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卉 傅宏|“双减”背景下，家长莫被制造焦虑的新闻“标题党”带节奏

新闻报道对幼儿园家长教育

焦虑的影响：

“双减”政策的缓冲作用

作者简介

孙卉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讲师

傅宏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为探讨新闻报道和“双减”政策对于幼儿园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线上取样和线下取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432名幼儿园家长为研究对象开展两项研究：研究1研究新闻报道对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同时关注儿童所在幼儿园年级和家长角色的作用；研究2研究“双减”政策对幼儿园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相关新闻报道的影响下，幼儿园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要高于没有新闻报道影响的家长；随着儿童年龄（幼儿园年级）的增长，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逐渐提升；家长中，母亲的教育焦虑水平最高，父亲次之，祖辈的教育焦虑水平相对较低。此外，“双减”政策颁布以后，幼儿园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有了显著的下降，说明“双减”政策对幼儿园家长的教育焦虑有一定的缓冲作用。要有效缓解幼儿园家长的教育焦虑，离不开教育主管部门、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新闻媒体及家长自身的多方努力。

关键词

新闻报道；“双减”政策；幼儿园家长；教育焦虑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阶层流动‘内卷化’与社会焦虑研究”（项目编号：21ASH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录速览

一、问题提出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四、讨论

一、问题提出

2018年，智课教育联合新浪教育发布的《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为67点，整体处于“比较焦虑”的状态，其中68%受调查中国家长表示为孩子的教育感到焦虑，而家长最焦虑的年龄段主要集中于学龄前和小学阶段。

有学者基于心理学领域中“焦虑症”的概念，将家长的教育焦虑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教育落后”的恐慌，即担心子女在学习机会和学习成绩上落后于他人；二是对“教育重负”的压力，即因子女过重的学业负担而感到较大的压力；三是对“教育无用”的担忧，即担心当前的教育不能满足子女今后生活的需要。[1]总的来说，家长的教育焦虑就是由家长对子女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紧张、恐慌、烦恼等一系列消极心理与行为的综合。

在现实生活中，家长的教育焦虑体现在众多方面，例如对缺乏高质量教育机会的焦虑[2]、对子女学业成绩不及他人的焦虑[3]、对家长无暇参加家校互动以至于影响子女发展的焦虑[4]等。并且，这种家长对子女的教育焦虑是普遍存在的：以往的研究认为，这种焦虑主要存在于城市中产家庭中。[5]但近期也有学者指出，这种焦虑已经蔓延到了农村地区，农村父母迫切地希望子女通过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而实现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改变，进而造成了农村家长的教育焦虑，其主要的表现包括为盲目扩大子女的课外教育投入、过度干涉子女的教育出路选择等。[6]

家长的教育焦虑受到宏观和微观两重因素的影响。就宏观层面而言：一方面，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大中小学乃至幼儿园都被有意或无意地分成了“三六九等”[7]，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存在的这种“重点学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人才紧缺的问题，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8]。这就使得家长对于优质教育资源更加渴求，进而当不能或不确定能否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时而感到焦虑。[9]另一方面，阶层分化也是造成家长教育焦虑的重要因素之一。陆学艺指出，当前以职业和经济水平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分化模式取代了以往以户籍、政治身份为依据的阶层分化机制，而受教育的程度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职业发展和经济收入。[10]正是由于教育与阶层分化之间的关系，家长（尤其是中产家庭的家长）焦虑子女由于受教育的程度和质量不足，而在阶层分化中处于不利位置，甚至出现阶层的滑落。[11]

就微观层面而言：儿童的学业负担亦是造成家长教育焦虑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儿童课业负担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家长倾向于选择“密集型”教养方式。[12]这是一种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和高控制度的“三高式”家庭教养方式，Cline和Fay[13]将这种教养方式形象地形容为“直升机式教养”，即父母如同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头顶，以便随时观察、监督、参与孩子的生活和学习。Lythcott-Haims指出，这种密集型的教养方式不仅不利于儿童的发展，也会让家长始终处于焦虑和疲惫之中。[14]当前，这种学业上的压力已经从中小学生群体下沉到学龄前儿童群体，学业上的负担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龄前儿童的心理压力[15]，也使得“直升机式教养”“鸡娃”等行为在学龄前儿童家长群体中流行开来，焦虑情绪也在该群体中日益蔓延[16]。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指出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网络信息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家长的教育焦虑。[17]在新闻报道的传播过程中，新闻媒体对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报道会深刻影响读者的认知，无论是家（家长）园（幼儿园）关系领域的研究[18]，还是医患关系领域的研究都印证了这一点。[19]但是，对于新闻报道究竟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家长的教育焦虑的问题，尚缺乏明确的实证研究，这也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为了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更为了减轻中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的学业负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21年7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后文简称“双减”政策），其指导思想中就明确指出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这一被称为“史上最严”减负政策的文件在作业量、学校课后服务、校外培训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范。特别是对于校外培训的严格管理，从理论上来说能够有效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但对该问题，家长的反应却各不相同：有些家长觉得“松了口气”，不用再被裹挟着让子女参加各类校外培训；也有家长表示担忧，他们既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辅导子女的课后学习，也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承担昂贵的“私教服务”，因此对子女的教育更加焦虑。[20]如上文《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所述，家长最焦虑的年龄段主要集中于学龄前和小学阶段，那么对于幼儿园家长而言，“双减”政策能否有效缓解他们的教育焦虑？这是本研究所关注的另一问题。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利用线下取样和线上取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研究对象，请家长按照问卷指导语的要求，认真阅读相关材料并填写问卷。具体操作流程详见后文“研究设计与研究流程”部分。

本研究共发放研究材料和问卷453份，回收有效问卷432份。其中，小班儿童的家长101人，中班儿童的家长110人，大班儿童的家长221人；儿童的父亲108人、母亲257人、祖辈67人（另有部分受测者不是儿童的父母或祖辈，例如儿童的姐姐、儿童家庭的住家阿姨等，考虑到这部分受测者较少，且他们并非儿童的监护人，故未将该部分受测者的问卷纳入有效问卷范畴）。研究对象年龄分布在23~65岁之间，平均年龄40.08±11.23岁。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研究对象中，小班和中班的所有家长以及111名大班家长的数据于2020年9月—2021年1月期间收集（该部分数据为研究1的数据），即“双减”政策颁布之前；另外110名大班家长的数据于2021年8月—9月间收集（该部分数据为研究2的部分数据），即“双减”政策颁布之后，从而与先前收集的大班家长数据形成对照，用于研究“双减”政策对于缓解幼儿园家长教育焦虑的作用。这110名家长未参加过2020年9月—2021年1月（该期间，他们的子女正处于幼儿园中班阶段）期间的数据收集。

（二）研究材料

1.新闻报道材料

本研究中使用的新闻报道材料有两个，一个来源于人民日报评论的官方微博“@人民日报评论”，另一个来自搜狐网。前者援引一位退休教授撰写的有关“幼升小”的文章，指出很多幼儿园家长为孩子提前布局“超前教育”；后者基于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指出，四成以上的孩子今后上不了普通高中，所以很多家长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为孩子的教育“早做打算”。

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普适性，本研究对新闻报道材料的内容做了调整，删除了具有明显地域标识的内容，以确保研究材料对不同地区的家长具有相同的作用。例如“@人民日报评论”的新闻报道材料中，主要针对的是上海地区“幼升小”的情况，研究过程中将有关“上海”的标识和文字进行了删除。同时，为了提高研究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研究材料中保留了网络媒体的名称和在线评论发布者的头像、昵称等信息。

2.“双减”政策材料

为确保受测家长知晓“双减”政策，在2021年8月收集大班家长数据时，请受测家长阅读有关“双减”政策的报道材料。该材料来源于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社”于2021年7月24日发布的一条微博，该条微博介绍了“双减”政策的颁布，并着重强调“双减”政策规定“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

3.家长教育焦虑问卷

目前，仅有个别硕士学位论文中编制了家长教育焦虑问卷，尚无权威的、经过大规模验证的相关问卷可以使用。甚至有学者指出，当前对于家长教育焦虑的测量还十分粗糙，研究者们仅按照自己的研究需要，对家长教育焦虑进行了维度的划分。[21]因此，本研究首先参考不同学者的观点，对家长教育焦虑的内容进行整合：蒋庆荣[22]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将幼小衔接阶段家长的教育焦虑总结为学习成效、学校适应和家长比较三个方面；何敏琪和何进军[23]基于对前人研究的梳理，将家长的教育焦虑概括为家长对学习成绩、学习方法、课外辅导、学习兴趣、考试焦虑、朋辈比较等方面的焦虑；吴信英[24]认为，家长的教育焦虑主要表现为对子女的学习成绩、就业前景、人生前途等方面的过度敏感。

基于以上研究的内容，经过课题组的讨论，并结合前期在幼儿园家长群体中开展的小规模调查，本研究将家长的教育焦虑聚焦于教育资源、学习成绩、学习方法、课外辅导、学习兴趣、朋辈比较、升学机会、学校适应、人生前途等九个方面，每个方面均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的方法，其中“1”表示“非常不焦虑”，“2”表示“不焦虑”，“3”表示“介乎焦虑与不焦虑之间”，“4”表示“焦虑”，“5”表示“非常焦虑”，九个方面的得分相加即表示家长的教育焦虑程度，相加总分越高表示教育焦虑程度越高。问卷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1，各因子与总分间的相关系数在0.78～0.92之间。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流程

本研究本质上是由两个研究设计构成，研究1关注的是新闻报道对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同时关注儿童所在幼儿园年级和家长角色的作用；研究2进一步关注“双减”政策对幼儿园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

1.研究1的设计与研究流程

研究1是一个2×3×3的被试间设计，在考察新闻报道对幼儿园家长教育焦虑影响的同时，关注儿童年龄和家长角色的作用。具体而言，自变量分别是是否阅读新闻报道（是、否）、儿童年龄（小班、中班、大班）和家长角色（父亲、母亲、祖辈），因变量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焦虑水平，即受测家长填写家长教育焦虑问卷的得分。如前文所述，该阶段研究于2020年9月—2021年1月期间（即“双减”政策颁布之前）开展，涉及小班和中班的所有家长以及111名大班家长，合计322名幼儿园家长。

正式研究开始后，利用幼儿园家长会或家长学校的机会，首先向家长介绍研究的具体要求。然后，向家长发放研究材料，其中约一半（n=159）的研究材料中仅包含家长教育焦虑问卷，另一半（n=163）的研究材料中，在家长教育焦虑问卷之前，呈现了前文所述的新闻报道截图，两个新闻报道的截图并排排列。为避免顺序效应的影响，其中约一半（n=83）的材料中，人民日报评论官方微博的报道排在左边，搜狐网的报道排在右边；另一半（n=80）材料中，人民日报评论官方微博的报道排在右边，搜狐网的报道排在左边。

在问卷填写的指导语中，对于不涉及新闻报道的受测者，要求其按照自己的真实体验和自家孩子的真实情况填写家长教育焦虑问卷；对于涉及新闻报道的受测者，要求其首先仔细阅读新闻报道的截图，结合阅读后的体验以及自己的真实感受填写家长教育焦虑问卷。

考虑到参加家长会或家长学校时，家长坐得比较近，为避免家长之间相互影响以及不同材料之间的相互影响，发放问卷之前，研究团队一再向家长强调，问卷仅用于学术研究，不涉及个人隐私，家长无须填写个人和孩子的信息，所选答案也没有好坏对错之分，所以无须相互讨论。在填写的过程中，研究团队的多名成员也在家长中巡视，解答家长疑问的同时，提醒家长不要相互讨论。问卷当场填写并回收，最后向被试赠送小纪念品表示感谢。2.研究2的设计与研究流程

研究2是一个2×2的被试间设计，考察“双减”政策和新闻报道对幼儿园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自变量是“双减”政策的影响（政策颁布前、政策颁布后）、是否阅读新闻报道（是、否），因变量为研究对象的家长焦虑水平，即受测家长填写家长教育焦虑问卷的得分。

研究1发现，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也越高（详见后文“结果”部分），故研究团队于2021年8月—9月期间（即“双减”政策颁布之后）以大班儿童家长为代表，进一步测查110名2021年9月即将进入大班的幼儿的家长，使之与前一研究中的大班家长数据形成对照。研究过程与研究1一致。

所有材料中均包含有关“双减”政策的内容。即前文所述新华社官方微博的截图。此外，约一半（n=58）的材料中，除了有关“双减”政策的内容，还包含前一研究中同样的新闻报道截图。为避免顺序效应的影响，上述58份材料中，约一半（n=27）的材料中，人民日报评论官方微博的报道排在左边，搜狐网的报道排在右边；另一半（n=31）材料中，人民日报评论官方微博的报道排在右边，搜狐网的报道排在左边。同时，考虑到“双减”政策材料和新闻报道材料的顺序，上述58份材料中，一半（n=29）材料先呈现新闻报道材料，再呈现“双减”政策材料；另一半（n=29）材料，先呈现“双减”政策材料，再呈现新闻报道材料。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同质性检验结果

为保证各组研究对象是同质的，首先对其进行同质性检验。在研究1中，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作为同质性检验的指标，这是发展心理学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指标之一，被认为对儿童青少年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常以家庭收入、父母职业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25]

陆学艺[26]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家庭年收入分为5 000元以下、5 000~15 000元、15 000~30 000元、30 000~60 000元、60 000~100 000元和100 000元以上六个档次。考虑到近20年来家庭收入的变化，并参考相关研究的标准，将上述划分标准的两倍（即10 000元以下、10 000~30 000元、30 000~60 000元、60 000~120 000元、120 000~200 000元和200 000元以上六个档次）作为本研究中计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并由低到高进行1~6计分。此外，将父母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包括初中未毕业）、高中或中专、大学本科或大专、硕士或博士五个档次。将父母职业划分为：（1）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就业缺乏保障的工人、农民、失业、无业和半失业人员；（2）个体体力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和一般工人；（3）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幼儿园中小学一般教师；（4）中底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小学高级教师、大学一般教师；（5）最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大私营企业主及最高级的学者专家（大学教授等）五个档次。其中每个指标按档次由低到高进行1~5计分。以上五项指标得分相加，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分数。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研究1中各组之间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F=1.107，P=0.573），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研究1各组之间是同质的。

在研究2中，除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以家长类型（父亲、母亲或祖辈）、年龄为指标，确定研究对象的同质性。结果显示，各组研究对象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F=0.998，P=0.678）、家长类型（χ2=11.916，P=0.901）和年龄（F=1.344，P=0.381）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研究2各组之间是同质的。

（二）新闻报道、幼儿园年级和家长角色对教育焦虑的影响

研究1中，以是否阅读新闻报道、幼儿园年级和家长角色为自变量，家长教育焦虑问卷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个自变量的主效应均显著（F新闻报道=34.207，P新闻报道＜0.001，偏η2新闻报道=0.101；F关系=48.985，P关系＜0.001，偏η2关系=0.244；F年级=14.853，P年级＜0.001，偏η2年级=0.089）。此外，任意两个自变量或全部三个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0.05）。

具体结合图1和基于Bonferroni校正的简单效应检验可知：（1）新闻报道的影响表现为在多数情况下，当存在新闻报道的影响时，受测者的教育焦虑水平高于无新闻报道影响的受测者（P＜0.05），仅在小班母亲（P=0.287）、中班祖辈（P=0.087）和大班祖辈（P=0.755）群体中，新闻报道的作用不显著。（2）儿童年级的影响表现为随着年级的增长，家长焦虑的水平也逐渐提升，特别是当存在新闻报道影响时，大班与其他两个年级之间的差异尤为显著（P＜0.05）。（3）家长角色的影响表现为母亲最焦虑，父亲其次，祖辈的教育焦虑水平最低。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母亲的教育焦虑水平高于父亲，但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而祖辈与母亲的教育焦虑水平之间始终存在显著差异（P＜0.05）。同时祖辈与父亲的教育焦虑水平在多数情况下也存在显著差异（P＜0.05），仅在大班无新闻报道影响的情况下，两者的差异略高于显著性水平（P=0.065）。

（三）新闻报道和“双减”政策对教育焦虑的影响

研究2中，以是否阅读新闻报道、“双减”政策实施前后为自变量，家长教育焦虑问卷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个自变量的主效应均显著（F新闻报道=16.967，P新闻报道＜0.001，偏η2新闻报道=0.073；F“双减”政策=23.420，P“双减”政策＜0.001，偏η2“双减”政策=0.097）。此外，两个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交互作用=0.292，P交互作用=0.590，偏η2交互作用=0.001）。

具体结合图2和基于Bonferroni校正的简单效应检验可知：（1）无论有无新闻报道的影响，“双减”政策颁布以后，受测者的教育焦虑水平均显著低于“双减”颁布之前的受测者（均值差有新闻影响=3.196，P有新闻影响=0.002；均值差无新闻影响=3.999，P无新闻影响＜0.001）。（2）无论有无“双减”政策的影响，受新闻报道的影响，受测者的教育焦虑水平均显著高于不受新闻报道影响的受测者（均值差“双减”前=2.660，P“双减”前=0.012；均值差“双减”后前=3.464，P“双减”后=0.001）。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新闻报道、儿童年龄（或其所在幼儿园年级）以及家长角色对家长的教育焦虑有着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在相关新闻报道的影响下，幼儿园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要高于没有新闻报道影响的家长；随着儿童年龄（幼儿园年级）的增长，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逐渐提升；家长中，母亲的教育焦虑水平最高，父亲次之，祖辈的教育焦虑水平相对较低。此外，“双减”政策颁布以后，幼儿园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有了显著的下降，说明“双减”政策对幼儿园家长的教育焦虑有一定的缓冲作用。

（一）不同新闻报道引导下幼儿园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存在差异

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27]，所谓“拟态环境”指的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出的“象征性”的现实，一方面，这种现实经过了媒体的加工和改编，因而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客观环境，它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发生了偏离；但另一方面，这种“象征性”的现实也不是与客观现实完全割裂，它要以客观现实为基础，其与客观现实的偏离程度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新闻报道的读者以新闻媒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为媒介去了解客观现实，进而形成个人对于新闻事件的主观态度和认知。[28]因此，在不同新闻报道的条件下，幼儿园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出现差异也就不难理解了。

顾辉[29]指出，情绪的激发是媒体舆情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媒体更倾向于去报道那些能够引起公众普遍情绪的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在此背景下，“中产阶级教育鄙视链”“上海5岁‘学二代’最强简历曝光”等新闻报道层出不穷。在当前这样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一些自媒体把这样一些个案过度推论到社会总体，进而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促发非理性的群体情绪。在这种非理性情绪的渲染下，对教育的焦虑也就产生了。而且，这种媒体对读者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那些理性的读者，他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媒体传播信息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的传播环境下丧失他们原本的理性，其原有的观点会在参与群体传播的过程中被重新建构。[30]

正因为如此，《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也对新闻媒体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本研究发现，在新闻报道的影响下，幼儿园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更高。因此，新闻媒体应当如“双减”政策所要求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客观、真实、科学地对儿童早期教育和当前教育形势进行报道，切不可为了“博眼球”“博流量”而歪曲事实，制造焦虑。幼儿园、小学、早教机构和校外培训机构等在开展广告宣传的过程中也要避免出现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的问题。

（二）“双减”政策对幼儿园家长的教育焦虑存在缓冲作用

在《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被作为指导思想之一而明确提出，说明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情绪本身就是颁布“双减”政策目的之一。

具体而言，在学龄前儿童教育领域，“双减”政策明确要求：“要统筹做好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和普通高中学生的校外培训治理工作，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这一看似“一刀切”的做法，实则是缓解幼儿园家长教育焦虑的有效手段。黄瀚莹[31]指出，家长对校外培训的追捧很多都是跟风和盲从，是被裹挟着加入了“抢跑”。但杨小微[32]却不认为这是盲目跟风，而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决定，是由“剧场效应”而形成了一种社会竞争的“场域”。

但无论是“跟风”还是“理性决定”，其前提都是有部分家长选择“抢跑”，其他家长或是盲目地跟着一起“抢跑”，或是经过理性思考，认为也需要加入“抢跑”。其共同点都是“被动”，即家长并非主动选择“抢跑”，而是受到了他人的影响而被动选择“抢跑”。“双减”政策的上述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通过校外培训“抢跑”的路径，使得儿童可以在“校外培训”这一问题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

此外，家长对于子女教育的焦虑还体现在家长对自身工作和子女教育无法兼顾的焦虑[33]，例如“小学放学早，家长没时间接孩子”“学校教得少，还得靠父母”等声音在网络上被热议。而此次“双减”政策也从校内教学和课后服务等多方面入手，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减轻家长的负担，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对即将到来的小学教育的焦虑。

基于此，国家和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对包括“双减”政策在内的相关教育政策的落实进行有效的监督，确保这些政策能够落到实处，从而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三）儿童年龄（所在幼儿园年级）和家长角色对幼儿园家长的教育焦虑存在影响

本研究发现，随着儿童年龄（所在幼儿园年级）的增长，家长的焦虑水平也随之提升。这一方面与儿童在不同年龄段所涉及学习内容不同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到了大班和幼小衔接阶段，儿童会面临越来越多学业方面的任务。[34]有学者比较了中国、日本和美国家长幼儿入学准备观念的差异，结果发现，在幼小衔接阶段，与日、美两国家长更关注儿童的身体和运动发展、情绪和社会性发展不同，中国的幼儿园家长更关注儿童的学习、语言、认知等方面的发展。[35]如此一来，该阶段学习任务的增多自然是家长教育焦虑的来源之一。另一方面，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幼升小”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且不说“学区房”等问题给家长造成的压力和焦虑，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校选择的难题本身就是造成家长焦虑的重要来源。[36]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在家长角色方面，相比于父亲和祖辈，母亲的教育焦虑水平最高。该结果与前文所述的《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的调查结论是一致的，该报告针对3 205位70后到90后家长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81%的受访者认为母亲在子女教育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最多，65%的受访者认为母亲在子女教育中占主导作用，因此母亲的教育焦虑水平也高于父亲。该结果一方面与社会文化相关，例如与美国家庭相比，同处于东方文化中的中国和日本都存在类似的现象，即母亲更重视儿童入学前的准备，在时间和精力方面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更多。相应地，母亲对于子女的教育焦虑水平也更高，这与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观点或多或少地存在关联。[37]另一方面，从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点来看，女性相比男性也更容易出现焦虑情绪，甚至焦虑障碍。[38]

因此，作为家长，一方面要善于学习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改变不恰当的教养方式，正如前文所述，密集型的教养方式不仅不利于儿童的发展，也会让家长始终处于焦虑和疲惫之中；另一方面，也应当积极参与到家园、家校互动之中，由此了解儿童应当掌握的知识和行为习惯，做到对儿童成长“心中有数”，避免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而盲目地“内卷”和“鸡娃”，进而徒增自己的焦虑。此外，幼儿园、小学和校外培训机构在开展教育培训的同时，也应承担起家长教育的任务，向家长宣传科学的教育理念，及时了解家长在儿童教育方面的困惑和建议，把家长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建立有效的家园、家校协同沟通机制，引导家长与幼儿园和小学积极配合，共同做好儿童教育工作，从而缓解家长的压力和焦虑，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109-118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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