究心理学,之后又构建了他的“民族心理学”。在冯特所处的时代,科学心理学已开始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条是心理(心灵)的路径,另一条是生理的路径,表现出一种“分裂”现象。具体而言,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等流派走的是心理路径,而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流派走的是生理路径。心理学沿着两条路径发展,这显然是受到了来自笛卡尔心身二元论的影响,而不是物理主义一元论。只有预设心与身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实体,分别从心理和生理这两条途径开展心理学研究才是可能的。心理学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分裂”现象,体现出心理学具有不同于生物学、化学以及物理学等传统自然科学的内在独特性,即心理学既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也具有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属性。

心理学的这种多重科学属性,其本质在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或心灵——是一个生物的、社会的以及精神的复合体。这样一个复合体能不能完全置于物理主义一元论的框架内采取还原论的方法来研究呢?在心-脑关系的研究历程中,19世纪60年代大脑皮层布洛卡(Broca)区的发现和70年代大脑皮层维尔尼克(Wernicke)区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布洛卡区的损伤导致言语表达障碍,而维尔尼克区的损伤导致言语理解障碍。这些发现提示,脑特定区域的损伤会影响特定的心理功能,也表明心理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到脑生理层面解释。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由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的相继出现以及脑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技术的完善,对心脑关系的研究由传统的神经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进一步发展出认知神经科学,其研究对象由动物、脑损伤病人进一步扩展到健康人群,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将还原论用在更广泛的心理研究领域,迄今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如暴风骤雨般席卷了几乎一切心理学领域,成为中国心理学界的研究主流,并波及心理学之外。影响所及,出现了诸如“社会神经科学”“文化神经科学”“教育神经科学”“宗教神经科学”“神经美学”“神经经济学”“神经管理学”“神经金融学”“神经营销学”这样的研究领域。

认知神经科学对心脑关系的探讨,涉及了感知觉、注意、意识、记忆、言语、思维、问题解决与创造、决策、情绪、道德、审美、社会认知、文化心理等众多主题。这些心理活动的神经生理相关研究,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如前所述,心理(心灵)是一个生物的、社会的以及精神的复合体,像感知觉、注意、意识、记忆、言语、思维、问题解决与创造、决策、情绪等心理活动,是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这些心理活动可以还原到脑生理层面解释。具体而言,这些心理活动具有特定的脑生理活动的对应性,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特定的脑生理活动来改变相应的心理活动,由此进一步达到理解、建模以及治疗等功效。这就是还原论方法对于研究感知觉、注意、意识、记忆、言语、思维、问题解决与创造、决策、情绪等基本心理活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归根结底是研究心理,而不是生理。传统的神经心理学探讨的是受损伤脑区与心理的关系,由于脑区损伤在前,在排除额外变量的前提下,直接以脑生理解释人的心理大致无误。但在有关健康被试的ERP和fMRI的研究中,研究者需要通过向被试呈现任务刺激来获得脑生理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对所获得的生理指标赋予恰当的心理学解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样的研究便成为无效研究。而要对生理指标赋予恰当的心理学解释,其关键在于心理实验设计。因此,要有效发挥还原论方法的价值,合理的实验设计是前提和保证。然而,高水平的实验设计并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研究者同时具备理论思考能力和操作性概念的构建能力。例如,我国心理学家罗劲教授就拥有这方面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使他率先利用fMRI技术精确记录了人类大脑在实现顿悟的一瞬间的活动状况,在国际上开创了顿悟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先河。

总体上,认知神经科学对于感知觉、注意、意识、记忆、言语、思维、问题解决与创造、决策、情绪等心理的研究是有重要价值的。但认知神经科学对道德、审美、社会认知、文化心理等的研究如何评价呢?

应该注意到,由于道德、审美、社会认知、文化心理总是建立在感知觉、注意、记忆、言语、思维、情绪等心理活动的基础上,道德、审美、社会认知、文化心理等情况下的心-脑关系实质上是极其复杂状态下的感知觉、注意、记忆、言语、思维、情绪等心理交互活动的心-脑关系。因此,对于人类特有的偏重于社会和精神层面的道德、审美、社会认知、文化心理等,其活动很难说存在特定的心-脑活动对应关系,其脑激活区并不能赋予一个令人信服的心理学解释。固然可以说存在着一个特定的言语活动脑区,但存在一个特定的道德脑区吗?或者说存在一个特定的审美脑区吗?假如我们寻找到特定文化心理状态下的众多脑激活区,并声称这揭示了文化心理的脑机制,这有意义和价值吗?难道我们能够通过改变人的脑活动来提升人的道德水准或审美能力吗?

显然,如果说对于感知觉、注意、意识、记忆、言语、思维、情绪等心理活动,寻找其特定脑激活区还存在一定的价值的话,那么,对于人类特有的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心理活动,仅仅寻找到其脑激活区并止步于此,基本上是没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对于人类特有的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心理活动,还原论方法已经不能发挥作用。

对于人类特有的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心理活动,如果一定要寻找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其价值也许在于验证或证伪相关的理论观点。然而,这种验证或证伪的难度是极大的,往往达不到真正的目的。例如,2001年Greene等人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情绪参与道德判断的fMRI研究论文,通过实验证明道德判断存在受情绪影响的非理性加工,以此否定自康德以来的道德判断的理性加工观。这个研究就实验设计方法而言无可挑剔,但是该研究真的证伪了道德判断的理性加工观吗?以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者大多主张道德源于人类的情感;而康德的道德理性观认为,以情感为基础寻求道德的正确性最终会使道德的标准落于情感欲求的经验对象上,只有人的理性才能完成正确的道德判断,康德将此称为“理性的命令”,并且这种命令是一种“绝对命令”。显然,康德并不是不知道情感会影响道德判断,而是认为,正因为情感会影响道德判断,所以理性才更加重要,才需要把理性放在一个“绝对命令”的位置上。康德的这个观点是很深刻的。因此,就理论的验证或证伪而言,Greene等人实质上做了一个无效研究。既然如此,那么,是否可以说这个研究的价值在于发现了情绪参与道德判断呢?然而,这也谈不上。情绪参与道德判断是人们在日常经验中就能经常感受到的,不需要如此枉费人力和物力来验证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因此,不能将心理完全置于物理主义一元论的框架内研究,即使在实验设计看起来无懈可击的情况下,物理主义一元论对于人类特有的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心理活动研究基本上也是失效的。至少在我看来,我们并没有必要采用还原论方法研究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心理活动的脑基础,将心理研究全部神经科学化是危险的,走不通的。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惊叹冯特和铁钦纳等早期心理学家的先见之明。冯特认为,心理现象有其自身的特性,不可能从生理活动中发现对心理现象的解释;铁钦纳也认为,参照身体不会使心理学的资料增加什么。冯特和铁钦纳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是基于他们坚持的二元论——心身平行论。可见,要研究人类特有的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心理活动,心理学家应该摆脱对认知神经科学的依赖,把心理放在更突出的位置甚至是唯一的位置,积极开展对心理的探究。

对于人类特有的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心理研究,要摆脱对心脑关系的依赖,把心理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思想也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例如,南宋儒家陆九渊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传习录》亦云:“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而早在先秦时期的《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佛教典籍《楞伽经》卷二说,“自心现境界”,天地万物,一切境界,都是“心”的变现。这些观点其实是儒道佛的心物(身)一元论。儒道佛的心物一元论与物理主义一元论恰恰相反,看起来有悖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直观,但是借鉴儒道佛的心理观有助于开拓当前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使心理学研究生发出新的研究领域。

心理探究是一项难度巨大的事业,需要研究者对哲学、传统文化以及与心理学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相当广泛和深入的了解,在对心理学进行深度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坚持实验,并结合其生活观察、生活体验和生活实践来开展研究。在这里,所谓理论思考就是理论思辨。提到理论思辨,相当多的人不以为然,总是把“思辨”与“空洞”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真正的理论思辨不仅不是空洞的,而且正是有效的实验研究的基本前提和保证。中国心理学界的很多实验研究之所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给人以眼花缭乱却又不知所以的印象,归根结底还是没有出现有影响的心理学理论。笔者曾提出建立中国心理学的理念设想,为心理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只有当中国心理学界将心理学理论研究真正地提高之后,中国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才能开出一片新天地,并最终结出中国心理学的硕果。


本文出自《中国心理学的历史反思与新时代担当——纪念中国心理学会成立100周年(笔会)》,该笔会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31页,共9篇。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微信公众号将陆续单篇推出,敬请关注。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章一览

2021年第3期


中国工程心理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愿景省略…葛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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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关系与心理探究:兼论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之可行与不可行…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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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论道” ? ——理论心理学回顾与展望…叶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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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种汉语心理学概念谱系学的可能性:以克分子行为概念为例…王波


民国时期中国心理学会与心理学发展…阎书昌


三论心理学的分化与整合现象——中国第一个科学心理学组织成立100周年纪念…张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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