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世飞 钱跳跳｜虚拟国际化：数字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路向
做学术最有趣的是找到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发现新的研究问题，拓宽新的研究边界，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概念。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以往学界更多地关注传统国际化，即依赖物理流动的国际化，以及在地国际化，即依赖本土校园的国际化。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尤其是经受疫情洗礼的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发生了深刻性变化，出现了新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如“远距离国际化”，而本文我所研究的虚拟国际化正是在疫情，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发展成熟的国际化新产物。在数字中国建设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机遇下，我敏锐地发现虚拟国际化将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领域相对比较有现实价值与理论创新的问题。鉴于此，我选择了虚拟国际化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并指出虚拟国际化将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路向，基于中国语境，我对虚拟国际化的内涵、虚拟国际化的价值、虚拟国际化的困境与路径等内容进行了系统阐释，以期引起学界对虚拟国际化研究领域的关注。本文是我国家社科基金的阶段性成果，鉴于虚拟国际化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和概念，本文的相关论证还存在很多不成熟与不完善的地方，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虚拟国际化：
数字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路向
作
者
简
介
段世飞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钱跳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
虚拟国际化已经成为数字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路向。虚拟国际化包含了全球性、跨文化性和国际性三个维度，它具有不依赖跨境物理流动、丰富数字时代国际化内涵以及超越时间和空间等特征。推进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是数字时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以及坚持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已具备实现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现实条件与坚实基础，但我国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发展仍在理念、现实、制度以及秩序方面面临困境。因此，加速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认识转变，加快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技术推广，加强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制度供给以及加紧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话语构建将是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发展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
数字时代；高等教育数字化；高等教育国际化；虚拟国际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数字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机制创新与路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CIA2303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
录
速
览
一、虚拟国际化的内涵
（一）虚拟国际化的含义
（二）虚拟国际化的特征
二、我国推进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动因分析
（一）虚拟国际化是数字时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
（二）虚拟国际化是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创新探索
（三）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已具备重要的现实条件与坚实基础
三、我国推进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现实困境
（一）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认识亟待转变
（二）高等教育数字化的丰富资源尚未转换为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数字红利
（三）高等教育数字化政策制度未能全面落实到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领域
（四）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话语权仍然被西方所主导
四、我国推进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认识转变
（二）加快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技术推广
（三）加强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制度供给
（四）加紧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话语构建
五、结语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高等教育国际化日益成为教育领域研究的重点。尤其是近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以及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不断扩展，出现了“虚拟国际化”（virtual internationalization）、“虚拟流动”（virtual mobility）、“虚拟交流”（virtual exchange）等新概念。对于虚拟国际化，国外研究中，凯瑟琳·戈麦斯（Catherine Gomes）等学者探讨了数字化校园的出现对国际教育交流的影响。[1]埃伦·麦琪恩（Ellen MacEachen）将研究重点聚焦于虚拟国际化中的合作，指出在线课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2]土耳其学者亚萨尔·孔达奇（Yasar Kondach）对传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和虚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了远程开放教育背景下虚拟国际化的方法。[3]国内研究中，尚未发现直接以虚拟国际化作为研究主题的研究成果，比较相关的研究主题有“远距离国际化”“数字国际化”“在线国际化”等。杨启光等将“远距离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第三种类型进行考察，系统地分析了远距离教育国际化的在线协作跨文化学习模式特征。[4]刘进等指出，在线教育能否成为数字国际化技术创新的主流趋势还存在争议。[5]韩亚菲等关注到大规模在线教学引发的质量保障和治理难题，并提出要发展“在线国际化”，完善在线教育治理体系。[6]纵观已有研究，当前国内在虚拟国际化领域的相关研究还较少。因此，本文将从虚拟国际化的含义与特征入手，分析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推进动因，指出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在我国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最后提出我国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发展的路径方向。
一、虚拟国际化的内涵
（一）虚拟国际化的含义
“虚拟国际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921年，《纽约时报》中的一篇文章将电信电缆建设报道为“虚拟国际化”。在高等教育领域，虚拟国际化最初被概念化为课程国际化的一种形式。布里奇特·米德尔马斯（Bridget M.Middlemas）等学者将虚拟国际化定义为“一种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支持在教学课程中取得国际学习成果的灵活的学习和教学方法”[7]。伊布提安·阿尔卡塔尼（Ebtisam Alqahtani）理解的虚拟国际化是“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向学生提供跨国教育的计划和课程”[8]。简·奈特（Jane Knight）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在院校与国家层面，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维度整合进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传递的过程”[9]。她将国际化的虚拟方面纳入了她的“三代交叉高等教育”框架，“虚拟大学”和“在线/远程”项目属于她框架中的第二代。[10]在简·奈特的定义基础上，伊丽莎·布鲁恩（Elisa Bruhn）在数字教育、远程教育不断扩张的国际高等教育格局中，较为全面地提出了虚拟国际化的概念：“虚拟国际化是一种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帮助下将国际化、跨文化以及全球化等要素整合到高等教育中，使其更具传递性、目的性和功能性的过程。”[11]她还将虚拟国际化划分为以下三个维度。[12]
一是全球性维度。在线学习的形式有助于高等教育课程直接到达全球市场，在更广泛的语境下进行教学和学习，培养学生全球公民的意识，促进全球理解，从而使学生以地球村居民的身份为全球知识社会做出贡献。从这个层面上说，虚拟国际化是对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意义的超越，它不仅意味着招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还意味着在校园和在线远程教育的家庭课程中引入全球化的思想和理念。二是跨文化维度。由于缺乏视觉交互和及时反馈，在线学习模式可以消弭一部分由于种族、语言、宗教等因素带来的文化差异，在异步交流的过程中，帮助学习者从多元文化课程中受益，培养跨文化能力。正如简·奈特所说：“国际化也与国家、社区和机构内部存在的多样性有关。”[13]三是国际性维度。与全球性维度超越国家直接在全球范围内考虑问题的视角不同，虚拟国际化的国际性维度关注的是虚拟跨境教育供给。以纽约州立大学开发的合作在线国际学习课程（COIL）为例，这种国际虚拟课程为国际学生提供了灵活、通用、包容的在线学习机会，促进了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混合交付模式的发展。
综合学界的研究和界定，本文认为：虚拟国际化是在数字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在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借助信息技术，特别是新兴数字技术来推动人员、项目、课程等进行跨越国家边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国际交流，并在国际交流过程中被赋予全球性、跨文化性、国际性等重要维度。
（二）虚拟国际化的特征
传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主体多元化、交流内容全面化与合作模式多样化等特征。[14]虚拟国际化在继承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还发展出其独特的路径和特殊的目标与方式。
1.超越传统国际化的跨境物理流动
学生、教师、项目与学校的跨境物理流动是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环节。以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人通过移动，在其他国家积累各种经验，会产生超越文化的人与人的相互理解，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因此被认为是有价值的。”[15]诚然，国际化的人员与项目交流非常关键，但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国际化的跨境物理流动产生了冲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许多国际合作项目被迫中止，数据统计显示，2020年，全球90%以上的赴境外学术交流计划没有完成，90%以上的因公出国（境）学术交流经费没有被使用。[16]在此背景下，远程在线课程作为虚拟国际化的重要形式，被全球高校广泛地使用。与此同时，新兴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远程在线课程提供成为可能，一种超越传统国际化人员跨境物理流动的虚拟国际化形式获得了蓬勃发展。
2.丰富数字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结构要素
21世纪是数字化的时代，云计算、5G、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等数字技术的产生与应用昭示着数字全球化的到来。数字全球化是指数字技术、数字媒介和数字公司驱动下的信息和数据流动，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数字化整合，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联通，以及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全球传播和重构。高等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对于创新数字化产品、引领数字化行业、激发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意识至关重要，促使高等教育融入数字全球化进程势在必行，虚拟国际化成为数字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与长远目标。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虚拟国际化应主动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等新兴数字技术，以丰富高等教育国际化结构要素为主要目标，对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进行有效的补充与建构。
3.打造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教育环境虚拟国际化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等媒介，打破了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提供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教育环境，重塑教学方式与师生关系，以开放性的技术平台将高等教育与数字化技术融合衔接。全球化的深入、数字技术媒介的变革使不同国家与地区、个体之间建立起紧密且打破时空局限的自然联结，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虚拟国际化成为高等教育适应并引领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虚拟国际化”作为当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集成性术语，反映了数字化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兴样态。
二、我国推进高等教育虚拟
国际化的动因分析
虚拟国际化的动因是驱动政府、社会组织、高校、个人及其他参与高等教育的主体投身虚拟国际化的要素。在我国的社会背景下，对虚拟国际化动因的分析主要包括必然性与可能性两方面。
（一）虚拟国际化是数字时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17]，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同样提到了“加快建设数字中国”[18]的要求，由此可见，“数字中国”建设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国家从大政方针的角度对数字中国的实践方向做出了指导。自1999年我国提出“数字中国”概念以来，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数字中国”不断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中国信息化的重要推动力量。[19]在数字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来自国际的声音也不断呼吁着教育数字化转型。2022年举办的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提出《确保和提高全民公共数字化学习质量行动倡议》，帮助各国加强数字化学习平台建设，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重塑全球教育互联互通宣言》，旨在促进全球数字化进程，为所有人带来更多教育机会。[20]
在国内政策支持与国际改革趋势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也逐步加入数字时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潮流中。国内顶尖高校率先开展基于国际合作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加入了美国三大MOOC平台（Coursera、edX、Udacity）之一的edX平台，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加入Coursera平台，利用平台拥有的公开、多元、优质的资源，不断探索建设中文和英文的精品课程。[21]清华大学的“全球融合式课堂”、北京大学的“全球课堂”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跨洋互动”项目通过“虚拟交流”实现数字化转型目标。由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联合申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中心与“学堂在线”深度合作，通过工程教育知识服务平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科大学生免费提供计算机微专业在线学习服务[22]，吸引了众多工科学生到中国学习计算机相关专业。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从2016年起开始设计虚拟交流教育模式——跨国在线协作学习（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COLL），利用数字化技术降低了教育国际化成本，为更多师生提供了参与国际化学习的机会。一些大学还创新了国际学习的形式，为学生进行在线国际化课程学习和在线国际组织实习提供经费资助。[23]在上述合作与学习过程中，借助全球性在线教育平台和在线合作项目，学生可以有效提升其全球素养和跨文化视野；同时，不同国家间也通过虚拟国际化行动加强了文明交流和互鉴。以上案例皆可看出推动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开展高等教育数字化的国际合作，对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价值，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已经成为数字时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未来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24]高等教育事关民生福祉，同样须贯彻落实对外开放政策。《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强调，对外开放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要面向国家对外开放全局，全面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务实合作，不断丰富开放内涵，提高开放水平和国际影响力。[25]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实现路径，以虚拟国际化助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新探索。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虚拟国际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创新探索之一体现为，虚拟国际化改变了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形式，建立了一种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新模式。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严格管控使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受阻，而此前就已呈现萌芽状态的“虚拟国际化”很好地契合了全球疫情背景下人员无法进行物理流动，只能借助网络信息通信设备进行学习的特点。随着在线课程的推广与新技术的进步，虚拟国际化的内涵不断深化，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探索，反过来又促进了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逐步恢复正常，而此前不断发展壮大的虚拟国际化进程将影响数字时代全球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26]
作为一种新事物，虚拟国际化的出现与发展具有突然性和迅猛性，一些学者对虚拟国际化中的远程授课教育质量和学生满意度表示怀疑。阿特巴赫认为，技术的局限性、教师缺乏相关经验、设备无法及时更新等问题都会影响到在线授课的水平。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也指出：“通过在线教育代替线下教育，进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这完全是一种‘幻想’，至少在未来几年内不会实现。”[27]不可否认的是，虚拟国际化难以代替以物理流动为主的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形式，但随着技术进步与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虚拟国际化将丰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正如乌尔里希·泰希勒（Ulrich Teichler）所说：“虽然体验式学习必不可少，但在常态化的课堂教学中，许多要素并不一定要依赖于物理流动的国际化。进入后疫情时期，信息和通信技术应起到加强国际合作和意见交流的重要作用。”[28]
（三）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已具备重要的现实条件与坚实基础
从虚拟国际化实现的可能性来看，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高等教育在教育数字化、智慧教育等方面已具备重要的现实条件与相对成熟的理论探索，这些新发展为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推进奠定了牢固的根基。目前，我国高校内部支撑虚拟国际化的智慧学习环境基本形成，基础设施逐步普及。据统计显示，中国高校互联网接入率达100%，近80%的高校实现了无线网络全覆盖，网络多媒体教室占全国高校教室总数的比例超过60%，智慧校园建设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率接近90%。[29]
慕课（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是虚拟国际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设计的初始目的即为了超越现实区域性而达到更具国际性的合作空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慕课就已经在中国高校中普遍流行并被广泛地运用于教学实践中。2013年，清华大学建立了第一个中文慕课平台——“学堂在线”。此后，网易云课堂与“爱课程”网合作推出了中国大学慕课平台，全国高校都可通过此平台进行课程建设与应用，一大批高校的优质课程得以在该网站上免费获取。截至2024年1月，我国慕课已上线超过7.68万门，不仅服务了国内12.77亿人次的学习，还通过“慕课出海”行动走出国门，推出10个全球融合式证书项目，学习者近2 540万人次，为世界高等教育做出了中国贡献。[30]
通过慕课平台，我国显著地提升了在线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当前，中国高校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国家高等教育智慧平台覆盖16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高校有4.28%的慕课在境外平台实现开放共享，中国还向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捐赠了100多门课程。在虚拟国际化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发起并成立了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开展了50余场全球在线教育交流，推出全球公开课，与11个国家的13所世界著名大学实现了学分互认。[31]慕课平台的建设与成功推广是我国虚拟国际化进程中的重大成就，充分显示出中国高校在网络信息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广大高校师生的信息素养不断提高，虚拟国际化合作项目稳步推进，开放程度持续提升。以上种种皆可证明我国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已初具规模，且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做好了准备。
三、我国推进高等教育
虚拟国际化的现实困境
中国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正处于崛起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数字化环境、教育治理、教学设施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虚拟国际化”这一概念最初是在西方语境下提出的，我国学者对其的认识和研究还不够深刻，所以当前我国推进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还存在以下现实困境。
（一）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认识亟待转变
观念与认识会影响人们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人们对虚拟国际化的认识程度将直接决定虚拟国际化的未来走向，因此，建立对虚拟国际化的正确认识尤为重要。由于虚拟国际化的概念来源于西方，且出现时间较短，我国对其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尽管虚拟国际化在2017年才被首次以较为全面的概念和框架提出，但在此之前，远程教育、开放教育、在线教育等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实施国际化教学的模式早已有之，人们真正意识到虚拟国际化的重要性则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暴发之后。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人们对虚拟国际化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中国香港学者莫家豪认为，线上教育、远程教育是国际化的新形式，但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催生了“数字鸿沟”；阿特巴赫也指出，虚拟国际化是适用于疫情期间的特殊高等教育国际化方式，在恢复正常国际交流之后，虚拟国际化将慢慢退出历史舞台。[35]还有一些研究指出，在线教学等虚拟国际化的形式难以满足高质量教育需求，学生缺乏跨文化互动、教师信息技术水平不足、基础设施配备不够完善等都是虚拟国际化的“硬伤”，选择线上教学是“不得已而为之”。[36]诚然，虚拟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疫情有巨大联系，但疫情只是虚拟国际化大规模发展的催化剂，而并非决定性因素；基础设施不完善，学生、教师信息素养不足等问题也可以通过加大经费投入和提供专门的数字化培训等方式解决。因此，当全球各国重新恢复线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物理流动时，虚拟国际化也同样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补充，且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巨大作用，它虽然无法完全替代现实层面的人员流动和跨境教育，但其丰富了、充实了、发展了、提升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适应了数字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构建成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的要件之一。由此可见，我国对于虚拟国际化尚存在理念上的不足，对其认识亟待转变。
首先，近年来，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元宇宙、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量子传送等新兴技术层出不穷，数字化蔚然成风，成为世界经济新一轮发展和复苏的动力与引擎。[37]虽然数字化产品发展迅猛，但其应用的主要领域仅限于科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尚未享受到高精尖技术带来的数字红利，对网络信息技术的使用仍然停留在上网课、举行网络会议等传统在线学习形式，未挖掘出将新兴技术运用于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新模式、新思路、新方法。
其次，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方面的数字资源亟待丰富优化。虽然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及中国大学生慕课平台汇集了大量优质资源，为促进教育公平和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质量提供了有效支持，但数字资源的供给与社会对高质量的教育国际化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差距，具体表现在：数字资源的内容和种类不够丰富，缺少面向不同类型学习者的个性化优质资源，与学科门类相匹配的辅助性资源以及各种实用工具等应用型资源；数字资源使用不够便捷，未完全考虑到用户习惯，缺少实时互动、个性化推送等实用功能；数字资源库建设有待完善，尚未形成合理的资源供给激励机制、遴选机制和退出机制。
数字资源在形式、内容、种类及用户体验等方面的欠缺反映出我国虽有丰富的数字化资源，但还未全面应用于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发展中。未来，将高等教育数字化的丰富资源转换为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数字红利将是努力的方向。
（三）高等教育数字化政策制度未能全面落实到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领域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等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信息化全面赋能教育，“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38]。2021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积极推动“互联网+教育”，指导全国高校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营造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教育教学环境，促进信息技术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应用。[39]教育部高教司的工作重点包括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加快完善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体系、提升数字化应用能力等。[40]虽然国家多次强调高等教育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性，但目前政策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参与高等教育的主体尚未将政策的理念转换为现实的实践，国内高校对数字化技术的利用较为局限。虽然已有高校在高等教育数字化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但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高等教育数字化向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方面的延伸还较少，从数字化技术的使用深度与广度来说都未能达到政策要求。
从高校层面看，课程项目缺乏组织计划性、学生跨文化和协作学习的实践经验不足、教师缺少信息技术培训等问题都是导致高等教育数字化政策制度未能延伸到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领域的原因。首先，虚拟国际化课程尚处于开发和探索阶段，可供参考的案例较少，且大多为国外课程的移植，在我国语境下容易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其次，由于文化差异和地理距离，学生参与虚拟国际课程时易产生畏难情绪和抵触心理，网络的卡顿或延时消磨了学生的耐心和时间；再次，大多数教师之前并未接触过虚拟国际化课程，且学校也未安排相关的在职培训，因此教师在操作信息设备和把握课堂内容时会遇到相当大的挑战。
国家政策虽给出了方向性指导，但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相关制度尚未落实。目前我国已有数字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和制度，但更多停留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等相对普遍的层面，未能针对虚拟国际化领域进行制度保障，政策构想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鸿沟。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政策应着力解决具象化难题，不断弥合制度与现实的差距，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现实利益。
（四）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话语权仍然被西方所主导
当前国际高等教育格局呈现“中心—边缘”的局势。阿特巴赫提出的高等教育依附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处于高等教育的中心、控制与领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高等教育的边缘、弱势与从属地位。[41]同样，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处于世界高等教育和知识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掌握着国际化发展的自主权；处于边缘或半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则以被动内向型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主。“虚拟国际化”这一概念在疫情暴发前就由西方国家率先提出，因此目前我国对于虚拟国际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如西方国家，主要停留在对西方国家理论和实践的借鉴与引用层面，尚未构建起本土化、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
学术和高等教育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将持续存在，但这种等级化的金字塔结构并非固若金汤，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疫情的暴发给高等教育全球竞争带来更多的变数，处在边缘、半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正不断努力扭转西方国家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垄断局面，不断提升自身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吸引力。阿特巴赫和汉斯·德维特（Hans de Wit）指出，眼下留学目的地已经逐渐从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转向亚洲和中东地区，“首选的留学目的地”可能会发生变化，美国作为首选留学目的地的地位可能会下降。西蒙·马金森指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高等教育从疫情中恢复的速度不如日本、中国和韩国，一部分西方国家的学生“流量”将转向东亚，且其中某些变化将是永久性的。[42]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补充，虚拟国际化同样面临着国家实力改变带来的冲击与洗牌。
我国一直努力打破以西方为主的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话语体系，但鉴于目前国际高等教育格局仍由欧美国家为主导，且发达国家在虚拟国际化领域的话语统筹、话语生成、话语传播、话语搜集与整理等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强，相比之下，我国在虚拟国际化领域的话语权还较为薄弱。在推进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进程中，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全球秩序与全球格局上的差距。
四、我国推进高等教育
虚拟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虚拟国际化的发展有助于我国从国际高等教育格局的边缘走向中心，逐步增强我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的话语权。当前我国已经具备发展虚拟国际化的初步条件，但受理论与实践的制约，我国的虚拟国际化发展仍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推进。
（一）加快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认识转变
从国家层面来说，政策引导对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发展起到规范与推动的作用。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践行的是政府政策主导下高校实施的渐进式国际化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方式，虚拟国际化也应该坚持在政策引导下走出一条渐进式的发展道路。国家应给予虚拟国际化充分的关注和支持，用经费资助等手段鼓励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并加大对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推进力度，为虚拟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奠定基础；通过政府意志自上而下强调虚拟国际化的重要性，以重塑虚拟国际化教育观念、支持和扩大高校虚拟国际化实践、加强虚拟国际化合作等方式改变人们对虚拟国际化的狭隘认识，将推动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作为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补充。
从高校层面来看，随着高校自主性的增强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政府的治理和管理逐渐回归宏观上的法制建设、政策完善和行政调控，高校和市场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高校肩负着推动和实践中国特色的国际化发展策略与道路的重大使命。[43]高校须以实际行动引导公众改变对虚拟国际化不全面、不正确的观念，通过增强理论供给与战略举措证明虚拟国际化之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性。同时，高校应将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作为数字时代技术变革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主动适应虚拟国际化带来的变革，克服面临的问题，引领虚拟国际化与我国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现实相适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提升自身虚拟国际化观念意识，做出与虚拟国际化相关的战略规划。
技术进步是推动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对虚拟国际化方面的技术支持还有待加强，丰富的数字化资源未全面应用于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中。
国外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德国十分重视以数字技术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德国高校除了通过线上嘉宾讲座、研讨会以及数字化的学位课程等多种形式开展国际教学之外，还在多个欧洲国家建立学习中心，尝试构建国际数字教育网络，将数字化的学习方案与国外短期合作项目相结合，依托学习中心开展远程教学。此外，德国还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加速教育、科学和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进一步融合，以培养兼具数字素养的国际化人才。[44]欧盟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出“欧洲大学”的国际合作战略，加强数字教育合作，支持欧洲大学设立教育数字化学位，开设人工智能、数据分析、软件开发和网络安全等相关课程，同时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为学生打造沉浸式跨文化学习体验。[45]美国将打造混合学习空间作为促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技术之一，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通过建设灵活的学习空间来为学生营造混合学习体验。英国也主张将数字技术和实体空间结合起来，提高教与学的效率。[46]
我国应加快新技术、新设备、新环境与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深入交融，优化数字化教育平台建设，促进优质资源有效利用。从加强国家、区域和高校等各级各类数字化资源平台建设入手，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率，降低基础设施闲置率。优化虚拟平台的交互功能，实现优质资源个性化推送。调动多方力量合作共建优质数字化国际合作资源，推动平台贯通。引导高校从强调“为我所有”到强调“为我所用”，从广泛应用到深度应用，为虚拟国际化的需求者提供更便捷、更多元、更有效的高等教育资源。
（三）加强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制度供给
政策落实是完善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当前，我国与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相关的政策制度落地执行情况不佳，亟须落实有利于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发展的机制举措，加强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制度供给。
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在以数字化推动虚拟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较为强调数字资源的顶层设计。德国将2018年发布的《博洛尼亚数字化》（Bologna Digital）计划作为其在高等教育数字化合作领域行动的指南，提出要将应用数字化技术视为解决21世纪欧洲在开放高等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改革评估和学位认证以及促进国际化人才流动等方面问题的有效手段，以跨国、跨欧洲的视角开展数字时代的高等教育治理。[47]日本文部科学省理事会在《关于实施教育振兴的第十二次提案》中从数字化与国际化两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做出了部署与战略规划，指出应利用远程与在线教育拓宽学生的全球视野。美国教育部于2023年修订的《教育国际化战略：通过教育国际化与参与在全球获得成功》特别指出虚拟交换的方式能够提升学生的全球视野与跨文化理解力，还表示将把“万物互联”的理念融入高等教育国际化培养当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构建了支持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府政策与组织策略，推动了成员国内部及跨国在线数字化学习资格认证框架的确立。[48]欧盟的“里斯本战略”、“伊拉斯谟+”计划、公民数字能力框架等数字化战略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其数字化转型进程，促进了欧盟内部的教育交流与融合。世界银行发布的《引导高等教育的未来：成为面向所有人的有韧性的系统》重点强调了数字技术在增强高等教育系统适应能力方面的巨大潜力，并指出了人工智能在拓宽学生全球视野方面的创新意义。
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过程中，需不断完善政策供给，配套相关制度，重点包括人才培养制度、经费制度、科研制度等。在人才培养制度方面，要根据虚拟国际化的发展要求，建立相关技能框架，开发虚拟国际化素养测评工具，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全面提升师生乃至全民的虚拟国际化素养；在经费制度方面，加大虚拟国际化项目的经费投入，合理分配资金用途，不仅要优先资助发展潜力大、回报收益高的项目，也要注重对基础性、根本性项目的投资；在科研制度方面，鼓励科研人员参与虚拟国际化的研究，将科技前沿成果转化为可用于虚拟国际化的教育工具，加快产教融合，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四）加紧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话语构建
长期以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西方评价标准和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的追随和依附，学术独立性和自主性被严重削弱。但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注重独立创新意识，提出要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的角色观念逐渐从“追随者”转变为“引领者”。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从世界高等教育和知识体系的边缘向中心迈进，疫情更是加剧了国际高等教育格局的松动。但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目前仍是高等教育大国而非高等教育强国。在发展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过程中，我国应努力构建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在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领域掌握国际话语权和发展的自主权，通过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加快中国高等教育声音在国际上的传播，吸引更多国外受众来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在虚拟国际化方面的新发展，进而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新成就与新面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虚拟国际化发展的新模式与新选择，推动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与秩序的转变。
五、结语
虚拟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至今的新走向与新思路，作为国际化研究领域的新事物，虚拟国际化适应了技术变革背景下高等教育的新形势、新变化，具备独一无二的优势，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必然会遇到巨大困难和挑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受限、数字鸿沟加剧教育不公平、非正规课程泛滥等都是虚拟国际化需要直面和解决的问题[50]；而且，虽然虚拟国际化为各国提供了国际交流的新方式，但它始终不能取代传统物理意义上的国际交流，也未能改变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质。虚拟国际化为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思考，是对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补充。随着元宇宙、虚拟现实、云计算、ChatGPT等技术的介入，以及高等教育数字化国际化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今后有关虚拟国际化的研究不会仅仅停留于传统网课、视频会议等在线形式领域，虚拟国际化的相关研究必将更具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第2期51-61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原文下载
图文编辑：王心怡
责任编辑：罗雯瑶
审核人：杨雅婕
新媒体传播矩阵
您若喜欢，戳戳“分享”“点赞”或“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