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了吗?——基于面板门槛效应的分析作者简介赵红霞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教授、集美大学师范学院教授杜国龙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研究生王迎香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研究生摘要基于2009—2019年我国31个省级的面板数据,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回归门槛模型进行经验研究,考察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效应,与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相比,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抑制效应更加明显。第二,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即随着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而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呈边际递增变化趋势。第三,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产业结构水平约束下,在东部地区,中职、高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分别呈现边际递减和边际递增变化趋势;在中部地区,中职、高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分别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和边际递增变化趋势;在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呈边际递增变化趋势,而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关键词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多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及教育精准扶贫研究——基于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实证分析”(项目编号:71764023);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资助项目“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KZ008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目录速览一、引言二、文献综述三、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四、实证分析五、结论与建议一、引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始终保持着蔚为壮观的经济增长繁荣景象。在国民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人们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根据国家官方和学术机构抽样统计调查的数据测算,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1]收入不平等状况不仅影响个体教育等社会结果的获得与代际流动率,而且关涉到社会政治稳定、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生育水平与人口结构等重大社会问题。[2-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发展阶段背景下,将收入差距缩小至合理水平,实现发展与共享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和谐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由于我国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分割,以及伴随市场经济转型而来具有城市偏好国家政策的实施,使得城乡差距成为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5-6]故而关注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及其形成机制成为经济不平等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于城乡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近期趋势,学者们主要从国家制度性安排、规律性社会变迁等宏观层面和人力资本理论微观机制进行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7-10]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提升其劳动生产率,是影响个人收入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教育等人力资本是决定个人收入及其分配的最主要因素。[11]所以从这个角度说,通过提升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发展,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路径。依据人力资本的分析理路,有研究证实教育不平等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成因,且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深入,其贡献率呈不断上升趋势。[12]根据教育分层的最大化维持理论,随着教育系统的不断扩张,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育不平等水平显著下降,而义务教育分流后的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不平等是教育分层的关键所在。农村出生群体在教育机会获得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主要集中在中等职业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这一理论在中国得到了验证。[13-14]考虑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过大,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过低所致,因而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进一步可以认为,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增值与转化的主要路径在于职业教育,通过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可有效提升农村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与就业能力,从而改善农村劳动者收入过低的状况。但遗憾的是,以往针对中国的多数经验研究仅从公共政策层面探讨了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平均影响效应,缺乏从不同教育类型着手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尤其是职业教育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成效检验。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2009—2019年我国31个省级的面板数据,探讨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包括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区域异质性问题,以期为提高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合理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效支撑。二、文献综述目前,学者们围绕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其主要成果围绕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问题展开。本文对上述研究问题做了文献系统性梳理,希冀从二者关系的一般性认识出发,为研究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收入分配成效提供有价值的探讨。学术界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教育财政投入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效应,二者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有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究政府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只有倾向增加科教文卫支出比重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才能有效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15]同样,有研究基于200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经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加大教育财政支出,可以保障教育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机制。[16]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考察,进一步区分不同教育阶段教育经费政策的经济效用成为教育公共支出与城乡收入分配状况议题的重要发展方向。有研究基于2001—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库的实证分析发现,不同教育阶段(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财政经费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只有加大初中教育公共投入支持力度,缩小城乡初中教育经费的差距,才能有效降低城乡教育不平等,从而作用于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的缓解。[17]公共教育制度与收入再分配关系问题,除了探讨教育财政经费投入是否具有收入再分配的调解效应外,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问题,也应是重点讨论的方向。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从教育收益率和劳动力转移两种解释路径出发,阐述作为人力资本干预的重要途径,教育经费投入是如何通过发挥人力资本效应来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状况的。第一,人力资本的收益效应认为,教育对收入分配影响力的大小主要体现为教育收益率高低,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增加,势必会对农村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产生重要影响,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发展水平,进而提升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效率和工资回报[18];第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转移效应认为,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增加导致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有效降低劳动者跨部门转移成本从而促使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增加其就业机会和质量,逐步减轻城乡收入差距[19]。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并非有效调节城乡收入分配的利器,公共教育支出反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拉大效应。[20]有学者基于2002年CHIP数据库的实证研究发现,1981—2001年城乡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总量虽在不断加大,但二者比值长期保持在2倍以上,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也有研究证实,公共教育支出未能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性分割。[21]此外,教育公共支出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效应的方向和大小有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促使二者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关系,譬如政府治理水平[22]和教育成本[23]。结合上述文献分析,教育财政经费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影响效应方向和大小受到多个因素的制约,教育经费投入既有可能加大原有的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可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厘清教育经费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二者关系的关键要点有二:其一,教育经费投入的城市偏向政策导致过多的教育财政经费涌向城市学校,使得农村学校教育经费偏低的现状并未得到有效改观,换言之,如若教育经费支出偏向或结构保持不变,即使教育财政经费投入总量不断提升,也并不能有效使农村学子受益,从而无法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状况;其二,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预,由线性相关转变为非线性相关,这一点有必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加以探讨。据上文的论证分析,家庭资源处于劣势的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学校,而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可以增加贫困学生的教育机会和改善学校教育教学环境,促进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累积与发展,从而提升其工资回报,改善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基于此,职业教育财政支出政策可视为具有农村倾向性,并最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考察职业教育财政投入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成为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此外,不同于发达经济体趋于完备与稳定的产业结构,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关头,教育的经济效应会受到产业结构化的制约[24],立足于这一客观发展现状,本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探讨由于产业结构发展程度差异是否会导致职业教育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非线性特征成为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二者非线性关联的区域异质性,是本文关注的第三个问题。三、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一)模型构建研究主要讨论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和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Hansen提出的门槛效应模型能够以设定的不同门槛值为界限,呈现各个门槛区间内变量关系的变化趋势。为了检验门槛值是否存在,研究将以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ZZ)和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GZ)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如下门槛面板模型:如上述所见,CJit为i省份t年份的城乡收入差距;ZZit表示i省份t年份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GZit表示i省份t年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ISit表示i省份t年份的产业结构水平,为门槛变量;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