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成宪 张月佳|中国教育人物研究40年回顾与分析（1978—2018年）

中国教育人物研究

40年回顾与分析

（1978—2018年）

作者简介

杜成宪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月佳

上海市存志学校教师

摘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年，中国教育人物研究取得显著进展。从总体数量看，教育人物研究保持稳定增长。著作数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年出版10种以上，2008年起年出版保持在20种以上；期刊论文1983年发表超过20篇，1995年超过50篇，2004年超过100篇，2009年超过200篇，之后保持在每年100至200篇；学位论文2005年超过10篇，2006年超过20篇，2007年近50篇，之后基本保持在每年二三十篇。从研究时段看，著作和论文的人物时段分布表现出“厚今薄古”态势，民国时期教育人物最受研究者青睐。从研究人物看，现代人物所拥有的著作、论文的总数和平均数都最高。人物研究著作数量居前三位的人物为陶行知（144种）、孔子（21种）和邓小平（17种）；各时段人物研究论文数量居前三位的人物，古代为孔子（330篇）、朱熹（89篇）和颜元（53篇），近代为张之洞（64篇）、梁启超（58篇）和张謇（53篇），现代为陶行知（395篇）、蔡元培（194篇）和黄炎培（115篇），当代为毛泽东（92篇）、陈鹤琴（55篇）和晏阳初（48篇）。可将上述人物视为研究的热点人物，而现代人物尤热。如果将古代按朝代进行统计，先秦的论文数与所涉人物数之比为460篇/12人，在所有时段中比数最高，说明先秦人物整体上才是真正的热点人物。40年的中国教育人物研究，实际上是在逐步选择和构建一个能够代表中国教育传统和未来的核心教育家群体。

关键词

中国教育人物；研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党史中的著名教育人物谱系研究”（项目编号：21JD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录速览

一、总体数量

（一）著作类

（二）学术论文类

二、研究时段

（一）著作类

（二）学术论文类

三、研究人物

（一）著作类

（二）学术论文类

四、结语

教育人物是教育历史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对于教育历史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对教育人物的思想和实践进行研究一直是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中一个深受关注的方面。而研究什么样的教育人物？哪些教育人物又是值得研究的？如何看待教育人物的历史贡献和社会价值？不同的研究者认识都有所不同，这就使得人物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成为中国教育人物研究的指导性原则，教育人物的作用和地位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一过程是如何开展的？本研究以CALIS（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为主要数据来源，以中国图书分类号中教育类图书所对应的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关的分类号为线索进行著作检索；按教育部学位中心颁布的教育史学科点高校，以中国知网为主，以万方数据库和CALIS库中的中文学位论文版块为辅，按“教育史”学科名称进行学位论文检索；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文献数据库中对60种含有“教育”一词的核心期刊、35种历史类核心期刊、62种综合性社科期刊、92种高校综合学报CSSCI来源刊的论文进行检索，剔除无关数据后得到最终数据。检索的时限为1978年至2018年3月。从总体数量、研究时段、研究人物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尽可能客观地展现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教育人物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一、总体数量

为便于叙述，将有关教育人物研究成果区分为著作和论文两大类进行讨论。

（一）著作类

相对而言，40年来教育人物的研究著作成果出版一直比较稳定。共统计出中国大陆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教育人物研究著作482种。搜索到的第一种人物研究著作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的《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此书虽是教育文集汇编，却是反映徐特立教育思想的重要著述，是改革开放初人物研究的重要资料。自此以来，每年都有著作出版，年均出版12种。2000年以前，1991年是一个出版高峰年，出版数量高达28种；90年代的前半期是人物研究著作出版的一个高峰期。而从2008年以来，年出版量基本都在20种以上，保持稳定。可见人物研究成为中国教育史研究中一个稳定的主题，著作成果可谓丰富。为了更清晰地呈现40年来教育人物研究著作数量的变化，特将上述数据以5年为一个年段绘制成折线图（图1）。

由图1可见，著作类教育人物研究成果40年来总体呈上升趋势。1978—1982年的五年是新时期开始的五年，仅有15种著作出版，年均3种。随后10年即1983—1993年出版数量逐年增加，并在1993—1997年段形成小高潮。这是由于1991年正逢陶行知百年诞辰，陶行知研究热潮兴起，1991年出版的28种著作中陶行知研究就达18种，也带动对同时代其他教育家的研究。随后1998—2007年的10年是教育人物研究著作出版低迷期。然而从2008年开始，教育人物研究热度骤升，由2003—2007年段的43种骤然增长到2008—2012年段的126种，涨幅高达193%，达到40年间人物研究著作数量的最高点。这是由于21世纪以来国家综合实力提高，更加重视民族教育传统，重新发掘和解读教育人物的当代价值成为潮流。2013—2018年间教育人物研究著作出版有下降趋势，或与本项目搜集资料截止时间在2018年上半年有关，相信教育人物研究热度不会消退。

（二）学术论文类

共检索到40年间教育人物研究论文3 728篇，其中学位论文414篇（硕士论文374篇，博士论文40篇），期刊论文3 314篇，期刊论文占论文总数的88.89%。与著作类成果相比，论文数量是其8倍，成果数量更为丰富。

期刊论文方面，共发表3 314篇，年均发表82.85篇。改革开放初期，教育人物研究论文的数量还较少，每年仅刊发数篇。教育人物研究论文出现在1978年，最早的几篇论文都与孔子再评价有关，如张瑞璠《再评孔子的“有教无类”》[1]、杨荣春《孔丘教学教育方法的再评价》[2]、陈增辉《孔子教育思想试评》[3]、张鉴佐《孔子的治学、教学精神和教学方法》[4]等。探讨如何正确评价孔子，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教育史研究得以恢复的一个重要信号。1979年刊出的两篇论文也是对孔子和陶行知的重新评价，其中重评陶行知的论文是毛礼锐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进步作用》[5]。直到2002年，研究者对教育人物的关注总体上呈缓慢增长趋势，25年里共刊发论文832篇，年均刊文33.28篇，发表论文最多的年份也不到80篇；从2003年起的15年里，教育人物研究论文呈快速增长态势，除2003年99篇，每年刊文均超过百篇，有2个年份超过200篇，5个年份近200篇，总共发表2 482篇，年均发表165.47篇。可见2000年后呈现出的教育人物研究热度。

学位论文方面，40年间教育人物研究论文共完成414篇，年均10.35篇。1978—1987年这十年是学位论文完成的低潮期，这与研究生学位制度建立未久有关。从1989年开始，教育人物研究的学位论文才逐渐增加，1988—2002年的15年间共完成学位论文34篇，年均也只有2.3篇，维持低增长。说明直到21世纪初，教育人物研究选题并未受到研究生和指导教师青睐。从2003年起研究教育人物的学位论文呈现蓬勃增长势头。从1998—2002年段仅有13篇，猛增到2003—2007年段110篇，2008—2012年段157篇。教育人物已成学位论文选题热门。

如果按5年一个年段对已刊论文进行统计，则40年间教育人物研究论文变化如图2所示。由图2可见，改革开放40年来，研究者对教育人物的研究兴趣在不断增长，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都呈现增长趋势。改革开放之初，期刊论文可以说处于低增长状态，学位论文则是长期徘徊。1983—1987年段论文增长数过百，1993—1997年段破200，1998—2002年段超过300。而从2003年起论文数量进入蓬勃增长期，2003—2007、2008—2012两个年段都以300篇左右的增幅增长，在2008—2012年段达到增长高峰。其中每一个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年段，都折射出国家的教育、科技、学术、经济、社会等方面事业的不断变革与进步。

二、研究时段

按所研究教育人物的主要活动时期，可以将教育人物研究著作和论文归入古代（先秦—清前期）、近代（1840—1911年）、现代（1911—1949年）和当代（1949—2018年）四个历史时段。另有一些著作和论文是综论古今或跨越时段的教育人物的，都归之为人物群体。据此讨论所研究教育人物的时代分布情况。

（一）著作类

482种教育人物研究著作，除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一种都没有外，其他历史时期都分布有研究著作，著作数量呈现明显的时代差异，具体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现代时段（民国时期）教育人物最受当今研究者青睐，出版著作数量高达218种，占出版著作总数的45.23%，40年来年均出版5.45种，可见民国时期教育和教育家得到高度认可。其次受关注的是当代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人物，出版著作153种，占总数的31.74%，年均出版3.83种。近代时段出版研究著作34种，占总数的7.05%。近、现、当代教育人物研究著作合计达405种，占总数的84.02%。可见，教育人物研究，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这与近、现、当代教育去时未远，文献史料易得易读易解，更容易发掘而为现时代教育改革所借鉴，年轻一代研究者更容易入门等原因有关。

从整个古代时段来看，研究先秦教育人物的著作有29种，数量在现代、当代、近代之后排第四；研究两宋教育人物的著作有15种，数量排第五；而元、明、清三朝共有7种，数量很少。可见，在古代，先秦和两宋教育人物更受关注，对古代教育人物的研究又呈现“厚古薄今”现象，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发展的实际状况。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奠基时期，也是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29种人物研究著作相较这一时期教育思想贡献来说，并不算多。两宋是春秋战国后教育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涌现了许多教育改革人物和教育思想家，传统教育和教育思想于此出现重大转折，15种教育人物研究著作也显得过于单薄。总体来看，古代各个时期教育人物研究成果都嫌少，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甚至未见著述出版，这并不正常，反映了古代教育人物研究的整体薄弱。这是一个亟待引起重视、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二）学术论文类

与著作相比，学术论文不仅数量丰富，而且研究覆盖的时段十分广泛，每个历史时段都有相应的论文发表，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从表2可见，首先，古代教育人物研究论文共有880篇，占所有时段教育人物研究论文总数的23.61%；近代567篇，占总数的15.21%；现代1 399篇，占总数的37.53%；当代882篇，占总数的23.50%。论文的时段分布与著作情况大致相同。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研究教育人物的重点时段都是在现代，即1911年至1949年间，论文数量是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而整个古代时段教育人物论文只是全部论文数量的不到四分之一！这说明40年里对民国时期教育人物的研究始终是研究者的一个兴奋点，成果数量2.5倍于近代，1.6倍于当代或古代。这种十分失衡的状况，虽然促成民国时期教育人物研究成果的高产出，但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状况。民国时期教育人物研究的繁荣，反衬着近代和当代人物研究的不足，古代人物研究的冷落和萧条，这种冷热不均，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来说隐忧深重。

其次，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在研究时段与数量的关系方面基本保持一致，但也存在局部差异。如研究近代人物和当代人物的期刊论文数量分别是445篇和833篇，后者是前者的接近一倍；而学位论文则分别是80篇和34篇，前者是后者的一倍多，显示出研究生论文的选题倾向。又如研究古代先秦和两宋教育人物，期刊论文数量前者是后者的三倍多，而学位论文数量后者却是前者的近一倍，也表现了某种出于学业状况的选择性，耐人寻味。

又次，古代部分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研究论文数量，先秦居首（460篇），两宋次之（165篇），虽然两宋时期论文数量还可以更多一些，但也仍属与历史上这两个时期教育人物的历史影响相适。论文数量随后的是明代（93篇）和清前期（82篇），也大致合理。然而，秦汉（16篇）、魏晋南北朝（28篇）、隋唐（25篇）、辽金元（8篇）确实嫌少了，特别是这几个时期学位论文贡献尤其少（分别为1、2、1、0篇）。其实秦汉、隋唐并不缺少教育人物，魏晋南北朝更不缺少教育思想，辽金元教育人物有思想特色，都值得研究。总之，对古代教育人物的研究不能说充分，有些人物乏有研究甚至是空白。长此以往，有些时段教育人物研究会否成为“绝学”？恐非杞忧。

三、研究人物

40年里研究者究竟研究了哪些教育人物？关注教育人物的程度（即对某一人物的研究频次）又如何？下面仍然从著作和学术论文两方面展开讨论。

（一）著作类

482种教育人物研究著作中，共涉及教育人物126人，其中古代18人，近代16人，现代31人，当代最多，61人，具体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各个时段中，教育人物研究著作出版数量现代最高，当代其次；而被研究人物数量则是当代最高，现代其次，这样的差异表明现代人物研究著作相对集中，而当代人物研究著作相对分散。现代和当代之后，著作数和人物数是古代居第三，近代居第四，数量不能说差距很大。四个时段，两方面数量，反映了教育人物研究中的古今温差。如果从时长上考虑，古代时段无论著作数还是人物数都嫌少，是最“冷”的。如果对表3作一些分析，还会有一些发现。如，人物研究著作数量与所涉人物数量之间的比例，不同时段有所不同，显示人物研究热度和人物研究效率存在时段差异。所谓人物研究热度是指在某一时段，出版著作数量与所研究人物数量存在着倍数差距，有的时段倍数较大。如先秦时段出版著作29种，而所研究人物仅5人，著作数是人物数的5.8倍，表明先秦时段每一个历史人物人均研究著作5.8种。实际上，有的人物研究著作会更多，如孔子研究著作远超5.8种（实际为21种）。这就是研究热点。这种情况在现代、两宋、当代、近代等时段都有存在。所谓人物研究效率，是指在某一时段，出版著作数量与所研究人物数量差距不大，甚至相当。如秦汉时段著作2种，所研究人物也是2人；清前期著作6种，所研究人物恰好也是6人，都是每一种著作研究一位人物，没有重复研究情况，就被研究人物数量而言，这两个时段的效率是高的。这就是研究覆盖面。不能一概而论说人物研究的集中（甚至是高度集中）就是不可取的，但确实可以看到，在教育人物研究中的过度重复现象在一些人物身上表现得比较严重。最叫人慨叹的恐怕是陶行知了，研究他的著作出版竟然达到惊人的144种！不可否认，这种现象表明教育人物研究中选题过于集中、重复度过高的问题，研究资源因此就可能被大量虚耗，而不少有价值的教育人物却乏人问津甚至无人问津。

为了了解40年里著作撰写者们都研究了哪些人物、关注程度如何，试对各时段教育人物被研究频次进行统计，得出表4。

首先，从著作出版数量看，人物研究频次最高的为陶行知144次，最低的为1次；研究频次为1次的人物有85人，占全部被研究人物总数的67.5%；研究频次24次以上即出现巨大断崖，直到144次。可以说陶行知研究“一骑绝尘”。可见，教育人物研究从著作出版数量考察，表现出十分显著的冷热不均，两极分化现象甚是严重。研究陶行知一人的著作数量即占了著作总数（482种）的30%，可以抵上研究频次后110位人物的研究著作数量总和，可谓“一以当百”！陶行知固然是一位值得格外重视的教育人物，40年里对他关注的热度持续上升，说明他的教育探索触及了教育的根本性问题，也说明现实中教育改革的艰巨性，需要从历史中去寻找资源和启示，但如此庞大的著作出版量却也反映了教育人物研究中追逐热点的现象，1991、2011年分别是陶行知诞辰100周年和120周年，陶行知研究著作数量在这两个年份异常增多即可证明。这也说明，在教育人物研究选题问题上，尚未形成出自学科发展意识的理性判断，人物选择具有较大随意性和受裹挟性。

其次，从所研究教育人物的时段分布看，古代53种著作共涉及18人，仅有1种著作的就有12人，包括庄子、董仲舒、王安石、王守仁、王夫之、黄宗羲、颜元等重要人物，其他如：老子、孟子都是2种，荀子、陆九渊都是3种，朱熹是10种，孔子21种是古代教育人物中研究著作数最高的。显然，除了孔子、朱熹情况稍好外，其他中国传统教育代表性人物的研究著作数量都嫌少，尤以先秦诸子为甚。近代34种著作共涉及16人，仅有1种著作的也有7人，包括曾国藩、严复、容闳、孙家鼐、吴汝伦、盛宣怀等重要人物，其他如：孙诒让、康有为都是2种，孙中山是3种，张謇、梁启超都是4种，张之洞6种是近代教育人物中研究著作数量最多的。相对而言，上述人物所拥有的著作数量与其历史地位基本相称；但从横向比较看，上述人物的研究著作都可以再大大增加。现代218种著作共涉及31人，仅有1种著作成果的人物也达22人，其中不乏陈独秀、胡适等思想启蒙人物，梅贻琦、傅斯年、廖世承、潘序伦、吴贻芳、罗家伦等大学校长，恽代英、吴玉章、成仿吾等红色教育家，陈嘉庚、卢作孚等企业家办学者，郑晓沧、舒新城、李廉方、余家菊、庄泽宣等教育（理论）家，他们值得被更多地书写。218种现代教育人物研究著作确实展现出一幅群星璀璨的教育家辈出图景，其中大部分人物当得起研究者对他们的厚爱，部分人物（如梁漱溟、俞子夷、蒋梦麟、黄炎培等）还可以得到更多一些关注。当代153种著作共涉及61人，仅有一种研究著作的也多达43人。邓小平以拥有17种著作拔得头筹。当代教育人物除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外，主要还包括著名学者（钱穆、冯友兰、周谷城等）、著名教育学家（鲁洁、顾明远等）和众多优秀校长、教师，表现出当代教育人物群体的构成特点。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教育人物还可有更多研究者来探究，相信随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会有更多成果涌现。同时，教育人物研究著作数量在时段分布上显示出颇不平衡的状况，即著作数量不平衡（古代、近代少，现代、当代多）、被研究人物数量不平衡（古代、近代少，现代、当代多）和人物被研究频次的不平衡。

最后，研究著作成果显示，对人物群体的研究逐渐成为关注焦点，共出现了24种人物群体研究著作，占著作总数的4.98%，其中古代部分6种，近代部分5种，当代部分5种，贯通时代的8种。表明除了关注单个教育人物之外，也开始注意用不同视角去考察教育人物群体的共性和个性特点，成为人物研究的重要动向。人物群体的确定，有依据职业身份的，也有依据地域身份的，等等。如陆钦仪、李静波主编《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北京高等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闫广芬、李忠著《近代商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张彬等著《浙江教育家和中国近代教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随着教育史研究方法的拓展和研究视角的更新，教育人物群体的研究还会增加。

（二）学术论文类

1.总体情况

收集到的3 728篇论文（含期刊论文3 314篇，学位论文414篇）共涉及教育人物665人，其中古代126人，近代108人，现代162人，当代269人。具体如表5所示。

从表5可见，人物研究论文涉及教育人物665人，远多于著作涉及的126人，可见论文所研究的人物更广泛，数量也更庞大。

古代时段共有论文880篇，涉及人物126人，人均7篇论文；近代时段有论文567篇，涉及人物108人，人均5.25篇论文；现代时段论文篇数最多，有1 399篇，涉及人物162人，人均8.64篇论文；当代时段有论文882篇，涉及人物269人，人均3.28篇论文。从论文数与被研究人物数之比可以推知，古代时段和现代时段所研究的人物会相对比较集中，而当代时段则相对分散；这也意味着古代时段和现代时段的教育人物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相对明确的人物群体，在对研究人物认定方面具有更多共识，而当代时段却相对缺乏共识。

对教育人物作群体性研究，不仅在著作成果中得到体现，在学术论文中也有高达111篇研究人物群体的文章，占论文总数的2.98%。其中近代人物群体研究42篇，研究多集中在近代士人群体、商人群体、办学者群体和学堂教师群体等；现代人物群体研究51篇，研究集中在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群体、大学教授群体、“五四”学生群体、女教师群体、乡村教育家群体等；当代人物群体研究15篇，比起近、现代人物群体研究数量较低，多是对高校校长、教育学家以及教师群体的论述；而古代人物群体研究3篇，探讨经学家群体、母教群体等。从《中国古代教育家的师爱及其现代价值》[6]《我国高校女教师队伍的历史变迁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7]等题目，可以大致了解人物群体研究的旨趣。

2.古代时段人物分析

古代时段论文有880篇，涉及古代人物126人，人物被研究频次如表6所示。

表6人物名录表现出一些特点。首先，古代时段126个人物中，仅有1篇研究论文的有78人，有2篇的15人，3篇的5人，4篇的6人，5篇的2人，总计为106人，占古代时段人物总数的84.13%，而研究论文总数却为157篇，只占古代时段论文总数的17.31%。说明大量古代人物并未得到研究者比较集中的认同，分歧明显。但耐人寻味的是，表6也呈现了一份相对集中的古代教育核心人物名单。在表中排名前十的人物分别是孔子、朱熹、颜元、墨子、孟子、王阳明、胡瑗、老子、韩愈、荀子。如果扩大到研究论文数达到10篇以上的，还可以增加颜之推、王安石、庄子、王夫之。这份14人的名单基本可以包括一个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人物群体。说明在对中国传统教育核心人物的认定方面，研究者有共识。

其次，结合表5中各个时段论文数与人物数之比可以发现，先秦被研究人物数12人，略高于魏晋南北朝（11人），远低于两宋（32人）、明（33人）、清（21人）和近、现、当代，但每位先秦人物平均所拥有的论文数（38篇）却是遥遥领先于古代任何一个时期，也领先于近代、现代和当代。考察各时段研究论文数与被研究人物数之比，先秦之外，各个时段的人物平均拥有论文数依次为：现代8.32篇、两宋5.16篇、近代4.86篇、清前期3.90篇、隋唐3.57篇、当代3.22篇、秦汉3.20篇、明2.82篇、魏晋2.55篇、辽金元1.60篇。证明先秦实在是一个教育人物研究的热点时段，人物的教育“含金量”之高无可比拟，对人物的选择和判定也有成熟的认识。这些人物对于中国传统教育来说，具有根源意义，是精华所在，经得起后世反复咀嚼。除先秦之外，教育人物平均拥有论文数较高的时段还有：现代、两宋、近代，这同样与人们历来对中国教育发展阶段性表现的认识和判断相吻合，这也提示了未来教育人物研究应当留意的时段。可以相信的是，随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人物的认识和理解也会发生变化，各时段教育人物研究状况也会有所改变，尤其是当代时段人物的研究数量和质量都会有提高。

再次，从表6可见，孔子研究论文高达330篇，可谓“一骑绝尘”，与排名第二的朱熹（62篇）之间存在着断崖式数量差，而较之他人，朱熹的收获已令人艳羡。孔子如此之高的关注度，虽也表现出“光圈效应”，但也说明这位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奠基人、儒家教育的开创者无可争议的历史地位，这一点人们有充分共识。朱熹的受关注度位居次席可以理解。但颜元力压群英排名第三却有点出人意料，这与一项中国教育史教材所选入古代教育人物的研究结果有相似趋向而更甚。[8]从研究史看，颜元在2000年前已受研究者关注，却不突显，但从2004年起对其研究呈现蓬勃增长态势，这与他对传统教育的深刻批判和对学校改革的创造性设想有关，正是这种批判和设想启发着今人对现实教育的思考。胡瑗的情况与颜元略同，作为颜元的前辈，他对学校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但要说他拥有的论文数量应当显著超越老庄、荀子、颜之推、韩愈等人则未必然。至于其他研究频次较高的人物，虽也存在着嫌高嫌低的情形，但总体上能够体现各自的历史定位。

最后，表中很有一些研究频次不高的人物未必都是缺乏研究价值的。如对只收获1篇论文的商鞅、嵇康、王通、张载、程颐、叶适、陈淳、戴震、王廷相，只收获2篇论文的司马光、许衡、湛若水、徐光启，是否太过于忽视了？对有4篇论文的韩非、王充，6篇论文的董仲舒，是否也嫌研究不足？这些人物都值得人们给予重新审视，更多关注，这也提示了未来研究的着眼点。

3.近代时段人物分析

近代时段共有论文567篇，涉及人物108人，人物被研究频次如表7所示。

从表7可知，首先，历时70年的中国教育近代时段总共有567篇教育人物研究论文，涉及人物108人。研究论文数量排名前十的人物顺序为张之洞、梁启超、张謇、严复、吴汝纶、王国维、康有为、孙中山、李鸿章、袁世凯。如果扩大到被研究论文10篇以上的人物，还可以包括容闳、张百熙、盛宣怀。这份教育人物名单基本网罗了推动中国教育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倡导者、引领者、组织者和实践者。尤其是，这些人物的被研究频次也与他们历史贡献的大小基本相当。应该指出，这是一份兼顾了诸多方面、颇为“平衡”的名单，包含了中国教育转型进程中不同阶段、不同身份、不同主张、不同作用的人物，如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封疆大臣、启蒙思想家、革命家、实业家等。在教育变革的时代，他们因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中国教育的新陈代谢而青史留名。可见，研究者在对近代核心教育人物的评价方面，总体上有共识。

其次，仅有1篇研究论文的人物高达68人，占近代时段人物总数的62.96%；如果扩大到被研究频次为5次的人物，更多达91人，占人物总数的84.26%，更是一个庞大数字，表明在近代教育人物研究中存在着尝试性和不确定性特点。应该看到，有些低频次人物并不应该得到如此对待。如只有1篇论文的冯桂芬、李善兰、孙家鼐、吴稚晖、薛福成、印光、袁希涛、张焕纶、钟天纬，只有2篇论文的端方、孙诒让、庄俞，只有3篇论文的经元善、李瑞清、王韬、章太炎，以及只有1篇论文的傅兰雅、林乐知等西方人士。近代教育人物从群体上考察，显得身份比较复杂。一是政治身份多样，有维护帝制的，倡导变法的，还有励行共和的；二是学术身份多样，有坚持旧学的，调和新旧的，还有倡导西学的；三是职业身份多样，有军政大员、革命者、学者、教育学家、法师，还有传教士。尤其是出现了诸多外国人。近代时段人物由此表现出一个重要特点——过渡性。

再次，在近代教育人物中，作为后期洋务派代表的张之洞以64篇研究论文名列第一，与他在研究著作方面也是在近代人物中拔得头筹（6种）相呼应，表明人们对张之洞在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有比较一致的认可。张之洞得到高度肯定的原因在于他提出一种既不动摇既有体制，又能接纳、包容西方文化的方案，而使中国教育改革能够落地。论文数稍逊于张之洞、排名第二的梁启超研究频次要高于严复，更是远高于其师——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这也说明研究者对他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启蒙和制度建设所产生影响的充分肯定。张謇以53篇论文排名第三也属恰如其分。人们对张謇的评价标准恐与梁启超有异，应是更多地从他推进新式教育的实践和办学实绩着眼。检索张謇研究论文，最早是1986年沈建昌《浅论张謇办教育的根本原因》[9]，2000年以前共有11篇，但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快速增加，仅2013—2018年间就发表17篇，且主题集中于实业教育、职业教育。显见，现实的教育改革需要成为历史上的张謇“走红”于当下的要因。吴汝纶与王国维各以27篇论文并列第五有点令人意外。王国维是在教育学理论方面的建树为他争得教育史上的一席之地，列第五也无不当；吴汝纶列第五是否评之过高？值得一说的是曾国藩，虽然仅有8篇研究论文，但全部是关于他家庭教育思想的，说明在不少人眼中是如何定位这位清末重臣和教育人物的。

4.现代时段人物分析

现代时段共有论文1 399篇，涉及人物162人，人物被研究频次如表8所示。

首先，现代时段在四个时段中论文产出最多，达1 399篇；涉及人物也较多，达162人。论文数和人物数都远超近代。现代时段的人物研究及其论文成果也表现出研究的两极分化极其严重：一方面是论文数量最靠后的82个人物每人只有1篇研究论文，共82篇；另一方面是论文数量最靠前的3个人物却占据了704篇论文，对比十分强烈。陶行知、蔡元培和黄炎培，分别占这一时段论文总数的28.23%、13.87%和8.22%，三者相加占论文总数的50.32%，其他159人则分享了论文总数的49.68%！如果考察论文数量排名第1至第10的人物，可以发现从第1至第3名人物——陶行知、蔡元培、黄炎培之间的论文数量差距很大，从第4名至第10名人物之间的论文数量则差距不大。与人物研究的著作成果相比，在论文成果方面，陶行知研究的情况颇为相似，不仅数量独占鳌头，而且是以巨大的数量优势遥遥领先。撰写著作与撰写论文之间，难度与工作量都相去甚远，然而对陶行知而言，无论是著作还是论文都未能难住研究者的热情。这当然是因为陶行知对于现时代教育的巨大现实意义，也多少因了研究者追逐热点人物的过度热情。论文数量居于次席和三席的蔡元培、黄炎培，在研究论文的数量方面，较之著作数量显得改观不少，也体现出他们在现代教育史上无可争议的地位。这两位人物所收获的论文数量应属比较客观。如果考察研究论文数量第1至第10名的教育人物，可以发现这些人物基本构成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人物核心群体。可见研究者在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往往多是根据自身判断，各行其是，但他们判断人物的标准却又有着某种趋同性，使他们对某些人物做出较为一致的选择，遵循了历史的客观标准。

其次，研究论文所涉现代人物虽然数量较多（162人），但仅有1篇论文的人物就有82人，占人物总数的50.62%；研究论文在1-5篇的人物更多达135人，占人物总数的82.33%。考察上述人物，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特点，即人物身份颇为复杂，尤其是低频次人物。如以仅有1篇论文的人物为例，其中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瞿秋白、韦拔群、杨闇公；民族企业家荣德生、穆藕初；学者黄侃、马一浮、刘文典、钱基博；科学家丁文江、胡明复、萨本栋；文学家朱湘、郑振铎、张我军；艺术家刘天华、沈心工、徐悲鸿；等等。但其中数量最多的人物是两类，一是军政人物，如段祺瑞、冯国璋、宋教仁、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唐继尧、阎锡山、张学良、陈济棠、陈诚、陈果夫；一是教育（学）家，如范源濂、刘廷芳、曹云祥、陈礼江、陈屺怀、陈启天、江恒源、李石曾、刘湛恩、叶瀚、任桐君。现代教育人物的这些特点，反映了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即推动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军政大员和专业教育人员（理论家和办学者）。尤其是，如果比较近代时段，现代时段教育人物中以教育学为专业的人物数量比较大，表现出教育的专门化趋势和教育家的专业化趋势。如将考察范围扩大，上述特点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表面上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是出于自身兴趣，似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但这种“无意识”又是有意识的，因为这种选择反映了研究者对历史人物在教育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和判断，实际上又是反映了历史的运动过程。而上述其他各种身份的人物也被当作教育人物来研究，也能够反映历史的实际，因为这些人物虽然各有专攻，却又在动荡的年代，以自己的方式，通过人才培养和专业传承为振兴国家、拯救民族出力。这也就是民国时期虽只短短38年，诸多行业都涌现出杰出教育人物的重要原因。如以梁思成为例，作为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杰出贡献世所共知，但作为教育人物又将如何？胡志刚的《梁思成早期建筑教育思想与实践》[10]一文，从教育学的视角去探讨中国建筑学思想的传承和建筑专业人才的培养，确实是从一个独特方面展现了当代中国教育所达到的高度。然而，平心而论，这一份现代教育人物名录毕竟过于宽泛和繁杂了，有过一些教育作为毕竟不能等同于做出重要教育贡献，教育人物究竟还是需要体现出教育专业特点。

5.当代时段人物分析

当代时段共有论文882篇，涉及人物269人。在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历史时段中，被研究人物数量是最多的，但论文数略高于古代时段（880篇），而显著低于现代时段（1 399篇）。当代时段人物被研究频次如表9所示。

当代时段包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本研究截止时的这一段时间，有近70年历史，涉及人物269人，在四个时段中数量最多。与近代、当代相比，当代时段被写入的人物群体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实际上包含教育学术上的几代人。第一代为出生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引领时代前进的；第二代为出生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而在新中国成立时正是年富力强的；第三代为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承先启后的；第四代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而在进入21世纪之际继往开来的。尤其是第一代教育人物，他们中的不少人成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道路，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甚至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仍旧在为中国教育出力。这也是为什么有为数不少的教育人物可以归入现代（民国时期）时段，现在却将他们归于当代时段的原因，这也是导致当代时段教育人物数量最多的重要原因。必须承认，这些人物教育贡献的重心是在现代时段，尤其是那些专业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教育实践家们。也必须指出，与其他几个时段相比，当代时段不少教育人物由于去时未远，其事业、思想、精神有不少还缺乏岁月磨砺和实践检验，对他们的研究就可能受到各种限制，尤其是与其同时代人的一些论述可能受限更多。比较其他时段，写入当代时段的教育人物名录相对不成熟，也可能不稳定，但即便如此，也有意义，因为正是这样的一次次写入，不断在进行着教育历史人物的评价和选择。

在当代时段教育人物中，以毛泽东研究“一马当先”，论文数高达92篇，占当代时段论文总数的10.43%。92篇毛泽东研究论文中有6篇硕士论文，2篇博士论文。这位新中国缔造者、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奠基者，理所当然受到研究者关注。毛泽东作为教育人物受到关注，在于他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过程中强烈的教育意识，制定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是一位擘画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教育人物，有学者称其为“现代中国的教育魂”[11]。作为教育人物的毛泽东研究曾经一度沉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渐升温，形成两个小高潮。一是在1993—1997年段，正逢毛泽东百年诞辰，又值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收获论文29篇。研究更多集中在重新审视和评价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方面。如《简论毛泽东的教育改革观》[12]《毛泽东的教育价值观及其现实导向功能》[13]等。也有研究者重在发掘其教育思想对当前学校教育的意义。如《毛泽东德育思想二论》[14]《毛泽东教学论思想初探》[15]等。二是在2003—2007年段，又逢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正值中国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格局之中，收获论文24篇。毛泽东研究更多聚焦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创新人才的主题。如《论毛泽东对教育创新的理论探索》[16]《毛泽东同志的“减负”思想及启示》[17]《简论毛泽东的启发式教学思想》[18]等。说明研究者往往是立足于时代的新课题去评估教育历史人物的价值，尤其是像毛泽东这样思想内涵十分丰富的人物也就更容易受到重视。

排名毛泽东之后的教育人物所拥有论文数量呈现明显落差，论文数在30篇以上的人物依次是陈鹤琴、晏阳初、邓小平、潘懋元、梁漱溟、叶圣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在领袖人物中，邓小平研究论文数量仅次于毛泽东，折射出人们对邓小平作为教育人物的高度肯定。邓小平是中国教育新一代擘画者，推动中国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现划时代转型，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开辟了道路。陈鹤琴、晏阳初、梁漱溟、叶圣陶都是写入中国现代教育史的教育家，之所以仍旧能够博得当代学术界的关注，反映出人们肯定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建树和在当代中国教育建设中的与时俱进，以自己的方式应对时代的课题。当代教育人物中这些走过现代时段的人物，或许是研究者相对容易把握进而评说的，这与他们在既往历史上的贡献有关。分析当代教育人物的四代人，可以发现其中以教育学为专业、以教育为职业的人物占据压倒性多数，成为当代教育人物群体的重要特点。可以相信，在未来，这一特点将会成为教育人物群体的常态，也表明教育越来越成为专业的活动。

当代还是一个正在发展变化中的历史阶段，无论是教育人物还是研究者也是处在发展变化中的。对这一时段教育人物的贡献尚缺少历史的检验，使得研究者在选择和确定教育人物时，较之其他三个历史时段会更加困难，而要对人物做出恰如其分的评说更是难上加难。因此，研究者的研究本身也有待历史的检验。但这不会成为人们研究教育人物的阻碍，只是提醒人们在面对教育人物时应当持有怎样的评价和评说尺度。

四、结语

中国教育人物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即把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诸多教育人物搜罗起来，然后进行比较、选择和诠释，进而构建出一个教育人物群体，作为我们民族教育精神的载体。120年前我们的前辈开始这样的建构过程，由此撰写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教育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时代需要，又重新开始了这一过程。1978—2018年的中国教育人物研究，正是在逐步重构一个能够代表中国教育传统和未来发展的教育人物群体。经过教育学术界40年的殚精竭虑，辛勤工作，这样一个人物群体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119-134页。 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原文下载

相关文章

图文编辑：王心怡

责任编辑：罗雯瑶

审核人：杨雅婕

苏州大学学报微信公众号矩阵 

苏州大学学报

哲社版

苏州大学学报

教科版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您若喜欢，戳戳“分享”“点赞”或“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